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政策，从推动学前教育普惠发展、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动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到改革教育评价制度、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减轻学生课外负担、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深化课程和教材改革，涉及的改革范围之广、层次之深、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十四五”时期基础教育的布局基本形成。
基础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的基础，中小学生正是不久的将来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主力军。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不是个别方面的高质量，更不是围绕分数和升学的“内卷化”的高质量，而是面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主战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质量发展。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最终判断标准，在于我们的学校能否培养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对标这一要求，我国基础教育正在迎来深刻变革期，需要回应一系列挑战。
一、基础教育普及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长期存在的一批发展短板得到弥补、许多改革难题得到缓解，但部分关键领域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人民群众“学有优教”的需求与基础教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有待进一步解决
2019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3.4%，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并在县域内实现基本均衡，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89.5%，困难家庭子女、残疾儿童受教育权利得到较充分保障。在入学总量需求趋于稳定的同时，学前教育、城镇义务教育学位拥挤等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农村贫困地区小规模学校办学条件特别是师资队伍仍是短板；划片就近入学、对口升学使城市择校热大大缓解，但学校之间教育质量差距仍然明显，家长的择校愿望还较强烈；校外辅导机构治理、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力度明显加大，但学生的家庭作业和补课负担还很重，社会上还存在普遍的“教育焦虑”。
为此，一方面要强化政府责任，发挥公共财政和公办园在学前教育供给中的引导作用，大力支持普惠性民办园发展，建设公民合作的普惠性、多样化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应根据城镇化和人口流动趋势预测，超前规划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彻底消除大班额和超大班额，并逐步调整达到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督导评估标准。制定农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完善部分课程走教、志愿者支教制度，推广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方式，进一步提高边远地区农村学校教师待遇。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强校弱校对口帮扶机制，探索学区制管理体制与学校集团化发展相结合，理顺权责关系、完善学校集团治理机制、扩大学校集团内部治理和资源配置权限，形成学校集团内部优质均衡发展生态。同时，应从有条件的地方做起，扩大义务教育服务供给，完善学校课后服务管理机制，重点针对超常儿童、学困生两类群体实施特殊培养机制或提供补偿教育服务。
二、“五育”培养体系加紧构建，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全面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得到空前重视，但过于偏重学科知识学习的情况尚未扭转，“五育”碎片化现象普遍存在，家庭、学校和社会全面协同育人格局有待进一步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党中央、国务院在对完善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加强学校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的同时，分别就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体育、美育制定了专门文件，一些地方政府和学校开发校内外教育资源，创新课程内容和实施方式，探索出一大批有效的经验和模式。目前，学校德育仍然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尚不健全，实践课程开发不足，社会资源利用不够、投入不足，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协同育人机制还未健全，课程改革在促进学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方面的效果尚未得到充分显现。一些学校仍然深陷与升学考试有关的学科知识教学，担心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程挤占太多时间。把音、体、美纳入升学评价体系已成为一个重要政策取向，但如何科学实施仍有待深入探索。
“十四五”时期，有必要把“五育融合”的改革探索作为理论和实践上探索的重点。德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的成效，来自于实践和经过设计的活动，要与中小学生的理解能力、生活阅历、认知习惯和兴趣倾向相结合，与其他科目学习内容相结合，要充分利用学校内外各种资源，学校、家庭、社会有关方面共同实施。要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围绕学生全面发展，根据各科目的分工细化实施课程标准，加强不同科目之间协同配合。要显著减少知识讲授课程时数，提高课堂学习效率，让学生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去操场玩耍锻炼、参加学生社团活动等。要健全家庭、学校、社会相配合的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将家庭、社区作为重要的教育合作单位进行课程设计，统筹规划、建设和使用社区运动场馆、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与企事业单位、社区合作建设校外教育基地，增加校外教育时数，分区域制定常态化、规范化校外教育的实施方案。
三、以推进多元标准评价、多种渠道录取为标志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铺开，扭转“五唯”教育评价导向工作已经开局，增加学习选择性、观照个性发展的教育教学改革探索不断深入，但应试教育观念和模式还根深蒂固，有利于人人成长成才的更加多样、更加灵活、更加开放的教育体系有待进一步建立
到2020年，全国实施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已达14个，普通高中选课走班改革在这些省份全面推进，中考改革在各省份内部也普遍开展，初中和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基本建立。然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对减轻学生考试竞争压力的作用尚不明显，综合素质评价对教育教学的引导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教育评价改革成为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教育体系的突破口。
高考和中考是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总阀门”，目前实施的高考和中考改革，在促进评价标准多元化、扩大学生学习考试选择性方面取得了进展。同时，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的背景下，评价标准和升学途径过于单一的弊端更加凸显。一方面，要在高等教育多样化内涵式发展、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战略下，进一步打破统一的“总分大排队”录取模式，根据不同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实行分类评价录取，才能重塑基础教育健康生态、为多样化人才成长提供阶梯。另一方面，构建适合基础教育自身发展目标、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教育评价体系，也显得尤为重要。要通过实施增值性评价，建立鼓励和引导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办学标准和资源配置机制；通过实施义务教育基本质量监测，引导区域和学校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宗旨，而不是仅仅围绕分数和升学开展教育教学；通过实施学生发展跟踪评价，引导学生个性化发展，改造教育教学生态。
四、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广泛应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程度显著提高，线上教育教学蓬勃开展，教育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孕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管理科学化精细化，但新技术对教育改革的推动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也引起对教育公平、教育伦理、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担心，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教学模式和管理方式有待进一步探索
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基本条件、资源建设、教学模式探索取得了长足进步，互联网催生了一批教育服务新业态和新模式。新冠疫情的爆发极大促进了线上教学应用和教育信息化进程，也使得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方面的不足和差距集中凸显，在家学习也引发了一些家庭亲子冲突、暴露了学习终端配备不足等问题。正如大规模在线教学所体现的，教育信息化进程整体还仅处于对传统教学部分“替代”的阶段，一些应用模式起到了对教学效率“提升”的作用，真正做到线上线下“融合”还很少，新技术对传统教育的“变革性”作用则远远没有发挥，部分新技术应用起到了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对传统教育模式进行固化的相反作用。
信息技术革命为教育教学改革带来了无限可能，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泛在性以及互联网学习的便捷性、交互化、个性化等特征，大大缩短了“因材施教”“以学生发展为本”等理念与教育实践的距离。信息技术应用要更多适应教育教学改革需要，而不是固化传统模式；要更多从支持学生个性化学习出发，而不仅是从教师工作便利出发，以支持学生创造力发挥和合作学习为核心，才能迈向可预期的教育变革。未来五年，应着重缩小地区和学校之间在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终端配备、平台建设、资源建设、应用管理水平方面的差距，提升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信息素养，建立稳定可靠的区域数字化教育资源中心和应用平台，并实现跨区域共享。要完善教研机构、试点学校与企业合作开发教育信息化产品的机制，重点支持与课程教学改革、学校管理改革相结合的项目，探索线上线下融合教育新模式，试点建设一批未来学校、未来课堂。要促进互联网教育产品应用管理法治化，鼓励引导互联网教育产品开发遵循教育规律、秉承教育伦理，为教育改革服务，规范中小学生和学校使用互联网教育产品的程序，支持学校购买优质数字化教育服务。
五、基础教育发展方式深刻转变，办好每一所学校成为“后择校时代”的共识，高质量办学、特色化发展需要增强学校自主管理能力，但政府管得过多过细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中小学校仍然缺乏办学活力，基础教育现代治理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
10年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任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2015年，教育部就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制定意见，在全国选取了12个地区和高校开展试点，创造了一批有效的经验模式。但总的来看，政府与学校之间权责边界不清晰，学校的法人地位还没有落实，社会参与教育治理的渠道和平台有限，校长教师普遍感到权力不足、责任过大、负担过重，严重制约了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2017年及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及教育部等八部门分别就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中小学校办学活力发布了文件。
学校办学自主权不足之所以成为一个老问题，在于管理部门没有把一些该放的权力下放，在于部分学校承接不好，也在于社会参与不足。解决学校活力问题，需要在处理好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框架内思考，继续沿着管办评分离的路径深化改革，并探索一个清晰的目标模式。真正为学校“松绑”、为教师“减负”，关键在于政府自身“刀刃向内”的改革，实行“权责法定”，依法制定教育管理权责清单，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把切实该管的事项列出、管好，把清单之外的权力归还学校和社会，逐步把竞争性经费分配、专业性评审评价等交给第三方专业组织。为避免“一放就乱”，放权的同时政府需要完善规划、财政、立项、督导、评估、契约等宏观管理手段，创新管理方式。从策略上，需要继续推行试点改革，把学校改进、学校治理改革作为政府放权的条件和抓手，把已有改革试点取得的经验推广出去。
责任编辑：王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