摘 要：基于文化传承主体视角，以桂中GZ仫佬族乡T村为个案，探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流出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田野调查资料表明，人口大量流出导致仫佬族文化保护的自然主体和文化主体处于缺场与逐渐消逝之中。只有实施就地城镇化战略吸引人口的回归才能解决仫佬族文化的主体性危机，即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充分挖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业、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小城镇建设以及在国家层面对落后民族地区加大转移支付与产业扶贫相结合等措施来实现。
关键词：仫佬族；文化传承发展；内生主体；人口流动；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化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实质上是一个“现代性的反思性”（吉登斯，2000：33）问题——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价值追求中遭遇不同程度的挑战。文化传承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为什么要保护、保护什么、谁来保护的问题。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文化具有客体性，其所指向的主体是人。因此，保护文化的主体是人。当前学界对文化保护的主体研究主要集中在：
一是旅游开发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保护主体。包括政府、企业以及民族文化的创造者和所有者（马晓京，2003）或以政府、文化依存群体、开发商与经营户群体为三大开发主体，学者及其他社会群体为补充（吴育标，陈方正，2009）。二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与整理的主体。石奕龙认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与整理工作应由专业人士完成（石奕龙，2005：99-104）。”三是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主体的类型。高兆明把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主体区分为自然主体和文化主体，自然主体是指一个“民族的自然生命规定性（诸如种族、肤色、形体乃至遗传基因等方面的具体规定），离开了这些具有自然生命规定特征的民族，民族文化本身就失去躯体与承载”。文化主体则是一个民族“借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乡音乡色等”（高兆明，2011：1-4）文化本质的内在规定性。以上学者的观点，基本上是立足于特定地域的某个少数民族文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文化保护主体的内容。其中，高兆明教授从哲学的高度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尽管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来自国家与其他诸民族的关心、尊重、帮助必不可少，但是，真正能够使特定少数民族文化富有生命活力、进而在生长的意义上保护此民族文化的，只能是此少数民族自身（高兆明，2011：1-4）。”从文化传承发展主体来看，少数民族青壮年人口是文化传承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大规模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同时，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流动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主体间的交流交往的过程。文化主体间的交流交往会推动文化的融合与变迁。因此，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必然会对流出地文化传承发展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基于文化传承主体视角，以桂中GZ仫佬族乡T村为个案，探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流出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GZ仫佬族乡位于广西柳州市西北部，隶属柳城县，与广西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交界。T村是GZ仫佬族乡大户村下一个自然屯，居住着仫佬、侗、苗、瑶等多个少数民族，全村有145户，人口五百多人，建村历史三百多年，有着古民居、祠堂、婆庙、依饭节等众多旅游资源，其中古民居有一百二十多间，是迄今为止柳州市发现的规模最大且保存完好的仫佬族围村之一。笔者于2017年到GZ仫佬族乡T村进行田野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涵盖村落人口、文化传承发展等。
二、人口流动对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流动对民族文化传承中坚力量的影响
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村落的状况相似，青壮年是仫佬族村寨的主体，年轻人接过老人们的经验、思想以及一些技能并加以创新，村寨仍会焕发勃勃生机。然而，2017年底，笔者到GZ仫佬族乡T村调查发现，村庄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比重已高达80%以上。整个村庄剩余的都是一些老人和孩子（也有一部分孩子跟随父母外出），“空心化”十分严重，因此原有的文化自觉已因为缺乏足够的内部主体支撑而后继乏力。据调查，地方政府虽然千方百计地发展经济，却未能改变绝大多数村民的境况，因此面对生存与文化的冲突，依然是生存高于文化，离开家乡外出求生成为众多仫佬族青年男女的自主选择（陈小玉，秦永芳，2017）。“其实我们也不愿去太远的地方打工，爸妈都老了，这几年身体又不怎么好，特别是我爸不时要到医院去看病，我们兄妹三个都在外面打工，根本照顾不来，如果附近有工做，比外面少千把块一个月，我也愿意啊”（村民LSR访谈）。
“大量青壮年在农村社区的长期不‘在场’，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体的失陷（吴重庆，2011：19-25）。”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同样呈现了“农村空心化”特征，“无主体熟人社会”特征影响了村寨原有的运作逻辑，使得村寨因失去“主体”而导致整个村庄系统的失衡，文化传承发展失去了其自然主体。迁移到城市谋生的仫佬族青壮年虽然以仫佬族身份体现出来的自然主体并未发生改变，但是文化本质上是人类与其外部世界互动的产物，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文化的孕育都是主体在特定场域中活动的结果。由于主体已经由原来的家乡场域迁移到了其谋生所在城市的场域，文化生产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因此即便是身份未变的自然主体已无法再去保护其原有文化的核心成分，即由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构成的文化主体已抽丝剥茧般慢慢离去。
（二）人口流动对民族文化内容的影响
1．本民族语言弱化。
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媒介。远离家乡到城市务工的年轻仫佬族村民为了能在城市适时找到工作并安顿下来，必须放弃原来的语言而使用普通话，这样才可能使自己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顺畅无阻，天长日久母语使用频率便逐渐降低。从笔者在T村调查的情况看，外出务工短暂回家的青年人表示在外省打工时无一例外地使用普通话，有些年轻人还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如在广东等地务工的学会了粤语。在区内的城市务工的除了以桂柳话为主要语言的柳州、桂林等城市，包括首府南宁及其他城市的也多使用普通话，不过，不少青年人也表示其实在桂柳等城市也经常使用普通话，因为在工作和生活中他们会经常遇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由此可见，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大量出现之后，仫佬族地区的语言使用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的同时，本民族母语的语言优势地位也呈弱化之势。从理论上说，语言使用的多样化对一个族群理解本土世界之外的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前提是本民族语言使用的代际传承，即本民族语言在与其他语言共同使用的过程中不能弱化乃至完全被其他语言所代替。然而调查状况十分地不乐观，仫佬族语言的传承面临着断层的风险，普通话或桂柳话极有可能取而代之而非共存，如此，非本民族语言所构建的文化自然就不是仫佬族文化的主体内容之一了，凝聚于语言文化中的仫佬族集体记忆将由于缺乏本民族文字而沦为“集体失忆”。
2．风俗习惯淡化与规范约制弱化。
仫佬族在其漫长的民族发展史中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习俗，集中体现在其丰富多彩的节庆仪式。仫佬族的节庆特别多，几乎每个月都有节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依饭节，依饭节充分体现了仫佬族的宗教信仰以及由此给人们带来的一种自然与人类连接的心灵体验和伦理道德及日常行为的规制，因此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传递又是促进仫佬族社会稳定和谐的助推器。风俗习惯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村落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对文化传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在城市务工的年轻仫佬人族由于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变将会逐渐改变自己原有的风俗习惯，即所谓的入乡随俗。他们的饮食习惯会慢慢地变得与当地一致；他们的婚姻将会由原来的媒妁之言转变为自由恋爱，婚礼又会由于工作、家庭或金钱等原因而一切从简；他们更没有时间参与家乡的诸多节庆习俗中。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在城市里或回到县城安了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极有可能从此便像断了线的风筝，成了家乡的过客，亦成为本民族文化意义上的“他者”。这一结果的发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取决于外出人口的数量及在城市安家的数量。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系列约制本民族人们行为的规范，风俗习惯的淡化也使得原有的规范在外出人口身上逐渐弱化，如果他们能很好地融入所在城市，则会接受新的规制，如果不能则有越轨之风险。
仫佬族是一个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因此其文化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口传、节庆习俗或歌唱等形式得以流传下来。如果这些形式都被破坏，意味着其文化亦会遭到破坏。相对于现代化对口传与歌唱的冲击，节庆习俗更有可能持久。随着村子与外界的接触日益频繁，走出村子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再关注一些诸如春节、依饭节等节日仪式背后的意义和内涵，很多的仪式和习俗自身已经仅仅成为一种形式在延续。
3．传统价值观的裂变。
价值观一般是通过一系列的符号系统来传递下来的，如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娱乐活动、艺术作品等。从仫佬族流传的诸多传说、习俗如凤凰图腾的起源、白马娘娘的故事、牛王诞的故事、拜祭花婆王的习俗等及一系列的祭祀仪式可判断，仫佬族人的价值观包含了崇老爱幼、勤劳节俭、重伦理道德轻物质享受、注重生态保护、敬畏神灵与生命等内涵，节奏明快、强弱对比鲜明、旋律清新流畅的仫佬族山歌则体现出仫佬族人民乐观向上的价值观。仫佬族年轻一代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家乡进入城市之后，渴望改变自身状况，有尽早融入城市生活的愿望，传统的价值观在新的环境下就逐渐发生了变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部分原有价值观弱化。由于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生发于熟人社会的以道德与习惯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制便逐渐失去其约束作用，原有的诸多正功能价值观遭到削弱。二是新旧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新旧价值观的冲突实质上是城市文明与乡土文化的冲突。例如现代文明的物质观、消费观与传统仫佬族勤俭节约的观念存在极大的冲突，崇尚智识型专家与经济上成功人士与传统仫佬族崇尚老人权威观念的冲突等。三是原有价值观无法施行而产生的困惑和痛苦。赡养父母抚养幼孩的伦理观根深蒂固，由于远离父母和孩子，而无法尽人伦而带来的困惑和痛苦，使外出的年轻人内疚而无法释怀。总之，外出务工的仫佬族年轻人的传统价值观将经历长时间的现代拷问，历经冲突、迷茫、痛苦等煎熬，从而弱化了传统社会规范与价值观的约束力。
三、就近就地就业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青壮年人口的流动对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村民并非因为对城市的向往而流向城市，根本原因在于留在当地城镇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农村一方面可耕种的土地很少，另一方面农业投入与产出比太低，为了生活只能外出务工。因此，依托中心村和附近小城镇通过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增加就业和收入、完善基础设施条件，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是留住青壮年人口、传承发展民族文化的关键所在。
（一）树立因地制宜、特色发展的理念，发展特色农业
特色农业就是将区域内独特的农业资源开发成区域内特有的名优产品，转化为特色商品的现代农业。国务院（2012）颁布的《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把创建现代农业示范区作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力图把示范区打造成现代农业排头兵和农业改革试验田，推动了不同层级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在全国范围的建立。根据自身的优势，围绕“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稳定”目标，GZ仫佬族乡自2012年以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加大力度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计划，逐步形成粮食、食用菌、香猪、山野葡萄、薄皮核桃、中草药六大特色农业的产业格局，同时建立了一个现代粮食示范区，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路子。在特色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推动产业规模化，更多、更好地吸引外出务工的农民回乡就业创业。
（二）充分挖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业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提出，要依托农村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资源，大力发展生态休闲农业，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为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指明了新方向。作为全国唯一的仫佬族乡和革命老区，GZ仫佬族乡拥有自身的优势资源。它既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如历史悠久极具民族特色的各种祭祀仪式及依饭节、开塘节等；也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如古廨巡检司遗址、滩头古民居、原始珍稀林博园、海山古遗址、华南最大最美的红枫林等。因此，通过大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和农业休闲观光产业来带动村域经济发展，吸引外出务工的村民回归村庄，实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与传承，成为GZ仫佬族乡十分紧迫的一件大事。
（三）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提升人们生活的舒适便利度，是吸引人们安家落户的重要因素。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形成一种推力，把人口往外推，因此要想把外出的人口拉回来，就必须把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好，让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一样的便利。经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多年努力，GZ仫佬族乡农村基本上实现村村通公路，水电皆已接通，宽带网络全覆盖，基础教育普及。但是一些公共设施明显薄弱，具体表现在：公共交通工具匮乏，村民出行极为不便；教学设备简陋，师资队伍不稳定；垃圾处理方式简单且不可持续；医疗设备简陋、医护人员数量少且医疗水平不高；公共娱乐设施、场地、人员匮乏等。总之，公共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是相当一部分外出务工的村民不愿意回归的因素之一，因此，改善上述公共基础设施存在的薄弱环节，逐渐缩小乡村与城市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才能真正使乡村具有吸引力，把外出务工人员“拉”回家乡。
（四）加强小城镇尤其是中心镇和特色镇建设
特色小镇是基于当地优势资源而形成特色产业，从而吸引人口、企业和资本的聚集，成为加快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突破口。发展特色产业才是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支撑动力，也才可能真正发挥小城镇“人口蓄水池”功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小城镇往往具有自身的优势。笔者所调研的GZ仫佬族乡所在的LM集镇，是柳州市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拥有丰富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同时，民俗文化资源、自然资源也十分丰富。LM集镇要实现吸引人口、资金和企业的集聚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在集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必须要有根本性的投入和改变；其次要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以吸引企业投资办厂和劳动力的回流。
（五）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并与产业扶贫相结合
从2000年起，中央财政专设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到2006年，支持的地区从民族地区扩展到非民族地区的贫困地区。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中共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应该说在国家政策与资金的倾斜与扶持下，民族地区与贫困落后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得到了根本改变，但是相对发达地区和城市发展而言，仍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民族地区尤其是乡村小镇在留住人才与吸引资金方面仍然处于尴尬状态。因此，中央财政一方面在加大对民族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的同时，要以项目扶持的方式进行产业扶贫。也就是说，国家要从政策、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税收等方面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支撑，从而进一步吸引外出人员返乡就业创业，最终增强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以本民族文化内生主体保护和传承本民族文化之目标。
在经历了“小城镇——大（中）城市——小城镇（特色）”的城市化路径之后，中国已逐渐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当前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双管齐下、同步推进，在实现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更使乡村得到良性发展。西部落后民族地区要想尽快推进城镇化并实现乡村振兴，吸引青壮年人口实现就近就地就业，必须大力改善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同时也做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准备工作，以吸引人财物汇聚。如此，在提高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和改善乡村落后面貌的同时，使少数民族文化拥有了保护与传承的主体，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便得以保障，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亦有了保证，从而使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陈小玉，秦永芳，2017．缺失与干预：民族地区文化自觉的实证研究－-－基于广西GZ仫佬族乡的调查[J]．广西民族研究，(3)．
[2]马晓京，2003．民族旅游商品化新论[C]∥民族文化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民族学学会、云南大学：民族文化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
[3]吴育标，陈方正，2009．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辩证关系及保护主体的选择[J]．贵州民族研究，(06)．石奕龙，2005．浅谈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若干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4]高兆明，2011．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0)．吴重庆，2011．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J]．读书，(1)．
[5][英]安东尼．吉登斯，2000．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腾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