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劳动与劳动教育的论述容易将身体从社会情境中抽离，使身体与社会情境分化。将身体回归分析的中心，有助于寻找劳动和劳动教育在当代日常生活中被“嫌弃”或“弱化”的根源。论文从劳动的具身性出发，分析了劳动的语义变化及劳动与身体的关系，部分解释了人们对劳动和劳动教育的负面情感。劳动教育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往往远离复杂的社会情境，营造劳动的诗意和情怀，忽视劳动对身体的损伤和侵蚀；资本驱动的消费主义和流量经济以“精致包装的身体”形塑未成年人的生活榜样。前者将未成年人“驱”离劳动场域，后者将未成年人“诱”离劳动场域。劳动教育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情境及社会情境的治理。
关键词：身体；切身性；劳动教育；社会情境；情境治理
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2019年6月23日）提出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加强劳动教育；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出台之后，7月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教材[2020]4号），以应对“青少年中出现的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正被淡化、弱化”，“让学生学会分工合作，体会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和谐的新型劳动关系”。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2020年10月13日）提出“改革学生评价，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加强劳动教育评价，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以上均表明劳动教育不单是某类别的教育问题，而是广泛的与社会情境相关的复杂问题，彰显了劳动教育的时代紧迫感。对人类来说，劳动不但创造了物质世界和社会历史，更是创造了人本身[1]。为何习以为常的“劳动”及“劳动教育”在当代中国会被问题化，这的确引人深思。探讨劳动，不能离开社会情境中作为具身存在的活生生的劳动者。充分理解劳动的身体属性及劳动教育所处的社会情境，是我们分析劳动教育不可或缺的视点。把握劳动的语义变迁及劳动与身体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建构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和谐的新型劳动关系。
一、劳动教育的身体基础根植于劳动的具身性
日常语境中，人们常常将劳动视为一个抽象词，剥离了劳动的具体情境。具体情境中的劳动离不开一个个鲜活的劳动者，他们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体。身体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处于个体化的躯壳和社会经验的交叉点上，处于主体参与与集体规则的交汇之处[2]。
（一）身体是劳动语义的本源
汉语中，”劳动”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让王》中：“春耕种，形足以劳动。”作为单个的文字，“劳”是会意字，始见于战国文学[3]，本义是费力、劳苦，指一般的劳动、烦劳。“动”最早见于秦汉篆书，本义指行动、为实现一定意图而活动[4]。组合词“劳动”具有明显意向性的意义需要付出劳力的身体活动及身体感知。“劳动”早期意义指痛苦或麻烦（负重之下的滑动、失足或摇晃），既指身体感知，也指身体动作。作为动词与农业活动有关，意指犁田或在地里劳作，也延伸到手工劳动或任何一种艰苦工作，还有一种特别的用途是指女人生孩子的痛苦和艰辛，之后“劳动”一词逐步失去了“痛苦”含义，但仍有较强的“艰苦”之意。劳动作为社会活动之意越来越清晰，也更抽象化，最重要的变化是“劳动”的名词化，变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专业术语，成为所有商品价值中的一个可测量、可计算、可交换的因素。“劳动”最一般的用法，由曾经的生产活动，变成了与资本和物质产品关联的生产要素。这个新的特殊含义直接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系统理解有关，“劳动价值”与“劳动供应”具有更精确、更特殊的含义。劳动发展出了两个现代意义：一是经济学上的抽象活动；二是抽象的社会阶级[5]，即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创造物质财富，但本身并不占有物质财富，而是形成一个只能依靠微薄工资维持生计的庞大的劳动阶级。
“劳动”的词义溯源表明，其原初意义是指需要付出身体力量及获得身体感知的在场体验，关系到个体与自然的关联以及个体的生存状态，即劳动就是生存本身，是一种生存实践。抽象的劳动意义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切相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结果，体现的是劳动力的交换价值。生产力的发展拓展了劳动的内涵及劳动形态的升级换代，劳动由最初的第一产业（农业）扩展到后来的第二产业（工业）再到现在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劳动逐渐脱离“痛苦”之义，但“艰苦”之义仍在，表明无论怎样进化，劳动的本质是“身心投入”，且伴随强烈的身体体验。就经济学意义而言，劳动只有分工差异，本身并无贵贱，但劳动者不同的社会情境定义了劳动的社会意义，使之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畴。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使劳动分化成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大类别，各自所带来的社会回报和身体舒适度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两类劳动等级化。中国自古就有“劳心”与“劳力”之说，且赋予“劳心”“劳力”不同的政治含义及等级秩序：“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二元化、等级化，并使之对立化，这一劳动哲学对我国影响弥久，至今仍能看到其影子。鉴于劳动是形塑身体的文化场[6]，对劳动及劳动教育的讨论还须回到身体本身，这正是被绝大多数研究所忽视的主题。
（二）劳动对身体的挤压和侵蚀
劳动创造了人自身，也创生了社会关系。马克思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肉身性质与财富同资本之间的秘密。“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把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7]从事生产劳动的个体不是某种虚幻的存在，而是现实中的、通过经验能够观察到、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7]。在大工业生产中，身体劳动创造了财富，但并不占有财富，反而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建国后，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分割、平均主义及生产力低下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致使“按劳分配”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尤其是给农村生存型劳动者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成为其自我实现的反作用力，这对出生于农村的城市精英来说，可谓刻骨铭心。如发表于2003年的小说《卖米》[8]反映的是农村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在市场交易中的窘境。他们惜售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因为从大米的播种、收获到参与市场交易，均是以身体的极限为代价，对大米价格一分一厘的必争是想获得对身体付出的最低回报。因市场信息的匮乏和交易能力的缺乏而放弃的交易机会又使他们承受更多的身体压力。“逃离农村”成为农村子弟及家庭的共识，也成为“成功逃离”后精英学子的叙事主题[9]。劳动的超强度和回报的最小化使得劳动变成了劳动者的“异己物”，嵌在民间心理结构中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与其说是认同“读书”的诗意与审美价值，不如说是看重“中榜”后所获得的包括财富与地位在内的工具性价值。“读书的料”仍然是当代底层家庭延续家脉、支撑门庭的希冀所在。福柯命名为“权力力学”[10]的强制劳动无疑加剧了人们对劳动的恶感。以苦役或体力劳动规训身体，不仅见之于政治层面，如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五七干校”[11]，及给罪犯以生活出路[12]，等等；也常常出现在学校日常生活中，小学一年级学生直言“老师不会让好同学扫地，只会让留校的同学扫地”[13]，这些形塑了人们关于劳动初始记忆的灰色区域及负面情感。劳动的权力力学可以通过身体直接体验到，但对普通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对身体的负荷和挤压，进而强化对体力劳动的矛盾心态：父辈为生存“不得不”如此，若有条件或创造条件让子代“远离”体力劳动。
劳动对身体的侵蚀主要体现为致死、致伤和致病。无论是传统的劳动业态，还是新的劳动业态，劳动对身体的侵蚀本身都包括在劳动之内，表现为难受、痛苦、中毒、事故、变形及疲劳过度等，必须提防那种视极端痛苦为有益的论调，因为身体始终处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14]。劳动除了哲学家、诗人以及权力所赋予的光环外，更有现实的残酷性和无奈感，而这一切正是由身体承载和体验，并以此传导到社会成员的网络世界，给未成年人以直观的感觉冲击，回避艰苦、危险而低报酬的劳动是人的本能，向往轻松、体面而多金的劳动同样是人的本能。保护和尊重体力劳动者、改善劳动环境、提高体力劳动报酬属于社会治理的范畴，也是劳动教育的基本要义。
二、苏霍姆林斯基的经典学校劳动教育理论的价值与限度
当作为社会活动的劳动超越因自然经验而获得的限度并与工业大生产相关联时，劳动者需要接受系统的劳动技能训练，或在学校系统中，或在工厂流水线上。当数字技术日益取代人工操作的制造技术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性标志时，劳动形态和时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庞大的工厂生产形式不再具有以往的优势。马克思从维护工人阶级权益的角度，提出了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劳动教育论述。这种初始阶段的工教结合的论述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教育理论的源头，但其主要关注的是生产过程中工人劳动技术的掌握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未涉及劳动教育的社会情境，也面临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挑战。
不同于马卡连柯在儿童工学团和人民公社等非正式教育系统中的劳动教育论述[15]，苏霍姆林斯基无疑是对计划经济时代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劳动教育做出系统、权威论述的教育家。他提出劳动教育的动因就是看到了福利保障条件下，部分青少年轻视劳动，在生活中稍有不顺就发牢骚，自己又不肯付出努力去改进。他批评教育脱离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认为学生的生活体验若仅限于物质福利，势必会抱着单纯消费的观点来看待生活[16]。他在帕夫雷什中学持续15年的实验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劳动教育的系列观点，尤其认为劳动教育不仅仅是教育学生热爱劳动的方法的理论结论正确与否，而是关系着人的命运问题，教育者要对学生前途负起全部责任[16]。苏霍姆林斯基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幸福，用扎实的教育行动，构建了一套贯穿小学和中学的劳动教育体系，将思想教育和劳动纪律并行、认识性劳动和生产性劳动融为一体，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和志愿选择劳动类型和专业。这实际是脑体结合、导向学生职业发展的劳动教育。他还认为学生参加正式的有报酬的生产劳动能够使学生获得日后在独立生活的初期极其需要的生活经验。在正式的有酬劳动中体验劳动价值和理解幸福生活的条件是学生终生发展所必需的自我教育[16]。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理论的社会基础是苏联高度集中的、以制造业为主体的计划经济的鼎盛时期，一切都充满了确定性和目标感，其劳动教育思想内核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实践产生了观念上的影响，但在我国以农业和农业人口为主的历史时期，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思想并未显示出通用性。
三、我国劳动教育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社会情境
尽管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理论为我国精英界所熟知，但在实践中，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劳动教育更多地体现为对社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而非“育人”方式。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理论中以职业为导向、指向生活本身、从劳动中获得相应报酬的主张没有出现在我国劳动教育话语体系中[17]。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在以考试为导向和追求升学率的教育实践中，我国学校劳动教育事实上处于被虚化或中断的境地。
劳动教育在政策话语中强势回归的近几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向纵深发展。40余年的高速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空前丰富，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多，鼓励消费成为国家经济政策。信息社会催生的劳动形态的变化和劳动力的流动性使劳动者社群分化加速，相比以往以体力为标志的劳动，当代劳动日益呈现出去体力、信息化和知识化[18]及智能化[19]等特征。国际上，公共卫生、气候等问题的全球化和经济领域中的逆全球化使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及劳动技术，降低了体力劳动总量。但是，由于历史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割裂、劳动与闲暇的割裂、劳动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割裂、直接劳动教育与间接劳动教育的割裂所造成的劳动教育困境仍未破解[20]。市场经济生态中的资本逻辑与应试教育相应和[21]，进一步挤压了劳动教育的空间。日常用语中的“身价”成为“财富”一词的隐喻，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的互联网时代，各种造富神话甚嚣尘上，通过智能终端传播到任何一个角落，其对青少年的影响不言而喻。资本运作的“小鲜肉”“饭圈文化”等畸形的“快富”“巨富”现象给青少年以强烈的虚幻感和即视感，追求一种无需艰苦付出就能获得的“体面和精致”生活成为他们远离劳动场域的致命诱惑，“体面和精致”同时成为身体景观的代名词。
生活中，我们无法回避马克思所批判的经济生活中的劳动异化现象，当前的劳动形态及其相关条件使劳动存在着事实上异化的风险[22]。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对不同类别劳动的投入与产出的预期与体验到的事实上的差异（尤其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工作环境与收入差异），连同根植于中国文化中“劳心”与“劳力”之间的等级观无疑强化了他们对体力劳动的焦虑感和回避心态。提高福利、给体力劳动及体力劳动者正名既是历史视野中的文化和教育问题[23]，也是现实而紧迫的社会治理问题[11]。近20年的劳动教育论述轨迹表现为从具体的教劳结合转向为培养劳动者价值观、提升劳动素养，尊重人本[24]。但是，劳动教育的话语体系只是单方面强调劳动的崇高和诗意，对劳动的具身性和劳动教育的社会情境避而不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对劳动的全面认知和客观认知。
四、劳动教育的切身性
正因为劳动的具身性及劳动对身体的挤压和侵蚀很少出现在劳动教育的一般性讨论范畴中，人们在构建劳动教育的框架时富含激情和诗意，却未正视劳动的社会情境及通过劳动获得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劳动教育必须诚实地面对身体、观照身体。
（一）确保学生在劳动教育中获得职业倾向
杜威在访问中国的讲演中提到一则趣闻：美国曾有学校招收学习游泳的函授生，通过印发各种游泳方法的讲义，教人在陆地上练习。有一个函授生很勤奋地练习，过了很久才跳到水中实地试验，结果沉到水底再也不能起来。他以此调侃机械的学校教育使学生身心分离，学生缺乏参与社会的准备和状态[25]。这种分离所造成的后果是劳动与闲暇的对立、教育与职业的对立。杜威认为现代社会应该将割裂的教育价值统一起来，每个人都必须从事一定的劳动是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以闲暇为目标的教育应加强效率和劳动教育；以效率和劳动为目的的教育应培养情感和智力的习惯，促进崇高的闲暇生活[26]。蔡元培的劳动教育观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人人都应该工作，从而使个性得到全面和谐发展，以造就人人平等的社会[27]。这些观点揭示了劳动教育与职业之间的天然联系，二者唯有浑然一体，而不是相互割裂，才能让学生在劳动教育中逐渐发现自己的能力优势，从而识别出未来的职业倾向。人的劳动不是为着某种功利性的目的，而是基于自身潜能获得自我实现，在劳动中实现人不役于物的审美价值。
（二）构建具有安全感的、平等的学校教育环境
作为培训未来劳动者的学校关起大门就自成一体[28]，门里门外两重天，学生穿行在两个世界里。某些学校教育的诡异之处在于：除了继续升学的部分学生外，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被升学淘汰的人均不能从学校得到他们将来走向社会谋生所需。如果只谴责学校教育的异化，而不关注职业的等级性和职业背后的经济与社会治理属性，学校劳动教育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教师作为支撑学校教育的一种职业，本身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和可感知性。教师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如果足以支撑起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则有助于增强他们开展劳动教育的底气和权威。教师如何处理与学生的互动关系，对学生获得何种职业认知起关键作用。学校需要提供安全的、平等的、杜绝将体力性事务作为惩罚手段施加给违规学生的教育环境，避免在视觉上人为地制造“低贱的身体”和“高贵的身体”之间的鸿沟。通过分享父母职业的特征，让学生了解不同职业的要求及获得该职业所需要的条件，帮助学生获得这样一种认知：任何一种职业，只要是合法的，通过努力学习能够获得相应资质，凭借合法劳动能够得到应有的报酬。这是消除职业尊卑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这样的认知出现在尊重和平等的安全环境中，伴以教师的友善和同伴的纯真，从而使劳动教育回归劳动本身、使学生在劳动过程中享有“自由意志”与“精神解放”，最终达成身心和谐的全面发展的人[29]。
（三）重视劳动的丰富样态及劳动关系
劳动的丰富样态，就空间而言，既包括传统语境中需要置身劳动现场、付出一定体力的劳动，也包括远离劳动现场的新业态；就用工性质而言，既包括以合同为依据的固定劳动，也包括无合同的灵活就业形式；就产业而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体力型劳动总量上呈递减趋势，脑力型劳动即非物质劳动[30]呈递增趋势。多样化的视野有助于增进学生对新时代劳动类型及社会用工方式的了解，进而为学生社会角色的学习和获得提供鲜活经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0年）扩展了收入来源的多样化，新时代劳动教育的认知框架同样需要将市场经济社会中知识资本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等纳入其中。劳动教育要让学生认识到劳动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劳动社会关系的本质。劳动社会关系包括用工单位、政府部门、司法救济等相关方，涉及的是报酬、劳动保护和劳动权益保障等。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2021年）着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法治社会是建立平等的劳动关系的根本途径。就人的终身发展而言，劳动能力提升、劳动力的议价权、劳动中的生命安全、健康保护、劳动争议上的司法救济等这些也同样需要纳入劳动教育的框架。学生在获得对劳动及与劳动社会属性充分认知的基础上，为终身发展做出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决策与选择。
五、为劳动教育创造一个风清月朗的社会情境
各种快速“致富”“造富”神话以及“炫富”表演，连同消费主义一起，激发出身体的即时性满足渴求和非理性行动。当物质财富成为衡量人生成败的单一标准时，没有人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致富”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和身心投入。净化社会情境，培育健康的生活观和职业观，这正是社会治理的要义所在，也是劳动教育的社会基础。
（一）维护基于分配正义的和谐劳动关系
“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一直是我国劳动人民追求的社会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其背后的社会逻辑是基于分配正义的和谐劳动关系。改革开放提升了国家整体实力，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了，但客观上仍存在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义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焦点问题，人们对自己在社会中”应得”的心理期待直接冲击分配正义。这种”应得”的心理期待往往与自身的阶层相关，分配正义即是对阶层差异的调节[31]。分配正义是社会以制度的方式来分配收入、机会和各种资源，遵行差异性正义原则与同一性正义原则，把人为原则与自然原则、同一原则与差异原则协同起来，以此创建和谐美好的社会[32]。社会制度保障分配正义的意义在于将追求个体分配正义的个体意向性整合为集体意向性，保护伸张分配正义的行为和惩罚破坏分配正义的行为，并调节个体之间的分配利益[33]。在基于分配正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所有劳动者均能通过自己的双手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劳动仅表现为分工差异而不是地位和贫富差异，劳动教育的效果将得到极大改善。
（二）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劳动保护制度
在原有的城镇非正规就业主流化的基础上，出现了零工经济，变化多样的就业形态使得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劳动保护变得更为复杂。非正规就业者属于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劳动报酬得不到保障，劳动强度大，劳动卫生安全条件较为恶劣，工作本身危险，容易发生较大的安全事故。尤其是在部分民营企业中，劳动时间延长严重损害其身体健康。员工的劳动关系博弈能力非常低，权利屡遭侵犯，尊严屡遭亵渎，处于被歧视、被剥夺和被边缘化的地位[34]。新生代产业工人同样面临就业权实现、劳动报酬权与社会保障权、劳动安全卫生权与休息休假权及职业培训权等劳动权益保障的现实问题[35]。零工经济是由平台串联而成的一根就业链条，就业形式由“公司+员工”变成了“平台+员工”，具有约束性的劳动合同退出了劳动雇佣关系，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和劳动保护尚处于真空地带[36]。而作为政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关键性行政力量的劳动保障监察存在监管主体碎片化、地方政府的行政干扰及属地执法资源约束等问题[37]，导致一系列执行困境：劳动保障监察惩罚措施威慑力不足、柔性监管手段影响力有限、与非政府组织间合作监管机制开发滞缓等[38]。由于存在立法及监管、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以及工伤保险等问题，职业病防治任重而道远[39]。除此之外，随着零工经济时代的来临，基于数字平台诞生的网约车、外卖、快递等与“时间赛跑”和受困于数字系统的新业态无疑会催生新型职业病及职业伤害[40]，这些刚刚进入政策视野之中，但具体操作可能需要时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由于劳动关系根植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新的业态层出不穷，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解决除了国家层面持续的法治建设外，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夯实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力量，将劳动人民包括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平等地获得劳动报酬等福祉放在社会治理的中心位置，推进社会建设。
（三）警惕消费主义对劳动的贬斥和对社会财富的掠夺
消费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占有非必要商品，并以此作为人生目标，推崇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价值观，营造出自由与平等的虚假幻象[41]。消费活动越来越表现为通过改造和重塑人的身体来生产和满足需求的过程，身体本身也成为商品[42]，成为不断升级消费的时尚产业[43]，但是，这种借助虚拟视觉符号完成的、依赖他人肯定的自我印象反映的恰是自我认同的危机。而顶级玩家的出现则将消费主义推向极致，其一是资本加注的明星作为一种象征资本[44]与数字资本[45]合流，催生了盛行10余年、严重影响青少年价值观和是非观的“饭圈文化”[46]。其二是以平民性、可塑性及低龄化为基本特征的“网综养成系偶像”泛娱乐化，刻意渲染“一夜走红”，全景敞式视角培养偶像衍生“私生饭”行为，有名无实的假意授予投票权损害民主内核[47]，等等。其后果是使人们对于财富的崇拜由传统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走向符号拜物教，从物化、异化走向幻化[48]，日益远离劳动世界，厌恶和轻视劳动，对脚踏实地的劳动不屑一顾，幻想走捷径。整治负面人物和混乱的平台信息是校正价值观和财富观的起点，也是为全面实施劳动教育清扫社会环境的必要手段。
劳动教育不同于任何其他类型的教育形式，它只能发生在现实世界中，且是一种身体在场的具身教育。身体的在场性及劳动的具身性表明，劳动教育必须正视劳动者所处的社会情境。只有将劳动教育纳入社会治理的视域，而不是简单地视其为某种可以脱离社会情境的教育，劳动教育才能真正造福于个体，造福于社会，造福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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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ysical foundation and social situ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Xie Ni
Abstract: The discourse on labor and labor education tends to separate the body from the social situation and separate the body from the social situation. Returning the body to the center of analysis is helpful to find the root cause of labor and labor education being"disliked"or "weakened" in contemporary daily life. Starting from the embodied nature of labor,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semantic changes of labo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the body, and partially explains people's negative emotions about labor and labor education. Theoretical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of labor education tend to stay away from complex social situations, create poetry and feelings of labor, and ignore the damage and erosion of labor to the body; capital-driven consumerism and flow economy shape the future with "exquisitely packaged bodies". A role model for adults. The former "drives" minors out of the field of labor, while the latter "entices" minors from the field of labor. Labor educ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ocial situ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Key words: body; personal; labor education; social situation; situation governance
责任编辑：谭紫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