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杨贤江、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着力探索教育的社会经济制约及其本质属性,辩证分析教育对社会的反作用及其功能发挥特点,批判夸大教育功能的各色论调。其理论探索,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实践,而且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启迪。
关键词：教育本质；教育功能；教育救国；教育强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本土实际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即在中国广泛传播。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杨贤江、毛泽东等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热衷于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着力对教育的本质属性及其价值功能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索和辩证分析，并对夸大教育功能的各色理论展开深入批判，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进程。其理论探索的价值意蕴与宝贵经验，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教育的社会经济制约及其本质属性
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受制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指出资产阶级教育的社会基础和本质属性：“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2]
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决定精神构造的理论论述。他指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精神构造则是随着经济构造的变化而变化，而经济构造又与社会生产力发展密不可分。李大钊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的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层构造。表层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3]以道德为例，其作为社会精神构造之一，也必然随着社会生活，特别是世界经济生活之剧变而发生相应的新旧道德之更替。李大钊说：“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从前家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道德，因为他是家族经济，国家经济时代发生的东西，断不能存在于世界经济时代的。今日不但应该废弃，并且必然废弃。我们今日所需要的道德，不是神的道德、宗教的道德、古典的道德、阶级的道德、私营的道德、占据的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4]其实，教育与道德一样，它也是人类的精神构造之一，同样也不可逃脱世界经济动变与社会生活影响。
与李大钊思想相契合，陈独秀更明确地指出，教育同思想、文化、宗教、道德一样，都不是经济基础本身，而是其上的“建筑物”。他说：“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5]陈独秀认为，“教育”无法超越自我而与“经济”等量齐观，它只能是“经济的儿子”,而不是“经济的弟兄”。[5]在陈独秀看来，教育的价值功能发挥离不开社会经济基础的大前提，包括教育在内的精神改造必须与社会物质改造协调一致，方能发挥其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另一位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则自觉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深入求索教育的本质属性，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学术见解。他不仅全面梳理了社会发展演变形态及其规律，而且强调教育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发生变迁；同时指出，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致使教育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政治的制约。他说：“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支配一般社会的精神的生活过程；教育当然不在例外。教育意义的变迁，便为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历史变动期中所表现的形态；自有历史，就没有脱离过政治关系的教育。”[6]在他看来，作为上层建筑之一，教育本是一门实用性极强的社会科学，其最初发生，“就只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6]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本属全民平等的原始社会教育，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反而“变了质”,这种“变质教育”无疑深深地烙上了阶级的烙印，凸显了支配者自身的利益诉求。杨贤江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其教育本质乃“专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6]在他看来，所谓“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独立说”,都不同程度地歪曲了教育的本质属性，否定了教育的阶级性。指斥把教育说成所谓“神圣”“清高”“中正”“独立”纯属迷信之论，强调“教育之为物，对待于‘神圣’,我将以‘凡俗’名之；对待于‘清高’,我将以‘平庸’名之；对待于‘中正’,我将以‘阶级的’名之；对待于‘独立’,我将以‘隶属的’名之。”[6]他特别重申：“人类自社会的内部分成阶级以来，教育只是阶级支配的工具；它只为了支配者的利益，且惟少数特权阶级能以享受。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普及教育’也是为了资本家的需要……学校不过是‘观念制造’之工场。[6]
作为革命领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毛泽东深切认识到，一定的文化教育及其功能发挥终归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政治之制约。青年毛泽东曾一度相信“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7]当他在现实中看到资本家握有教育大权，片面鼓吹资本主义，逐渐认识到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加深了对教育本质的理解；特别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深信教育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和阶级本质，开始主动将教育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强调无产阶级教育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进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二、教育对社会的反作用与教育功能发挥的辩证分析
教育虽然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但它从来都不是社会发展的被动适应物。李大钊认为，教育与人类的其他精神构造一样，和社会经济基础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他号召有识之士要善于将二者统一起来，强调要“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3]在李大钊看来，社会转型期的教育改革先驱者理应承担起引领社会走向光明的神圣职责，教育家要“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8]但同时，教育工作者更要主动抗争，努力改造社会。1921年5月12日，针对北洋军阀政府随意“断绝教育经费”的做法，李大钊提出严厉指责和抗议：“在这样的政府之下，教育事业不仅现在得不到真正的发展，也绝无真正发展的希望；这种教育机关即使关门也没有什么可惜之处。我国不能安于这种政府，对之容忍姑息，而应当彻底改变它，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不远了。”[9]
陈独秀进一步指出，教育不可以坐待经济变革而无所作为。但他提醒大家，也不能过分夸大教育作用，要自觉认识到教育价值功能的历史限度，以便更好地配合整体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彰显教育变革应尽的职责与使命。陈独秀说：“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本为社会进步所必需，然其效力只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以内。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5]在他看来，只要不崇信“教育万能论”,不把教育作用夸大到“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那还是可以肯定教育对“改造社会”的重要价值的。他说：“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10]
作为中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袖和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恽代英并不相信读书和教育可以救国，更相信革命行动的力量。他说：“今日言救国，断宜以力行为唯一方法，以各行其良心之所信，为救国之道。”[11]在他看来，要解决中国普通人的“吃饭问题”,不能不实际“加入救国运动”。他说：“我以为要使一切人的吃饭问题都得着解决，要使我们自己的吃饭问题，得着永久安定的解决，我们非加入救国运动不可，所以亦非研究救国的学术不可。”[12]同时，他强调，大家研究救国学术之外，还要有实际的救国行动。他说，我们“在研究之外，在合当的时候，用发传单、打通电、开会、游行乃至于其他活动，以求达到一种目的，自然亦是应当的事情，这正如学理化的人，必须进实验室，是一样的事”。[12]
与革命行动相配合，恽代英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人。他说：“要使学生成为社会有益的人，第一层要使他在这种恶社会里站得住，第二层要使他能改造这种恶社会。”[13]而要培养这样的学生，则自然要对教师提出许多严格的要求，不仅要在生活上悉心关爱学生品格、学问和能力的全面发展，指导其择课、择校和择业，更要督促其接触社会，熟悉社会情形和业界生态，以便“一出去便可以改变社会，不受社会的改变”。[13]恽代英认为，教育家必须具备“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打成一片”的融通视野，方能释放出教育价值功能的最佳成效。他说：“教育家必须把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打成一片，用自己所养的人，去做自己所创的事，创自己能做的事，以容自己所养的人，这样才人无不有合当的事，事无不有合当的人；再说显明些，教育家必同时兼营各种社会事业，办学校，只是完成他社会运动的一个手段。换过来亦可以说，社会运动，只是完成他教育事业的一个手段。……我们要改造教育，必须同时改造社会。要改造社会，必须同时改造教育。不然，总不能有个理想圆满的成效”[13]
同理，杨贤江也深信教育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他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教育发达必然有助于其资本增殖的目的。他说：“各种产业教育的发达，自也益能灵活支配生产的行为，改进技术的效用，而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6]在他看来，先进的教育自然蕴含着引领和促进社会变革的重要价值，其与革命实践是相互配合的。杨贤江说：“教育也有率先领导或者促进的功用；例如在辛亥革命之前，有许多地方的学校已在宣传革命思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行为，尽可说是这种宣传的产物；由这可知，教育着实有作用，决不像是专做‘尾巴’的。”[6]不过，教育终归是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之整体结构。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深刻领悟到“三座大山”对中国社会与教育变革的严重压迫，亲身感受到特定社会之经济政治对文化教育的严重制约；但同时他又理性地认识到，先进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与反作用，从而深刻地总结了文化教育与经济政治的辩证统一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坚持教育的阶级性，强调要以新民主主义教育引领社会发展方向，促使教育变革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需要。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苏维埃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4]通过深入基层的实际调查，毛泽东深切发现，农民对教育和文化的需求与农民解放后的主人翁精神密切相关。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写道：“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校。……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开心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15]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则强调教育必须无条件服从于革命战争，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即指示教育政策必须体现这一伟大的时代特征，全力造就勇于抗战的“先锋分子”,努力“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6]在和平建设的新中国，毛泽东则要求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努力造就德智体几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时代新人。
三、夸大教育功能的理性批判与未来教育指引
当理清教育的制约因素、本质属性以及教育如何反作用于社会时，我们对教育的独特价值功能才能作出更加理性的判断和认识。然而，由于时局动荡，思想多元，有些学者能勇立潮头，引领时代风尚；但也有部分学人弊于一隅，看不到时代发展的历史大势，曲解教育本义，片面地夸大教育功能，甚至提出“教育万能论”“教育救国论”“先教育后革命论”。这些论调在特定历史境遇中，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立场，需要进行严格的学理批判；并在批判基础上，理性展示教育的科学功能和发展路向，从而使未来教育沿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前进。
关于教育万能说，杨贤江自己也曾一度迷信过，以为“教育办得不好，其他什么事业终是弄不好的”。[6]许多新教育的追随者更因为看到教育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而赞叹“教育虽非万能，也近于万能了”。[6]对此，杨贤江反问道：“果真如此吗？”他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指出新教育固然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便捷和益处，但并非人人都能享受到，实际生活中的教育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平等，其总体效能要大打折扣。杨贤江讽刺道：“就教育本身言，它的效能是有限得很的。‘万应膏’式的教育，只在教育学家的嘴角边，决不在事实上。”[6]在他看来，教育受制于特定时代的经济政治构造，不去谋求经济政治的根本变革而盲目相信教育具有“万应膏”式的神奇效能，是无法引领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进步的。他说：“教育受制于经济，受制于政治。仅靠教育事业上想法，在教育范围内活动，那么无论怎样巧妙的教育方法都是枉然的。”[6]
关于教育救国说，其实是教育万能说的延伸。该说的观点之一，认为社会上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乃是缺乏道德教育所致，如果有了道德教育，“卖国贼的良心也可发现了”；而事实上道德教育离不开经济基础，“到民穷财尽、大家没有饭吃、快要饿死的时代，还有什么道德好讲”。[6]该说的另一个观点，认为国家贫弱是因为工商业不发达，提倡职业教育就可以使国家富强起来。可是，工商业不发达的根本原因乃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及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联合压迫的结果。杨贤江尖锐地指出：“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种种——不肃清封建势力，还有不打倒那投降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的大资产阶级，中国就不能脱离现在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民众就不能改进现在贫困的生活，靠职业教育能救国，真是笑话!”[6]他认为，在革命斗争的紧要关头而大肆散布“教育救国”论调，实际上是对广大民众的误导；指出“主张教育救国，而轻视民众的革命，这也是转移革命民众的视线，而让他们走上错误道路的阴谋诡计。”[6]
关于先教育后革命说，此说并未否定革命，但前提是“要革命，先得教育人民，人民不懂得革命，没有能力革命，革命就不能成功”。[6]这个说法看似合乎逻辑，实则对教育的本质缺乏深刻认识。因为教育从来就是为支配阶级服务的，而“支配阶级决不容许在它的统治下面发生了于它不利的教育；你既不主张立刻革命，你自然只好就它的范”[6]那么，教育在革命进程中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独特价值功能？杨贤江认为，教育乃“革命的武器之一”,是“革命力量的一个方面军”,指出：“现在中国的革命既然未算成功，故教育工作人员，当与一般革命斗士及革命民众互通声气，齐一步骤，协力以谋革命总纲领的实现。”[6]
与杨贤江思想相呼应，恽代英对教育本质功能也作过深度思考。他对脱离经济独立而奢谈“教育救国”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说：“我以为若不说如何能求经济独立，而欲恃教育以求经济独立，以救中国，必为不易成功的事。我们必须知如何能求经济独立，然后能知在此等独立运动中，须要有何等品性、知识、材能的人，然后能知要施何等的教育，以为国家培养这等人。今人惟其不能知此，所以他们虽开口闭口总说教育救国，然而他们专给学生一些不痛不痒的学术品性。结果或禁学生过问国事，或引得学生只知羡慕外人、蔑视自己，或养成学生一些消极态度；再不然，亦只是使学生习染一般虚骄浮夸等恶习，究于救国全无益处。”[17]在他看来，由于舍本求末，所办教育必然无成效可言，甚至将学生引向歧路。他断言：“要用教育救中国，需先知中国究要如何才能得着经济独立，——才能得救。”[17]
恽代英进一步指出，要证明教育的价值用处，就是看其是否真正改造环境、是否影响到实际政治经济。他说：“不是教育了一切的人，才可以改造环境；是改造了环境，才可以有好教育。我们说的改造环境，是说要整顿政治，发展产业，抵御外侮。非做到这些事，教育总不能有实在的用处。”[18]恽代英认为，判定教育家的真贡献就是看其如何影响到实际的政治经济。他说：“‘教育家’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对今天的中国有些真贡献，那便是说，看他们所用的力量，怎样能影响到政治经济上面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根本澄清政治，组织人民的政府，以发展产业，振兴国势。这非对一切割据的军阀革命不可。‘教育家’能帮助这种革命，才真于社会有价值。”[18]不难发现，恽代英是立足当时中国大地“危急存亡”之国情而办教育，而不是仅仅从“教育学”角度去奢谈理想教育问题。他说：“我们是为今天的中国办教育，不是为教育学办教育。……我们所处的，明明是贫乏纷扰的世界，而且是危急存亡的像今天的中国。我们要睁开眼睛，要看什么是今天最急最要的事情以决定教育的方针。”[18]
在理性批判分析教育本质及其价值功能的基础上，杨贤江对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作了科学预测和展望。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终将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所期待的“教育与劳动的结合”“对一切儿童施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美好理想都必将逐渐实现。他满怀信心地以苏联社会主义教育为例，认为只要了解时下“苏联的教育事业”,“就可知道马克思的这种思想是怎样地正在实现出来。”[6]其实，陈独秀有鉴于资本主义金钱社会所带来的致命弊端——“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已先期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19]；声称“要普及教育，唯有盼望社会主义的实行了”。[20]可以看出，杨贤江和陈独秀都不约而同论述到未来教育发展图景，并把目标锁定为以苏维埃为榜样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方向。
四、理论探索的价值意蕴与传承发展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关于教育本质功能的理论探索，不仅赓续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要义，而且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早期演进和传承发展。只有回归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场域，我们才能深切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进行相关教育理论求索的深层价值意蕴。时代不同了，今天我们正在努力彰显教育功能，大力提倡“科教兴国”,全力推进“教育强国”。但我们不能忘记，这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制度支撑。因此，如何汲取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相关教育理论求索的合理价值，全面贯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强国战略？如何结合“大变局”的社会转型诉求，深度推进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创新？如何立足时代前沿和新发展理念，系统引领教育现代化变革的发展方向？这些重要论题，都需要我们接续红色基因，进行与时俱进的前瞻性反思。
其一，坚持制度优化和贯彻教育强国。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都不同程度地深刻揭示了社会经济政治与教育文化的辩证关系，并指明了中国教育变革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当“三座大山”为代表的旧经济政治结构对国人进行残酷压迫之际，放弃革命斗争而奢谈“教育救国”,显然偏离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而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对教育本质功能的理论探索，正是动荡社会之救病良药和定海神针。当通过无数革命斗争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胜利，进而逐渐过渡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我们当然应该坚守来之不易的制度自信，并不断使之完善优化——“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永葆生机活力。”[21]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我们要直面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风险挑战，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切实贯彻“教育强国”战略，“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2]
其二，扎根本土实际与推进改革创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都善于将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与当时中国革命背景下的教育实践相结合，注重在扎根本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宝贵经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其中，既有李大钊、陈独秀和恽代英对北洋军阀政府及其教育政策的直接批评和抗议，又有杨贤江对当时教育界错误言论的系统批判，更有毛泽东立足革命根据地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独特教育方针，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扎根本土实际”的教育理论创造。当代中国教育改革所继承的重要精神，正是这种扎根本土实际的教育创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23]特别是当代中国教育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更要从实际出发进行系统协调的综合改革，努力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务实创新之路。习近平强调，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所有地区都必须严格贯彻；但具体执行过程中，“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4]
其三，立足时代前沿与引领发展方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之所以备受世人瞩目，是因为他们能够勇立潮头，“传播光明的种子”（李大钊语）。20世纪初年，无数的中华儿女在黑暗中摸爬滚打，努力寻找着中国社会发展趋势与教育变革曙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公开表达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开始系统引进和广泛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内的各种经典论著，这就如同黑暗中的一道闪电，为后来探索者照耀出未来前行的路向。恽代英、杨贤江、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更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态及其教育实际，努力破除各种艰难困局和错误教育论调，引领中国教育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当今中国，再次面临异常复杂严峻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说：“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能否应对好这一大变局，关键要看我们是否有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25]从教育现代化变革的角度审视，我们当然要发展素质教育，把握好育人方向。习近平提出，要从战略和政治高度来重新认识育人目标的重要性，他说：“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26]在他看来，育人目标的实现从来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是需要师生双方进行长期的艰苦努力，强调要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等方面“下功夫”；同时要求“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27]不难体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传承弘扬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精神学脉，正在引领国人有序迈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美好愿景。
注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苏联教育科学院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上卷，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辑译小组辑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上海师大教育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
[3][13]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4]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5]陈独秀：《答适之》，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6]杨贤江：《新教育大纲》，《杨贤江全集》第三卷，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
[7]毛泽东：《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8]李大钊：《物质与精神》，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30页.
[9]李大钊：《目前中国教育界的困境》，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10]陈独秀：《平民教育》，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恽代英：《力行救国论》，刘辉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恽代英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12]恽代英：《再论学术与救国》，刘辉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恽代英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13]恽代英：《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刘辉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恽代英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14]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15]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16]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7]恽代英：《读〈国家主义的教育〉》，刘辉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恽代英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18]恽代英：《革命运动中的教育问题》，刘辉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恽代英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19]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致罗素先生底信》，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陈独秀：《社会主义对教育和妇女二方面的关系——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演讲》，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本书编写组编著：《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9年.
[2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2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24]习近平：《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25]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26]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27]习近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ducation Theory
Huang Shuguang
Abstract: The early Marxist educators in China, represented by Li Dazhao, Chen Duxiu, Yun Daiying, Yang Xianjiang, and Mao Zedong, focused on explor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traints of education and its essential attributes, dialectically analyzed the reaction of education to society and its functions, and criticized and exaggerated education. A variety of functions. It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not only promotes the Chinese practice of Marxist educational thought, but also has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educational theory.
Key words: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education to save the country;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the country; Marxist educators; local reality
责任编辑：谭紫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