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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需要进一步解决四大问题

作者: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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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22年第1期

要:“双减”政策实行以来,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到2021年年底,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4.1%。文章分析了大幅压减学科类培训机构之后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四方面问题,即学科类培训机构“营改非”后的规范经营问题,如何治理隐形学科类培训问题,如何形成学校教育提质增效的长效机制问题和如何进一步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问题,并给出建议,以实现“双减”确定的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目标。

关键词:“双减”政策;校外培训;学生负担;长效机制;教育评价改革

2021年12月21日,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介绍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有关情况时称,目前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4.1%。留下的培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营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为人民群众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转非的将被进一步注销。[1]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大幅压减、资本撤离,意味着校外培训机构的野蛮生长已经得到有效遏制。推进“双减”政策,下一步需要解决四大问题。一是怎样让“营改非”后的学科类培训机构为学生提供差异化教育培训服务;二是怎样治理转到地下的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三是如何形成学校教育提质增效的长效机制,有力疏导学生(家长)的培训需求;四是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彻底扭转基础教育的唯分数论、唯升学论倾向,创造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教育生态。

一、学科类培训机构“营改非”后的规范经营问题

尚存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都要“营改非”。这类培训机构一旦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后,由于资本已经无法逐利,非营利性机构能否规范经营,主要就看政府的指导性定价了。

从各地公布的政府指导定价标准看,存在价格过低、机构可能很难正常运营的问题。如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明确我省部分市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相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规定,海南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班型,分为10人以下、10-35人、35人以上三种类型,基准价分别为25元/课时人次、7元/课时人次、5元/课时人次。[2]

这一定价标准被网友称为“白菜价”。虽然这一定价体现了对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公益性要求,但是从机构经营角度看,按照这一定价标准,机构将很难支付教师薪酬、房租与管理等费用。如果真执行这样的政府指导定价,可以预计会出现两种走向:一是有一批学科类培训机构选择退出;二是机构违规经营,与家长签“阴阳合同”,这会导致对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收费监管措施难以落地。

要求非营利性学科培训机构按政府指导定价收费,其主要目的是遏制培训机构的天价收费。制定政府指导定价应符合基本的市场规律,要根据机构的平均经营成本、市场对培训的需求、当地的消费水平合理制定。低于市场价格的政府指导定价就有不是为了遏制天价收费,而是“逼”机构退出的意图了。“双减”意见并没有要求关停学科类培训机构,而是严禁学科类培训机构进行资本化运作,过度逐利,并限制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培训时间。其主要考量是,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只要其不在学校教育之外“再造一个教育体系”,而是发挥积极的补充作用,就应允许其存在。这是治理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应该有的基本认识,不能在推进“双减”过程中发生治理目标偏移。

二、怎样治理转到地下的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

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幅减少,与学生家长的学科培训需求减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学科类培训机构减少,是供给减少;如果需求继续存在,培训就可能转到地下和家庭。校外培训监管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一情况,并出台措施治理转向地下、家庭的隐形、变异培训。但必须承认,这类培训的分散性、隐蔽性颇强,存在认定难、查处难、监管难等现实难题,这是接下来监管的重点领域。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隐形或变异的培训包含:违反培训主体有关规定,证照不全的机构或个人,以咨询、文化传播、家政服务、住家教师、众筹私教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违反培训人员有关规定,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开展有偿补课;违反培训时间有关规定,通过“直播变录播”等方式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违反培训地点有关规定,组织异地培训,在居民楼、酒店、咖啡厅等场所,化整为零在登记场所之外开展“一对一”“一对多”等学科类培训;违反培训内容有关规定,以游学、研学、夏令营、思维素养、国学素养等名义,或者在科技、体育、文化艺术等非学科类培训中,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违反培训方式有关规定,线下机构通过即时通讯、网络会议、直播平台等方式违规开展线上学科类培训;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的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7类。[3]明确隐形或变异培训的类型,为监管那些转向地下、家庭的培训提供了依据。但是由于其具有分散性、隐蔽性,在具体监管时主要依靠举报线索,因此会存在两大现实问题。

一是鉴于家长对学科类培训存在现实需求,依靠家长举报来查处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并不现实。要对转入地下、家庭的学科类培训进行有力监管,只有强化监管力量,实行网格化监管,但即便如此,由于这类学科类培训在学生家庭中进行,是很难取证、查处的。对于家长通过请私教、聘请住家保姆等方式开展学科培训,监管部门能管的主要是家政中介公开推荐住家教师服务,以及通过网络发布的聘用私教广告等。

二是发动居民举报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会制造居民间的矛盾,产生不良的社会风气。在推进“双减”过程中,已经出现家长举报与反举报的现象,如对学校组织学生考试,有家长举报这违反“双减”规定。从落实“双减”看,举报并无问题,可却有不少家长站出来“反举报”,赞成学校的做法,并边缘化举报的家长。很显然,如果有居民举报邻居请私教,产生的矛盾会更多。

三、形成学校教育提质增效的长效机制

遏制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野蛮生长之后,如何疏导培训需求是家长和社会舆论最关切的问题。有效的疏导措施之一是学校教育提质增效,尽可能地满足学生、家长的教育需求。这方面,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加强考试和作业管理、推进课后服务全覆盖、开展初中晚自习与学科辅导等措施,已在全国各地学校探索、推进,但存在如何构建长效机制的问题以及把校外补课转为校内补课的质疑。

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师的教育教学自主权。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4]提出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增强学校办学内生动力、提升办学支撑保障能力、健全办学管理机制四项措施,其中,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中明确学校在遵循教学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有“五个自主”,包括自主安排教学进度、自主运用教学方式、自主组织研训活动、自主实施教学评价、自主实施跨学科主题教学。这对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至关重要。

调查显示,推行“双减”之后,各地中小学教师在校时间均延长,教师的负担和压力有所增加。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为教师安心、静心、舒心地从教创造更加良好环境。执行“双减”要避免出现增加教师负担、压力的走向,因为如果教师压力增大、教育倦怠感增强,将不利于学校教育提质增效。

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关键在增加财政投入。“双减”扭转了以往减负存在的“校内减负、校外增负”问题,强化了学校的教育主阵地作用,这一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意味着要加强对学校的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费保障。笔者测算,要开展高质量的课后服务以及针对部分学生的学科辅导,按2020年全国义务教育在校生1.56亿人,每生生均费用3000元计算,如果全部由政府买单,全国的经费投入可能要达到5000亿元。如果没有这部分经费保障,课后服务和学科辅导就只能由教师无偿加班提供,或者向学生家长收费。前者不具有可持续性,后者则可能出现乱收费、增加家长经济支出的问题。由财政支出保障课后服务和学科辅导的费用,一方面可组建多元的教师队伍,并尊重在职教师的自主选择权利,教育部门和学校也可以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外聘教师,而不是只依靠学校教师;另一方面可提高家长对课后服务、学科辅导的满意度。

四、深化教育评价改革

在由教育部门、学校提供的服务中,学科辅导是富有争议的。2021年12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北京市财政局印发了《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其中提出,北京市将搭建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管理服务平台,鼓励中学教师发挥自身教育特长和优势,提供多种形式的在线辅导服务,供全市中学学生按需选择。据介绍,这一教师在线辅导平台给学生提供一对一实时在线辅导、一对多实时在线辅导(互动课堂)、问答中心及微课学习4种辅导方式。[5]北京市把这作为保证“双减”政策落地的又一重要举措。这一“双减”措施被认为是务实之举,但也引发了舆论担忧。在从严监管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之后,校内补课合法化,家庭的培训支出的负担会有所减少,但学生的学业负担并没有减轻。这一问题需要理性看待。

对于给学生减负应该有合理的期待。回应校外补课变校内补课的质疑,需要直面现实。治理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之后,在教育评价体系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背景下,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大幅压减、甚至关停校外培训机构,学生、家长的培训需求就没了。在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之下,学生、家长对学科培训、学科辅导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在培训需求现实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公开的渠道满足学生家长的需求,这部分需求就会转到地下。在从严治理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之后,要避免学科类培训转到地下,就必须由教育部门和学校出面,增加这方面的供给,以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需求。由学校、教育部门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学科辅导服务,这是面对现实的选择。与之前的“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相比,由教育部门、学校满足学生的学科辅导需求,即使补课、辅导费用由财政买单,减轻了家庭的教育培训支出负担,但是学生的学业负担、压力依旧存在,没有真正减负。

要从根本上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和家长的焦虑,就必须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有两大因素让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家长不得不“内卷”。一是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使基础教育竞技化,同学之间不得不为名次而竞争;二是教育仍被视为分层的工具,中考时的普职分流就被认为是对学生进行分层,考分低的学生被分层到中职,成为“低人一等”的职校生。这一教育评价体系不改革,学生和家长也就难以从升学竞争、分层压力中解放出来。只有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把职业教育真正建设为与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6]给学生多元成才的选择,才能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概而言之,治理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只是治标,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才能治本。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EB/OL].http://tv.cctv.com/2021/12/22/VIDEJOoJLOZYvfKMvJXlv zas211222.shtml.

[2]刘晓惠.海南: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班型10人以下25元/课时人次[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926224712760641 6&wfr=spider&for=pc.

[3]刘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坚决查处七类变相违规校外培训[N].中国教育报,2021-09-09(01).

[4]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文件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EB/OL].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485/mtbd/202009/t20200925_490620.html.

[5]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的通知[EB/OL].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112/t20211204_2553723.html.

[6]熊丙奇.加快建立“职业高考”制度[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20,10(6):23-26.

责任编辑:赖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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