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普遍概念。“三农教育”目前虽然不是普遍概念，但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也很有必要成为普遍概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重视“三农”及其教育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实际，形成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基础性和指导性意义的丰富的农村教育、农民教育和农业教育思想及其成功教育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农教育”主要是争取和落实农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宣传革命思想和培养革命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三农教育”是全面开创史无前例的教育根本制度和崭新实践。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农教育”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镇化不断发展条件下，为实现小康目标，积极实施“普九”教育和农业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农教育”是在大力推进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基础上，积极推进城乡教育融合发展的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现代化。
关键词：三农教育；农村教育；农民教育；农业教育
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概念与客观事实，而“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独特的理论创造。“广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分别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存在问题的简称，狭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既是个新概念、新提法，又是看待和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视角、新框架。”[1]但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讲，“三农”问题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三农教育”虽然不是普遍概念，但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则无可置疑，也很有必要成为普遍概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重视“三农”及其教育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实际，积极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形成丰富的农民教育、农村教育和农业教育思想和成功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农教育”主要是争取和落实农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宣传革命思想和培养革命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三农教育”是全面开创史无前例的“三农教育”根本制度和崭新实践。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农教育”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镇化不断发展条件下，为实现小康目标，积极实施“普九”教育和农业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农教育”是在大力推进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基础上，积极推进城乡教育融合发展的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现代化。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形成的丰富“三农教育”思想和成功实践经验，对积极推进乡村及其教育振兴和城乡教育均衡、融合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都有重要意义。
一、“三农教育”的含义和历史演变
“三农教育”是既相互包含，又各有不同特点的农村教育、农民教育和农业教育的总称。农村教育含义较广，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扫盲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等。农村基础教育是对农村青少年儿童基础科学文化知识和基本品德、能力发展的教育，农村扫盲教育和成人教育则主要是对农民的教育，农村职业教育既有对农村学校初高中毕业生的工农业等职业知识和技术的教育，也有对农民的工农业等知识和技术的培训；对农村学校初高中毕业生的工农业等知识和技术的教育，既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就业教育，也有为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和输送优秀人才的教育。农民教育是对农民实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科学教育、扫盲教育和以科技为主要内容、以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科技文化素质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培训等。农业教育包含普通高等农业教育和初中高等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含高等农业专科教育、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农业中等专业教育和农业职业中学教育等）和对农村成人或农民的农业教育、培训等。[2]人类生存和发展永远离不开农业。人类先祖不仅首先要获取和生产维持生命的食品，而且为了后代的延续也要在生产生活中把获取和生产食品的经验、知识、技术传授给后代，或者教育后代学会获取和生产食品的经验、知识、技术。所以，从社会教育角度讲，农业教育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早产生发展和最基本、最重要的教育。但从学校教育角度说，农业教育只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古代城乡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是对极少数富人子弟的教育，主要是文化道德和政治教育，农业生产劳动和手工业、商业等所需的经验、知识和技术主要是在农业生产劳动和商品交换过程中通过长期积累、口耳相传、师徒相传进行，学校教育没有农民教育和农业教育。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工农业生产劳动中的广泛应用，要求工农业生产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因此，工农业教育就不断发展，成为近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当代农业教育既包括对农民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教育，又主要不是对农民的教育，高中等农业学历教育明显不是对农民的教育，对农民的农业教育主要是初级农业教育。农民不仅主要是从事种植养殖畜牧渔业的成年人，而且是生活在农村的成年人，或者按照以前的规定是具有农业户口的成年人。农村的未成年人和学龄儿童、在校青少年儿童不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研究、指导、领导农业生产和教育的干部、教师、科技人员等大都是非农村户口的人，而不是农民。
农村教育和农民教育随着社会变化引起的城乡概念的变化而变化。在农业社会，农村人或农民大部分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城乡二元结构中把生活在农村、具有农业户口的人都称为农民，在农村教育不普及，农村教育主要是培养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无数代农民的情况下，农村教育对农民的教育与对农民子女的教育的重要性是一致的。无论是对农民的教育还是对农民子女的教育都统称为对农民的教育或者农民教育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在农村教育不断普及的过程中，农村教育的主要对象并非现实的农民，而是对具有农业户口的农民子女或学龄少年儿童的教育。如果他们不受教育，未来的职业身份就基本还是农民。如果受到中小学教育，他们接受教育的核心目标、内容与城市教育基本一致。如果他们中一部分人上了大学成为工人、干部、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等就是具有城市户口的城市人。这些从农村走出去的人虽然为农村发展和家庭经济做出一定贡献，但主要是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为国家做出贡献。所以说，把农村教育的重要性更多的归结为农民民生问题，是关乎8亿农民切身利益、关乎到农村经济文化发展、关乎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甚至关乎城乡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的问题都是远远不够的，是对农村教育意义很大程度上的缩减。
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城乡关系十分清楚，城乡人口流动较少，城乡户口和居住基本稳定。但在城镇化使得城乡人口流动十分频繁的情况下，城乡户口和城乡关系就变得逐渐模糊。现在不仅有大中小型城市，还有县城、乡镇、集镇、乡村，城乡结合部、镇乡结合部等，有2亿多农业人口居住在城镇，或者是城乡两栖人，而且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农业人口还将大量减少。根据户口划分的农村教育与根据地域划分的农村教育有较大差距，如果根据教育学界定的县及县以下的乡镇、乡村教育都是农村教育，那么，农村教育覆盖人口就不只包括具有农业户口的人口，不只是根据60%城镇化率推算的约6亿，而是8-10亿。即便以后城镇化率提高到70-80%，如果把县城、乡镇、城镇人口都看作是农村教育覆盖地域和人口，那么，农村教育覆盖人口也会有8亿左右[3]。在农业大国时代，由于农村人口多而决定了农村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意义，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时代，虽然具有农业户口的人口明显减少，但即便以后完全取消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发展水平完全一样，民以食为天还是永恒真理，社会无论如何现代化总要有一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农村教育覆盖人口也并未明显减少，有特色高水平的农村及其乡村学校教育也应该和必将永远存在，这都决定了“三农”和“三农教育”在国家发展和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三农”虽因“农”而密切联系，但又是以不同标准划分的三个概念。农业是以社会分工为标准与工商业等相对应。农村是以地域和文化等特点为标准与城市相对应。农民则是以职业性质和居住地域或户口为标准相对于工人、干部等城市居民。古代社会有“三农”事实，无“三农”概念，也没有农业学校教育。“三农”问题是在现当代社会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凸显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突出问题和普遍概念，是本世纪初形成的具有本质联系和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排序的整体概念。“三农教育”因“三农”问题而产生，从覆盖人口的普遍性说，先后包括农村教育、农民教育和农业教育，在革命战争年代则首先是农民教育。“三农教育”目前虽然不是普遍概念，但无可置疑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很有必要通过对“三农”问题与“三农教育”和“三农教育”本身的农村教育、农民教育、农业教育关系的深入研究形成普遍固定概念。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和农村教育的基本目标
古代社会农村教育虽然落后，能上学的人很少，但尊师重教、耕读文化一直是中国农村的优秀传统，寒门出贵子也是社会的普遍期盼和骄傲。中国社会长期推崇孔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主张“有教无类”、践行“学在四夷”；推崇武训的原因全在他以丐为生，受尽折磨、屈辱，竭力为贫民子弟接受教育，终生奉献乡学。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晏阳初、梁漱溟等教育家们抱着“教育救国”信心和决心，尽力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和平民教育。为改变乡民贫愚弱私“四大病患”，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通过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与学校式、家庭式和社会式教育造就“新民”。梁漱溟把对中国文化的信仰看作乡村建设的思想基础，把乡村看作中国文化的根，把“新中国的嫩芽必须从旧中国的老根——乡村中长出来”和乡村文化复苏、农民精神重建看作是中国复兴的前提和重中之重；并根据中国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事实，试图通过重建儒学伦理及其乡规民约克服中国社会缺乏团体组织的状况，拯救中国。虽然晏阳初把乡村建设运动与太平天国、宪政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相提并论，当作现代中国第六次救国运动，甚至可弥补前面五次运动的缺陷极为可笑[4]；虽然他们的努力没能成功，也没有解决中国农村及其教育问题，但他们重视和践行农村教育的精神难能可贵。
中国近代革命先驱的革命实践雄辩说明，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改变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道路行不通。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政治革命，教育既是宣传革命理想、唤醒民众，开启民智、增强民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工农大众应得的平等权利，而且争取工农平等受教育权是开民智、增民力必不可少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5]“现代的教育，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板的程序去造一班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像我们这教育不昌、知识贫弱的国民，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尤是必要之必要。”使“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5]。恽代英主张通过“公育”实现平等教育，认为，只有儿童公育才能保证一切儿童都享受到平等合理的教育，否则穷人的子女很难得到合理教育的机会[6]。
1920年毛泽东在回答在法全体新民学会会员“中国走什么道路问题”的信中，反对以教育为工具的改良方法，指出，“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是做不到的。“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用“马克思的方法”——“俄国式”的方法，走十月革命之路[7]。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重视工农教育的重要作用，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就提出，党应向工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唤醒劳工觉悟，并通过在工矿建立劳工补习学校、劳动组织讲习所等进行教育和宣传[8]。1922年党的“二大”确定党领导革命的最高和最低纲领，同时规定保护女工和童工；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等教育目标[8]。在党的“二大”召开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要求积极开展青年工人和农人教育运动，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免除学费运动，男女教育平等运动，学生参加校务运动，非基督教学生在基督教学校内的平等待遇运动，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运动等六种运动[9]。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明确规定，“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利，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握，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10]在革命根据地，“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大众手里，工农及其子女享有教育的优先权。”[11]
解放区和根据地的教育遵循“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的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11]，首先是为革命战争和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服务，同时坚持教育的多样性、丰富性，形成普及教育、社会教育、扫盲教育和培养领导革命的高级干部教育等四项任务[11]和“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在职干部的提高重于未来干部的培养，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战争和生产的知识与技能的教育重于一般文化教育”的特点[12]。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虽然没有三农及其教育的整体或狭义概念，但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平民女学、上海大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工人职员学校的同时，还创办了海丰农民学校、长沙农村补习教育社等，积极推动农村和农民教育的发展。1927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十分强调农民教育的重要性，并描述了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教育的蓬勃发展状况。指出，“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便开始了。”农民痛恶脱离农村、农民实际和教师态度不好的“洋学堂”、“洋教习”、“洋学生”，这使得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之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空话。而农民特别欢迎和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及其创办的学校。农民运动发展不久，湖南全省当时就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涌现出来，这使得农民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12]。1929年至1932年，百色起义后建立的右江革命根据地十分重视包括对农村干部、农民、农村儿童为对象的教育和以政治、军事、文化、劳动为内容的农村教育，对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革命觉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3]。
1933年毛主席在《长冈乡调查》中记载，长冈乡全乡有夜校九个，平均每校有学生约32人，共约300人。男约30%，女约70%。全乡16岁至45岁的青年壮年共413人，大多数进了夜校，45岁以上的“老同志”也有少数来读的。……九个夜校校长，九个夜校教员，都是尽义务的1414。1934年，在江西、福建和广东的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25所，学生89710人；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还有近16万组员的三万多个识字组，近五万工作人员的1650多个俱乐部。“仅江西苏区兴国一个县，就有一百三十个乡识字运动总会，五百六十一个村的识字运动分会，三千三百八十七个识字组，五万二千五百二十九个识字组的组员。”[12]
1944年毛主席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指出，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一是普通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再一个是干部教育。有了这两种教育，就可以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学生要学会打算盘，学会写信，学会记账，学会写路条。”[12]宗旨是全面抗战，提高边区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和抗日觉悟，通过抗战救国所必需知识技能的指导和训练，使他们成长为能够领导广大群众的抗战骨干。鲁迅师范学校、边区师范学校、关中师范学校、边区中学、米脂中学主要承担干部教育的任务，杨家湾小学、沟门村小学等主要对象是边区青少年[15]。1934年1月，刘志丹在甘肃合水创办陕甘边区第一所列宁小学，习仲勋等在南梁创办列宁小学。“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列宁小学尚在试办阶段。1935年11月以后，迅速发展。到1936年5月，已有小学430所，不过在当年6月以后，苏区大部分又转为游击区，新建了起来的学校遭到破坏，又剩下120所小学。学生500余人。”[13]晋察冀边区，1943年仅望都、完县就有154处伪装小学，1944年在1058所小学中有抗日两面小学168处。1945年晋察冀四分区的建屏县，在抗日游击区的77个村庄建立抗日教育冬学，有64所小学。正定县在抗日游击区建立抗日小学120处[16]。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三农教育”的本质特征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历史的新纪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追求民族解放和伟大复兴宏伟理想的新纪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发展的新纪元。获得国家独立自由、民族解放的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型国家，既要改造旧制度，创建保证工农优先接受教育权利的新的教育制度，也要创造和丰富平等的教育资源，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提高国民素质，为国家富强培养大量人才。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就为新中国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绘制了宏伟蓝图。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的进程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同性质的两个过程[17]。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国家或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政治、国家或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民族特点完美结合和统一起来的文化，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客观真理、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7]。
从某种角度说，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许多情况下，都把文化和教育的地位、作用和宗旨密切结合。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18]在重视全国整体教育的同时，毛主席非常关心农村和农民教育，不仅把农村和农民教育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相联系，而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毛主席认为，对农民的教育不仅是关乎改造和建设农村的大事，而且是关乎建设城市和工业、军队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华文化的大事。毛主席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8]“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18]
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中毛主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19]为了贯彻落实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宗旨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1949年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指出，“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在中国宣告结束，中国旧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基本上被摧毁了。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由于我们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应当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我们的小学校应该多多吸收工农的子女，中学和大学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以期大量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坚强骨干。“这是中国新教育建设的工程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我们应该努力促其实现。”[20]1951年新中国首次颁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的学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映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宗旨的学制。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立，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经济和文化教育的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大力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经济和文化教育的需求就成为新中国的主要任务。随着城市工商业等体系的建立和城市工商业、文化教育的快速发展，在继续重视城市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农村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也就成为新中国的重要任务。1955年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首先引用列宁的话，“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然后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么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迫切要求学文化，有了集体力量，他们也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21]。
为了加快农村教育发展，1957年毛主席《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女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抽调一部分来支援，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戴帽中学的这个帽子不要摘掉，有条件的要多戴一点。学校应该分散在农村里头，摘掉是不好的。”“为了解决高小毕业生升学紧张的问题，中学招生可以增加一些。小学也同时增加一些。社办和民办的问题，有条件的都可以办，但不好下命令。”[21]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的调动两个积极性和“三结合六并举”、“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略把农村教育发展作为重要内容。指出“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有中央的积极性，又要有地方的积极性和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为此必须采取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国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办学形式应是多样化的，应坚持“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技术）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费教育与不免费教育并举。”[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础上，建立健全农村教育制度，创建大量农村学校。农村中小学教育在为高中等教育培育优秀生源的同时，高度重视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和扫盲教育。全国各地农村教育快速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村村有小学，每个公社都有民办初中，有的公社有好几所民办初中，一个县有一两所公办初中和高中，有多所民办高中。虽然办学条件差，教育教学质量也不高，但满足了广大农村少年儿童就近入学需要，也丰富和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使得耕读文化在新时代发扬光大。解放前，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通过十几年努力，到1964年，有近一亿中国人摘掉文盲帽子[22]。
关于农业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首次将中等专业学校划入中等教育范畴。1955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强调农业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的培养。1958年毛主席在《工作方法（草案）》中指出，“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与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该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农村里的中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2323毛主席非常支持农村技术夜校，指出，农民学习技术，应该与扫除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要提倡边教边学[23]。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首次正式提出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发展农业所需的各类技术人才，指出“除了继续办好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以外，各个城市还需要积极试办职业教育”，主要面向农村，积极培养“为农业服务的农艺、林业、畜牧、 渔业、农机、医药卫生、会计、统计、供销等方面的人才”[24]。除此之外，中高等师范教育为农村中小学培养大量教师，农业及其他中高等教育在为农村建设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也向农村传播、推广农业科技，培训农村农业科技员、乡村赤脚医生、乡村教师、乡村会计员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旧中国教育的改造、对新中国教育制度的建立健全具有根本性的奠基意义。此时虽未形成三农概念，但三农实践的发展为后来形成三农概念和有必要形成“三农教育”概念奠定了客观事实基础。此外，也提出在三五年内全国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十五年内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等不切实际的“大跃进”目标。为改变这种局面，从1953年到1965年，又提出坚持“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25]。
四、改革开放初期“三农教育”的主要任务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开创了追求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局面。实现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科教兴国教育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实现教育现代化，而普及教育是教育现代化的起点，实现教育现代化必须普及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普及教育“三步走”和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和部署开创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教育发展的新纪元和中国共产党普及教育的新目标、新实践。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东西部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及其城乡普及教育的时间差有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但农村普及教育一直在实实在在的有效推进。改革开放初，“普九”的目标和进程是：一是约占全国人口1/4的城市、沿海各省中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内地少数发达地区，在1990年左右完成。二是约占全国人口一半的中等发展程度的乡镇和农村，在1995年左右普及初中阶段的普通教育或职业和技术教育。三是对于约占全国人口1/4 的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国家尽力给予支援。地方各级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确定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步骤、办法和年限。[26]
农村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乡村人口、学生和学校必然明显减少，但这不等于乡村及其学校的破败甚至空心化。为了使学校布点少和学生数量少的乡村小规模学校也要与大中小城市教育一样实现现代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许多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措施。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明确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县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省、地（市）、乡等地方各级政府承担相应责任，中央政府给予必要支持[27]。此前，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学校布局调整要与危房改造、规范学制、城镇化发展、移民搬迁等统筹规划。”“十五”期间，地方各级政府要坚持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扩大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范围。初中阶段入学率达到90%以上，青壮年非文盲率保持在95%以上；高中阶段入学率达到60%左右，学前教育进一步发展。按照“积极进取、实事求是、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原则，占全国人口15%左右、未实现“两基”的贫困地区要打好“两基”攻坚战，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积极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适度发展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学前一年教育。占全国人口50%左右、已实现“两基”的农村地区，重点抓好“两基”巩固提高工作，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进一步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有较大发展，积极发展学前三年教育。占全国人口35%左右的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满足社会对高中阶段教育和学前三年教育的需求，重视发展儿童早期教育。到2010年，基础教育总体水平接近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8]
2003年国务院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此后，党和国家有关教育的重要决定和文件都有对农村教育的专门要求。会前下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从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战略高度、特殊地位和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重要作用，提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指出“发展农村教育，办好农村学校，是直接关系8亿多农民切身利益，满足广大农村人口学习需求的一件大事；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29]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着力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从2006年开始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和城镇化有力促进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但也使城乡教育形成明显差距。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重大举措。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强调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指出教育机会公平是关键，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权利和良好教育机会是基本要求，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是重点，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和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是根本措施。进一步明确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的要求。进一步强调“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推动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鼓励率先在县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实现省域、区域的更大范围内的均衡发展作为重要目标和措施[30]。
从1989年开始由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的希望工程，明显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唤起了全社会的重教意识，促进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使一大批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变了一大批失学儿童的命运。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办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特岗计划”的实施，为贫困地区农村学校输送大批教师。2007年国务院决定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施和后来在许多省属师范大学实施的公费师范生教育，也为农村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农村和农业职业教育。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1年国务院《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2000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都把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作为重要目标。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8年的十年间，我国农业教育形成高等农业院校培养博士、硕士、学士和农业专科生，中等农业学校培养修业二年到四年的农业中专生，农业职业学校培养初等农业技术人才的格局，还有不同形式和层次的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函授学校和夜校，以及遍布全国的农业教育普及网等层次比较齐全的体系。还有县级农民技术教育基地3600余处，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和农业技术培训学校9万所，全国半数以上的农村建立了农民技术教育场所，远距离农业教育己深入到农村的千家万户。到2011年全国农业高职院校共有在校生近70万人，每年有20多万高职毕业生投身于农村改革发展。但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4年，农村中文盲、半文盲占4%。新中国培养了140万农业大中专毕业生，后来仍留在农业系统工作的不足1/3，其中在第一线直接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生产管理工作的只有15万人。全国7万多个乡镇有一半以上的乡镇没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平均每个乡镇只有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0.1个，中专学历毕业生也很少[31]。这些问题在后来的发展中正在逐步解决。
扫盲教育、普通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农业技术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都是农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但这些教育基本都包含在农村普通教育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之中。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针对加强农民教育特别指出，要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积极办好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把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全面提高农民素质。抓紧扫除青壮年文盲，各级政府要增加扫盲拨款，设立扫盲基金，把扫盲任务落实到乡、村。
五、新时代“三农教育”的更高追求
从城市和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客观必然，城乡融合发展是对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的继承和升华，是在有效破解农村城镇化与乡村教育振兴的矛盾中消除城乡二元弊端、补齐农村发展短板、释放乡村活力的迫切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趋势[32]。工业化、城镇化都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社会无论如何现代化，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永远不可改变。有农业的存在就有从事农业的农民或居民的存在，就有农村及其文化教育的存在。如果说“农业是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的关键所在”[33]，是一个国家伟大的基础，那么农村和农民也是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的关键和基础，农村教育也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农村是社会的基础，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而改造广大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农村教育都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3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三农”问题和兴农富农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主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35]“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36]乡村要振兴，教育需振兴。虽然随着城镇化发展，乡村人口、学校和学生也大量减少，但乡村学校对乡村文化振兴、乡村孩子方便入学等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一样要实现现代化。城乡经济社会和教育一体化的主旨是提高乡村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水平，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教育融合发展。城乡经济社会和教育能够融合就说明城乡经济社会和教育，既达到相同或基本相同水平，实现了城乡均衡发展，又各自独立、各有特色和优势补充、相互促进的主观理想和客观实际统一的发展状态。
党的十八大在强调城乡一体化基础上更加强调以工补农、以城补乡，提出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37]
2013年教育部启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2019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工作报告》指出，到2019年12月底，全国累计2767个县通过国家认定，占比95.32%。虽然尚有9个省份136个县未通过认定，其中中部2个省39个县，西部7个省97个县[38]，需要进一步采取特殊措施加大力度推进均衡发展，但全国绝大多数城乡都基本解决了城乡基本均衡发展问题，有些省区的县市正向优质均衡发展目标推进。
为了进一步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农村教育发展，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扶贫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农业部等七部委《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把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确定为连片特困扶贫攻坚地区。对连片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建设、就近上学学校布局、乡村小学及教学点建设，不足100人和高寒地区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公用经费补助、保障都做了明确规定。对连片地区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普通高中多样化、保障移民搬迁学生就学、双语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鼓励教师到片区从教等都做了明确要求。还对连片地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步伐，大力发展服务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现代职业教育，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协作计划，职业教育传承创新民族文化、民族技艺、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提出明确要求[39]。
2014年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通知》将2001年相关政策规定的中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高中，城市为1：12.5、县镇1：13、农村1：13.5；初中，城市为1：13.5、县镇1：16、农村1：18；小学，城市为1：19、县镇1：21、农村1：23，都统一到城市标准，即高中教职工与学生比为1：12.5、初中为1：13.5、小学为1：19[40]。
2015年国务院颁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对乡村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培养补充，生活待遇，编制管理，职务职称评聘，城乡村流动，专业水平，职业荣誉感，落实政府主体责任等都做了明确具体要求和规划。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颁布包括保障基本教学条件，改善学校生活设施，办好必要教学点，解决县镇学校大班额，推进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等内容的《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专项督导办法》。[41]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42]。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按照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继续强调“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高度重视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推动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提出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有效方式，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和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挖掘乡土文化、本土人才等加强农村社会教育、农民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措施[43]。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农村学校布局既要有利于为学生提供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又要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方便学生就近入学；既要防止过急过快撤并学校，导致学生过于集中，又要避免出现新的“空心校”。对小规模学校实行编制倾斜，按照生师比与班师比相结合的方式核定编制。推进县域内岗位结构协调和向乡村倾斜，努力使乡村学校中高级教师岗位比例不低于城镇同学段学校。切实落实对乡村小规模学校按100人拨付公用经费和对乡镇寄宿制学校按寄宿学生年生均200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政策，中央财政继续给予支持。乡村教师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向两类学校适当倾斜，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44]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把“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共建共享”作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八大基本理念的重要内容。强调“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提升义务教育均等化水平，建立学校标准化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优质均衡。”[45]近年来，党中央都把扶持贫困地区农村教育发展作为“五个一批”、“两不愁三保障”和“一个也不能少”精准扶贫重要内容。
关于农业教育，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26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13579.5亿元。2018年农业产业对GDP贡献率为5.3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3%。农业中专学校从1957年到1960年增长7倍多，达到1064所。改革开放后，1984年农业高职院校61所，比1978年增长近11%。2004年至2008年全国农业中专校升格为高职院校的数量由105所增加到139所。2018年全国开设涉农专业的中职学校有3222所、高职院校有237所，分别占全国中高职学校总数的41%和17%。可是从2014年至2018 年，涉农专业中高职在校生数在全国高职院校在校生总数中的占比由8.71%下降到6.84%，年均降幅为5.9%，涉农专业在校生的下降态势与我国2亿多的农业从业人员、12.6%的农业产值比重，远远不相匹配[46]。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14年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等颁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都把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培养适应农业产业化和科技进步的新型职业农民作为首要任务。
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特别强调“三农”的重要性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47]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未来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这为“三农教育”的发展及其学校建设指明方向和提出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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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ought of“Education for Agriculture,Rural Are as and Farmers”: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Hao Wenwu
Abstract: The issue of“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s an important one in China'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It is a universal concept forme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lthough“education for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s not yet a universal concept at present, it is an important basi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and it is necessary to become a universal concep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lway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ssue of“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its education. Guided by Marxism and the vision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formed plenty of thoughts on rural education, farmer education and agricultural education and its successful educational practices, which are of important basic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alities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education for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as mainly to strive for and implement the equal right of farmers to receive education, to publicize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to train revolutionary cadr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education for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s to start an unprecedented fundamental system and new practice of educ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education for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s to actively implement the“universal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well-off goal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education for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s a world-advanced level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actively encourages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prioritiz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ducation for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 rural education; farmers' education; agricultur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张小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