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焦虑是我国家长的真实心态写照。在“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教育焦虑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教育机会焦虑看，择校焦虑得到有效缓解，升学焦虑依旧处于高位；从教育条件焦虑看，由优质师资稀缺引发的教育焦虑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但仍存在次生风险，由学校作业管理不当引发的教育焦虑得到有效化解；从教育结果焦虑看，学业成就焦虑成为家长教育焦虑的主要表现形式，学业评价焦虑进一步强化和扩大。究其根本，“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观念根植于家庭教育引发阶层流动隐忧、学生评价机制不健全导致家长难以平衡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对学科类培训机构的限制与管控未必带来优质教育资源富足、教育事业中的不规范不合理现象造成家长主观性教育资源稀缺、家长信息甄别能力弱和教育能力不足引发认知误区等都是家长陷入教育焦虑的主要成因。构建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良性教育生态是消解家长教育焦虑的根本途径，具体应改革教育评价机制和招考制度，推动从育“分”到育“人”转变；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明确角色定位和培训范围，推动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合理平稳转型；建立由国家和公立学校主导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提高家庭教育指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双减”政策；家长；教育焦虑；教育生态；义务教育
教育焦虑是我国家长的真实心态写照。为有效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提供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21年5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提出“一年内使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的工作目标。目前，“双减”政策实施已近半年，因“择校热”、“过重作业负担”等原因导致的家长教育焦虑有所缓解，但部分形式的家长教育焦虑依然存在，甚至在小范围内进一步扩散和蔓延。已有研究证明，家长焦虑具有代际传递性[1][2][3]，会通过遗传和环境传递给孩子，同时还会显著增加其学校不当行为[4]和反社会行为[5]，严重影响广大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家长究竟为何焦虑？导致家长焦虑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从根本上消解家长的教育焦虑？以上问题亟待研究和探讨。
一、“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家长教育焦虑的表征
焦虑是指以生理性紧张的躯体症状和对未来的忧虑为主要特征的负面情绪状态[6]，教育焦虑是体现在教育层面的由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紧张、不安、忧虑、烦恼等复杂情绪状态[7]。从“双减”政策实施前的“学区房”、“择校热”、“培训热”，到“双减”政策实施后的“高端家政”、“众筹私教”、“游学研学”、“网课热”，“鸡娃”、“虎妈狼爸”、“母职经纪人”始终是“中国式教育”的代名词，教育焦虑已经成为我国家长的真实心态写照，贯穿教育活动的全过程与全周期。
（一）教育机会焦虑有增有减
教育机会又称受教育机会，狭义上的教育机会主要指进入各级正规学校学习的机会[8]。教育机会焦虑是我国家长教育焦虑的最初表现形式，也是最早出现的教育焦虑范畴，主要包括入学焦虑、升学焦虑和择校焦虑。入学是指受教育者开始进入各级正规学校学习，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即进入小学，主要涉及免费入学、就近入学、免试入学和按时入学四个指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入学难”、“入学贵”等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九年义务教育实现全面普及[9]。可以说，义务教育阶段家长的入学焦虑在“双减”政策实施以前已经消除。因此，笔者仅对“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家长的择校焦虑和升学焦虑进行讨论和分析。
一方面，家长的择校焦虑得到有效缓解。择校指受教育者根据各自身心发展、特长和兴趣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类型和教师的权利，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表现为儿童、少年的监护人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为被监护人选择教育机构和教育形式。《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2018）显示，择校焦虑困扰着很多家长，超半数家长因为不能为孩子购买最好的学区房而感到焦虑[10]。尤其是在择校乱收费问题得到严格治理的情况下，购买学区房成为家长抢夺优质教育资源的主要方式，择校也被形容为“过去凭条子，现在凭房子”。“双减”政策实施后，多校划片、大学区、共享学区等改革在全国范围推行，优质教育资源与“天价”房源的一对一捆绑关系彻底解除。据相关数据显示，各地学区房成交量大幅下降，以北京月坛学区为例，2021年8月，该学区房屋成交量下滑约50%。“学区房热”、“择校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家长的择校焦虑得到有效缓解。
另一方面，家长的升学焦虑依旧处于高位。升学是指受教育者由低一级学校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主要包括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高中升大学等形式，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即指小升初，涉及免费升学、就近升学、免试升学三个指标。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升学、就近升学整体状况良好，但由于依然存在部分学校通过“点招”③等方式违规招生的现象，免试升学仍然无法覆盖全体学生。“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大量校外培训机构放弃学科类培训业务甚至退出培训市场，原有教育培训资源供求平衡被打破。面对优质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状况与“不可多得”的校外培训机会，家长不惜与培训服务提供者进行互利性“合谋”或参与“游动型小作坊培训”[11]、“游学研学”、“高端家政”等变相教育培训或“众筹私教”，强迫孩子考取各类证书、参加各类竞赛等，总体而言，我国家长的升学焦虑依然存在且处于高位。
（二）教育条件焦虑有所改观
教育条件又称受教育条件，是建立在教育教学活动基础上的各类条件的总称，既包括受教育者享有的静态教育资源，又包括教育过程中以动态形式呈现的、促使受教育者的权利得以实现的各种合理要求。从本质上讲，教育条件焦虑是一种过程焦虑，主要包括对于教学硬件的焦虑和对于教学软件的焦虑。其中，教学硬件是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物质保障，是学生享有受教育条件权的基本前提，包括学校建设、学校建筑和学校装备，等等；教学软件是受教育者个体在接受教育的动态过程中所享有的条件，教学软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教育质量，涉及人力资源、学校管理、教学媒介等内容。得益于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各类义务教育学校在建设、建筑和装备等硬件方面都实现了标准化配备，但家长对于教学软件的焦虑依然存在，尽管在“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所缓解，但并未得到根治。
一方面，由优质师资稀缺引发的教育焦虑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但依然存在次生风险。人力资源是开展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源，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享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学校中的人力资源主要包括校长、教师、教学辅助人员及工勤人员，等等。为响应“双减”政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率先开启新一轮教师轮岗改革，在同一所学校连续任职达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规定年限的基础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校长、副校长、在编在岗专任教师均属轮岗范畴，名牌学校、重点学校对于名师的垄断被彻底打破，家长对于优质师资稀缺的焦虑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但从长远看，当前这种以片区④、学区或教育集团为主要区域的教师轮岗模式仅能够在小范围内缓解校际师资分布不均，尚无法从根本上弥合“教育强区”与“教育弱区”之间的差距，甚至会进一步加剧区域间教师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引发家长次生焦虑。
另一方面，由于学校作业管理不当而引发的教育焦虑得到有效化解。作业是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必要补充。科学合理有效的作业，可以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提升能力、培养习惯，帮助教师检测教学效果、精准分析学情、改进教学方法。有调查显示，在“双减”政策全面实施之前的2021年春季学期，1-3年级学生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分别为0.3、1.1、1.3小时，4-6年级学生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均为1.5小时，7-9年级学生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分别高达1.6、2.1、2.2小时[12]。中小学生作业负担过重成为义务教育阶段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一些学校存在作业数量过多、质量不高、功能异化等问题，既达不到温故知新的效果，又占用学生正常的锻炼、休息、娱乐时间，同时给家长带来严重的精力负担。对此，“双减”政策明确提出“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分类明确作业总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加强作业完成指导”等要求，作出“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的禁止性规定。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22日，98.2%的学校出台了作业管理办法，92.1%的学校建立了校内作业公示制度，64.3%的学校绝大部分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绝大部分家长认为“双减”政策切实减轻了学生作业负担和精神压力，99.6%的学生家长反映本学期老师没有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要求家长批改作业[13]。“双减”政策的实施有效减轻了学生不合理的作业负担和家长的精力负担，由学校作业管理不当引发的家长教育焦虑得到有效化解。
（三）教育结果焦虑扩散蔓延
教育结果又称受教育结果、受教育成功，泛指受教育者在接受某一阶段的教育后，在认知、能力、道德等方面的发展达到相应培养目标的要求，并且获得公正客观的评价[14]。教育结果焦虑是家长教育焦虑的最高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学业完成焦虑、学业成就焦虑和学业评价焦虑，等等。其中，学业完成是教育结果实现的最基本表现，直接反映为巩固率⑤。随着义务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逐年提高，2020年达到95.2%，相比2010年提高4.1个百分点[15]。可以认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完成学业得到有效保障，家长的学业完成焦虑在“双减”政策实施以前已得到彻底解决。因此，笔者仅对“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学业成就焦虑和学业评价焦虑进行讨论和分析。
一方面，学业成就焦虑是我国家长教育焦虑的主要表现形式。学生的学业成就是评价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重要质量指标，主要涉及学生学业成绩和毕业去向等。“双减”政策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基本导向，在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大幅减轻的同时，很多家长开始质疑这种相对轻松的教育模式能否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加之2021年教育部严令落实“普职比”，要求中考升学大体维持5∶5的比例，“双减”政策与“普职比”并行，担心孩子过早被“职业”定位成为我国家长的主要焦虑。《“双减”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研报告》显示，家长普遍担忧“学生学习自觉性差，不考试/不公布成绩，其学习态度更散漫，学习动力更弱”，“过早分流，未来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16]。总体而言，以学生学业成绩和毕业去向为焦虑点的学业成就焦虑，成为“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家长教育焦虑的主要表现形式。
另一方面，学业评价焦虑进一步强化。学业评价是反映受教育结果的主观指标，涉及社会评价、学校评价、自我评价和家长评价。其中，学校评价是班主任和其他教师对学生就学期间在道德品质、文化知识、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审美能力、动手能力等方面进行的评价，是关系中考录取的重要参考指标。“双减”政策要求，各地要积极完善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模式，依据不同科目特点，完善考试方式和成绩呈现方式。基于此，多地开始进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试图以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数据显示，在家长对“双减”政策的担忧点中，“素质教育公平性不如应试教育”这一担忧点位居第六[17]，家长普遍担心这种多元化的评价机制会使自己的孩子受到不公正的评价和对待。总而言之，学业评价焦虑在“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强化。
二、我国家长教育焦虑的成因探析
从前文分析可知，“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我国家长的教育焦虑主要表现为升学焦虑、师资焦虑、学业成就焦虑和学业评价焦虑四种类型。其中，师资焦虑属于教育过程焦虑；学业成就焦虑和学业评价焦虑属于教育结果焦虑；升学（小升初）焦虑从义务教育阶段整体看虽属于教育机会焦虑，但如果仅从小学教育阶段看，小升初意味着这一教育阶段的结束，与之相应的焦虑应当被界定为一种以学业成绩和毕业去向为主要内容的学业成就焦虑，其本质上也是一种教育结果焦虑。综上所述，家长的教育焦虑已经由最初的机会焦虑为主转变为当前的过程焦虑和结果焦虑并存，这也印证了“我国受教育者的教育需求发生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根本性转变”[18]的时代命题。需要注意的是，过程焦虑与结果焦虑并非“双减”政策实施后的“新型催化品”，它们由来已久，久治不绝。对于其原因的探析，既需要从我国的教育传统出发寻找其背后的深刻历史与文化根源，也需要从现行制度和环境中寻找“助推手”。
（一）“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观念根植于家庭教育，引发阶层流动隐忧
我国自古就有“士农工商”的职业等级划分，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处于社会的哪一个阶层，均信奉“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能否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成为我国家长在家庭教育过程中的普遍隐忧。
一方面，有些家长希望通过教育使子女实现阶层跨越。尽管这类家长经济并不宽裕，但他们仍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尽可能给孩子提供数量充足且质量优良的教育资源，迫切希望孩子通过高考进入名校，顺利毕业获得高薪和体面工作，从而改变祖辈或“面朝黄土背朝天”或“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的生活方式，实现阶层跨越。然而，受先天生物遗传和后天资源占有等因素影响，并非所有人都能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迁，因此，这种过高的教育期望直接转化为家长对孩子学业成绩和毕业去向的焦虑，“拼命也要供孩子读大学”、“不要像父母一样没出息”成为这类家长的普遍做法与愿望。
另一方面，有些家长希望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巩固和提升。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中产阶级家庭与日俱增。身处中产阶级家庭的家长，不仅面临向上的“跃迁困难”问题，也面临向下的“阶层滑落”风险。为有效维护和巩固阶层地位，他们充分利用自身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帮助子女争取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他们将提升自身社会身份与地位的希望寄于子女，希冀通过教育让孩子飞得更高、走得更远。然而，“向上流动的通道必然艰辛，向下流动的大门永远敞开”，这部分家长既希望孩子能够超越自己向更高的阶层流动，又担心孩子掉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因此，深陷焦虑之中。
（二）学生评价机制不健全，导致家长难以平衡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的关系
作为教育评价的核心，学生评价在反映学生学习情况和个性发展情况、帮助学生增进自我了解以及帮助教师和家长了解学生的同时，会反作用于学生的学习过程，对家长的教育选择和价值倾向产生影响。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将改革学生评价，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作为五项重点任务之一，并提出树立科学成才观念、完善德育评价、强化体育评价、改进美育评价、加强劳动教育评价、严格学业标准、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七项具体任务。然而，从实际情况看，以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评价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以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做法尚未从根本上得到破除，家长在家庭教育过程中片面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在追求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的关系的平衡中处于焦虑和迷茫状态。
一是“应试化”的学生评价导向导致家长难以兼顾学生的学习成绩与身心健康。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显示，在初中九年级时，学生超重及肥胖的患病率为15.2%，近视患病率为66.4%，疑似抑郁率为13.6%[19]。尽管“双减”政策的实施对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有部分地方将考试分数作为评价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应试化”的学生评价导向依然紧紧束缚着家长。在学校密集化、高难度的考试推动下，家长不甘于“躺平”，试图通过大量囤积教辅教材、报名网课、众筹私教等途径填占学生原本用于作业和校外培训的时间，以占用学生睡眠时间和娱乐时间换取学习成绩，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心理负担，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家长在学生的学习成绩与身心健康的选择和取舍中陷入自我怀疑和焦虑。
二是综合素质评价“软而无效”，导致家长难以兼顾学生智力发展与全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提出“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与之相应的综合素质评价在我国实行多年，北京市、安徽省、江苏省、天津市、西安市、济南市等多地在新颁布的中考新政中，都对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成绩与评价实施办法等作出进一步说明与完善，但从各地实施情况看，综合素质评价在招生录取中的“参考”作用依然有限，无论中考还是高考，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与运用还主要停留在形式和理想状态[20]。这也直接导致家长对于学生智力发展的深度关注，在学生有限的学习与成长时间内，家长将更多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对孩子智力的培养中，难以有效兼顾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三）对学科类培训机构的限制与管控，未必带来客观性的优质教育资源富足
稳定、良好的供需关系是维持教育生态平衡的前提和基础。“双减”政策要求，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解决学科类校外培训过多过滥等问题。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虚假宣传等问题的校外培训机构受到严肃查处，客观性的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引发家长焦虑。
一是学科类校外培训资源由“全面过剩”转向“短期不足”，引发争抢与焦虑。“双减”政策的实施，使所有以学科类培训为主营业务的校外培训机构，都面临退出或者转型的选择。除禁止学科类培训机构上市融资、进行资本化运作外，“双减”政策还规定，不得利用节假日、双休日与寒暑假进行学科类培训，并要求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这意味着学科类培训将不再有盈利空间[21]。在此背景下，“无利可图”、“无路可走”成为校外培训机构的普遍担忧，以新东方、学而思为代表的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先后宣布关停义务教育阶段甚至基础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服务，其余具有学科培训资质的培训机构也纷纷缩减规模。学科类校外培训资源由“全面过剩”转向“短期不足”。
二是优质学校教育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导致家长和学生的高质量教育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双减”政策要求“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将促使“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作为主要工作目标之一。从实际看，尽管各地在推进教育公平、教育均衡方面开展了大量实践和探索，但优质学校教育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状况依然客观存在，并且成为阻碍学生回归学校教育的重要因素。为均衡师资配置，提高教育质量，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探索新一轮教师轮岗改革，但受轮岗范围划定过窄等因素影响，教师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尚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有效化解。总之，受师资等办学条件限制，学校教育质量无法得到显著提高，学生日渐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家长对于优质教育的期待和要求受到持续抑制，进而导致家长的教育焦虑。
（四）教育事业中的不规范不合理现象，导致家长主观性教育资源稀缺
“主观性教育资源稀缺”指竞争、排名而非教育资源绝对量的差异导致主观感受到的稀缺。教育资源固然有客观上的稀缺性，但引起家长焦虑的根源不仅仅是事实上的教育资源稀缺，更多地是在自媒体夸大宣传、校外补习机构强力推动等因素下被强化了的主观性资源短缺[22]。
一是个别网络媒体误读“双减”政策。作为一种借助互联网传播新闻信息的数字化、多媒体传播媒介，网络媒体在拓展信息扩散渠道、提高公众参与的同时，也可能存在违规采编新闻、制造虚假信息、恶意营销诈骗、抄袭伪原创、煽动网络舆论等问题。“双减”政策实施后，有网络媒体为吸引流量、提高关注度，不惜夸大、扭曲政策，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恶意拼凑内容，并以煽动性的标题⑥博取大众关注，均直指“双减”政策背景下竞争更为激烈、教育资源更加稀缺。这些“鸡血文”再次给家长戴上“紧箍咒”，制造不必要的教育焦虑。同时，由于“双减”政策触动了一些培训机构投资人和股票投资者的利益，部分自媒体账号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与商家合谋，恶意、虚假解读“双减”政策，制造社会舆论。这种以谣博名、以谣牟利的行为不仅严重影响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而且对家长造成极大的误导，引发家长的高度关注和焦虑。
二是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各地大力推进校外培训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但受逐利心态和惯性思维驱使，一些地方出现学科类校外培训转入“地下”、换“马甲”逃避监管等隐形变异问题，严重干扰“双减”政策执行，也再度引发家长的教育焦虑。据报道，北京、安徽黄山、浙江温州等地已先后查处多起违规培训案件。2021年9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指导各地坚决查处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因变异学科类培训具有隐蔽性、多变性等特点，其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呈现“井喷”态势。这种看似“稀缺”的“教育资源”无形之中催化了家长的“饥饿”心理，成为大家争先角逐的“商品”，没有抢占到名额的家长因为担心“别人家孩子抢跑”而陷入焦虑，即便是抢占到名额的家长也因其“未知性”以及“是否还有更好的”而担忧，各类家长的心理负担和焦虑情绪加重。
三是部分义务教育学校违规招生。“免试入学”是义务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近年来，有些义务教育学校通过招生咨询、“校园开放日”、网络登记学生信息等形式摸排生源，组织选拔性考试提前“掐尖”招生。这种违规招生，一方面引发家长的普遍焦虑，另一方面导致家长与培训服务提供者进行互利性“合谋”，通过参与变相培训换取这些学校的“简历投放机会”或“推荐名额”，总之，这种由竞争造成的资源稀缺已经成为我国家长焦虑的重要因素。
（五）家长信息甄别能力弱和教育能力不足引发认知误区
在“双减”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大量以“应试”为导向、加重家庭经济负担的校外培训被取缔，校外教育回归其公益属性。在家长的教育焦虑得到缓解的同时，仍有一些家长难以适应“慢节奏”的教育观念，抱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执念，急切地希望填补学生学科培训减少后的时间“空白”[23]。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由于信息甄别能力弱导致对“双减”政策的严重误读。事实上，在“双减”政策发布后，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针对该政策出台的背景和过程、总体思路、总体目标等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官方媒体也就“双减”政策实施中的关键问题邀请专家进行专题解读。然而，在信息大爆炸的后真相时代，由于家长信息甄别能力弱以及对公共机构（大众媒体）的信任度降低，听信网络媒体中的所谓教育专家以诉诸情感的方式竭力打造的“感觉或直觉真实”、“素质教育花销更大，教育投入成本更高”、“‘双减’政策会降低学生学习要求和学业质量水平”、“强调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即意味着加重孩子学业负担”等错误观点成为家长对于“双减”政策的担忧。为了解家长对“双减”政策的真实看法，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针对51万余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对调查结果分析发现，越了解“双减”政策的受访家长，越倾向支持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具体而言，非常了解“双减”政策的受访家长中，对减轻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的支持率分别达到86.2%（高出平均水平11.4个百分点）和91.2%（高出平均水平4.4个百分点）；只是初步了解政策信息的家长，支持比例偏低[24]。由此可见，由于信息甄别能力弱而导致的不了解甚至误读“双减”政策，成为当前家长焦虑的直接原因。
二是由于教育能力不足导致在家庭教育中存在诸多误区。从教育起点看，家长的教育焦虑之所以如此强烈，与素质教育背景下家长仍然信奉“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子法则，试图以“众筹私教”、“游学研学”等方式让学生提前“抢跑”有直接关系。然而，“教育抢跑”真的能赢吗？全国首个“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报告显示，成绩优秀的学生中，每周参与校外补课的时间越多，学生内部学习动机和主观幸福感越低；在成绩一般的学生群体中，每周参与校外补课的时间越多，学生学业成绩越低[25]。从教育结果看，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不合理或过高的教育期望长期存在于我国家庭教育中，最直接的体现是家长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执念和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近几年的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中有42.2%的家长希望子女能读到硕士及以上学历，有53.5%的家长希望子女读到本科，两者合计达95.7%，这与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容量有较大差距。有31.4%的家长表示能接受子女在初中毕业后分流去职业学校[26]。短视化、功利化的教育倾向贯穿于我国家庭教育全过程，家长在教育学生方面陷入“不明确—伪明确—更不明确”怪圈，情绪也从焦虑变得更加焦虑，形成教育焦虑循环的“莫比乌斯环”[27]。
三、构建良性教育生态，消解家长教育焦虑
教育生态学研究将教育理解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通过分析各种生态环境因素与教育事业发展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解释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生态机制，探索优化教育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方法[28]。良性教育生态通常表现出人本性、有序性、多样性、均衡性、开放性、可持续性。建立良性教育生态是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创设必要的环境，也是完善教育治理体系、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的前提[29]。除传统历史与文化因素外，现实层面“应试化”的学生评价导向、客观性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培训机构乱象以及家长教育素养有待提高等教育生态中长期存在的问题，都是导致家长教育焦虑的主要成因。在克服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构建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良性教育生态是消解家长教育焦虑的根本途径。恢复与重构“双减”背景下的教育生态，需要立足教育生态学视角，从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等多个维度，对教育系统的内外部生态环境进行深入考察与分析。
（一）改革评价机制和招考制度，推动从育“分”到育“人”转变
在教育改革进程中，中考和高考选拔制度屡屡“背锅”，一度被视为学生负担和家长焦虑越来越重的根源。事实上，各国都有相应的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在我国，中考和高考几乎已经成为实现阶层跃升的重要通道，有效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合理、公平流动[30]，而评价机制和招考制度中的不健全与不合理因素才是导致学生负担和家长焦虑加重的根源。
一是改革教育评价机制。在实施素质教育和“双减”政策背景下，学生评价应当从“分数本位”走向“健康本位”、“素养本位”的深刻转型。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完善初、高中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建设和使用办法，改变以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充分发挥教育教学评价对于教育实践的正面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要推动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深度融合，切实推动综合素质评价落地生效。此外，可以借鉴上海市推出的学业质量绿色指标，将学生学业负担、身心健康、师生关系纳入学校和区域教育质量的评价范畴，完善区域与学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二是改革考试和命题方式。化解家长教育结果焦虑，当务之急是革新考试命题方式，使培训机构的答题模板、解题套路失去效用，让“题海战术”、“机械训练”等“负担”无法成为提高高考分数的有效方式，引导家长摆脱“增负”路径依赖。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坚持以学定考，依据不同学科特点构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增强试题开放性，严禁将试题与奥林匹克竞赛内容挂钩，适当降低考试难度，严禁超标超纲，防止偏题、怪题、超出课程标准的难题，不出单纯记忆、机械训练性质的内容，不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另一方面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克服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素质的命题导向，加大中考中体育与健康所占分值，将美育和劳动教育纳入中考科目，强化实验操作及外语听说应用能力测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三是延迟中考分流。基础教育并非面向“职业”和“专业”的教育，基础教育的“基础性”不仅仅在于其作为高等教育的基础而存在，更在于对人的发展的基础性地位，其根本宗旨是为提高全民素质夯实基础，为全体适龄少年儿童终身学习和参与社会生活打下良好的底色和根基[31]。为实现基础教育的应然价值使命，一方面应发展综合高中，加强普职融合；另一方面各地应根据普通高中学位情况推迟分流，降低家长决策风险。
（二）提升基础教育学校教育质量，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学校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开展教育教学的主要阵地，对良好教育生态的营造至关重要。学校不仅是良好教育生态的受益者，而且是参与者和建设者[32]。“双减”政策并非一减了之，在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受到大力压减的情况下，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以及家长对于优质教育的期待和要求直接转嫁至学校教育。学校系统内部的生态环境对整个教育、教学活动和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始终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这一生态环境本身面临着困境[33]。要从根本上消除家长的教育焦虑，学校教育要真正成为教育的主阵地，通过提高基础教育学校教育质量，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一是要提升教师素养，落实核心素养和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任务。强教必先强师，教师素质直接影响学生的培养质量和素养提升[34]。一方面，要提高教师准入门槛。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公布，教师准入门槛升高成为舆论焦点。有学者认为，学历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尤其是教师这一职业具有特殊性，师德和学识比能力和学历更重要。事实上，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规定的教师学历准入门槛具有明显滞后性，已经不能满足受教育者和家长对于优质教育的期待和要求，提高教师准入门槛已经成为提升教育质量、化解家长焦虑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可以依托智慧教育平台创建学校联盟，打造教育资源数据库，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发挥名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让偏远地区、薄弱学校等地的教师共享名师智慧[35]。
二是推行大范围教师交流轮岗，促进教师资源均衡配置，推动教育质量公平。从国际经验看，教育发达国家推行的教师交流轮岗并不局限于特定区域，中小学教师可以在各级行政区域内或行政区域之间自由流动。以日本为例，中小学教师既可以在市、町、村、特别区等基础地方公共团体内流动，也可以跨都、道、府、县等一级行政区和市、町、村、特别区等二级行政区流动，这种大范围的教师流动有效促进了不同区域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考虑到我国实际地理情况，应当至少以市为单位全面开展教师轮岗，并稳步推行至省域。同时，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多个区域协同发展规划方案，可以开展更大范围内的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质量优质、全面均衡发展。
三是发挥校外培训机构在科技赋能教育方面的优势，促进校内提升教学效率、创新学习方式、提高教育体验。当前，教育技术创新与新业态、新模式融合需要社会力量的介入。《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意见》提出，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竞争提供、择优遴选”的机制。《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积极鼓励企业投入资金，提供优质的信息化产品和服务，实现多元投入、协同推进。校外培训机构尤其是线上培训机构，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于教育场景中的应用已涌现出一批优秀成果。各级政府部门应发挥校外培训机构在科技赋能教育方面的优势，为优质教育技术进入校园提供路径，引导校外培训机构为校内提供线上线下融合学习系统、教师作业批改系统、学情分析诊断系统、教学质量评估系统、师生个性化匹配系统等，促进校内提升教学效率、创新学习方式、提高教育体验[36]。
（三）明确角色定位和培训范围，推动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合理平稳转型
近年来，校外培训行业蓬勃发展，在满足学生个性化教育、差异化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违规失信等现象。规范校外培训、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既是社会共识，也是相关部门的鲜明工作导向[37]。目前，受各种逐利心态和惯性思维的驱使，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从事学科类培训的各类无证无照机构还在一定空间存在，部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化整为零”或“改头换面”违规开展补习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在职中小学教师私下进行有偿家教行为屡禁不止。不仅如此，部分中小学生家长单独或联合自发寻找课外家教，另有一些从教者利用各种平台推出学科类个别指导活动也正悄然兴起，不仅破坏了学校教学秩序、干扰了“双减”政策的工作成效，也加重了学生课业负担和家长的经济、精力负担[38]。明确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角色定位和培训范围，推动其合理平稳转型，成为化解家长教育焦虑的必要路径。
一是厘清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角色定位。《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指出，根据国家义务教育阶段课程设置的规定，在开展校外培训时，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英语、日语、俄语）、物理、化学、生物按照学科类进行管理。结合“双减”政策中“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的基本要求可以推断，“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应当成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基本定位。基于此，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回归公益属性，彻底转变“制造焦虑”的商业模式，摆脱路径依赖，发挥丰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是界定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范围。调查发现，家长选择学科类校外培训具有多种动因，具体包括课后看护、日常辅导、弥补短板、补充学校、培养优势、升学择校、未来发展等七种类型[39]。“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一些校外培训需求如课后看护型、日常辅导型动因引起的需求可能被课后服务吸纳，一些校外培训需求如弥补短板型、培养优势型动因的学科类培训需求可能被部分消减，而升学择校型随着改革的推进必将受到全面查处和清理，但仍有部分刚性需求存在，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依然有较大的市场。第一种是补充学校型，即通过校外培训补充学校教育；第二种是未来发展型，即为学生未来发展做准备，例如，为出国留学做准备而参加英语培训或特定科目培训。基于此，未来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在补充学校教育和促进学生未来发展等领域谋求发展。
（四）建立由国家和公立学校主导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提高家庭教育指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家庭教育能力不足是家长教育焦虑的主要根源。经过多轮征集、修改、更正和完善，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梳理发现，有关部门、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婚姻登记机构、收养登记机构、社区家长学校、学校家长学校及其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等均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提供者。这种多层级、多主体、多内容的设定在实践中必然会引起各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脱，同时，由婚姻登记机构、收养登记机构等部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存在专业性与合法性问题。从世界范围看，很多国家均以政府部门或第三部门为主导成立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面向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广泛开展系统化、科学化的家庭教育指导、培训及咨询，对提高家长家庭教育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我国实际看，第三部门自主性相对较弱且发展态势不乐观，由政府部门牵头建立专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更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确保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是建立国家、省、市、县（区）、街道（乡镇）五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人员列入事业单位正式编制人员管理，并按国家规定享受事业单位相关的工资福利待遇[40]。首先，引导家长形成平等的职业观念，逐步改变家长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消除家长对体力劳动的就业和职业歧视，营造尊重技能型人才、重视职业教育的浓厚氛围；其次，引导家长转变“双减”政策认知误区，各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应当就“双减”政策开展积极宣传，帮助家长规避媒介无序传播的负面影响，正确看待“双减”政策的出台及其作用，避免“校外减负、家中增负”；再次，指导家长更新育儿观念，提升家长监护能力，引导家长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及成长规律，有效平衡未成年人学习成绩与身心健康、智力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合理规划学生学习时间与休闲时间；最后，通过开通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热线或邮箱等方式，帮助家长科学、合理疏导教育焦虑，引导家长就家庭教育中的问题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人员进行及时沟通与合作。
二是健全公立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学校作为未成年人教育的主阵地，不仅具有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独特优势与有利条件，也有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法定义务。应当健全公立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促进家长家庭教育素养的整体提升：首先，成立以培训讲座、经验交流、亲子活动、咨询服务、社会实践等为主要活动形式的家长学校，全方位对接家长多元需求，引导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其次，建立学校、年级、班级三级家长委员会，分别负责统筹协调家庭教育指导事项、举办家长讲座和开展家长培训、家校即时沟通与合作等事项，帮助家长了解学生学习和身心状况，引导家长关注学生成长过程及需要；最后，组建志愿者服务队，以社区居委会为桥梁，引入学校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优质资源，为家长搭建家庭教育交流平台，广泛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的相关知识，帮助家长解惑释疑，转变教育观念，掌握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法。
注释：
①作者简介：余雅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姚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②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重点项目“北京市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应用的法律规范研究”（21JYA002）的阶段性成果。
③“点招”是点名招生的简称，指一些中学通过自主或者合作选拔的方式提前录取一部分学习成绩比较突出的优质生源的方式 。“点招”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投递简历、笔试、面试三个环节，但各学校“点招”的方式和顺序有所不同。还有一种说法是“电招”，即打电话通知家长让孩子参加笔试或者面试。
④广州市以区域内优质学校为龙头，分别联合周边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形成若干个片区。
⑤巩固率指某一年级学生人数占这届学生入学时总人数的比例。
⑥例如，《“双减”政策下，校外培训机构或消失，是时候调整策略了！》、《某211名校食堂一组偷拍照曝光，揭露残忍真相：“双减”路上不自律的孩子，注定一败涂地》、《双减双减，这个千万不能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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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