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双减”政策可以为教育生态带来诸多积极变化，但在推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诸多问题。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政策目标群体对政策的理解程度影响其对政策的认同度，进而影响政策的推行效果。目标群体的理解受到“前理解结构”的潜在制约，“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教育认知。对社会成员错误“前理解”进行纠偏，引导其树立适切的教育教学观念，是提升政策落实有效性的必要策略。
关键词：“双减”政策；前理解；教育观念；学校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中小学学业负担过重并不是新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问题就已显现并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新时期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解决仍是教育改革的重点。为此，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被称为“双减”政策。其“创新性地将校内作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联合治理，形成校内校外双管齐下的‘减负’思路，代表了党和国家在学生‘减负’问题上的治理创新。”[1]纵观目前已有研究，“双减”政策相关研究主题聚焦三方面：一是从教育体系、教育理念、教育机构、教育主体等不同视角深入探讨“双减”政策的意义；二是从教师、家长等不同角度洞悉“双减”政策可能带来的诸多问题；三是从教育评价制度、在线教育信息安全体系等相关制度体系建设、学科教学、作业设计、课后服务、家庭教育、职业教育、时间管理等方面探寻“双减”政策落实的有效途径。
政策实施层面，相关部门对校外教育培训和校内教育教学活动进行相应指导与规范，为教育生态带来了诸多积极变化，也为学校教育焕发生机与活力提供了良好契机，得到了大多数家长的支持。同时，如何确保“减负”政策的实施效果仍然是需要思考与探索的重要问题。有学者指出，“双减”政策在为学生减负与为疲于“内卷”的家长减压的同时，也制造了家长们新的焦虑点。[2]有新闻报道，“双减”之下，学科类培训机构被严格监管，但披着“马甲”转入地下的学科类培训住家教师、一对一辅导等现象仍然存在。家长们一方面对减负政策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又在寻求新的途径“补回”学生减掉的负担，这种矛盾行为对减负产生了消极影响。行为实施的背后有思想观念支撑，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哲学解释学体系中的“前理解结构”入手，解读影响政策实施的潜在教育观念，并试图提出“双减”政策推行的有效措施，助力“双减”政策落地。
二、个体政策理解的解释学机理与过程
理解总是对于意义的理解，是一个个性化过程，理解的核心与基础在于个体的意义建构。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探寻个体政策理解的机理与过程，有助于我们把握个体对政策文本意义建构的前提与潜在制约因素，探寻意义创生、意义融合的可行方式。
（一）语言：政策理解的普遍媒介
人是“拥有语言的存在物”，通过语言获得对环境的自由。[3]语言联结起自我、他者、世界的关系，构造了人的生存境域。在哲学解释学视域中，“理解”是人的基本规定性。语言在理解过程中具有先在性，理解对象与理解实践的语言性赋予“理解”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可见，“语言就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4]。政策的颁布与实施是一个追求理解的过程，同样具有语言性。一方面，政策作为理解对象具有语言性。政策以“文本”的形式呈现，经由话语载体传播意图，政策理解者所要理解的是文本所表达的“意义”，这些都凭借语言而成为被理解的对象。另一方面，政策的理解过程也具有语言性，其背后隐含“对话”结构。政策的文本具有客观性，但在信息接收过程中，经由个体自我加工后获取的信息会超越表达者的意图，创生出独特的意义，这个过程实质上便是理解者与文本、理解者与制定者之间的对话，在这些对话中，双方所谈的事物本身“达于语言”。因此，政策文本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应当尽可能贴合政策目标群体的认知层次，同时减少模糊语言的使用。
（二）前理解结构：政策理解的潜在制约因素
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与解释是此在的存在方式。“解释从来不是无前提的，解释之初必然伴随着先入之见”[5]，“先入之见”即“前有（Vorhabe）”“前见（Vorsicht）”“前把握（Vorgriff）"构成的“前理解结构”。“前有”是指沉淀的文化传统，是人的先在“文化基因”。“前见”是在文本理解之前就已经产生的观点，是在客观的历史实在（即“前有”）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对事物的预先判断，它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前把握”是受到“前有”“前见”影响之下产生的一种前期预设，即“某种已经确定的思维方式、解释方式对文本意义与实际事物意义理解的制约性”[6]。可见，人的理解受过往经历、所习得的语言习惯以及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都是理解的潜在制约因素。之所以是“潜在”，如伽达默尔所说：“占据解释者意识的前见（Vorurteilre）和前见解（Vormeibun-gen），并不是解释者自身可以自由支配的。解释者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的生产性的前见（dieProduktivenVourteile）与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区分开来，[7]政策一般是以文本的形式发布，通过言语传递思想。个体在理解与解释政策的过程中，“前理解”便会不自觉的影响政策理解的程度，错误的“前理解”成为政策理解的潜在制约因素，可能会对政策的理解与落实产生不良影响，是在政策实施中不能被忽视的内容。
（三）解释学的循环：政策意义重构的过程
“解释学的循环”也被称为“理解的循环”。人的理解是有限的，凡是理解发生，“解释学的循环”就必然会发生，这一过程不是纯主观的，也不是纯客观的，它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在自身构建的特殊的视域中通过不断“对话”而达到相互理解的过程，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在政策理解层面，政策理解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政策理解的对象包括政策的内容、目标、规则、配套措施及其他相关信息。家长、教师及社会其他成员等政策理解者的“前理解”赋予其理解的基础并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域，此视域并非封闭与孤立的。同时，政策理解者们被抛入一定的“成见"（prejudice）之中，在“成见”的基础上，理解者与政策文本、政策制定者与推行者在不断“对话”的过程中，在整体与部分、前理解与解释中进行循环，不断超越自身的有限视域，使“成见”得到修正或扩大，实现历史视野与当前视野的相互融合，进而建立新的共通性，形成对政策新的意义的理解，达到“视域融合”。
三、影响“双减”政策实施效果的潜在“前理解结构”
“成人有意识地控制未成熟者所受教育的唯一方法，是控制他们的环境。他们在这个环境中行动，因而也在这个环境中思考和感觉。”[8]环境的影响流传下来成为文化传统，影响人的教育理念与思维方式。我国自古以来有“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文化传统，这一文化传统逐渐积淀为当代人的“文化基因”，“努力学习”是当前教育的主流观念，“普遍化权力”倾向与“公平竞争”的价值导向，深刻体现在社会成员对教育选择行为的认知层面。
（一）“普遍化权力”倾向与教育功利化趋向
有学者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考证，认为“学而优则仕”，只是一种孔子提倡的学者立德、修身之后步入仕途、促进社会发展的政治号召。“学”，是“为人之学”“做人之学”，而非现代意义的“学习”之“学”；“优”为“宽裕”“充裕”之义，而非优秀之“优”。但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加之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实行，这一政治号召意图与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乃至当今社会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9]科举文化传统让教育、学习能够实现社会分层和流动的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教育和精英地位的获得之间存在的稳定制度化连接赋予了科举考试“普遍化权力”倾向，逐渐地，“学”变为“入仕”的工具，功利化倾向开始显露，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愈发严重。
从古至今，教育都在社会分层和流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代教育的市场化发展促使资本成为获取优质资源的重要因素，“通过教育实现纵向流动的现实空间正在缩小”，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工具性价值，教育功利化倾向更加明显。[10]当前，教育界普遍意识到教育功利化现象的存在，背离教育教学本真，应及时进行干预将其扭转达成共识，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仍然逃脱不了功利化倾向的控制。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小学生太苦太累，办学中的一些做法太短视太功利，更严重的是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是不对的，但又在沿着这条路走，越陷越深，越陷越深！”[11]“双减”政策中整顿校外辅导机构、紧抓教学质量、开展课后服务、规范考试行为、合理教学评价等相关举措，精准强化了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试图扭转教育功利化趋向，助力教育回归育人本质。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社会的逐利风气依旧盛行，利益相关者的教育投入的功利性取向仍然显著，家长们的焦虑情绪依然存在。教育功利化倾向的扭转非一时之事，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
（二）“择优录取”价值导向与竞争性学习取向
在科举文化传统影响下，应试考试的社会思想观念浓厚。科举考试的实行背后有公平考试理念的支撑。除此，也有筛选、择优的精神，“培优型的精英教育价值观在我国社会文化场域中找到了存在的合法性”[12］。在“竞争原则支配了现代生活所有领域的分配”[13]时，“择优”“卓越”演变成为“内卷”的代名词，其背后是资源的博弈。竞争的进退之间没有平衡点，“维持现状”即“落后”的“竞争性学习”理念成为当前人们对教育选择行为的社会认知。在校内主张“减负”与“合作学习”，提倡基础教育的“均等化”发展时，想要孩子进行超纲或超前学习以维持升学竞争优势的家长便会寻求其他渠道参与教育竞争。课外补习行业的恶性市场化发展为这部分家长群体提供便利，家长的需求催生课外补习机构中的超前学习现象。而机构着重宣传学龄前儿童的智力开发课程以及与招生入学挂钩的相关培训课程又反过来促使家长加深对“培优”的“执念气这种需求一供应链成为教育焦虑的制造者和教育恶性竞争的推动者，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学生的学习负担以及教师的教学负担，对教育公平、素质教育的实现与维持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
“双减”政策试图通过对校外辅导机构的整治从形式上切断这一需求一供应链以缓解教育焦虑，但竞争性学习理念的改变并非是通过政策等强制性手段所能快速实现的，这无疑成为影响政策推行的潜在制约因素。真正影响家长们教育行为选择的潜在观念因素得不到根本扭转，思想层面得不到解放，“减负”的目的就难以真正得到实现。当校外教育机构无法满足其“超前学习”的需求时，部分家长们可能会诉诸其他渠道，诸如聘请披着“高端家政”“高级保姆”外衣的私教或采用线上培训等方式，隐匿化的“家教市场”可能会替代“培优”类型的校外培训机构成为新的教育焦虑推动者。
（三）“士农工商”社会分层观与职业不平等观念
“士农工商”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结构。[14］总体上看，“后三民”长期处于受管控、受役使的状态，他们需要努力通过科举考试步入“士”的行列，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带来职业的等级观。随着时代演变，虽然“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现今已不适用，但社会分层结构与不平等的职业观念仍然随着文化的流传承袭下来。
当前，我国呈现农民阶层规模缩小、中产阶层规模扩大、新社会阶层涌现的“土字型社会结构”，阶层流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15］但教育不公、就业歧视、贫富差距等现象依然突出，阻碍社会流动、强化阶层固化的因素仍然存在。[16］每个阶层的社会成员均面临“阶层固化”与“职业歧视”的压力，他们一方面面临下一阶层成员向上流动的威胁，需要通过努力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想要通过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获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以延续目前的社会地位。有研究表明，在中学阶段（包括初中和高中）接受过重点学校教育的人能够在地位获得过程中（初职地位获得和现职地位获得）占有优势。[17］在社会阶层划分与不平等职业观的影响之下，教育竞争在中学阶段就已开始，因此小升初考试、中考成为各社会阶层教育资源竞争的主战场之一。素质教育政策与之前数次学校“减负”政策主要聚焦于课堂教学层面，教育资源的竞争也逐渐从校内延伸至校外，而“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切断了小学、初中阶段校外培训机构的超前教育，无疑对部分家长的教育投资观念造成冲击。同时，对考试次数与作业时间的制约让部分家长对教育教学质量感到担忧，部分家长便会自行寻求其他途径满足自己的需求，不利于“双减”政策发挥其预期效果。
四、“双减”政策实施的有效性策略
“学生学业减负，既是实践问题，更是认识问题。”[18］当前社会成员，尤其是家长错误的教育教学观念是影响“双减”政策顺利推行、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对社会成员错误“前理解”的纠偏、树立适切的教育教学观念入手不失为一条推动政策落实有效路径。
（一）正视目标群体“前理解结构”的存在，尊重理解者的主体性
理解者对政策文本的个体化意义建构是其存在方式，“前理解结构”使理解者的理解成为可能的同时，也限定了其后续的理解。
首先，要尊重政策目标群体在政策理解中的主体地位。实践表明，目标群体的政策理解与认同是推动政策顺利执行的关键变量，政策目标的达成度与目标群体的认可度有直接关系，而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同是基于对政策的全面了解与自身利益衡量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因此，政策推行者需要适度尊重目标群体的意见，尊重其作为政策理解者的主体地位，通过适当的方式与手段获取他们的理解与认同，才能促进“双减”政策的顺利执行并保持其延续性。
其次，要正视目标群体“前理解”的存在，循序渐进地推进政策的实施步伐。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文化传统影响和教育功利化倾向明显、竞争性学习理念盛行以及职业不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社会背景之下，“双减”政策波及的利益群体范围十分广泛，目标群体在利益被侵犯时会下意识的采取抵抗或反对的态度对待政策执行。同时，教育环境的剧烈变化让部分群体无法快速适应，其带来的教育焦虑情绪也会对政策执行产生不利影响。政策制定者与推行者不能对政策目标群体的畏难心理置之不理，采取“强制性”标准执行，而是要依据城乡差异、学校差异、个体差异等因时因地制宜。
最后，要善于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引导目标群体修正自己错误的“前理解”。“观念是个历史时空变量，对应着思想、技术（媒介）和实践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19]可见，媒介在观念形成与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当目标群体的思想观念已经严重影响政策顺利推行之时，政策推行者需借助多种媒介，对目标群体进行思想的引领，引导其修正自己错误的“前理解”，确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以促进政策有序推行。
（二）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教育教学观念，塑造良好教育教学环境
要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就要树立正确的教育教学观念并采取积极行动。
首先，引导公众树立合理的教育教学价值观。教学有其先在的目的论承诺，“促进人与文化双重建构”是教学担负的历史使命。教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学生习得多少知识，而是引导学生将具体的知识抽象化并转化为“人生在世”所需的经验与能力，进而走向更具内在潜能和外在可能性的发展状态。当前，技术理性影响下追求知识与技能显性结果的价值取向使教学异化为学生升学的跳板，学校教育者若未经理性分析行政部门的要求、经济发展的需求与家长的期望便盲目迁就，可能加剧教师、学生乃至家长的不自由。因此，相关教育管理部门要遵循教学的基本规律，尽量保持教学存在的相对独立性。学校要切实减轻教师不合理负担，保障教师能够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教师需要努力提高教学水平，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家长也要积极转变教育观念，尊重孩子的想法，不强迫孩子进行不必要的学习活动。
其次，引导公众树立适切的教育教学发展观。“以教学促学生发展”是教学的本质规定和真正价值所在。“双减”政策发布与实施以来，教育者试图以提高教学质量脱离教育现有困境。但“提高教学质量”之说目的在于达到特定的目标或考核标准，其实质是如何更好地应试、如何获取高分。显然，这与教学促发展的本质内涵和价值规定大相径庭。在教学的全面发展、持续性发展的应然取向下，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教学水平、学生水平的提高，应该关注如何在“双减”政策下促进学生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学校、教师、学生都应转变教学观念，树立适切的教学发展观。这有赖于相关群体树立正确的教学评价观，改变以往单一以学习结果为评价的标准，转向以改进教学实践、促进学生自我完善为导向，构建多元评价标准，关注学生知识习得、能力培育、品性涵养与生命感知的过程，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引导公众树立平等的职业观，提升全社会的职业价值认同感。职业价值的认同感主要反映的是个体基于对自身所从事职业的情感体验而产生对职业与自身价值的认知程度。职业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全体社会成员只有解放思想，破除职业等级观念，才能让待业者或未来的职业者依据自己的能力与兴趣选择从事适切自己的工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小升初考试、中考、高考等升学考试的压力。
（三）加强社会“对话”，促进“视域融合”
政策理解是政策得以顺利落实的前提，个体对政策理解的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等相关理解者只有在充分理解政策的意图、目标、内容、规则及其他相关信息的基础之上，才能配合政策执行的具体行动。加强对话对政策执行有积极作用，对话是对话者之间介入与接纳的过程，目的是获得相互理解，从而达成共识，共同推进政策执行过程。因此，“双减”政策的顺利执行有赖于打通目标群体与政策制定者的沟通渠道，加强双方的对话与沟通，促进“视域融合”的实现。
一方面，政策推行者要积极运用官方媒体、文件、会议等官方话语载体及互联网、手机和人际传播等民间话语载体宣传“双减”政策。通常来说，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等往往比目标群体占有更多的政策信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众对政策利益分配的相关评价，产生政策认知偏差甚至是错误认知，进而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双减”政策在发布之后要通过多种途径对公众进行宣传，但“双减”是手段而非目的，宣传不能仅限于内容，还需将其力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立教育良好生态以及守护学生生命成长的意图进行传播。除此，要将诸如关注教师生存状况、整治校外辅导机构、紧抓校内教学质量、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抓好家庭教育等“双减”政策的配套措施与“教育减负政策组合拳”整体规划向目标群体做出详细说明与解读，帮助其理解。另一方面，政策目标群体要主动搜集关于“双减”政策的相关信息。新政策的发布必然有其综合的考量，也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新变化，目标群体不能始终对这些变化保持敌对态度，要采取主动的态度去深入了解“双减”政策，感受政策对教育生态带来的积极变化，理解政策制定者的完整意图，也可通过可行渠道将自己的顾虑与疑惑向有关部门予以反馈，在双方平等的对话中不断进行“视域”的调适，共同推进政策的有序推进。
五、结语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获得了飞速发展，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开始显现并成为学界长期的讨论热点，“减负”也已成为我国教育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目前，我国已进行了多轮旨在“减负”的教育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此次，“双减”政策意图直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核心因素，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可否认的是，政策推行中可能会遇到诸多困难，产生困难的原因也较为复杂，显然不是简单地通过政策目标的“前理解结构”所能分析透彻的，本研究在此仅就此话题作初步探索。“双减”政策背后的理念支撑、运行机理、可能遇到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政策推行的有效路径等相关话题还需要学者们持续的关注与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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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tential Restri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Hermeneutic Thinking Based on Pre-Understanding
GeHaili ZangGuangjun
Abstract: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can bring many positive changes to the educationecology,but it may encounter many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the understanding degree of policy target groups affects the irrecognition degree of policy,and then affects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policy.The under standing of the target group is potentially restricted by the “pre-understanding structure”,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cultural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in study leads to official”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people's educational cognition.It is a necessary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o correct the wrong “pre-understanding” of social members and guide them to establish a ppropriate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concepts.
Key words:"double reduction”policy；pre-understanding；educational concept；school edu cation
责任编辑：宋青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