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席卷教育领域，催生了文化胜任力发展的新兴教育目标取向。文化哲学的方法论视角观照下，教育目标取向在历时形态上从人主他客工具情境的主体胜任力取向、我你共在交往情境的文化间胜任力取向、人物互联关系情境的跨文化胜任力取向演化而来，呈现出由工具理性经交往理性向关系理性发展的认识论特征。人工智能时代愈加显现出跨文化胜任力教育目标取向的多元文化局限、人机境多元教学交互的技术功用论和技术中心论、技术理性与数据疏漏的教育风险和生命失语等诸多教育教学困境，呼唤着教育目标以超越性的本体变革、关系性的认识创新、生命化的价值实践等为特征的时代新追求。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指向共在、和融、共通的整体生成性教育，具有共在之共生共建、为他之差异和融、为所有生命之共享共通等内在属性，是人工智能时代多元文化的超越性发展、教育目标的关系性凸显、教学价值的生命化主张，对于理解当代教育目标的本体存在、革新教育目标的认识方式、敞亮教育目标的价值追求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工智能；教育目标取向；文化胜任力发展；关系理性；命运共同体

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席卷教育领域，催生了文化胜任力发展的新兴教育目标取向。深度学习智能算法、芯片技术、大数据等各方面的技术，集成了人工智能的第三次浪潮^[1]。随着人工智能研究在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性发展，未来的人工智能教育研究应更多关注情感、意识、意志等^[2]，教育目标须由学生知识与技能的胜任力培养，转向高教育绩效特征的胜任力和智能文化素养培养^[3]。在以“人文化成”为核心思想的当代文化哲学视角观照下，学习即是学生与文化无限整合的过程，是特殊的文化^[4]。学生的胜任力教育目标即是学生的文化胜任力教育目标。文化胜任力教育目标的取向不同，其教育结果迥异。自然语言理解、表情识别、教育大数据、教育机器人、虚拟现实等支撑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应用，教育人工智能已能即时捕捉、感知、分析学习者的学习状态，进而智能化改造与重塑知识经验的表征形式、学习过程的认识形式。这样的学习分析、自动测评、仿真教学、智能陪伴及情绪感知等都是人工智能教育正深入研究的领域^[5]。但对于回应人工智能作为新兴智能代理主体，其教育教学技术本体存在、人机境多元教学交互关系、教学主体自由全面发展等教育目标取向问题的研究尚有不足。本文从文化哲学的方法论视角，基于教育教学发生的文化本体论立场、关系认识论立场、生命价值论立场，就教育目标取向的历时发展、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困境及追求、未来发展的可能形态等问题进行探索，深度观照教育目标存在的本然性问题。

一、教育目标取向的历时形态

文化哲学具有凸显历时意识、追求整体取向、从人与文化的关系切入、强调价值诉求的方法论意蕴^[6]。以文化哲学的历时意识观照教育目标取向，到技术发展与人类文化世界交互形塑的历史发展形态中去分析教育目标取向如何存在、演化，进而澄明新时代教育目标取向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里试以简单技术工具到复杂技术工具的演化为阶段划分方式，具体分析从简单工具到多样化合作工具的发展形态下，教育目标取向的特征及其演进趋势。教育目标取向在历时形态上从人主他客工具情境的主体胜任力取向、我你共在交往情境的文化间胜任力取向、人物互联关系情境的跨文化胜任力取向演化而来，呈现出由工具理性经交往理性，向关系理性发展的认识论特征。

（一）人主他客工具情境的主体胜任力取向

工具是人的延伸。按照人类在历时发展中认识到的工具作用以及人类在不同工具情境中的组织方式为划分依据，可分为人-物简单工具情境、人-人-物合作工具情境的技术功用阶段，人-物-人多样化合作工具情境的技术自主阶段，以及人-机-物-人多元化合作工具情境的技术智能阶段^[7]。

主体胜任力取向是指教育目标中僭越一众他者，只以“我”为中心的主体性彰显。简单工具情境中，人类创造单独的工具，延伸与强化自己的身体，更好地达到自身目的，技术功用性和实体转化性决定了人不用考虑与他人他事他物的协作关系。这时人与工具的关系，承继着人在历史演化中由客观理性转向主观理性后的主体性彰显^[8]，我主他客是其主要特征体现。教育教学中利用传统书本和练习册等简易单一的工具为实现教育目标服务，而不考虑有关工具本身和其他教与学主体的文化存在。这种他人他事他物均以我为中心形成和展开的工具理性逻辑，即是教育目标在简单工具时期的主体胜任力取向，反映在教育目标具体内容上即是知识与技能两个方面。主体胜任力取向的教育目标将他人他事他物都看作供主体把握的客体对象，这一方面促进了学生主体胜任力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学生进入到追求合作互促的社会化进程之中，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

技术与文化的发展同根同源^[9]。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个体间通力合作达成目标的和谐互促关系越来越关键，“互联网”等促进人人互联互通的工具逐渐普及。这时，主体胜任力取向下“一切以我为中心”的“精致利己主义”价值取向，使个体成为了单向度的全程主体，导致了个体间的对立，致使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障碍重重^[10]。

（二）我你共在交往情境的文化间胜任力取向

文化间胜任力取向是指教育目标中“我”“你”共在互促，而人主他客的主体间性意蕴。合作工具情境中，人与人之间必须通力协作，才能促使工具发挥出更大的功用价值，进而实现群体目标，获得个体收益。相比人与工具的人主他客关系，合作工具情境中彰显了人人平等共在的关系，我与你之间的主体性逐渐转向了“主体间性”，我你共在、互通互促是主要特征。教育教学中，师生们围绕某一教学任务，使用互联网共创共享教育教学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等整合性课堂教学活动，如任务式翻转课堂活动等。这种强调师生教学主体间以沟通商谈、共在互促，达成同一共识和统一行动的交往理性逻辑，即是教育目标在合作工具时期的交往胜任力取向。交往胜任力即是文化间胜任力，指称主体间通过相互尊重和对话实现共在和公平互动^[11]。文化间胜任力取向的教育目标反映在具体内容上，除了知识与技能两个方面，还强调学生情感方面的目标。文化间胜任力取向的教育目标批判主体胜任力取向下以我为中心的教育目标，促进了和谐教育教学环境的建构，满足了人的情感归属需要，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目标向“善”发展。但文化间胜任力取向的教育目标仍以追求终止性的“同一”为交流互动目标，忽略文化间差异^[12]，无法真正协调好主体间的各类教育目标问题。

人-人-物“互联网”时代进入到人-物-人“互联网+”时代，进一步要求人除了与“你”共在互促，更要与他物互联共建。但文化间胜任力取向下，以“我你”为主而“他物”为客的教育目标，遮蔽了一众他物作为软硬件环境必要且充分的自主促进功能，忽略甚至抹杀了差异化意识。

（三）人物互联关系情境的跨文化胜任力取向

跨文化胜任力取向是指教育目标中对“他者”绝对差异的解蔽和自我调节追求。多样化合作工具情境中，“互联网+”的技术聚合形成了极其复杂的结构体乃至重构着现实社会，人们认识到技术可以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对讯息的性质和内容加以组织和控制，深刻改变人类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敞亮了技术从模仿人、辅助人的功用阶段，走到了建构人的自主阶段^[13]。物是与人共在的主体，与“我”“你”共建一个世界，人与人之间不得不通过人-物-人互联互通的跨文化交互方式共同促进特定目标的实现。只关注“我你”的主体间性因其局限性，转向了以“为他”非对称伦理责任为主要特征的“他你我”平等共在的“他者性”。教育教学中以人与技术关系的理性视角，在“他者”的立场上，审思及探索“互联网+”时代下促进教育目标向更大“善”迈进之路径。这种追求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及自然整体和谐关系的关系理性^[14]逻辑，即是教育目标在多样化合作工具时期的跨文化胜任力取向。跨文化胜任力取向彰显对“他者”绝对差异的文化敏感意识和软硬件环境影响，强调调节自身行为^[15]。反映到具体内容上，即是不仅强调学生知识、技能及情感方面的教育目标，还强调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意识，引导学生调节自身行为，进而与他人他事他物组成的软硬件教育环境有益交互，达成教育目标，提高自身文化智能。

“互联网+”多样化合作工具时代，跨文化胜任力取向的教育目标批判主客二分的主体胜任力取向、差异遮蔽的文化间胜任力取向，在“他你我”人物互联、互动互促基础上，促进教育平等及文化一致，实现了教育效能最大化。但跨文化胜任力取向的教育目标在人工智能多元化合作工具时代已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目标困境及其追求

以文化哲学追求整体取向、关注人与文化关系、强调价值诉求的方法论视角观照教育目标，发现人工智能时代愈加显现出跨文化胜任力教育目标取向的多元文化局限、人机境多元教学交互的技术功用论和技术中心论、技术理性与数据疏漏的教育风险和生命失语等诸多教育教学困境，呼唤着教育目标以超越性的本体变革、关系性的认识创新、生命化的价值实践等为特征的时代新追求。

（一）超越性变革与共在：突破跨文化胜任力局限

跨文化胜任力取向的教育目标不关涉多元教学主体交互中的超越性变革与调适，人工智能时代下亟需走向超文化胜任力教育目标取向的本体论变革，追求新时代教育技术下他你我作为共在共生主体的“超越性”教育目标理解。

跨文化胜任力取向的教育目标无法真正实现他你我的共生共建。一方面，跨文化胜任力取向的教育目标只强调在“他者”视角下根据文化差异调节自身，达致和谐关系，而不关涉超越现有状态，寻求文化交互中的变革与调适，以真正实现文化交融^[16]。这一取向不利于真正意义上因材施教的实现，阻碍了学生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下，跨文化胜任力取向的教育目标必须自我超越。置身新时代多元化合作工具情境中，智能技术参与智能视觉、智能语音、智能推荐等文化生产是当前及未来不可逆的大势。技术物不止是充当环境，更是作为“智能代理主体”^[17]，具有将人类精粹文化智能集于一身，并在互联互通后，进一步分布到远近各处的强大智能介导作用，形成了一个自集成、自优化、自保护的功能网络^[18]，已然进入到了建构自身的智能阶段。机器技术愈加智能，极大丰富人类方方面面的同时，人与机器关系也愈加复杂，在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嵌入中呈不断递进式发展^[19]。教育人工智能是教学存在与人工智能的双向超越，将重塑教育教学中人与工具的关系、人与内容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方面^[20]，赋予教学诸元新的存在形态，具备或展现新属性。如当前加入到教育教学中的人工智能主讲教师，已然实现了人工智能时代下教育教学各要素、结构、教学方式、教学资源等方面的新整合^[21]。如此，教育目标不能只局限于以“他”物视角进行跨文化调节，更要以人机变革重整为未来取向，在人机理解的技术基础上，实现人机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发展^[22]。这就需要在“我们”的整体视角下重塑教育目标，以“他者性的公共性”这一共生主体的主体间性^[23]观照教育教学，创新“他者性的他你我”基础上的“他者性的我们”这一人工智能时代超文化胜任力教育目标取向。超文化胜任力取向是指教育目标中以“他你我”共生主体间和融共通为中心的文化变革与调适^[24]，这才是关系理性的真正教育教学体现。关系理性将“个人主体性中的他者融入”和“互存互依性共同体关系”等作为衡量行为和价值标准的前提^[25]，是共生主体间交互利他主体性的哲学价值眷注^[26]，是构建人机协同发展之命运共同体的最有力路径。反映在具体教育目标内容上，即要将文化意志纳入到已有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文化情感、文化意识、文化环境之中，强调培养与发展学生在多元文化复杂关系中，基于“我们”的“公共性”信仰，调适与支配自身行为观念及行动的力量。“技术有着最为漫长的历史和最深刻的人性根源”^[27]，由技术功用、技术自主、技术智能阶段的“人-物”主体胜任力取向、“人-人-物”文化间胜任力取向、“人-物-人”跨文化胜任力取向，到“人-机-物-人”超文化胜任力取向的历时演化，是“我-你-他-我们”的转向过程，充分彰显了由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再到关系理性的发展脉络，这正是人类不断优化自身及所处文化世界的持续生成性追求，是文化胜任力教育目标取向不断超越性发展的本体特征。

超越性的教育目标理解为人工智能时代下的跨文化胜任力局限带来了本体论上的颠覆式变革。人工智能具有的强大智能介导作用，亟需新兴教育目标超越学生在所有关系中追求同一和自我中心的定性、超越一味调节自身适应环境而忽视变革及创设新物的定位、超越知识和技能上的单维定向。“超越性”教育目标追求的基本涵义是：教育目标以人文化成为终极目的，在持续的变革与调适中，看到他物与你我是作为“我们”的共在本体，共同生成和建构着文化目标及其实现过程与最终结果。超越性的教育目标理解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走向了“后人类中心主义”，要求将以往观念中的机器或技术“物”看作是与人类具有同样智能的智能代理主体，“我们”平等共在，紧密关联、交相影响，走向“我们”共在、共生、共建的文化和融教育目标^[28]。如同“人的身体”及身体“各大菌群”一样，各大菌群以整体共在、共生、共建的方式共同作用，动态生成着健康的身体，教育教学各要素也同样在人机境整体共在、共生、共建中持续动态地“人文化成”着。

（二）关系性认识与和融：调适人机境多元交互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下人机境的多元教学交互关系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功用论和技术中心论失配，亟需走向超文化胜任力教育目标取向的认识论创新，追求共在共生主体间交相互促、差异和融的“关系性”教育目标取向。

人机境多元教学交互活动缺乏整体性的差异和融关系。“人”是指教育管理者、师、生等教育教学主体，“机”是指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及融媒体等传统技术，“境”是指教材及其他各类软硬件环境。首先，人机境多元交互关系下的社会所需与教育所育失配。人工智能因其社会功用价值获得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不断冲击着各大社会产业结构，促使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颠覆式反转^[29]，大多数重复性及低创造性的知识工作与技能工作必将被替代和重塑。由此带来的机器控制者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愈加难以逾越的鸿沟^[30]，促逼着教育教学目标的超越。人工智能作为人的功能、意向、责任等方面转化后的智能代理主体，其智能代理主体性具有与人类主体持续生成交互式影响，并呈现愈加复杂多变的相互渗透和嵌入关系的现实性^[31]，已远非技术功用论所能涵盖。人工智能时代最需要的是建构与他人他事他物和合关系的能力，而且是建构“我们”这一命运共同体和合关系的能力。但当前教育目标欠缺对人工智能时代下社会现实所需与教育实际所育方面的考虑，一味追求学生对大量知识的占有、对单一技能的重复性熟练，而忽略了人工智能在当前及未来发展过程中与人同作为智能代理主体的重要角色与影响，这在多元文化和融的时代大背景下正受到巨大冲击^[32]。其次，对人机境教学交互关系的片面认识催生了课堂教学的技术跑马场。技术进入教育领域之前，教育教学活动具有强烈的“向师性”，教育目标的达成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知识、语言、情感、品格等综合化专业智能。技术进入教育领域之后，尤其是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入到课堂教学活动中，其强大智能介导作用，将师生、教材、融媒体等，家长、教育管理者、社区代表、教育研究者等，社会、技术、政治、经济环境等多方多重多层诉求加以集成，发布的课目教学知识更全面综合、更深入关联、更灵活个性。于是技术的作用日益凸显，有些教师甚至完全将课堂教学“主导权”交给教育技术，请技术在教育目标、内容组织与实施、教学评价等环节全权主导课堂，极端化为了技术中心主义的教学交互活动。但教育技术信“教”不信“技”^[33]，将技术物置于教育教学中心的认识，一方面抬高了人工智能这一作为教学要素存在的技术物，遮蔽了影响重大的人-机-境整体性教学交互的存在；另一方面，人与机器的文化差异性和多方多重多层文化交互生成性仍未进入教学主体们的视野。教育教学最终沦为了任由技术工具驰骋，“机器治教”与“专家治教”的跑马场，与达成课堂目标的教育性、因材施教的现实性失之交臂，遥遥而不可见。新时代下，教育目标亟需超越人工智能“社会功用论”“技术中心论”，在正确认识人机境多元交互关系的意义上重塑。

关系性的教育目标取向为人机境多元教学交互问题带来了认识论上的创新性视角。自我是在关系中生成的^[34]，教育要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须以“关系性”作为逻辑认识起点。新时代下，人类的生活及职业生存的活动、内容、范围等均愈加依赖于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人工智能这一具有同比或超越人类智能的类人主体或“生命3.0”^[35]，是同伴，是合作者，还是人主他客的工具？一旦关系定位及相应的组织结构方式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转方式及相应文化结果也将随之重构。“关系性”教育目标追求，强调由他你我共同组成的共在之共生主体间“差异和融”的“和合”关系，是关系理性在多元教学交互中的彰显。教育目标是在教育教学关系中得以确定和发展，其实现过程及最终结果也是在教育教学关系中存在、发生、发展、达成。正是这样“差异和融”的关系性认识起点消弭了教育所育与社会所需的鸿沟，超越了教学要素之间的离散性，使教育目标取向下的教育教学彰显其社会性、教育性、合目的性，持续生成各类和融教学关系，促进诸元深层次交互融合，走向人文化成的深度学习。

（三）生命化价值与共通：弥合技术理性与数据疏漏

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与数据疏漏使满蕴教育性生成和生命化价值的教学活动“愆德隳好”，亟需走向超文化胜任力教育目标取向的价值论实践，追求所有教育教学真实生命存在及其优化的“生命化”教育目标原则。

技术理性与数据疏漏背离了所有生命的相感相通。人工智能技术理性与数据疏漏带来了一系列教育价值风险强化、人机关系疏离、多样性受限等文化教育隐患^[36]。首先，教育人工智能存在开发与应用的技术理性陷阱。人工智能以教育目标为中心，展开规划、设计、实施、评价等技术智能过程，这看似是教育理性充分发挥着作用，实则往往是技术开发人员教育素养较差，致使开发出来的教育人工智能教育性不足。而教育教学专业人员不懂技术但一味崇尚技术^[37]，于是“照章办事”，无形中推波助澜了潜在的技术隐患。其次，教育人工智能忽略了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诉求。教育人工智能以其提前确定的算法路径引领学生开展教学活动，对学生即时生成的理性决策、情感需求、行为意向等方面完整综合的学习需求视而不见。动态、丰富的教学活动被交给了“程式化”的教学技术，在关注教学技术效用的同时，却将满蕴多种可能性的教学生命世界抛之于后^[38]。再者，“人的尺度”在智能技术物的环境下“失语”。当教育人工智能基于当前条件将所有信息进行数字化统构后，其做出的理性教学决策超出了师生所能理解的范围，而成为“黑箱”的时候，人在技术面前往往完全“失语”^[39]。师生没有权力和能力驳斥其做出的决策，教育世界处于技术统治之下^[40]。而世界能否完全归结于符号运作与数字计算？另外，教育人工智能还明显具有可能性的数据输入错误、重要数据遗漏、算法偏颇和偏见、受经济政治因素影响等^[41]所致的教育教学知识狭隘问题。人工智能的强大智能代理主体性极大程度上为实现教育教学公平化、内容精准化、过程个性化、结果可量化等奠定了颠覆式创新的基础与路径。但人工智能也以其多层嵌套的算法、无法体会真实情感与创生新物的“僵尸人”状态^[42]，不断依据已有数据及其中多种多样的强关联性，进行教育教学推理、决策和高智能行为。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对教师这一活生生课堂教学生命存在的悬搁，甚至将教师作为教育教学中可有可无的手段；往往是对学生鲜活生成的教育教学诉求的忽视，抛弃了由教学活动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绝佳生成性机会；往往是对教学主体，尤其是对学生的自主选择、决策与开展实践活动的生命化遮蔽，塑造了师生不可知、不由己、亦须为的教学惯习。且教育人工智能与教学主体不是手段和目的关系，而是某种程度上的大象与骑象人关系，“象走不一定由人”，人工智能技术存在失控的风险，其伦理责任尚不清晰^[43]。这些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局限、教学与评价偏差、教育风险和伦理危机^[44]，使得教育教学的人文化成旨归^[45]在技术理性及数据疏漏的主导下彻底消解，亟需在技术发展大背景下超越对现有教育目标的价值定位，追求富有生命关怀的教育目标原则。

生命化的教育目标原则为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与数据疏漏带来了价值论上的实践参考。现代教育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判断和价值传递的过程^[46]。教育人工智能以数据中心和技术理性牵引着课堂教学活动，较易形成以器为本、以技术为主的教育价值观，不同程度上抛弃了学生与教师的自主生命成长，限制了师生的教与学实践能动性，这就需要在人机境多元教学交互活动中追求美美与共的生命化教育目标。“生命化教育目标追求”批判人工智能以数据理性的方式程式化了教育目标及其富有动态和生机的多样化课堂活动，其基本内涵是：超越无形之中的技术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以“美美与共”为教育目标追求，敞亮多元教学共生主体的本真生命存在及其优化活动的终极文化价值指向。“生命化”的教育目标原则超越了教育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和数据疏漏，解蔽了多元教学共生主体下所有教育生命存在及其优化的文化意义，澄明了师生教与学活动中的生命意义生成和主观能动作用。这对如何更好地澄清人工智能的教育教学作用、目的及意义，如何定位教师作为师者的意义与作用等问题的探讨与厘清有重要指导意义。

超越性的共生共建本体存在、关系性的差异和融认识视角、“生命化的美美与共”价值取向，都是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目标追求中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存在，是融学生发展、教师发展、人工智能发展、教材发展、融媒体发展、软硬件环境发展等人机境多元和合发展于一体的文化胜任力教育目标新追求。作为基于并超越工具理性、交往理性走向关系理性的文化胜任力教育目标取向的新发展，超文化胜任力取向回应了人工智能时代多元合作工具情境的新问题。人工智能时代是变革创新的时代。原有教育教学形态的颠覆、教育教学各参与主体关系的重塑，教育教学目标底层思维的革新，都需要走向文化胜任力发展的新兴教育目标取向。

三、走向文化胜任力发展的新兴教育目标取向

文化胜任力发展是指人在文化情境中，以人文化成为最终目的，生成他你我美美与共和合关系的成事综合能力的持续演化过程。文化胜任力发展由对主体胜任力、交往胜任力、跨文化胜任力的批判和超越而来，持续发展到超文化胜任力，并将走向深植于心的文化素养，通往漫化于外的文化自由。文化哲学主张文化胜任力发展应秉持人文化成的和合旨归，超越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不但要看到“我”“你”及其之外的“他者”多元差异并调节自身行为，更要以持续的超越性、关系性、生命化为教育目标追求，注重在情境中创造性地变革与调适^[47]，真正实现多元文化共在交融，愈益成为关系理性下交相互促的命运共同体。

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指向共在、和融、共通的整体生成性教育，具有共在之共生共建、为他之差异和融、为所有生命之共享共通等内在属性，是人工智能时代多元文化的超越性发展、教育目标的关系性凸显、教学价值的生命化主张，对于理解当代教育目标的本体存在、革新教育目标的认识方式、敞亮教育目标的价值追求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当代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的基本内涵

文化胜任力发展对当代教育目标取向及知情意行环五域统一的具体教育目标内容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指导意义，是当代教育教学中关系理性和责任伦理的澄明和发展。

当代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具有共在之共生共建、为他之差异和融、为所有生命之共享共通等基本内涵。共在之共生共建是指“他”“你”“我”是作为整体的“我们”，在命运共同体中交互影响、关联渗透，共同生成建构，从而促进超越性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当代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的共在之共生共建，是指教育目标要超越以我为中心的主体性、以我你平等共在的主体间性、以他者为中心的他者性，而以各教育教学要素共在的共生主体间性为本体取向，作为整体生成的“我们”，在知情意行环的具体教育目标领域共同生成和建构，你（们）紧密关联并影响着我，我紧密关联并影响着你（们），达成“我们”这一整体生命存在的共同发展进步教育目标。

“和融”是指多元文化在流通、通达过程中的和乐、恬适、长远关系的状态。为他之差异和融是在意识到多元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不但以非对称性责任调节自身以更好地适应他者文化，而且以“我们”共生主体间深层次权力与责任的相互应答，追求交互活动中相互之间的为“他”性持续探索和变革调适，以形成和洽且长远的命运共同体和合关系。当代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的为他之差异和融，是指教育目标要在接受他人他事他物等多元文化及其关系介入的共在状态基础上，以“和实生物”的关系认识取向，将教育教学中各类新兴人事物，通过交相为“他”的关系理性加以革新、调适和通达，进而为实现知情意行环等具体教育目标、走向长远稳定的和合教育教学关系奠定坚实基础。

为所有生命之共享共通是指多元文化主体不仅在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共建交互活动中差异和融，而且相感相通，“作于此而化于彼”^[48]，相互照亮彼此生命价值，自然敞亮了自身生命价值。当代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的为所有生命之共享共通，是指教育教学中的一切活动应以命运共同体的“美美与共”为价值指引，在共在共建、差异和融的互感互通活动中，使整个命运共同体的多元教学主体获得普遍利益共享和共同发展进步，持续变得更和谐、更美好、更有活力，达致教育教学中人-机-境的和合状态。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教育技术的核心所在^[49]，其实现正是在生、师、机、境彼此照亮生命价值，共享共通地敞亮自身的过程之中。

文化胜任力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动态生成的演化过程，以共在之共生共建、为他之差异和融、为所有生命之共享共通的基本内涵，革新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教育目标取向，是多元教育教学主体不断走向超越性共建、关系性和融、生命化共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有助于重塑人类所处文化世界，化解多元文化冲突，照耀生命意义。

（二）当代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的超越品质

基于文化哲学的理论视角，整体观照人工智能时代文化胜任力发展的新兴教育目标取向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方面的超越品质，进而具体探查，分析其当代价值。

多元文化的超越性发展。“文化是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优化过程，及其世界”^[50]。人类从古至今探索并实现着自身生命存在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质正是人自身的超越性需要。人类不止是物质和文化维度的建构，还是“技术维度”的建构^[51]，教育人工智能等技术物的调节与建构将师生等教学要素联结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以持续超越自身而存在着。一方面，超越了当前文化间胜任力取向及跨文化胜任力取向的论域，走出了已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走向承认教育人工智能是具有同等乃至超越人类智能的智能代理主体，教育教学中的师生与另一类生命共生共建着同一个教育教学生命世界。这样非对立、“我们”共在、共生、共建的文化本体存在，充分彰显了超越品质，重塑着教育教学世界。另一方面，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也在不断超越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走向深植于心的文化素养教育目标，通往漫化于外的文化自由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的关系性凸显。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以和融关系为核心，超越主体胜任力教育目标取向、文化间胜任力教育目标取向的实体性^[52]、同一性和总体性思维规制，基于为他之差异和融的关系理性，变革与调适多元文化差异，以“我们”共生主体间性的关系思维^[53]，在不断通达的交互过程中，深化多元多重交互关系，化解多元主体间的交互矛盾，动态生成为和洽长远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新时代下，教育人工智能远不只是作为技术实体的存在，更为关键的是作为智能代理主体，与教育管理者、家长、师、生、教学内容、软硬件环境等人机境多元教育教学主体多向多重多层交互建构。相较于单纯功能型，具有关系型介导功能的人工智能教师明显更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促进学习投入、提升学习结果^[54]。对人机境整体教学交互关系的“已见”，对共生主体间交互生成“为他之差异和融”和合关系的凸显，是当代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的重要超越。

教学价值的生命化主张。教育目标历时发展中，一直存在着某种倾向上的左右摇摆，易于以某一单个实体的价值取向为中心，所有其他要素的价值黜落。文化胜任力发展取向以“美美与共”思想为指导，为共在和融的命运共同体互感互通活动确立了生命化的教学价值主张。教育因生命而存在，人工智能促进教育而非引领教育，忽视生命化的教育目标原则是对真正教育教学的背离。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是以共生主体间交相照亮对方生命价值的方式，敞亮自身生命价值，归洽自身生命意义。教育人工智能的“美”，也是其他教育教学主体的“美”。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批判教师专断权威、教育人工智能技术统领、空洞强调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等价值追求，彰显不断超越某个单一生命实体的价值取向，以人机境多元教学主体新的命运共同体想象和交相为他的行动^[55]，照耀彼此生命意义，实现为所有生命长远和洽的共享共通。

（三）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的当代价值

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一方面融合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和合”基因，另一方面融合了工具理性经由交往理性走向关系理性的时代新追求，是构建命运共同体诉求在教育教学中的集中反映，具有重要当代价值。

首先，为理解当代教育目标的本体存在提供新参考。教育人工智能远近普及的发展态势下，教学主体与教育人工智能的文化冲突和文化价值选择问题日益凸出。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以人机境共在为教育教学逻辑前提，超越“人主他客”或“他者中心”的人机存在方式，以共在之共生主体间性观照人机境的本体生命存在，打破了教育教学的角色与功能固着，开放教育教学系统与环境的边界，融教学中的教师、学生、教育人工智能、融媒体、教材、内外部环境等要素为一体。为当代教育目标由强调文化知识与文化技能、到增加文化情感、到增加文化意识和文化环境、再到彰显文化意志、化作文化素养、获得文化自由的持续生成与建构提供新理解，助力人工智能时代下面向未来的教育。

其次，为革新当代教育目标的认识方式提供新指引。当代教育教学中，人工智能越来越不是师生能够加以认识和把握的对象化客体，人在教育教学中的主体性受到严峻挑战，人机关系亟需进一步澄清。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合”关系下人机境的多元多重多层交互，不同于技术中心、教师中心、学生中心等实体思维和还原论思维，彰显的是多元教学共生主体间交相互促的为“他”之伦理责任及差异和融。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以人机境多元教学交互中的和合关系为认识起点，突破社会功用论和技术中心论等对象性思维方式及实体论认识困境，转向关系性、动态生成性的教育目标认识，强调关系理性指导下交相为“他”的差异和融，为认识当代教育目标提供有益指引。

最后，为敞亮当代教育目标的价值追求提供新视角。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教育目标倚重数据算法及理性分析，师生被动接受其教育教学安排，造成师生自我优化和自我实现的生命价值黜落。“器以载道，学以成人”^[56]，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冷科技与暖人性的深度对话。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以“为所有生命之共享共通”为价值追求，强调多元教学共生主体的“美美与共”，彰显了所有生命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发展、所有生命交相为“他”的超越性自觉和自为。即，教育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是与融媒体、内外部环境的相感相通，是与生、师持续优化的生命价值交相照耀，反之同理。文化胜任力发展致力于构建的为所有生命之共享共通的教育世界，为敞亮当代教育目标的价值追求提供了新视角。

四、结语

文化胜任力发展的新兴教育目标取向是工具理性经交往理性，向关系理性发展的历史必然。跨文化胜任力局限、人机境多元交互问题、技术理性与数据疏漏等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目标困境，催生了新时代下文化胜任力发展的共在之共生共建的超越性变革、为他之差异和融的关系性认识，以及为所有生命之共享共通的生命化旨归，为当代及未来教育目标取向提供了有所裨益的价值借鉴和路径参考。新的历史时期呼唤着切合时代精神的教育目标及行动，这一领域仍有许多亟需研究者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是教育人工智能是一个持续开发中的融新唯物主义哲学、人工智能技术哲学、学习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增值式概念模仿学习等超学科领域的新型共融问题群^[57]，如何将人工智能基础探索与教育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创新、超学科人才培养等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以促进教育人工智能的更好发展；二是如何结合融合了多模态学习、适应性反馈、人机协同等技术应用领域的教育人工智能^[58]，如“精准学习”“智能教室”“智慧教育”等，真正实现教育教学中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三是如何均衡好教育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中的创新与安全、权利与责任、效率与效益等方面的冲突博弈^[59]等。

文化胜任力发展教育目标取向批判主体胜任力教育目标取向、文化间胜任力教育目标取向，凸显跨文化胜任力教育目标取向，现又超越性地走向超文化胜任力教育目标取向，并向内通往文化素养教育目标，向外创构文化自由教育世界。以文化哲学为指导，通过文化胜任力发展的超文化理性自觉，以期在教育目标的超越性存在方式、关系性认识方式、生命化实践方式等维度，实现基于“我们”命运共同体的他你我“求真、至善、尚美”追求。

注释：

①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以学习为中心的评估理论建构研究”（课题编号：BHA180125）研究成果。

②曾文婕为本文通讯作者。

③作者简介：黄甫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教师教育学、教育文化哲学、德育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研发。

朱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教育人工智能课程研发与评价、教育伦理学。

曾文婕：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学习哲学和德育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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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ompetence: The Emerging Educational Goal Orient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ang Fuquan Zhu Qi Zeng Wenjie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ompetence, the emerging educational goal orientation, has been on stage in the thi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ave. From the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hilosophy, educational goal orientation evolves from the orientation of subjective competence during human subject and other object tool context, the orient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during I and You contact context, to the orient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during human-object interaction context in the diachronic form, showing the epistem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fro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rough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o relational rationality.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given birth to many educational dilemmas, such as the multicultural limitations of the educational goal orient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the functional technology assertion and technology centric assertion in the interaction among human-machine-environment, the educational risks and life aphasia with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data omission, etc., calling for the new educational goal pursuit of the times, characterized by the transcendental ontological change, the relational epistem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agential axiological practice. The educational goal orientation of cultur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refers to the whole generative education of co-being, harmony and plowshare, which has the inherent attributes of co-existence and construction, harmony interaction with differences for others, and plowshare for all life. It is the transcendental development of multi-culture, the relational prominence of educational goal, the life- oriented proposition of teaching valu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ontological existence, its innovation of epistemological way, and its illumination of axiological pursuit.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al goal orientation; cultur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relational rationality;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责任编辑：王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