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数字技术“云在”机制的发展，传统空间的“实在”机制及其框定的教育形式不断被解构，数字空间作为“此在”的基本存在论背景及其教育能动性逐渐凸显。空间的数字化流变意味着人类生存场域的扩大以及个体生命维度的扩宽，也为教育突破“学校”这一传统空间格局、重心向家庭前移赢得了全新的可能，未来家庭将成为连接“远方教育”与“附近教育”的核心教育空间。与此同时，空间流变带出的教育转向也面临家庭教育价值认识不足、家长数字素养亟需提升等诸多现实挑战。因此，未来教育应通过重新认识家庭教育价值、不断改善家长素质结构以及大力提升家长数字素养等路径符应教育变革。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技术；空间；教育；家庭教育

我们总是寓居于特定的空间中，但空间对于我们总有一种熟悉的陌生。当我们满足于日常生活中的模糊经验时，我们对于空间似乎拥有某种狭隘而明确的体会，比如空间就是我的房子、我所在的教室等等，而一旦我们试图在思想中把握空间的明晰性之时，我们立刻就会陷入圣奥古斯丁式的迷惑之中——你不问我很清楚，你一问我反倒很茫然。但无论如何，对于此在的“在—世界—之中”而言，空间的存在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被抛”与“筹划”都是直面空间性的过程，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对在世起组建作用的‘让世内存在者来照面’是一种‘给与空间’，我们也称之为设置空间……如果我们把设置空间领会为存在论环节，那么它就属于此在的在世。”^[1]尽管空间是此在生存不可或缺的存在论条件或环节，但空间的古代意蕴与现代价值及其所背负的教育形态却大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空间的重要性是现代性的发明，表征了资本主义书写权力与征服的形式，随着工业革命等所确立起来的空间意义是全球卷入现代化的产物。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空间不断确立、膨胀，同时也是一个空间不断萎缩、消亡的过程，也勾勒出人类教育空间流变的历史轨迹。随着数字化社会的到来，由“比特”（bit）所架构的“数字空间”对传统空间的形式与意义提出了挑战，其在延展个体生存机制的同时，也赋予了教育变革新的可能性。

一、传统空间的面相及其教育意蕴

对古希腊人而言，经验性的空间结构表现为以希腊本土为中心的地域分布，同时，它又是一种面向外来文化的开放空间。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对空间进行系统研究的古希腊哲学家，他提出一个源于日常经验生活但又超越其上的概念，也即“范畴”以框定人们指称的空间经验，其主要具有“地方、位置与处所”、“虚空”、“广延”等内涵。基于“原子论”的本体论前提，莱布尼茨将空间指认为原子存在的“虚空”，原子在虚空中运动，因而万物生成毁灭，四季轮回。与古希腊人近似，中国古代的空间观表现为以我为中心的天下结构，周朝创造的网络型天下体系，是由一个作为世界政治中心的天子之国和大量诸侯国组成的政治分治网络。“天下”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多义性的世界概念：在地理学意义上，天下指人类可以居住的整个世界；社会学意义上的天下指所有土地上的所有“民心”；在政治学的意义上，天下指世界政治制度。^[2]

早在公元前3000年，人类都市化进程便已开始，但城市发展一直较为缓慢，直到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才发生根本改观。“工业革命使得都市化的浪潮几乎触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市化以一种爆炸性现象呈现了出来”，^[3]都市研究随之勃兴。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现代都市空间的二重性——既是资本主义罪恶最赤裸生动表现的藏污纳垢之地，又是资本主义最清晰充分表现自身以及社会进步力量之所。而韦伯则关注到都市空间现象，认为都市空间的核心问题是它的经济与社会组织。芝加哥学派“都市社会学”的创立是现代空间研究的里程碑。1915年，帕克发表了其都市空间研究的纲领性文章《城市》，认为城市类似于实验室或诊所，人类本性和社会过程可以在此得到有力研究。1918年，沃斯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中指出，都市环境催生了“都市主义”的生活方式，后者在表现出其刺激性的同时也使人类生活不断被异化。继芝加哥学派之后，阿尔都塞发展出他的“新都市社会学”，其结构主义方式深刻影响了其后的卡斯特、桑德斯等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问世。列斐伏尔极力纠正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空间的简单看法，试图用“三元结构”^①揭示空间的丰富内涵，^[4]列氏认为，空间不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态式“容器”或“平台”，而且是众多社会权力相互重叠、彼此渗透的争斗性场域，具备足够的丰裕性、活力性、开放性、辩证性乃至消费性等特征，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转化、重构。城市研究洛杉矶学派领军人物索亚进一步将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结构”发展为由“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第三空间”组成的本体论的“三元辩证法”。^[5]哈维试图从空间入手谋划“每一个作为类成员的人完整地享有尊严和尊重”的可能性，通过把“身体”和“政治人”确立为全球化过程中的普遍诉求，来设计以人的“劳动”和“生活尊严”等普遍权力为中心的乌托邦。^[6]

不难看出，在传统空间研究中，虽然空间的丰富内涵一直让研究者们有所纠葛，但是由于传统物理空间对人类生存的基源性地位不可动摇，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实体性的物理空间。以此为基质，关于其中的关系、权力、欲望以及想象的揭示也有一个稳定的物质性底座，这些空间既与社会生产力密切关联，又与人们的存在方式以及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保持一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在网络社会到来以前，传统空间所允诺的是一个真相社会。我们可以将传统空间的核心机制称之为“实在”的“此处”，也即是说，无论空间的政治、资本、生产、消费、希望等内涵多么复杂，它总是在“此处”或“附近”的视野之内，具有存在论上的实在性。

这种时空机制下的教育学意蕴表现为，“一个叫做学校的地方”成为人们基本时空经验筑模的所在地，学校总是在“此处”或“附近”的，也就是说，在空间关系上，“学校”与“附近”总是具有高度的地缘亲近性，要接受教育，“附近”的人们必修进入“围墙之内”。难以突破的物理边界框定了学校作为教化中心的地位。同时，传统空间视域下的学校往往被视为封闭性的结构化空间，它所允诺的是一个经由“真理”或者说“真相”担保的经验世界，学校几乎具有知识的垄断权，而知识对于解释世界是足够有效的。教育关系结构类似于韦伯所说的科层制，也就是具有一个权力的中心，并且具有非常明显的层级结构。以教师为代表的知识“权威”往往处于这一中心，由此出发构成一种“中心—边缘”或说“焦点—外围”的关系场。无论是教育空间的结构还是教育实践的运作都表现为如此中心性的权力格局，教育中心的“权力粘性”较强。这也意味着，在家校关系中以学校为主，在师生关系中以教师为主，学校具有绝对的教育优越性，是场域政治与教育权力的制高点，教师具有绝对的教育威权，他们负责对儿童的身体与经验进行规训与改造，儿童的本性被视为有待改造的对象，而其内核乃是知识权力对人心灵的驯化。资本主义工业逻辑催生了班级授课制，作为社会代理机制，教育的目的在于快速实现儿童的人力资本化，同时维持社会群体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正如福柯所揭示的那样，学校空间的核心机制在于“规训与惩罚”。与此同时，反抗学校结构性的空间权利，倡扬教育空间开放性的努力也从未间断，学校作为一种难以剥离的生活方式，人们呼唤其历史性、丰富性与辩证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进化，建基其上的“远距离现身”机制的确立，使得传统空间被不断压缩，以至于“远方”打倒了“附近”。人们悠游于五花八门的数字化空间中，“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正在不断压倒物理现实性。这种新的存在性机制导致传统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解构，同时带出了新的教育空间可能。传统空间中人们关于生存及其教育的想象与憧憬正在数字空间中加速走向现实。

二、数字空间的膨胀及其教育转向

“就许多方面来说，空间在晚期现代世界失去了它的重要性”，^[7]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罗萨认为，“在全球化与时空扭曲的互联网时代，时空越来越被认为压缩了，或甚至消弭了空间”。^[8]罗萨只说出了空间的现代命运之一，但没有看到空间缩小背后的技术转向实质。空间的压缩甚或消弭并不意味着取消空间，而是抛出了空间的流变之轨也即空间的两次现代性转向。第一次转向即空间现代性价值的发现与确立，第二次空间转向即以传统空间向数字空间的整体性生活场域搬迁为典型表现，后者的确立与发展直接促成了现代教育空间的扩宽，即家庭作为主要教育空间的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

（一）膨胀的数字空间与“云在”机制此处所谓的“数字空间”主要指由现代网络通信技术构筑的虚拟空间。数字空间的架构既包括从古代到现代的所有空间形式，但又有所不同。无论是古代空间的丰富内涵，还是近现代空间的多重意蕴，都不足以揭示数字空间的复杂性。应该说，数字空间既打破了已有的空间结构，又创生着新的空间形式。在这一空间中，主体与客体、中心与边缘、真实与想象等二元结构都被打破并以前所未有的复杂方式纠缠在一起，再造了一个“多世界”或说“平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空间要素与形式都在数字空间中发生爆裂，它所催生的异质性空间及其空间的多重面相构成一个“哈哈镜”的世界，现实与理论在这里“扭曲”共生，“实在界”与“象征界”正在加速度走向模糊和翻转。

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建基于传统地域空间之上稳定的社会与物质性结构被解构、打破和重组，劳动、资本变成了流动性强、灵活性高的不受地域限制的生产要素，传统空间的非领土化特征日益明显，在“区域‘内爆’成地方，国家‘爆裂’成全球组合空间”^[9]的时代背景下，网络社会所导致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正在不断出现并膨胀。^[10]布瓦索提出了“信息空间”概念，这一概念工具主要用于研究“知识的编码、抽象和传播，也就是在一个社会系统内的生产和交换”。^[11]通过关于信息的系统性流动及其演变的研究，可以揭示社会学习的过程，进而为新知识和信息进入指定系统打开通道。周期性的信息流通产生了特定的交易模式，典型表现为组织制度，信息所造成的社会结构会反过来影响和规范信息流动。这样一种信息空间的生产、流通与交换机制就构成以信息为基础的吉登斯式的结构化过程。^[12]莫利和罗宾斯提出了“图像空间”的政治学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市场借由电视、电影和全球广告等数字化技术手段，欧洲的超国家通信和文化策略的意图在于构建一个文化和认同的空间，正如“欧洲共同体委员会”（CEC）早在1987年宣布的那样:“创建起的大市场建立了一个基于共同文化根源以及社会经济现实的欧洲地区。”^[13]欧洲的野心在于从“人民的欧洲”走向“欧洲的世界”，而数字化特别是图像空间正是他们开疆拓土的有力武器，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那样，比美国军队更可怕的，是好莱坞建立起的全球化他性文化认同。

数字空间既是传统空间的现代化产物，也是某种对抗传统空间的现代形式。虽然不同研究者对数字空间所持的认识立场与价值偏好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数字空间正在以一种内爆式的速度占领我们赖以生存的全息空间，其膨胀本身正是现代人数字化栖居的行动宣言。

首先意味着生存场域的扩大及其转向。对于“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们来说，数字空间的流行意味着传统空间形式与意义的解构与扩大，由此构建了一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真实与虚拟互渗的生存空间的延展性结构。索亚对第三空间所寄予的厚望，在数字空间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当然，传统空间依然享有在物质、生存等向度上的第一性，也就是说，由于传统物理空间作为原初生存场域奠定的基本生存构式依然是“数字移民”最切身的存在论背景，这也就表明，数字空间作为他们生存的异质性场域与传统物理空间之间始终存在难以弥合的存在论断裂，也就是“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出现。“数字鸿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数字移民”个体生存的撕裂感，这种撕裂感一方面由于数字空间的“技术门槛”与“把关设置”使得他们难以进入这一场域，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于传统生存空间过强的亲近感与依赖性使得他们在心理上难以接受数字空间对个体生活的全面介入。同时，数字空间也承担着“流浪者”意义世界的建构。通过与他者的链接，数字移民越来越多地将个体的意义生活捆绑于数字化空间中，如对于抖音、快手等的热情投入乃至迷恋。问题在于，由于此类娱乐性数字空间的准入门槛极低，尽管内容贴近生活但却无法拒绝庸俗，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贴近了部分“数字移民”的精神世界，却存在批量制造无意识氓流的风险。深陷数字化洪流之中而不自知，表面的热闹背后是数字移民与日俱增的技术焦虑与空心病。而对于成长于信息高速公路的“数字土著”（Digital Natives）们来说，数字空间作为一种原初的生命背景，从一开始就嵌入了个体生命的意识结构之中，这就使得他们对于数字空间具有一种“自然”情节，数字空间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他们学习、工作的主要阵地，也是其生活的主要领地，而不会具有如“数字移民”一般的生存性负担，更不会面临场域转型中的生存性眩晕之困。他们天生地与数字技术一道，轻松自得的融入数字化生存空间中。数字化生存思维及其技能成为理所当然的“数字素养”，或者说生存之道。在“数字移民”与“数字土著”之间横亘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地基、结构及其装饰都截然不同，从工作、生活到个体意义世界皆是如此。但是，恰如斯蒂格勒所言，数字化空间无论如何是一种“义肢性”生存空间。很显然，缺失了数字空间我们依然可以生存，但丧失了物理空间我们将身无所寄。但是，在数字化生存的今天，缺失数字性技术义肢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而言都难以拥有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好”生活，现代人的生活逻辑是技术至上、数字追求。同时，数字化生存的一个现代性症结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陷入数字空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逃离数字空间，现代人很大程度上就生活于这种极端性、周期性的纠结之中。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离开了物理空间无法生存，而是我们被数字化“义肢”堵住、剥夺了进入物理空间的可能性。数字化空间筑起的“拟像”天网使我们无处可逃，在根底上抽空此在去生存的能力甚至欲望与热情，将我们推入比存在主义预言的无根性更深广、更绝望的虚无之中。存身数字化社会，我们理应高度警惕现代技术的隐秘风险。

其次意味着个体生命维度的拓宽。就一般意义而言，个体生命至少在物质生命、精神生命与社会生命的三重维度上展开，而数字化空间的膨胀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已有生命的内在结构，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个体生命结构的内在分裂。也就是说，在传统空间结构中，个体的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往往是高度契合的，在某个特定的空间中，我们看见某个人并听见他的演讲，我们可以确认这就是他，虽然这个人注定会在与时间的赛跑中败下阵来，但是人们拥有各种各样纪念他的方式，如建造纪念碑、摄影留念等等。三重生命既可以在特定空间中保持高度一致，又严格遵守生命的时间秩序。但是，在数字化空间中，这一切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当一个人的生存转向甚至彻底搬入数字化空间中时，他的生命维度便在拓宽的同时高度复杂化了。这首先表现为个人身份登记形式的增多，个体除了具有物质生命的身份ID外，往往还有一个或多个电子身份ID，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存在于“此处”，还存在于由微博、微信、QQ、TikTok等构成的义肢性空间的“彼处”。正是由于数字化生存空间所提供的多样化生命通道与形式，使得现实生活中，即使我们常常陷入真假难辨的境地，却也凸显了个体生存前所未有的主体性与自由。并且，对于一个人语言和思想的把握往往与其人本身具有一种德里达所说的“延异”关系，即主体与语言、语言与意义在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上的差异性到场。这对于解构传统“语言中心论”给出了致命一击，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历史书写者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同时，正如斯蒂格勒所说的那样，数字化义肢使得个体生命形式外化更加多样。也就是，除却我们的当下生活，我们对于历史与未来的连接不仅可以通过传统媒介如书本实现，还可以将思想付诸于电视、光碟、录像以及电影，这就打破了传统空间线性的生命结构，生命由此可以对抗时间。回忆过去、审视当下与筹划未来在数字化空间中找到了接口。当然，也正如斯蒂格勒所担忧的那般，技术在确保生命外化及其记忆激活中的功能也有可能翻转为它的对立面，即人的身体乃至于意识的物质化与技术化，当身体与意识只能通过数字化空间投映时，也就表明生命意识与自由意志的沉沦不可逆转，人类可能会在拟像性的自我投映中无所意识。

（二）教育重心扩及家庭的可能与挑战

空间的数字化转向，为主体生存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能动性，当知识被搬上各式各样的APP，人们便无需担心接受教育成为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教育革新的机遇与挑战。当虚拟空间成为人们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存所寄时，主体生命的技术性及其现代教育的技术化命运就在无形中罩入数字技术的“铁笼”之中。近来，“元宇宙”概念的流行，就是对传统教育空间的最大挑战（也可能是“新”教育空间确立的福音）。诚然，“药理学”态度（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在于我们拥有足够的认识数字空间的辩证法清醒，更在于构建走出技术座架的现代性方案。对于教育而言，以场域转换对抗传统空间的萎缩与数字空间的膨胀是一种切实的可能计划，“云在”机制也即“远方”与“分身”带来了新的教育可能性。“远方”作为数字化社会的空间机制，直接打破了传统教育封闭性的“学校”格局，衍生出无所不在的教育空间布局，未来教育可能存在于任何一处，也可能不在任何一处存在。进言之，数字化空间的膨胀对于个体生命“分身”机制的建立要求学校教育必须对此有所回应，因为教育、学习已不再局限于“学校”这一典型空间。与此同时，学校对于延展性、泛在性数字空间的教育回应不再可能将学校再度确认为人类经验定向的权威空间，而是主动扩宽、让渡教育空间的能动性。

数字空间直接对学校教育的地位提出了挑战。一直以来，学校教育都受到这样或那样的诘难，如杜威认为，传统学校教育奉行的是一种“旁观者知识论”哲学，教育以教师、教材与课堂为中心也就成为必然。为此，他以“有根据的断言”抵制传统知识观的形而上学，以“探究认识论”构建了以“学生、活动与社会”为中心的“去科层化”的教育关系场及其交往结构。威利斯试图通过增加一个“质的维度”把行动者带回来，关注主体在结构中创造意义的过程，在他的笔下，那些出身工人家庭的“坏小子们”最终也成为了工人阶级的接班人，他们通过抽烟、喝酒、逃学旷课、挑战教师权威等形式来对抗学校教育，并表达对家庭及其社会结构的不满。而伊里奇则直接喊出了“废除学校”的颠覆性口号，批判了学校教育带来的社会两极分化和新的不平等。他的这一思想貌似荒诞，却不乏理性的基石，其中关于构建以“网络学习”为主通道的“非学校化社会”、学习化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等教育思想，对我们重审学校教育地位、拓宽教育时空颇有启迪意义。但是，不管是杜威、威利斯还是伊里奇，他们对学校教育提出的挑战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视作关于教育变革的理想。但是，当数字化技术全面介入教育时，他们的理想已然成为某种现实：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中心，教师的权威正在受到人工智能的挑战……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在家上学、在线学习蔚然成风，已经可以视为某种非学校化运动的开端，学习者的学习偏好与方式正在倒逼教育教学的革新。更有甚者，如果“元宇宙”所承诺的可能世界成为现实，那么传统教育空间或将被彻底打破。于是，问题在于：以学校为代表的典型教育空间被解构后人们是否会陷入无所寄寓的空间困境中?当教育可以甚至完全被搬入数字化空间中时，人们为什么还要“去上学”?但问题在于，教育作为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显然需要某种空间担保，而非在哪儿都行。笔者认为，空间的数字化转向不在于解构教育或者说弃绝学校教育，而是要凸显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这可能意味着教育空间的应答性转向，即在传统空间转向数字空间之后，其倒逼教育重心由学校向家庭扩展，或者说回归。

由于数字技术所构筑的虚拟空间打破了传统空间的集聚效应，呈现出多主体、多中心、扁平化的教育空间分布格局，于是教育不必受制于“一个叫做学校的地方”，技术正在加速将学校搬入家庭。传统学校对于教育资源以及受教育者的垄断权被打破，也即学校所占据的知识中心与制度权威的地位与形象受到挑战，家长的教育地位正在不断提高。学校作为“规训与惩罚”的空间机制逐渐式微，主体间性师生关系正在加速取代主客体师生关系，父母作为“孩子第一任教师”的重要性与日凸显。儿童不再接受作为知识权力规训的对象，他们的个性正在数字化空间中得到空前的张扬。人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教育开发，教育被家庭寄予更多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期望。以网络云空间为基质的教育发生，破除了结构、主体、中心、权力等传统教育运行机制，得以让每个人获得空前的发展自主性。学校的围墙被技术拆除，教育走进了千家万户。今日的学校是线上与线下、此处与处处的统一；今日的教师是能者的数字技术加持；今日的学习者是时时能学、处处能学的“移动学习者”……这也就意味着，数字技术将“远方的教育”与“附近的教育”一并带入家庭之中，人们不必移步校园，也能接受学校教育；不必移民美国，也能享受教育服务。进言之，我们逐渐具备了将传统学校教育迁移至家庭的现实可能性。似乎可以断言，基于已有的技术条件，今日的儿童完全可以实现“在家上学”的愿望，家庭可以取得与学校同样的教育地位。大规模在线课程、远程辅导、服务购买、智能机器人几乎可以提供今日学习者所需的一切，甚至家庭可能提供学校教育资源之外的更多资源。学校班级的概念将逐渐代之以家庭为单元的在线教育社区。原因在于，相比于学校而言，家庭可以作为更具个性化的教育空间，不同家庭所能提供的教育服务更加多元、开放。而且，家长作为一直陪伴儿童成长的重要他人，基于对孩子的充分了解，可能制定更为科学合理、优质高效的学习计划与安排，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因材施教。

但是，数字化技术虽然为家庭教育赢得了空间能动性，但在可见的未来，人类教育重心的家庭转向实践依然面临诸多阻力。其一，家庭教育价值认识不足。人们通常认为，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家庭只需配合学校做好“后勤”工作即可，因而学校理所应当地占据了个人教育生活中的绝对权力位置。同时，这一理念也为很多家庭推卸教育责任提供了借口，在很多家长眼里，立德树人似乎只是教师的专利，因而习惯于撒手不管，错失诸多教育良机，甚至于为孩子树立“坏榜样”，形成“5+2=0”的负面效应。其二，低素质家长仍普遍存在。很多家长受教育程度较低，难以承担常规的教学答疑工作，家庭教育受到知识性阻滞；或者教育观念落后、投资意识有限，只看到眼前利益，缺乏教育规划的自觉性与能力；更有甚者，很多家长不注意自身言行，我行我素，乃至于放纵陋习……常言道，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是，有多少家长可以胜任这一角色呢?其三，家长数字素养亟需提升。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家庭教育将愈加不需要或者说不依赖于家长拥有什么样的知识，关键在于家长是否可以做好家庭教育的引导者和陪伴者。事实上，很多时候家长的表现会让我们丢失信心：习惯于将闲暇时间交付于数字界面中的闲逛、满足于低级趣味乃至于恶俗趣味、无节制地满足孩子使用数字设备以减少他们“惹是生非”等等。凡此种种，都向数字化时代教育重心向家庭扩展提出了挑战：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家庭教育?今日的家长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数字化知识与技能方可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如何在技术社会中为孩子承诺一个可能的未来好生活?同时，在一个区域内爆成全球的数字化生存空间中，家庭教育是否能在抵制民族教育的去根化风险中有所作为?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做出积极回应。

三、教育转向的致思定位与未来路径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技术在为家庭教育赋能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亟需回应的问题。是故，在热情地想象、拥抱未来教育图景之前，我们首先应在理论中为未来“定向”。就目前而言，数字空间所内蕴的教育重心转向依然只是一种可能，或者说，是现代技术向我们抛出的一种教育未来方案，是现实的可能与可能的现实之双重合奏。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在不断加速朝向这种可能的未来。如何更好地应对技术的“加速度”，激活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自觉，为家庭注入更多的教育能动性，是我们亟需回应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至少可有如下举措。

（一）重新认识家庭教育价值

随着未来教育逐步实现由学校向家庭的场域转换，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家庭及其家庭教育，确立家庭教育是“第一教育”的理念，也即明确教育的“起跑线”首先是家庭教育。这对于很多习惯于“撒手不管”的家长们显得尤为迫切与必要。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教育必须取得相较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绝对优势，而是首先赋予其逻辑上的优先性。在我国现行情况下，推行家庭教育依然面临除技术外的诸多阻力，如对于很多农村留守家庭而言，当生存负担几乎压倒生活自由，“好”的家庭教育只能退居于想象。但即便如此，在我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不断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并葆有理论上的热情依然是充满可能的。首先，“第一教育”意味着家庭首先为每个儿童提供了直面生存的“在手一切”，以对抗生命性能缺失带来的生存性风险，^[14]并进而为教育发生提供先行的物质条件，奠定主体意识激活的“已经在此”。其次，意味着家庭首先将儿童带入特定的关系之中，无论是家庭内的父权与母爱还是家庭外的社会关系，都足以使儿童对作为关系的人的本质拥有朴素的体知与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个体启蒙就是理解关系。再次，意味着原初的家庭教育启蒙为每个儿童的自我生命展开孕育基础的人生底色与生命气象，建立个体基础性的认知形式与情感体验，以为儿童走向更广阔的教育空间提供心理支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家庭教育必须对儿童在数字空间中无时空边界的意识“闲逛”有所抵制，时刻注意将教育拉回真实的亲子关系及其教育性交往中。家庭教育对于儿童个体生命底色的奠基至关重要，因此，确立家庭教育作为“第一教育”的理念要求每一位家长把握家庭教育的基源性意义，匡正认识，首为人师，明确责任，主动作为，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二）不断改善家长素质结构

如果说家庭是个体生命打开的原初背景，那么父母就是个体教育的“启蒙先行者”与“第一责任人”。诸多研究表明，父母早期教养行为对个体终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此，无论怎么强调父母教养对于儿童发展的意义都不为过。尽管我们已然认识到家庭教育对于个体发展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也不乏鼓舞人心的家庭教育案例，如“虎妈狼爸”等，但是正如上文所述，现实情况中依然存在大量“不合格”的家长，尤其是部分偏远落后地区的家长、留守儿童的父母。不合格的家长很难成为合格的教育者，更无法树立榜样。因此，有必要将大力倡办家长学校、改善家长素质结构作为未来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改变教育，应从改造家长开始，布局未来教育，应从动员家长开始。笔者认为，至少具有以下内容:其一，发挥现有国家开放大学、家长学校的功能拓展与辐射作用，吸引社会力量投资办学，开办家长学校，广泛动员、吸纳家长进校学习，并向中西部等相对落后地区倾斜；其二，成立各级各类家长教育指导服务机构，构建家庭教育支持系统，建立多级分类联动机制与实施方案，实施家长资格证考试制度，尽快研究出台家长质量提升长短期计划，举办农民工寒暑假提升班；其三，组建各级各类家长教育学术共同体，以工程驱动、项目引领大力推进家长教育研究，发挥好家长委员会作用，广泛宣讲研究成果，注重基层效益；其四，以大规模调查与典型性案例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出台数字化时代家长关键能力框架与家庭教育指南，推进指导落实；其五，推动家长教育师资培育、课程开发与教材建设，以系统科学的教育教学为抓手，不断提高师资质量、优化主题内容、改进方式方法、提高教育成效；其六，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构建全时空学习网络（如利用抖音、快手等大力宣传家庭教育知识技巧等），建立健全社会帮扶反馈、监督激励机制，将家长教育融入家庭生活与工作全过程等等。

（三）大力提升家长数字素养

家庭教育既是一种“我”与“你”的具身性交往，也是一种基于数字化界面的教育生活。今天，人的存在及其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数字技术型塑的，数字界面已经成为撬动人类教育的强大杠杆，在一个万物“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关于生活及其教育的理解正在不断刷新乃至于重构。数字化时代的家长，不懂数字技术就可能意味着难以读懂当下的生活，难以真正进入数字土著的生活世界，也就无法监督、引导儿童的数字化生活。特别是在线上教育愈加成为主要教育形式、教育重心由学校扩展到家庭已曙光初现的情况下，必须帮助家长炼就足够的数字媒介素养，以承诺可能的良好教育生活。因此，强调家长的数字素养教育适逢其时。首先，要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引导家长建立正确的技术观、媒介观、信息观，正确认识人与技术的存在性关系，尤其需要纠正以为“扔”给孩子一堆数字产品就可以替代父母陪伴与管教的错误理念。其次，要不断提高家长数字媒介使用的知识与技能，缓解技术焦虑，消除数字鸿沟，引导家长多使用教育类数字产品，有节制地使用娱乐类软件，抵御知识娱乐化浪潮的侵蚀，提高鉴赏能力与个人品味，为他们正确合理地使用数字技术提供可持续基础。再次，家长要成为家庭教育生活中数字技术使用的管理者、引导者乃至代理人，注重培养儿童健康的使用态度与习惯，要不断学习，提升自我，抓住时机，科学教导，不是设置权限、订立规范即可了事。最后，要倡导建立一种良好的数字化家庭教育生活，家长务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数字技术只是家庭教育生活展开的技术环境，不能成为家庭教育生活本身。家长自身所具备的媒介知识与技能以及在使用数字技术时的态度与方法是最有效的数字素养教育。此外，家长还需警惕隐匿在“好莱坞”等西方技术形式中的教育意识形态，引导孩子在数字化生活中更多亲近民族性教育传统。2019年，国际家庭在线安全协会发布了数字化时代如何成为一名优秀家长的《十大指南》，《指南》提出的“三大时机”和“七个步骤”等建议对于构建数字化时代的良好家庭教育生活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如设置安全卡片、关注网络欺凌、抓住教育时机，同时建议家长要“教育自己”，不断自我学习。我国2022年1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也强调，要提高家长从网络获取家庭教育支持的能力。

四、结语

当全球化将无数个家庭卷入加速度的现代化洪流之中，中国素有的家教传统则在现代性时空的双重挤压下不断式微，但作为社会基本细胞与个体成人原初生命背景的家庭，其所背负的儿童启蒙及其教育担当理应得到不断的强调。从《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家庭作为愈加不可或缺的教育空间正在不断走向教育“前台”，家庭教育作为日渐凸显价值的教育形式正在不断嵌入个体教育生命的“基层”。现代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家庭生活赢得了空前的能动性，也为教育复归、前移家庭注入了愈加成熟的可能性。值此之际，我们理应积极主动，以热忱而审慎的未来之思面向教育转向的可能。恰如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所指出的那样：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放眼长远看教育，准确识变、主动求变、积极应变，抓住重大机遇，开创教育新局。

注释：

①也即感知性的“空间实践”、构想性的“空间的再现”以及生活性的“再现的空间”。“空间实践”指人类实践既提出、预设空间，也生产、占有空间，其隐微性需通过澄明予以揭示;“空间的再现”指存在于技术专家、科学家等头脑中的概念化、想象性的空间，以此区别于现实生活中经验性、感知性的空间; “再现的空间”指被“用户”和“居民”支配、体验的空间，表现为图像、符号等再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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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Flux and the Family Dimension in Education

Zou Hongju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loud presence”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real”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space and its framed educational forms are constantly being deconstructed, and digital space as the basic existential background of this presence and its educational dynamics gradually come to the fore. The digital change of space means the expansion of the field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he widening of the dimension of individual life, and it also opens up a new possibility for human education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patial pattern of “school” and shift the center of gravity to the family, which will become the link between “distant education” and “nearby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In the future, the family will become the core educational space connecting “distant education” and “nearby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hift in education brought about by spatial changes also faces many re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lack of awareness of the value of family education, the prevalence of low-quality parents, and the urgent need to improve digital literacy. In response,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should respond to the changes in education by reconceptualizing the value of family education,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structure of parents, and vigorously enhancing their digital literacy.

Key words: digital era; technology; space;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责任编辑：刘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