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在社会转型加剧、各种现代思潮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乡村传统结构失衡，乡土社会价值取向逐渐受到冲击，很多传统村落因各种原因存在空心化、同质化和商业化等现象，催生了国民普遍意义上疼痛的“乡愁”。走进新时代，“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重点，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笔者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国家记忆建构中的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文化景观研究”过程中，重新研读《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立足国家视野，溯源百年中国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和“乡村建设”研究内涵，这将更有利于理解和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

“乡村建设”理论孕生于20世纪初危机深重的中国本土，作为一项特殊的理论命题与社会实践，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乡村建设的思想在传承与扬弃中不断地与时俱进，百年来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梁漱溟先生从中国“文化失调”的现实问题出发，积极投身乡村实践，摸索着从“乡治”到“村治”，然后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主张以“复兴儒学的文化改造”来代替革命暴力，以组织生产合作社的“团体组织”和改良棉种、组织金融流通处等“科学技术”，促进社会工商业发展，建设一套不附属于政治的社会“新礼俗”，力图在保存既有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用社会来统摄政治。

梁漱溟认为，要救国就要从中国文化的自身出发，使中国文化之本得以巩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是维系中国社会秩序之根本。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只有乡村复兴了国家才能强盛。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体系就是通过教化乡村民众，来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他提出乡村要“求进步”，包括生产技术和礼俗道德，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传播文化、改造社会，重新建立起“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秩序，开创了中国学者在此领域研究的先河。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伦理和周礼，其实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政治理想而设的，从上而下的层级官僚体制是维持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组织形式的根本，军队是政治统治的保障体系，而且乡土社会有多种权力和多个权威，尤其是从明朝后期到近代，西学东渐，中国人职业变更和阶层流动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梁漱溟认为，搞好乡村建设的主要路径是靠教育。“农民自发”与“乡村组织”是进行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两大因素，进行社会组织重建的重点在于进行精神文化的重建，因此他提出乡村新礼俗建设就要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要容纳西洋人的长处。在具体操作上，注重村学乡学中的课程设置和活动方法，针对成人、妇女和儿童不同人群特点分类施教。课程内容上主张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因地制宜，灵活施教。这些主张至今具有借鉴意义。他还在邹平兴办各种合作社，涉及手工业、种植业、商业、金融业等诸多领域，靠科学技术增加财力，改善了当地的经济环境和人民生活，影响巨大，吸引很多著名人士前往考察参观。

《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由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两大部分构成。认识论部分从历史学和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系统阐述了“中国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性质”，成为全书的理论依据和基础。方法论部分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实践与实验，来解决中国乡村经济振兴和社会改造问题，构成了文化模式与教育模式同一性的乡建原理。从学理上看，梁漱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所具有的东方特色论述，有其深刻的合理之处，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但是书中夸大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只聚焦于家庭伦理关系，而忽视了“阶级对立”，更没有调动农民作为社会主体的积极性，未激发其内生动力。“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突出，梁漱溟研究数载且全身心践行的乡村建设被迫搁浅。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乡村建设”的研究持续至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主要是对史料的抢救、整理和编辑出版，如《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梁漱溟全集》《梁漱溟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纪念文集》等作品记录了早期富有特色的乡村建设思想。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多元视角去探索乡村建设问题，乡村建设理论贯穿始终，奠定了百年乡村建设清晰的思想发展脉络和坚实的学术基础。在当代实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重温经典，再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其乡村建设思想对于探索构建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体系，具有积极意义和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谭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