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民族地区的视角看，民族教育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拓展和重构了“普通教育”适应人类多样性的尺度。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族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义务教育不断普及，各族学生受教育的机会公平得到基本保障；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各族学生通过高考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生机会；近年来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普及性发展，更使民族教育的过程公平水平大幅提高。纵观40年来民族教育的发展，最大的成就是民族地区业已构建起了促进各族学生全面发展、保障各族学生受教育权利的“主渠道”和“保障网”。这一成就不仅使出生地点和民族身份对学生生活机会的影响显著减小，而且有力提升了民族地区普通公众的教育获得感，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程度。

教育是一项追求无止境的社会事业，民族教育亦然。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过去40年的民族教育大发展，已经基本解决了民族教育“有没有”的问题，现在社会各界和广大家长已经明确提出新的教育诉求——期盼年轻一代能接受优质教育。也就是说，至少从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角度看，当前民族教育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民族教育“好不好”的问题。因此，究竟“什么是好的民族教育”这一问题就实实在在地摆在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界面前，但是要想圆满回答这一问题并非易事。

从人类学角度观察，教育是一种较为典型的高价值负载性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这就造就了我们在现实中可以观察到的两种现象：（1）人们一般都能对教育加以评论；（2）这些评论常常是异彩纷呈、五花八门的。以此推理，社会各界对“什么是好的民族教育”也是各有各的看法和判断标准。总体来说，当下人们更善于从“外部效应”，即民族教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的角度进行测量和评估，而不太注意从“内部理据”，即民族教育本身的运行过程、机制和特点的角度进行观察和论说。

虽然笔者近年来怀揣这一问题往返于田野和书斋间，但至今尚未得出系统且有深度的看法，只能把零散的田野观感和片段的书斋思考概括起来，大致认为好的民族教育至少应该是：（1）关心人的成长的教育，因为教育的内在价值尺度就是促进学习者的成长，教育不仅仅是让学习者的逻辑思维和理性能力得到发展，而且要十分关心学习者的记忆情感和身份认同；（2）适切的教育，因为教育是人类对自身和社会发展诸过程及其特点的适应性发明，是地方生存智慧和人的发展思想的结晶，教育要始终不渝地追求一种恰如其分的艺术境界和四两拨千斤的科学效应；（3）学习者能内化的教育，因为诸种教育影响虽然可能与学习者的身心发展特点相匹配，但若教育者不能采用恰当的路径与方式，终难被学习者有效习得，继而化为行动的规则、资源和能力；（4）面向多样性的教育，因为教育是纵向传递和横向传播地方知识的主要机制，而地方知识是人类群体为适应多种生存环境而灵活发展出来的策略集合，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的文化选择不应一味求索能彻底化约多种多样地方知识的所谓“普世知识”，而是应在深度的地方知识的教与学中不断体认“我群”与“他者”的共生之道、结构与主体的辩证法，抑或中国人类学家张海洋指出的“文化相对，伦理互通；历史特殊，人性普同”。

在探究“什么是好的民族教育”这一问题时，应该区分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两种视角，例如从非民族地区的视角看，民族教育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拓展和重构了“普通教育”适应人类多样性的尺度，这一点是不能被忽略的。

责任编辑：唐家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