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2月，每期扉页上都写有“本刊是为了推广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的《万国公报》，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观点，“其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1]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内包括《万国公报》在内的大量期刊不遗余力引进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各种教育理论流派轮番出场，但为何国人惟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作为基本遵循？个中缘由，除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包括教育领域工作等各方面工作之外，还有着来自于教育自身的诸多因素。

首先，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问题解决的契合性。一种思想能够被接受并广为使用，究其根源，在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即这种思想能够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提供方向、思路和方法。马克思关于教育的论述主要集中在19世纪中叶，这些论述在70年后被中国先进人士引进并作为行动指导，一定是因为这种思想有助于中国摆脱当时所面临的教育困境，为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镜鉴。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是什么样子？不少人用“旧教育”一词来指代，陈独秀指出：“旧教育是教学生应当如何，不应当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总是这样教训下去，这正是先生教学生。”^[2]他在《新教育之精神》一文中谈到：“我们中国的学校教书，是最腐败的，你看现在各省的学校，有些经费都被外人拨扣，以致陷于无教育之地步，那是不消说了”，“教育为国家命脉所依托”，要大力提倡“新教育”。他认为新教育有三个要点：第一，要注重社会方面，教学生宜就社会上一般的事情，如儿童常知道的或亲自看见的，儿童自然易于了解，那就没有“莫名其妙”的弊处了。第二，学校当以学生为本位，教育应启发儿童的本能，引起儿童的兴味，不可压制儿童。第三，更宜实事求是，不可虚张形式，讲尽外观。在新教育的主张中，陈独秀对教育与社会关系有独到的论述：“若教育与社会分离，是即个人之教育，其效力甚微，其不经济实甚”，“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的工具”。^[3]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早期阐释和论说，是马克思所讲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其意图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创建“新教育”，来替代腐朽没落的“旧教育”。

其次，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真理性。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用西方唯心史观指导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的探索均告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的一系列论述，深刻揭示了教育的本质特征和教育发展规律，具有无比强大的说服力和穿透力，能“拨云见日”般地震动和惊醒中国教育实践。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最早阐发者。在1917年后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纪元》等文章中，李大钊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经济构造（即物质构造）才是基础构造，基础构造决定表层构造。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必然要受到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制约。同时，包括教育在内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4]陈独秀也谈到，教育属于上层建筑，是“经济的儿子”，“在工业未发达的社会里希望教育发达，自然是妄想；在社会主义未实现的社会里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自然也是妄想。”^[3]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考察社会物质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时所提出的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发展相一致。旧式劳动分工造成人的片面发展，而大工业机器生产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5]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深刻揭示了教育的内涵与目的、实现教育目的的现实路径，以及教育与社会分工、生产劳动等相关关系，其客观性、科学性是其他思想或学说无法比拟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相通性。教育理念是对教育的基本认识，是教育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制约着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理念相通，才能旨趣相同，实现真正的行为、情感认同，从而在两相结合中生发出一种新的教育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念和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在很多方面有着共通性，这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提供了丰沃的文化土壤和精神依托。马克思强调“社会关系”，正如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其所著的《社会学主要思潮》中所说的，马克思“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思想是：所有的人都处在一定的、必然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是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每个人，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而理解历史进程的条件就是要懂得这些超个人的社会关系”^[6]。这一点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指出的：“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越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7]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重视，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社会本位论”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注重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品性，强调在教育上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性目的——即使是提高个人的各种修养，践履对自身的义务，也主要是为了完成各种社会责任。这些理念与马克思的主张具有较强的一致性。除此之外，类似的相通性还有很多，诸如：马克思对宗教持批判态度，认为“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而孔子在《论语》中也有“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的论述，中国教育的政教分离、非宗教思想与马克思关于宗教的论述有不少共通之处。马克思指出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的，《礼记·礼运》中有大同世界的理想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教育的最终追求上有类同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用实践的观点来把握人之生存，确定人之存在的生存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向来强调身体力行、亲身实行，注重学用结合，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既是宇宙观，又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其核心是对立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庸》自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中”字常见字义有三：一是指中间、中等、两者中间；二是指适宜、合适、合乎一定标准；三是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唯物辩证法和《中庸》在教育的思维方式上有相似的地方。

最后，苏联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示范性。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被党的先驱接受，并且通过在根据地创办大量的列宁小学等方式付诸实践，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以及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早在十月革命前，苏联就出现了一些用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点写成的教育专著，比如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1907年和列宁一起侨居国外时，除参加革命工作外，还考察了不少学校，研究了西方古典教育家的著作，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在书中，她详细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明确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改造旧社会强有力的工具，而且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方法。^[8]37十月革命后，她在《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等文章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学校，都有共同的目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把学校办成读书的学校，而且还必须办成劳动的学校；集体主义教育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力图把儿童培养成为个人主义者，……我们却努力把我国的儿童培养成为集体主义者”。^[8]21这些论述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在实践中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教育主张提供了具体行动指导。而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大力改造旧学校，注重对学制进行调整。1920年年底，苏共召开关于国民教育问题的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学制改革的决议，把七年制学校作为普通学校的主要类型，允许在七年制学校的基础上设立修业年限为3～4年的中等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这些新型学校彻底克服了旧学校教学与生活完全脱离的缺点，把学校的教学工作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立的一系列革命根据地学校提供了样板和示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级政府创办的基础教育学校都称为列宁小学。当时，一般较大的乡设立3所以上的列宁小学，较小的乡设立2所；在每个辖区内建立1所以上的列宁模范小学，每个县则设立列宁完全小学。这些学校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学校的实践经验，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早期的生动实践。

内外因的相互作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距今百年时就在中国大地上扎下根来，而且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逐渐开枝散叶，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结出累累丰硕果实。

参考文献：

[1]马军.首个将Karl Marx译为“马克思”的人——蔡尔康史志译撰述略[J].史学理论研究，2002（4）：131-135.

[2]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J].新青年，1921，8（6）.

[3]陈独秀.新教育之精神[J].教育学术研究室杂志，1920（1）.

[4]戴菁.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N].学习时报，2019-09-2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

[6]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葛智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4.

[8]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M].卫道治，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刘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