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小学校“书院”制出现“新宠”现象，有必要针对“书院”进行深度解读与时代探索。校园建立“书院”的传统意义和创新实践，以及实现面向未来提升办学品质的价值追求，值得当下有此举措的学校进行思考和探究，力争形成新时代办学新格局，产生“海派”思维下学校课程建设新模式。
关键词：书院制；“大成”思想；时代引论
学校的发展总会面临传承与创新的大难题。上海中小学在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和研制“十四五”新规划之际，同样面临这一课题。目前，在不少学校聚焦特色建设和课程完善的规划中，纷纷提出构建“XX书院”的设想。那么，书院制为何会引发不少学校的兴趣？
一、关于“书院”制脉络的简约梳理
上海有许多办学百年以上的历史老校，其源头多数与“书院”体制相关。如上海市上海中学起源于“龙门书院”，上海市格致中学原来是“格致书院”，上海市向明中学的前身是“震旦书院”，上海市松江一中和上海市松江二中的前身都是“云间书院”等。同时还有一批是与外来传教士或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洋务”派有关的“公学”，如“南洋公学”“西童公学”等。当然也有少数仍以“私塾”“学宫”定位的教育组织。这种以“书院”为主体的教育制度在清末时，被“学堂”制所取代。以1902年清政府颁布三个《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尤其是1904年初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为标志，“书院”一律变身为“学堂”，故此时诞生的一些教育组织都以“XX学堂”出现。尽管民间至今还有人称学校为学堂，但“学堂”称谓其实寿命不长。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将“学堂”改为“学校”，并颁布不同学段以课程为主要内容的《学校令》。以后有关中小学幼儿园的课程文件有过“课程纲要”“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等不同称谓。从中可以看到，一百年前的那个时期，与今天一样处在“大变革”时代下，而这个变革的背后，均与整个世界的时代性系统变局相关。
对于我国书院制，《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教育”卷上，有“中国古代书院”条目，称其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著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的高等学府”。自唐中叶至清末，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术发展、人才培养，都曾产生重要影响。对其的研究，包括班书阁的《书院兴废考》《书院主事考》，盛朗西的《古代书院制度》，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合编的《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章柳泉的《中国书院史话》等，均论述颇深。现今，关于书院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学”领域一个热点，根据网络信息反映，此类相关论文有1500多篇。近期，学者邓洪波与赵子龙合著出版了《中国书院的历史与传承》一书，其前半部分以时间为主线，分别阐述书院起源与初期形态、书院教育功能、书院制度确立、书院推广与官学化、书院繁荣与辉煌、书院普及与流变、改革与改制等情况。
简要勾画我国古代书院一千多年演化的端倪，并归纳为以下几个观点：其一是开办与经营的视角，民办与官办之间差异明显，彼此强弱消长，导致书院的盛衰变化；其二是任务或功能的视角，在图书与研学之间侧重有差异，是关注藏书还是关注讲学，或者兼而有之，对书院的学术地位产生影响；其三是学术指向或其重点所在的视角，坚持“四书五经”“理学”等中华传统文化，还是主张应嵌入西学元素，体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等方面，也有变化。对这些差异变化背后的政治社会等因素，可参考相关文章，这里不作赘述。
二、关于书院文化传承的相关论述
在古代书院消失百年后的当下，许多学校重新掀起“书院”热，基于此背景，不少学者对书院主要就国学在当代的传承与发扬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包括上述邓洪波与赵子龙专著的《中国书院的历史与传承》后半部分，就阐述了新时代下如何更好传承文化、做好当代书院，均有系统论述。
对近年来学校“书院”热的分析，一个主流观点是由于中华文化自信与自觉的苏醒，人们又重新发现了书院，发现了它的价值、意义与并未消竭的生命力。
由于书院教育对古代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传承书院文化，不少学者提出“重振国学”的主张，在学校与社会上建立书院国学馆的案例也众多，从文化视角来挖掘书院教育的价值。如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对应传承的书院文化梳理了四点。
第一是书院论道。张教授指出书院以儒家之道为至高理想并贯彻到发展的方方面面。它往往建在山林中，可感应自然、体验生命，又关怀家国天下，以道为本，以天下利益为中心，以良知为标准，书院论道有其逻辑性。
第二是书院讲学。以治学为主，既有讲学又有自由讨论，还可以游山玩水，寓教于乐。十五岁之前主要教洒扫、应对、进退，此后讲格物穷理、修己治人、内圣外王。围绕儒家教育“修身”“治天下”两个环节，自由讨论和论辩。
第三是书院习礼。注重祭祀等仪式教育功能，主张与天地沟通、与祖先沟通，把生命打通，使中国文化的生命不断绵延。我们的生命与天地连通，生命的价值意义就要在天地中定位并呈现出来。
第四是书院藏书。印刷术和图书的产生是知识普及化的一个根本原因。由于书籍的传播，中国文化和主流思想能下到民间、上到朝廷，深入基层社会，甚至传到不少边疆民族。这自然需要坚持。
将书院教育的本质功能归纳为“论道、讲学、习礼、藏书”，成为传承因素，这也是“国学”意涵之主体，从逻辑上讲再自然不过了，为此，也成为现在书院功能发挥的主流。当然，张教授们也主张与时俱进，要将书院教育与当代有关的因素挖出，将欧美西学之长引入进来，体现书院文化的新时代发展性。
三、新时代书院文化在“大成”观下的论引
我们知道，“书院”“学堂”都主张传承人类文化，两者的差异是在对教育的关注点上。前者注重综合视角下组织教育内容，培育人的综合素养，没有像后者注重学科体系，强调单学科的系统架构，以培育专家型人才。如果使两者能形成相辅相成的合力，学校教育就需要增加诸如“书院”一类的教育，而且应是当代的“新书院”。但如果要进一步讨论什么是书院文化传承的新时代标志，笔者认为还需要有系统的视角，这个系统应基于书院文化体现多元综合的特征，由此来设计和建设现代书院。对此，值得借鉴的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的“大成智慧学”，放在今天对学院制的系统创新上，具有十分有价值的启示。
《集大成得智慧：钱学森谈教育》一书解读了钱老对教育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囊括了五育并举、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创新人才培养和大成智慧教育等方面所持有的深邃而独特的学术思想。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如何尽快提高人的智能和品德，以适应21世纪新一轮科学和社会大变革，是钱老晚年着力探索与思考的一个课题。要使“书院”展现新时代特征，焕发新的生命力，需要在“集大成”“课程化”视角下对书院的重构进行系列探索，包括育人目标的拓展、教育内容的多元、运用技术的更新、学习空间的开放、绩效评价的综合等，由此探索建设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书院”。
（一）“新书院”育人目标须拓展
我们知道，书院作为古代教育组织对学员的培养目标是追求君子“博雅”：标志是借鉴《中庸》对人生修养境界，包括注重道德修养，能“尊德行而道问学”，能将知识领会、学术研究与品性修养、人格完善有机结合。成为这样的博雅君子，即是理想书院的理想弟子。这些当下仍然有价值的育人目标需要坚持，但也需要面向未来对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全面性、可持续性进行完善，尤其是还应该有两个方面的目标拓展：一是在认知层面的科学素养；二是在方略层面的学习素养。对科学素养，根据国家相关文件和研究成果，可归纳为“四科两能力”，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实践能力、科技创新能力”。
对学习素养，通俗地说，就是“爱学习、会学习”，其中“会学习”可借助古人的主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即“会”层面的学、问、思、辨、行。
（二）“新书院”教育内容可多元
内容必须针对目标要求，在“国学”基础上扩展主题且符合多元化走势。教育部推出新课程方案和各学科新课程标准，以此出台新教材，试点逐步推广新高考，各地出台新中考等评价系列改革，这些对现代书院的内容革新都具有相应的指引性。而其中，尤其是新课程中的综合实践活动，可从“结论性内容”加“过程性内容”，“经典内容”加“通俗内容”并实现“集大成”来对新书院的内容进行探索。
其实这些构成内容总体上符合书院制的论之“道”、讲之“学”、习之“礼”等研学对象，也符合“学、问、思、辨、行”五元学养的培育要求。我们注意到一些学校将20世纪初引进的“道尔顿制”教室重新盘活作“跨学科创新实验室”，引导学生最终会“创”。而“新书院”也完全能够在注重内容综合中落实“悟创”“会创”要求，为学生提供相应的主题内容。众所周知，香港中文大学里的书院联盟制与英国大学的学院制相似，书院相对独立完整，而书院之间本身具有多元特征，其课程内容也是差异性与多元性并存，这也可供我们借鉴。
（三）“新书院”运用技术宜更新
这里的技术可以包括硬的平台技术和软的方法或手段技术，两者的核心都是促进书院能发挥对深度学习的引领。如果将新书院和“大成智慧学”观点结合，可以借钱学森先生对其创立的这个学说的解读：他把“大成智慧学”英译为“Science of Wisdom in Cyberspace”，把“大成智慧”英译为“Wisdom in Cyberspace”，强调“大成智慧”特点是沉浸在广阔信息空间里所形成的网络智慧。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信息如潮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拥有新的世界观、方法论，新型思维方式和人-机结件技术对新书院的时代启示。
从软技术方面看，将上述五元学养的培育过程按现代学习论解读，可以借鉴“项目化学习”的技术路径，将所关注的综合问题及其解决，转化为真实情境下的社会或生活项目，分解为若干具体探索步骤，从“项目”角度设计为有基本环节、目标引导、合理流程和成果展示等，对前面的“过程性知识”在技术操作层面加以落实。如果在新的书院式学习场所中，对教育任务的完成有硬件智慧技术和操作性的软件智慧技术共同支撑，那不仅是在古代书院基础上有了新时代特征，也更符合面向未来、聚焦素养培育的现代教育要求。
（四）“新书院”学习空间要开放
在传统的观念中，书院是封闭的，学习、生活等都发生在一个“大院”围城中。域外一些大学的现代书院形态，也好像有这种特征，这也引导一些学校应有这样的认识，提出诸如“书院式”学习空间重构等计划。但在我国古代的书院建制中，对空间利用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念。一个事实告诉我们，我国古代书院的选址往往看重的是大自然，纷纷到一些清静优美的名胜之地读书而治学，追求归隐山林、论道修身、聚徒讲学。宋代最著名几个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和睢阳书院等，教谕可在院里举行讲学和组织学子开展辩论，同时还鼓励大家去野外研学。明清两代的不少学者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成为君子。这种与大自然共存也可以算是“大成”思想，是“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体现。在应试向素质实现教育大变革的背景下，创新书院制的空间理念，理所应当。书院论道讲学与开放研学旅行，都指向学子素质培养，是具有相似价值追求的教育举措。目前的互补和今后的整合，应该是符合时势的发展方向。笔者在2013年出版了《转型的地理课堂—基于资源的学与教》，将“丰富的博物馆课堂”“精致的园林课堂”“真实的野外课堂”都视为完善当今学科教学空间的一种选择。除了这些实体空间，还有大数据背景的“云”课堂，即虚拟空间，都可作为开放的课堂，当然也可作为开放的新书院。
（五）“新书院”绩效评价应综合
古代对书院办学绩效的评价，在科举制度下可以通过各级考试来反映，因为彼时的书院就如今天的学校。而今天中小学中的“书院”更接近于一种“专用教室”，或是校园中的一道风景。对书院育人绩效的考察应该与在其间修习的课程评价相整合。在今天重视综合素质评价的背景下，如学校有书院形态的育人课程，其效益当然必须得到重视。而从评价的基本原理看，评价对照或依据目标才具有逻辑合理性。如果前述目标聚焦素养包括人文、科学与学习本身是合理的，这三个方面的素养就理应纳入课程化“新书院”育人绩效的评价体系。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评价对学业部分应采用“档案袋”方式的参考性质为主，而其结果对学校课程建设的反馈价值，对教师专业素养的引导价值，会比较明显。
综上所述，当下应主张在认识古代书院“混龄全纳”“学术与生活全面”基础上，针对时代要求而继承“论道、讲学、习礼、藏书”等传统，再以“大成智慧”思想为立意，引入综合素养培育目标、跨学科项目研学、“云书院”“移动书院”等面向未来的当代元素，使书院教育在典雅基础上展现新时代新特质，对书院的建设展现“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海派文化及其在教育中“纳、鉴、融、创”之思路特征。
责任编辑：李晨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