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理论界对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已经历了经济决定论、教育能动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作为培育人力资本教育的作用已彰显其中。民族地区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非常需要教育发展来支撑其社会的进步，本文分析了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关键词：民族教育；经济理论；民族地区
在人力资源变得日益重要的现代社会，承担着造就人力资本重任的教育事业，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好地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很有必要认真研究该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要理论问题，以便给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一、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理论的回顾
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科学技术不断引入生产活动之中而逐渐受到重视的，以致教育从一个普通的生产要素演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下面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有关理论。
（一）经济决定论。持这种理论的人认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起着决定性作用，即对教育目标、办学条件、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以及教育内容和手段均有制约作用。”[1]这一理论的立论基础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不仅为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且还为教育创造了客观要求。其次，经济发展决定了教育的目标和教育内容。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以及生产中的科学技术含量很少，因此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和经济活动人员不需要教育的培养与训练，教育的培养目标只是政治、宗教、军事方面的统治人才；到了现代社会，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教育的目标与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教育开始主要培养劳动者、技术工人、工程师、科学家和科学管理人员。再次，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教育的发展水平。这其中，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受教育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决定着受教育人口的教育程度与年限，也决定着教育资金的规模与投向，还决定着教育的结构与层次。总的说来，一个区域的教育水平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教育是不能超前发展的。
（二）教育能动论。该理论的拥护者认为：现代社会的生产活动是由培养人和创造物质财富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构成的，只有“通过教育和训练所培养出来的人（熟练的劳动力或专门人才），才把两个过程联结起来的联结点”[2]。正如1962年日本文部省发表的教育白皮书《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教育》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的创见、技术的熟练、生产者的才能等重要因素，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在于增加物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这些新引起人们注视的各种重要因素，被称之为`人的能力'。大力开发人的能力，是促进将来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人的能力开发，则依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3]这里对教育能动作用的描述已经十分明了，其具体包含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教育已成为现代生产的必备条件。在现代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中，脑力劳动的作用越来越大，纯体力劳动的部门变得越来越少，而脑力劳动者主要是由各级各类的教育机构所培养的，可以说没有教育作基础，现代化生产与经营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对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经济中，以教育为核心的社会因素是超过自然条件因素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教育可以提高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和劳动者的素质，可以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加速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还可以提高政府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再次，教育是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前提。一国一地区的经济在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换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举措莫过于培养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这都要依赖于教育的大发展与充分壮大。上述论点都充分地反映出，教育大发展对现代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
（三）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首先提出的，它解释了困扰西方经济学家多年的社会产品增值源泉的问题。20世纪前半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一直面对着一个不解之谜，就是“社会产品和资源增长之间常常能够观察到的偏差尚需做出解释，对于产出增长率总是大于所测量出的主要资源增长率这种现象，经济学家们过去常常感到困惑。”[4]对于这一偏差的源泉，舒尔茨借用了西蒙·库兹涅兹的研究成果，认为有一部分是由于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优化配置所置，库茨涅兹曾估算，“这些产业间的劳动力转换所造成的收入增长占人均总收入增长的4/10。”面对另外的6/10，舒尔茨则认为，“它们可能主要是投资于技术及有关能力的收益，在职培训与上学受教育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源泉。”[4]鉴于此，舒尔茨认为，经济学家长时间无法找出社会产出与投入要素之间偏差的源泉，是因为我们陷入在了一种谬论之中，而这“是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完整的资本概念，并且未曾说明人力资本及其在现代经济的生产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4]其实，“人类的许多经济才能都是通过带有投资性质的活动逐步发展起来的。”[4]“知识和技能大半是投资的产物，而这种产物加上其他人力投资便是技术先进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占优势的主要原因。”[4]按照上述的理论逻辑，舒尔茨还指出了人力资本及教育对贪穷国家或欠发达地区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改进穷人的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4]针对欠发达地区经济、特别是农业问题，他还认为：“人类的体力和智力能够减轻自己对耕地、传统的农业以及正在被消耗掉的能量资源之依赖，并且能够降低为日益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食物的物质生产成本”。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提高，“当家庭收入增加时，父母就可以选择少要一些孩子，用质量代替数量。”[4]从而降低对具有很强刚性的食物消费的需求。舒尔茨将人力看作一种资本，将教育看作这种资本形成的重要过程，认为教育可以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可以改变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制度，通过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创造，进而能够改变原有的生产模式。这一理论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我们应予以高度的重视。
二、民族教育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民族地区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其区域经济发展与民族教育之间的关系有些是与其他地区相同的，但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了特殊性，对此我们应认真分析研究。
（一）物质支持与智力扶持的关系。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制度，在全世界都受到广泛的赞誉。在这种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民族地区享有超越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自主权，国家也对民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为民族地区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国家的这种经济扶持政策，自建国初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确实收到了较大的效果，当时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已经没有什么差别，或者说差距不大。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及专项支援的力度不断加大，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更无法与沿海发达地区进行比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来进行分析，那么就是民族地区在获得巨大物质支持的同时，没有同时获得足以推动这些物质财富的智力支持，没有及早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优化所致。事实上也确实存在此类问题。目前，民族地区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都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代表区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代高等科学技术教育方面的差距更大。为此，今后国家在对民族地区进行扶持的时候，应调整物质扶持与智力扶持的关系，甚至应将教育作为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
（二）民族教育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所谓公平是一个源于人权的概念，即人生来就具有平等的权利，这延伸到民族教育上，就是无论任何人都具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而所谓效率，就是指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从而做使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的效用最大化。如果从公平角度出发，民族地区每一适龄人口都应享受相同的教育服务，相对贫困人口的教育费用就应由政府来支付。这就引出一个效率的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接受高等教育?事实上，由于每个人的智商和能力不同，有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马上就能收益回来，并有较大的剩余，有的人则无法收回巨额的成本。然而政府无法判断每个人的智商与能力，那么其支付的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就是无效率的。因此，在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中，成本不应主要由政府来支出，而主要应由家庭根据各自的智力与能力来决定。与此不同，在义务教育的初等教育阶级，一个体力智力健全的人，其接受初等教育的成本很快就能绝大部分收回，并有所盈余，因此，初等义务教育成本由政府支出，则是一个既体现公平又不影响效率的选择。
（三）教育供给不足与人力资本流失。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来比较，民族教育的供给表现为严重的不足。具体表现为师资资源的缺乏，办学条件不能满足需要，办学经费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如果单纯依靠民族教育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那显然民族地区经济是难以具备鲜明的现代化特征的。当然，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所需的人力资源不一定只由民族教育来提供，通识教育培养出的人力资源也能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服务。然而事实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流动性高的资本，非但没有大量流入民族地区，反而民族地区很大一部分高层次的人力资本却流向了发达地区，这是目前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中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今后，也只有调整民族教育的供给模式，从而降低人力资本的流动性，才能解决问题。
（四）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民族地区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中，目前的确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义务教育阶级的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均较大地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难以满足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职业技术教育薄弱，无法满足工业化对普遍人力资源的需求，使民族地区无法在中国作为世界加工中心的工业化潮流中受益。三是高等教育供给严重不足，且结构不合理。民族地区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拥有率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难以满足经济建设对现代高层次人力资源的需求；同时，民族高等教育培养的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学生偏多，而属于现代科学技术及管理领域的人才偏少，这也难以做到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匹配。要想解决上述问题，还得在调整民族教育结构上下功夫。
（五）扶贫与扶智的关系。全国594个贫困县绝大部分分布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在民族地区的总面积中占了较大比重。为了缓解贫困，中央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展开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新世纪扶贫工作，主战场主要是在民族地区。在扶贫过程中，中央政府向贫困地区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帮助贫困农民建立了生产经营的初步基础，在各级政府的帮助与扶持下，扶贫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同时也产生了返贪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返贫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贫困人口多数受教育程度低下，在有资金支持与政府帮助应对风险的前提下，他们的致命弱点没有显露出来。一旦离开了政府的扶持，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没有单独在市场中应对风险的能力，因此返贫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为此，今后的扶贫工作应更多地在智力扶持方面进行，甚至应将教育扶持极在首位。
三、依托教育优化人力资源发展民族地区经济
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的作用日益超过物质资源而居主导地位。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肩负着主要造就人力资源使命的民族教育，则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依托教育优化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就很有可能走出一条具有现代化特征的民族地区经济振兴之路。
（一）依托民族教育缔造优秀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否为优秀的人力资源，不仅仅看他是否能够从事最前沿的工作，而且还要观察他是否在专业化的工作中比他人拥有更多的长处，能够创造出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效益。作为一个人才，无论具备上述两上长处中的哪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人力资源。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几乎就是欠发达经济的代名词，由于发展的软硬环境不够理想，该地区在人、财、物、时间、信息等现代生产要素的赋存方面都不占优势，既便有一些流动性较差的物质资源方面的优势，那也多是矿产资源等初级产业的必备资源，其可以支撑的也是以大规模资源与能源消耗为特征的工业项目，其在可持续性方面是不够理想。要想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实现跨越式发展，摆在我们面前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造就适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特点的低流动性的优秀人力资源，并以其为龙头，吸引资金、技术等资源向民族地区流动，创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作为培养优秀人力资源主要手段的民族教育就将大有可为，它培养的人才应具有下列特征：一是民族教育培养的人才应有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从而能更好地适应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并增强区域在人文方面的产出能力。二是民族教育培养的人才应很好地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征相吻合，从而降低人力资源的流动性。三是民族教育培养的人才应更加注重科学技术及管理的应用能力，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四是民族教育培养的人才应具有改革与创新的洞察力，以便在他们投身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同时，还能不断地推进体制创新，从而使这些人力资源的使用产生双重效益。
（三）发展特色民族教育降低人力资本的流动
性。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族地区已流失了大量的经济建设专门人才，这就是所谓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它恰恰表明了我们的体制越来越尊重人们的自主选择，通过这种人力资本的流动，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果。作为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也不应该人为地阻碍这种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应该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依托民族教育，培养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稳定的人力资源，来满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民族教育应主要针对如下的特色经济增长点来培养人才：一是为劳动密集产业培养大量的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以便依托民族地区人力资源成本低的优势，大力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为具有资源指向性特点的工业培养高级的专业技术人才，比如在民族地区建设的大煤田、大水电发电站，都需要大批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力资源由于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关系，其流动性较低，而且随着相关基础产业的发展，还会延伸其产业链条，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三是为具有市场美誉度的产业培养技术及管理人才。像伊利、蒙牛为代表的乳品企业，由于内蒙古具有生产乳产品的悠久历史，因此广大消费者对其乳产品大加赞誉，这才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崛起了“伊利”与“蒙牛”两大名牌。对此，民族地区应有充分的认识，如果经营不力，这两大品牌也有流失的可能。为此，民族教育应为这些具有市场美誉度的产业培养优秀的技术与管理人才，从而支持他们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85.
[2]编写组，教育经济学概论[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52.
[3]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教育[M].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1.
[4][美]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安庆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