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民族地区乡村“三生空间”的相互作用，形构出乡村多种功能的空间并存。然而，区隔乡村“三生空间”、脱嵌乡村“多种功能”，成为当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然之境，导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未能输入与乡村全面振兴所需的匹配性人才。事实上，破解“空心村”困境、拓展基于“三生空间”的乡村功能、无缝对接农民主体能力与乡村发展功能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战略目标、价值指向、策略优化。因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需基于乡村农业生产功能的消解，培育有农业情怀的“田秀才”；基于乡村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培育有乡土情结的“乡创客”；基于乡村生态保育功能的虚化，培育有绿色发展理念的“土专家”；基于乡村文化传承功能的退化，培育有文化自信的“乡村工匠”；沿循“资源识别—功能甄别—功能协调”路径，培育能全面振兴乡村的“双创新农人”。
关键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乡村振兴；三生空间
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在于“全面”，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领域的全覆盖，民族和非民族地区的全覆盖，城市和乡村人口的全覆盖。在此意义上，没有民族地区乡村人口的小康，遑论中国的全面小康。然而，我国民族地区乡村面临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双重任务，面临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突出矛盾。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为促进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绿所作出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谋划，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够有效缓解中国“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1]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决定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成败。[2]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所具有的“民族性”，使其能够真正面向民族地区，充分观照民族地区人的特殊需求。[3]由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应基于民族及区域特色，着眼、聚焦到“人”，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然而，进城务工消解着农民与土地的天然联系，促使民族地区农民身心在乡村“三生空间”中区隔，导致乡村功能弱化。已有研究仅仅从乡村地域系统切入探讨乡村系统振兴，并未真正解决乡村振兴中“人”的核心问题，民族地区村落主体空心化、乡村产业主体空心化、乡村文化传承主体空心化的“三空”现象仍未能去除。因此，本文运用乡村多功能理论，试图厘清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逻辑主线和内容框架，明确现阶段以及未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实践路向，为如何优化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培育乡村振兴人才策略提供实践参考和理论支撑。
一、新时代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逻辑起点
乡村振兴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乡村转型发展、乡村空间重构、乡村功能提升的系统过程。[4]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需依托乡村“三生”空间中的自然资源、市场资源和文化资源，以及依靠乡村“三生”空间资源禀赋衍生的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然而，区隔乡村“三生空间”、脱嵌乡村“多种功能”，是当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然之境，成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未能输入与乡村全面振兴所需的匹配性人才的要因。
（一）区隔乡村“三生空间”：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然偏离
民族地区乡村空间是由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镶嵌构成的空间组合。乡村振兴吸引土地、人才、技术、产业和资本等要素集聚，使得乡村生产、生态、文化功能开始显现，乡村“三生”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生活空间）逐渐向消费空间演变，乡村逐渐成为文化教育、旅游观光和休闲娱乐场所。这意味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应基于民族地区乡村“三生”空间中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重组专业群。然而，民族地区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三生”空间的关联度较低。如云南怒江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专业设置上，与第一产业相关的专业和当地大力发展的地方特色农业关联性较低；与第三产业相关的专业和当地需要大力发展的农村电子商务、民族文化旅游等新型产业的关联度不高；[5]从目前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中职学校开设的专业来看，与边境民族地区乡村“三生”空间脱节：具有地域优势的农产品开发与加工等专业未设置，对应第三产业的专业与乡村优势特色产业实际需求匹配度不足，能够促进边境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专业偏少，具有地域优势的中药材等相关专业未开设等。[6]
正是由于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乡村“三生空间”区隔，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未能充分输入与乡村发展所需的匹配性人才，少数民族群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低：对云南怒江州职业教育生存境况进行调研发现，有82.85%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去读高中，仅有7.95%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去读中职学校，这个数字甚至低于希望孩子打工的比例（8.79%）；[5]58遵义市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中职意愿调查表明，有50%家长坚决不让孩子上职高，认为能找份好工作的比例不到10%。[7]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读职业教育，一定程度引发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内卷化”，形成相对固定化的内部发展困境及难以走出的内部性障碍，从而导致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因招生困境而难以有效服务乡村人才振兴。
（二）脱嵌乡村“多种功能”：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然缺憾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我国乡村发展经历了由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的转型，乡村功能逐渐演变为多元化功能，即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8]乡村多功能理论强调立足乡村地域自身资源禀赋，基于不同地域功能差异采取差别化乡村发展策略。[9]这就意味着民族地区乡村功能是由地方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所决定。因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不仅要重视农业生产的多功能性和土地的生态服务功能，更要培养出能够识别乡村区位优势与劣势、甄别乡村资源禀赋和协调乡村功能的人才，从而通过“对症下药”的方式，采取适切的乡村发展策略。
然而在实践中，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抽离出彼此互动的乡村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割断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多种功能的有机联系。由此，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上陷入“自我想象”的内卷怪圈中，想当然地把职业农民培育的重点放在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能力和农业管理能力上，却没有从整体上提升农民乡村资源的识别能力、乡村功能的甄别能力、乡村多功能协调的整合能力和乡村发展类型的规划能力等。当前，面对民族地区农业风险高、营商环境弱等乡村振兴困境，倘若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所培养的职业农民欠缺乡村资源识别、乡村功能甄别、乡村功能协调和乡村发展类型定位等能力，那么民族地区乡村功能将难以获得拓展，乡村全面振兴只能成为遥不可及的愿景。
二、新时代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理论逻辑
民族地区乡村“三生空间”的相互作用所带来的乡村多功能的合理配置，不仅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路径选择的依据。通过培育与乡村多种功能对接的人才，能够破解民族地区“空心村”困境，发挥乡村多种功能，定位乡村发展类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一）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战略目标：破解“空心村”困境
近年来，受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外源性因素与农业资源、区位条件、生态环境等内源性因素的相互作用，民族地区乡村“空心化”现象凸显，乡村全面振兴受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乡村人口空心化，土地资源抛荒，浪费现象严重。受内在地理区位、科技水平、教育水准等推力与外在户籍制度、农村经济制度等拉力的相互作用，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大量农村耕地抛荒，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其二，乡村人力资源空心化，乡村发展农民主体缺位。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经商，留守人口多为老弱妇幼，导致村村通工程建设、农田水利建设、防汛抗灾等难以集中人力完成；其三，村治主体空心化，乡村文化传承受阻。民族地区村民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维系着民族共同的血缘，无形中孕育一种带有“互助、内聚”等属性的自治文化。[10]然而，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乡土情结淡薄，缺乏对乡村文化的认知、保护和传承意识，对于政府主导的只注重特色建筑的“面子”、忽视原住居民生活特色的“里子”的特色村寨建设无感、无思、无语，使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保护和传承出现主体缺位现象。
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目的在于让当地农民过上美好生活。乡村是农民身心双重在场空间，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及其相关活动的生活场域。只有当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依靠者和受益者，才能形成乡村振兴的原动力，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因此，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我国乡村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必然要求、乡村得以振兴的现实必需。要坚持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就是要坚持农民是乡村振兴实践的参与主体、成果的享受主体和效果的评价主体。[11]为此，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阵地，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优先做好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培训，开展乡风文明、种养技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从而培育文化自信型农民、技术创新型农民、经营管理型农民，进而充分发挥农民在稳定乡村就业、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传承农耕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此发挥乡村多种功能和多种价值，提升空心村人力资本、促进空心村产业升级、实现空心村有效治理。
（二）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价值指向：拓展基于“三生空间”的乡村功能
民族地区乡村空间是由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镶嵌构成的空间组合，各空间虽不存在地域空间上的重叠，但其承载的乡村功能具有明显的空间“叠置性”。[12]首先，生产空间是乡村空间的基础，具有粮食、渔业、牧业和林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和提供除农业之外的其他服务能力，乡村生产空间集约高效，是乡村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丰富发展的物质基础。其次，生态空间是乡村空间的本底，具有为乡村主体提供生态产品、调节生态环境和致力生态服务的能力，乡村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是保障生态产品供给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再次，生活空间是乡村空间的保障，具有保障乡村主体的基本衣食住行和满足乡村主体交往需求的能力，生活空间宜居适度，是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纽带，是促进“三生空间”和谐建构的关键。最后，民族地区乡村“三生空间”的协调发展，使乡村生态功能、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创生出乡村文化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地区乡村空间相互作用，形构出乡村多种功能的空间并存。
乡村多功能是指乡村通过发挥自身潜能及其与其他系统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对自然界或人类发展有积极作用的综合特性，[13]包括农业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生态保育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是村域资源禀赋差异及社会需求多样性的综合体现。一方面，“三生空间”内的资源构成乡村振兴的内生系统，为乡村振兴提供发展基础；另一方面，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区域政策构成乡村振兴的外源系统，满足“三生空间”中的生产、生活、生态等多样化需求。民族地区乡村多功能拓展，不仅有助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摆脱对农业的过度依赖，优化乡村内部结构和功能，增强乡村发展弹性，而且能为巩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振兴民族地区乡村提供新的思路。这种基于“三生空间”拓展乡村功能的乡村振兴理路，需要切实从思维观念上意识到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人”的问题，坚定信念的“领路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视野开阔的“带头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本领高强的“职业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14]由此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提供了逻辑指向，即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能够真正面向民族地区，深度融入民族地区乡村，充分观照民族地区农民主体的特殊需求，使培育的“三种人才”能够精准甄别乡村发展所需的经济基础、市场条件、农业生产条件；能够准确认知和活态传承民族地区古村落、古民居、人居和谐、山水融合所形构的乡村农耕文化和特色村寨文化；能够科学定位乡村发展类型，规划乡村发展策略，主动立村、富村、强村。
（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策略优化：农民主体能力与乡村发展功能“无缝对接”
农民主体能力无缝对接乡村发展功能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策略优化。民族地区乡村功能的发挥需要地方职业院校培育的农民主体拥有与乡村功能对接的功能，而农民主体功能的组合构成了农民主体发挥乡村功能的能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终受益者是农民，因此，农民的福利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衡量指标。能力—福利理论强调，福利不是人们满足程度的主观感觉，而是很多功能或能力的集合。其中，功能是指一个人实际能够做什么或处于什么状态，能力是指一个人能够实现的各种功能的组合，这些功能组合由人们能够做到的一系列活动项目组成，而能力大小反映个人在这些组合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度，代表了一个人在不同生活中做出选择的自由。[15]因此，个人福利取决于个人能够实现的功能，而功能的实现要受个人能力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地区乡村的全面振兴，依靠乡村多种功能的充分发挥。要发挥乡村多种功能，就需要农民拥有与乡村发展功能对接的能力。因此，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不只是遵循“头痛医头”的现实逻辑，培育“田秀才”“乡创客”“土专家”“乡村工匠”，更要从乡村内部的“资源—功能—空间”切入，培育能够协调、增强、发挥乡村功能的“双创新农人”，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三、新时代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行动逻辑
新时代伴随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结构从经济和文化的两维转变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多维；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奢靡享受型消费向绿色健康型消费转变；乡村空间从传统的生产空间拓展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乡村“三生空间”的相互作用，促发乡村功能演变为多种功能。然而现实中，进城务工消解着农民与土地的天然联系，促使民族地区农民身心在“三生空间”中区隔，导致乡村功能弱化。在此现实境遇下，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基于各乡村功能的弱化培育当地农民，以增强乡村功能。
（一）基于乡村农业生产功能的消解，培育有农业情怀的“田秀才”
民族地区乡村多处于山区或牧区，拥有大面积耕地、田地和草原，为区域农民从事生产活动提供重要的生产空间，由此衍生出乡村农业生产功能。民族地区农业生产功能的发挥，事关民族地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强。要发挥民族地区乡村农业生产功能，就需要依靠广大热爱农业的生产性职业农民。然而，民族地区乡村生产经营比较分散，外部市场信息闭塞，导致农业经营模式趋同、经营内容单一，产生农产品供给不足与生产过剩交替、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等现象，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不得不选择离开乡村空间寻求城市生存空间。例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2006年至2016年间，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从65.4%降低到56.7%，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从7.9%降低到7.7%，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从26.7%增加到35.6%。[16]这一定程度导致民族地区乡村生产功能减弱。
具有农业情怀的“田秀才”是真正爱农业、懂农业，把农业视为致富的现代产业型农民，甘为新农村建设的“排头兵”，愿做探求现代农业之路的“拓荒人”，是增强民族地区乡村农业生产功能，推进民族地区乡村农业现代化，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民族地区职业院校需从两个方面培育有农业情怀的“田秀才”。一方面，加强与区域内、外龙头企业合作，发掘乡村特色农业生产功能，聚焦区域内特色农业发展潜力，放眼区域内、外部市场对民族地区特色农业产品需求动态，将所收集的信息纳入农民培育内容中，不断更新农民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经营理念，鼓励农民探究新型农业现代化的路子和法子。另一方面，指导农民掌握智能终端应用、农村电子商务、物联网等知识和技能，培育既懂农业又懂信息技术的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从而发挥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进而让农产品生产以质量与绿色并重，推进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实现特色农产品质量与价值齐升，让农业成为持续致富农民的现代产业。
（二）基于乡村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培育有乡土情结的“乡创客”
乡村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对缩小民族地区城乡差距、吸引农民返乡创业、维护乡村社会稳定、促进乡村民族团结具有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产生活风险逐渐增加，单纯依赖家庭和土地等生存的社会保障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于是农民谋取生活、就业和创业的空间由乡村延伸到城市。据统计，截至2016年，云南省农业户籍人口占比为89.06%，农村流动人口占比为77.60%，其中82.58%的农村人口选择流向城市，旨在脱离农村低收益的农业生产，寻求更好的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17]在新疆喀什地区，有84.2%的少数民族村民认为，与在家里从事生产活动相比，外出务工能使经济收入有近20%～40%的提升。[18]这一定程度体现了乡村社会功能的弱化。
为增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保障功能，当地职业院校培育有乡土情结的“乡创客”显得尤为重要。其一，宣传利用目前相关政府部门为乡村多功能演变制定的相关政策和划拨的专项资金，让受教育者意识到乡村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潜力。其二，帮助受教育者充分挖掘和协调民族地区乡村特有的休闲生活功能、生态调节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并向受教育者宣传这些特色功能是民族地区开发乡村休闲旅游的自然本底和文化特质，具有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从而增强受教育者对乡村文化的自信、眷恋和追忆，将其乡土情结转化为返乡创业的动力。其三，指导农民充分发掘在移动互联网新媒体销售和推广乡村产品的功能，传授利用新媒体营销乡村产品的策略，点燃乡村草根的创业热情，从而克服民族地区基于熟人社会建立的、供需信息不对称的小范围乡村市场的地缘与亲缘障碍，促进特色农产品和特色村寨文化的品牌打造，扩大销售渠道，带动当地村民脱贫致富。
（三）基于乡村生态保育功能的虚化，培育有绿色发展理念的“土专家”
民族地区乡村因地处偏远山区、牧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具有生态保育功能。然而，乡村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中不合理的生产、生活，破坏了生态环境，虚化了乡村生态保育功能。我国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户籍制度放松，释放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增强了民族地区农村人口对城市就业、生活的向往，导致对农资产品投入过度的随意性农业生产现象滋生，从而引发农作物农药化肥用量高、农膜残留量大，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土壤退化等生态问题。此外，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民乡村生活空间的扩展，不合理的生活排污挤压乡村生态空间，成为民族地区环境质量退化的主要因素之一。[19]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岩溶地区石漠化土地总面积为1007万公顷，而贵州、云南、广西3省（自治区）是土地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石漠化土地面积分别占全国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24.5%、23.4%、15.2%。[20]
为了协调民族地区乡村人地关系，充分发挥乡村生态保育功能，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开设乡村生态设计等专业，培育具有绿色发展理念的“土专家”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开设与生态农业相关的专业，提高农民对生态规律、生态伦理道德、生态法治规范等方面的认知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开发生态农业技术，使农民能够利用滴灌技术、测土施肥技术和无公害产品生产技术，以绿色生产维持乡村生态平衡。另一方面，指导农民发掘生态经济价值，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经济理念，帮助农民不断优化宜居田园生态产业链策略，培育农民具有深入挖掘和甄别乡村特色生态资源的能力、将乡村生态优势转换为发展生态产业优势的能力和打造宜居田园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的能力，提升农民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中的效益。
（四）基于乡村文化传承功能的退化，培育有文化自信的“乡村工匠”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传承功能的凸显，得益于乡村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形塑。如“依山傍水”“仰天靠地”的农耕生产是民族地区农耕文化历史追溯的“活化石”，形构出千姿百态的少数民族器物、文化古迹、民居建筑艺术、传统手工技艺等有形文化和历史悠久的民间风俗、政治组织、村规民约、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体育竞技、诗歌乐器和戏曲舞蹈等无形文化。然而，民族地区乡村空心化现象，导致乡村“三生”空间蕴含的“三生”功能被消解，有形民族文化和无形民族文化逐渐流失，部分民族民间工艺失传，民族器物难觅踪迹。这一定程度导致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传承功能的退化。
具有文化自信的“乡村工匠”是集技与道于一身的新型工程师，是美丽乡村建设的能工巧匠，是乡村文化传承和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培育各种类型的乡村工匠。其一，聚合当地政府和龙头企业的力量，努力协调“三生空间”功能，提炼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和乡村现代文化，让农民充分认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与乡村现代文化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引导农民在实践中自觉辨别乡村文化的正向价值，增强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其二，指导农民学会对表现在器物上的文化进行解码，通过品牌故事的方式发挥器物的叙事功能，凸显器物的人文性，提升消费者的可接受度，实现器物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其三，挖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承载的文化内涵，并将其文化内涵转化为知识，纳入与建筑、设计相关的专业中，引导农民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外观、造型、用材等设计和规划上坚持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融合、与文化旅游和农业特色产业的培育融合、与创建民族团结示范村融合、与新农村建设融合。
（五）沿循“资源识别—功能甄别—功能协调”路径，培育能全面振兴乡村的“双创新农人”
双创新农人是指具有一定农业知识，掌握社会发展新动态，能够利用乡村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市场环境、乡土文化等规划乡村建设，为乡村输入先进管理技术的知识青年、回流农民工、企业家、艺术家、专家学者等。双创新农人流入乡村，转变旧的生产生活方式，能够创新乡村发展方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作为培育乡村主体的重要力量，从乡村内部的“资源识别—功能甄别—功能协调”切入，采取“四步走”策略，培育全面振兴乡村的“双创新农人”。
第一，有效嵌入乡村不同区位，深入挖掘乡村区位优势，培育具有乡村资源禀赋识别能力的农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需搜索政治区位中的政策资源、经济区位中的经济资源和文化区位中的文化资源以及各类资源所内隐的政策信息、市场信息和文化信息，将搜索出来的信息转化为可供农民学习的政策知识、经济知识和文化知识，指导农民综合运用三类知识发掘乡村区位优势，提升农民乡村资源禀赋的识别能力，为指导农民甄别乡村功能奠定基础。
第二，引导农民甄别乡村功能，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指导农民基于乡村资源禀赋分析当前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难题及其原因，明确乡村主导功能、辅助功能和短板功能，具体分析各功能的具体表征以及乡村主导功能与辅助功能之间的合理配置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增强农民对当地产业、生态、乡土文化、民俗民居等资源的有机整合意识，提升农民对乡村内外部资源的统筹水平。
第三，指导农民在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融合的基础上，优化乡村“三生空间”布局，促进乡村“三生空间”和谐发展下的乡村多功能协调。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指导农民在优化生产空间布局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将生态成本纳入经济成本中，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指导农民在优化生活空间布局过程中，树立正确的绿色生产观和绿色消费观，全面衡量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关系；指导农民在优化生态空间布局过程中，遵循人们生活与生产的合理需求，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结合；指导农民深入分析区域产业为社会、经济和环境带来的影响，针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制定相关处理方案。
第四，基于民族地区乡村区位优势、乡村功能等发展基础和乡村“三生空间”的和谐发展要求，引导农民合理定位村庄发展类型。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利用信息技术开发智慧农民云平台，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培训方式，加强对双创新农人的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一方面，培育有农业情怀、乡土情结、绿色发展理念、文化自信以及有战略眼光、创新精神、理想信念、风险意识等优良品质的双创新农人；另一方面，引导双创新农人根据乡村人口变化、区位条件和发展趋势，将规模较大的中心村确定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将城市近郊区以及县城城关镇所在地村庄，确定为城郊融合类村庄；将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确定为特色保护类村庄，从而优化乡村“三生空间”，统筹民族地区乡村各类资源，厘清乡村发展思路，明确乡村振兴各项任务优先顺序，加快补齐乡村发展短板。
参考文献：
[1]王文龙.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应厘清五大问题[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2）：82-90.
[2]林克松，袁德梽.人才振兴：职业教育“1+N”融合行动模式探索[J].民族教育研究，2020,31（3）：16-20.
[3]朱德全，曾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向度[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9（6）：1-10.
[4]刘彦随.新时代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J].地理研究，2019,38（3）：461-466.
[5]刘苏荣.“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困境与出路——以云南省怒江州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19,40（15）：56-61.
[6]李丽，杨如安.乡村振兴背景下边境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困境与路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2（4）：111-119.
[7]邓博文，罗迎春.贵州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现状的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2014,35（12）：209-212.
[8]刘祖云，刘传俊.后生产主义乡村：乡村振兴的一个理论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18（5）：2-13.
[9]张利国，王占岐，魏超，等.基于村域多功能视角的乡村振兴策略－-－以鄂西郧阳山区为例[J].资源科学，2019,41（9）：1703-1713.
[10]李华胤.汉族与少数民族：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民族状况[J].东南学术，2016（2）：116-123.
[11]许伟.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探研[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6）：146-153.
[12]乔伟峰，戈大专，高金龙，等.江苏省乡村地域功能与振兴路径选择研究[J].地理研究，2019,38（3）：522-534.
[13]刘彦随，刘玉，陈玉福.中国地域多功能性评价及其决策机制[J].地理学报，2011,66（10）：1379-1389.
[14]高春华.用好“三种人才”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J].人民论坛，2019（28）：76-77.
[15]顾婷婷，严伟.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的乡村休闲旅游综合体的开发模式研究[J].生态经济，2014,30（4）：132-137.
[16]肖怡然，李治兵，董法尧.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研究[J].农业经济，2019（9）：69-71.
[17]朱要龙，刘培培.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分析——以云南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4（6）：66-74.
[18]祖力亚提·司马义，陈稔源，陈艳平.新疆喀什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就业调查研究——以叶城县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18（3）：14-25.
[19]杨园争.乡村振兴视角下美丽乡村建设的困境与突围——以H省为例[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6（3）：137-144.
[20]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中国·岩溶地区石漠化状况公报[EB/OL].（2018-12-14）[2021-02-06].HTTP：//WWW.FORESTRY.GOV.CN/MAIN/138/20181214/161609114737455.HTML.
The Logical Dire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Rural Talents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the New Era
ZENG Huan ZHU De-quan
Abstract：The interaction of rural“producing-living-ecological space”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has shaped a space with multiple functions in the new era. However,in the process of serving the rural talent revitalization,vocational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separates the rural“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and de-embeds the rural“multi-function”,resulting in the fail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to import talent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In fact,cultivating talent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at are connected with rural functions is the starting point to solving the dilemma of“hollow village”and the key point to developing rural functions and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areas.Therefore,basing on the weakening of rur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s,social security functions,ecological conservation functions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functions,cultivating farmers to love agriculture,love countryside,have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have cultural confidence is necessary. Besides,following the path of“resource identification,function identification,function coordination”,we should cultivate“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farmers”who can comprehensively revitalize the countryside.
Keyword：ethnic minority areas;vocational education;rural talents revitalization;“producting-living-ecological space”;
责任编辑：杨腾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