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政策的初心与使命，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必须拓展观察问题的视角，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重逻辑”出发加以分析与阐释。以历史逻辑梳理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脉络，追本溯源，深刻认识各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把握民族教育工作与时俱进的历史规律，赓续党的精神血脉；以理论逻辑阐述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大国治理的价值理性，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谋划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价值指向；以实践逻辑探索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实现路径，深植于中国大地、源自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升华的民族教育政策，突显了求解民族教育时代之问的工具理性选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政策；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民族教育政策是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社会阶段为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有效调节各民族利益关系，确保民族地区以及各少数民族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规定的总和。基于民族教育政策历时性与共时性，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维视角，回溯建党以来民族教育政策实现伟大跨越的历史轨迹，分析民族教育政策理性选择的自觉自信，探索民族教育政策的实践路径，总结中国经验，坚定中国道路。这对于我国民族教育发展始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这条主线，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当前我国新时代民族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主要方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构建民族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新格局，主动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全局，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历史逻辑：党的民族教育政策本真属性在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延展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是在求索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要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政策的初心与使命，需要科学定位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生成的历史坐标。这就要求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伟大奋斗历程，辩证理解、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历史必然性。

（一）“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中国，内在预设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政策的“出场”逻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惨境遇，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使得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主题^[1]。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一次次的斗争都归于失败，反复证明了西方的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2]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国内、国际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谋求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谋求中华民族独立的奋斗历程，内在地预设了百年民族教育政策的“出场”逻辑。

在党创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格外重视民族干部的培养与教育问题。1923年，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深入北京蒙藏学校，同各民族中的进步学生建立起了秘密联系。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深入蒙藏学校，向这里的少数民族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3]，培养了一批优秀党员和少数民族革命先驱。在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作出战略转移的重要决策，开启了在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英雄史诗般的长征。在长征途中，先后接触了苗、瑶、壮、侗等多个少数民族，由此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和培养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红军开始长征后，更加重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1935年召开的毛尔盖会议指出：“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4]1936年5月，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加强回族干部的培养，“从工作中斗争中提拔和培养回民新的干部，尽量吸收一切愿意为回族自决而斗争的回民人才”^[4]。同年，中央党校建立了少数民族学员班，由藏族、蒙古族等二十余名学员构成。以此为标志，中共中央开始正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了进一步适应抗战需要与时局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附近的杨家湾，创办了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陕北公学。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对抗战时期的民族纲领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允许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的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在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设置少数民族委员会，调节民族关系，管理民族事务；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帮助他们发展本民族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

1941年6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陕北公学又成立了民族部，以培养更多的民族工作干部和人才。同年9月，以陕北公学民族部为基础，成立了第一所培养民族干部的学校——延安民族学院。在当时，延安既有民族学院，而且也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发展各民族教育的政策措施，例如推广免费义务教育；普遍设立夜校式补习学校；进行消灭文盲运动；改善各族之间的待遇保护和发展回族的文化教育，创办回、蒙民的报纸，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并且把教育直接和少数民族人才干部的培养联系在一起^[5]。

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政策的历史进程，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初步提出一系列妥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与政策。第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民族教育政策主要体现在创办少数民族学校。第三，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民族学院的创办，开启了中国民族干部教育之先河，同时成为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发源地。第四，解放战争时期。《共同纲领》提出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政策，既是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工作成功经验的总结，也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构筑了民族教育政策初心与使命的不同呈现形式。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始终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依循党的初心与使命，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适时制定、调整和完善民族教育政策，使之符合民族教育发展所处的历史条件与时代发展的要求。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部署^[6]，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序幕，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开启新的篇章。民族教育政策的优化完善，不断升华出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阶段性表达方式，并使之呈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否定了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并致力于发展民族平等、互助、团结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新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百废待兴，教育也面临着接收和改造旧教育的艰巨任务。其中，建立健全民族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加强对民族教育事业的管理也成为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951年，我国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决定》，强调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充分重视并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并提出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有关的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建立少数民族教育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掌管少数民族教育工作^[7]。同时，会议建议政务院在确定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编制时，能够按各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繁简，予以适当照顾。次年，政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决定》，决定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立专门负责管理少民族教育事务、解决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民族教育行政机构，或者由专人负责少数民族教育事务，由此确立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行政机构设置的雏形，为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与调整奠定了基础。1952年，教育部成立民族教育司^[8]，地方政府也相继设立相应的民族教育行政机构。

为了保障民族教育事业的平稳运行，我国通过召开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针对民族教育事业在改革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突出困难以及主要矛盾，创造性提出解决措施和办法。1951年，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少数民族教育的总方针[9]，首次系统、全面阐述了关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会议明确提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少数民族教育的首要任务。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新中国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石。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教育部组织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教育工作，并讨论确定了1956-1967年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方针和主要任务。1981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对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的总结，并明确其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研究了调整和发展民族教育所面临的新形势及新任务。1992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来临之际，我国适时组织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会后印发了《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10]，为在新时期少数民族教育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办学活力和成效提供了方向指引。2002年，我国组织召开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对进入新世纪的民族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方针、原则，以及政策措施做了明确的规定。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顺利施行和不断完善，有效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自治权利。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明文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享有教育自主权，确保了民族自治地方能够自主管理地方民族教育权利的实现，有效地避免了在管理过程中“一般化”及“一刀切”倾向。

为了切实落实民族教育优先发展战略，1980年印发的《关于从民族地区补助费中适当安排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的建议》中提出，对少数民族教育除了拨付正常的教育经费之外，还要从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补助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款额，用于解决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特殊需要。从1985年开始，国家每年拨出1亿元作为普及小学教育补助专款，其中拨给5个自治区和多民族省份的经费占比54%以上。1990年，我国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教育补助经费，每年安排2000万元用于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为了持续加大对民族教育的倾斜力度，1992年出台的《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要求，“要逐步增加地方财政支出中对民族教育的投资比例，力争做到‘两个增长’”^[11]。1995年，国家设立“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共投入39亿元（加上地方配套款共100亿元），主要用于帮扶5个自治区及青、甘、滇、黔9个多民族省区。在“十一五”时期，中央财政向5个自治区安排21.04亿元，大力支持了576所职业学校的建设发展。除此之外，我国还通过一系列重大工程的实施，加大对民族教育的投入力度，如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国家扶贫教育工程等等，以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民族教育的改革发展成果。

为了进一步解决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充分利用中东部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我国创造性实施了教育对口支援政策。这一政策萌芽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快速发展于20世纪80、90年代。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教育对口支援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1993年，我国在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强调了内地省市要认真组织实施对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的要求。2000年，我国专门出台了《关于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细化了教育对口支援的具体思路。2002年颁布的《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再次明确要求中东部地区加大实施教育对口支援力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民族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民族教育事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任务，采取差别化的办学政策，推动民族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在办学类型结构上，实现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等多样化教育并举的统筹安排，在办学层次结构上，实现了从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至高等教育组织系统的相对完善，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发展的道路，锻造了民族教育政策的初心与使命。

3.在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中，中国共产党锻造了民族教育政策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初心与使命。2012年，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中，中国共产党锻造了民族教育政策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初心与使命。新时代的民族教育事业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双一流”建设、教育对口支援、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等重大挑战。2015年，我国组织召开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明确了2020年民族教育的发展目标以及相关政策要求，推进民族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族教育事业迎来了投入最多、建设规模最大、发展最为显著的黄金时期，截至201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累计投入4000多亿元，用于支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促成民族地区办学条件的持续改善以及办学质量的持续提高。

2016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十三五”期间教育对口支援西藏和四省藏区工作的意见》，为教育对口支援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有效指导。仅“十二五”期间，国家实施了援疆教育项目528个，援藏项目148个，援青项目86个，共投入资金117亿元^[12]。2017年，国家启动实施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组织内地优秀教师到西藏、新疆支教，首批向西藏、新疆新增派教师4000人，加上各对口支援省市已经援派的教师和顶岗实习的师范生，总计达5500人^[13]。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并对各级各类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总体要求，为新时代的民族教育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改革的要点。2019年，我国在出台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明确要求“振兴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提升民族教育发展水平”。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14]，为新时代的民族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一次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2019年，我国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要求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水平。同时，也对民族教育巩固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出具体要求。特别是，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实现民心相通的基石，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一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标准高水平做好民族工作的长久之策和固本之举。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国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度践行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初心与使命，不断推动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取得改革发展新成就，民族地区已全面普及从小学到初中9年义务教育，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疆地区等实现了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免费教育。2018年底，全国少数民族在校学生达3009.4万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10.9%^[15]。根据教育部2020年教育统计数据，在研究生、普通本专科、普通高中、初中和普通小学阶段，少数民族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重分别为5.57%、10.01%、11.01%、11.62%、12.41%^[16]。

二、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政策的内在特质和理论基础

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的初心与使命，在历经百年风雨沧桑的洗礼之后仍然能够清晰地镌刻于党的旗帜之上，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指导党的民族教育工作伟大实践不断获得成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政策鲜明的政治性、科学性和继承性的内在理论逻辑。这需要从党的民族政策的初心与使命的理论溯源出发，即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线索中去探索内在奥秘。

（一）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出发理解民族教育政策初心与使命的政治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揭示出关于民族的历史规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和运用。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科学指导，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抵御外辱，建立起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教育具有政治属性，民族教育的政治属性更为突出，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出发，政治性是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鲜明底色。把握民族教育政策初心与使命的政治性，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党的十九大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办好中国的事情，妥善解决好中国的民族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确保科学制定民族教育政策，努力办好各族群众满意教育的核心力量。同时，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办学方向的问题上站稳立场不动摇。办学方向是事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决定了我国的民族教育事业必须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民族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其核心要义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始终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引导各族青年“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17]。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从而不断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感染力^[18]。

（二）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谱系出发认识民族教育政策初心与使命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并将其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族团结奋斗实践的历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是践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民族教育政策初心与使命的科学性，就充分体现在这一过程之中。毛泽东同志最早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实事求是”，将之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19]。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区域特征明显、自然人文环境条件各异，发展历史进程快慢不一。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程度不一，存在原始公社末期、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封建地主经济等四种社会制度。同时，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集合体，由于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心理特征、发展阶段等存有较大差异，因而也决定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立足于民族地区和民族教育发展的“实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引，“求”民族教育改革发展规律之“是”。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立足于国情和民族教育发展特点，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教育问题的正确道路，科学有效地破解了我国民族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一系列特殊困难。

（三）从中国化的民族政策出发把握民族教育政策握初心与使命的继承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既是一个继承和坚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建党百年以来，民族教育政策与党的民族政策发展同频共振，在继承与创新中稳步向前发展。无论在任何时期，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都是我国民族政策的基本遵循，民族教育政策也在继承中不断完善。毛泽东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新纪元。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又经过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20]，抒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发展的新篇章。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政策出发把握民族教育政策握初心与使命的继承性，可以深刻感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牢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根主线，始终贯穿于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进程。一方面，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优势所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对于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与正确把握^[21]。建党百年来，民族教育政策在继承中向前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建党百年来，我国立足于民族地区和民族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境况，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始终，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创造性地实施并发展完善了内地班、教育对口支援、西部大开发、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等富有成效的民族教育政策，保障各族适龄青少年和儿童在同一片蓝天下，共享社会改革发展成果，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三、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民族教育政策的方向性规范和必然性准则

要使抽象的理论认识获得实际行动的有效性，就必然离不开对主体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因素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全方位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教育政策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历史沃土，反映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和历史意愿，适应中国这条巨轮的时代发展进步要求，还有着深厚的实践逻辑。

（一）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检验民族教育政策理论的正确性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党的民族教育政策，之所以能够不断推进民族教育事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开启新的征程，其根源就在于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检验民族教育政策的实际成效。这种检验能够在根本上淘汰过时的政策，修正不完善的政策，进而促进民族教育政策不断调整优化，始终保持民族教育政策的科学性。

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结合民族地区和各民族的实际发展情况，采取差异化的帮扶措施，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原则，推动民族教育事业行稳致远。民族教育政策既是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民族政策的重要方面。同时，由于民族教育在教育对象、教学宗旨、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既具有国民教育的一般属性，又具有一定的特殊属性。而在实践中，把握好一般与特殊关系的尺度也是不易的，往往会出现把民族教育一般化或过分把民族教育特殊化的错误倾向，甚而出现利用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向学生灌输分裂主义思想的反动行为。因而，民族教育政策的实施成效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完善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正是依靠这一点，我们积累了关于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走出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教育问题的正确道路，为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合理解决民族教育问题提供了中国样本。

（二）把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作为民族教育政策有效运行的行动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民族识别、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歧视等一系列民族工作的落实，终结了中国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政治社会根源，在根本上彻底解决了千百年来少数民族政治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在1984年颁布，并于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有关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条款，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自治权，充分保障了各族群众的教育权益，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制定契合少数民族特点的民族教育政策措施，实现民族教育的依法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根据党中央关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要求，并针对一些民族地方教育上出现的过度民族化甚至分裂主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从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念，必须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爱国统一战线’定义的丰富与完善，明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奋斗目标中的有机统一，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2]这更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特别是民族教育工作的根本遵循。

（三）把发扬党的自我革命优良传统作为推动民族教育政策不断完善与创新的动力源泉。在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前进的道路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预想不到的问题，在前无古人而又无章可循的情况下，需要依靠试验性的、创造性的活动来探索解决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现实问题，这实际是要求民族教育政策具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和能力。坚持自我革命是党的优良传统，是民族教育构筑新发展格局的动力之源。正是中国共产党有着自我革命的勇气和魄力，才能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之中。在党的领导下，分别于1951年、1956年、1981年、1992年、2002年、2015年召开的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根据一定历史时期国家发展形势与战略需求，结合民族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和优化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与任务，不断推动民族教育形势新的发展局面。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在实践中积累了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许多政策一以贯之与时俱进。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与改革开放的要求相适应，民族教育政策立足时代之需，不断调整和优化民族教育的办学方针，多措并举扶持民族教育的改革发展，因地制宜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教育形式，针对民族教育的特殊困难采取差异化的帮扶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不断开启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篇章。步入新时代，民族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有机遇更有挑战。教育现代化、教育国际化、教育民主化等潮流需要民族教育主动融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更需要民族教育发扬自我革命优良传统主动作为，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实现民族教育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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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家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