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视角来审视人工智能现代技术与“两个必然”这一经典理论，是出于对生产方式自身特殊“中介”地位和相对具体性的考量。人工智能时代生产方式变革的背景与趋势包括人工智能的“双重性质”、生产方式变革过程中的“双重关系”以及生产方式变革的“双重结果”。当下以人工智能新技术为“驱动”的生产方式变革，应该上升到“创造性破坏”的阶段，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彻底颠覆，这也是实现“两个必然”的内在逻辑。人工智能的出现并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两个必然”理论进行证伪，应该深刻认识到以现代技术证实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关键词：人工智能；“两个必然”；生产方式变革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至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然而近年来随着芯片技术壁垒的突破，尤其是计算机“深度学习”功能的日益成熟与应用，人工智能发展在经历了“三起两落”的波折后，开始进入全新的阶段，在实际应用中的突出表现更是超出了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学科诞生之初的基本定义与发展规划——“研究如何构造智能机器或智能系统”以及“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1]，因此完全可以被称为现代技术。“两个必然”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科学论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在揭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同时，对“两个必然”实现过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两个决不会”[3]的提出便是很好的证明。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自身并不是一个“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4]。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福利国家的出现、股份制的推广以及跨国企业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资产阶级的灭亡进程得以不断延长。当前，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其影响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领域，而是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等各方面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那么现代技术对经典理论会有怎样的影响?人工智能新技术究竟是资本主义“续命”的新手段，还是会成为加速实现共产主义的法宝?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从而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更好地探索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在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工业4.0时代，劳动者的“去无产阶级化”是“和平年代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演进的内涵逻辑”[5]。有学者认为，“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网络社会和人工智能时代为理想社会的来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6]。还有学者认为，在区分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和共产主义应用的基础上，人们可以通过对人工智能反思和建构人类自身，从而实现人机共生和人的自由个性发展[7]，而在进一步打破资本主义对技术垄断和占有的前提下，人工智能未来完全可以成为帮助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工具[8]。此外，从现代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整体作用来看，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现代技术，加速了人类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技术化（非自然化），从而推动形成一种新的人类形态和文明样式，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将在未来得到最终印证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有望在将来得到真正的实现”[9]。从内容上来看，既有研究分别从劳动者自身、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社会交往的发展等方面充分证明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必然性，具有前瞻性和启发性。从研究的方法论上来看，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能动论，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为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重要支撑；二是结果导向的推论，根据当下人工智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状，从而断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必然性。尽管既有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充分论证了人工智能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对于其作用的内在机理，尤其是在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方面却语焉不详。“两个必然”的实现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并且涉及一系列的相关作用变量，因而需要对其具体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在研究中首先尝试着引入社会生产方式作为相对具体、客观的衡量尺度，以此来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之于“两个必然”实现的重要作用；其次，从人工智能自身工具理性的本质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人工智能时代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行具体考察；最后，强调积极运用现代技术来证实经典理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以期能够对社会主义实践发展有所裨益。
一、生产方式变革：衡量“两个必然”的重要尺度
在《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背景，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进而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作出的科学判断。后来的“两个决不会”理论，则主要是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生产力发展的视角出发：“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10]“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之间更多是出发点的不同，并不存在所谓的互补论、修正论，“‘两个决不会’具有相对性质，是‘两个必然’的内在要求；‘两个必然’理论中包含着‘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是‘两个决不会’运动的最终结果”[11]。在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正确认识和理解“两个必然”这一理论的重要前提，同样是必须抛弃片面的狭隘观念，将其放到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整体逻辑以及预见未来社会发展的远景之中。基于此，笔者将生产方式的变革作为衡量“两个必然”实现的重要尺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和考量。
首先，绕开“生产力要素之争”以及避免落入“生产力决定论”的窠臼。生产力的要素之争主要表现在构成生产力要素的数量分歧上，也即生产力“二要素论”“三要素论”或是“多要素论”。生产力“二要素论”很大程度是受到斯大林“二要素说”[12]的影响，认为生产力的构成仅包括劳动者和劳动工具两种要素；而支持“三要素论”的学者则通常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及的劳动过程中“三个简单要素”[13]作为理论根据，主张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工具）三个方面；“多要素论”则认为生产力的构成不仅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也包括自然资源、科学技术以及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方式[14]。对以上三种观点进行评析显然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但如果按照“二要素论”或“三要素论”的思路，属于科学技术要素的人工智能显然不能划归生产力范畴，继续将生产力作为“两个必然”实现过程的衡量标准，就很难准确界定人工智能的作用与影响。此外，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说的科学论断，然而“生产力决定论”往往又会将人们引入“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的歧途，进而走向将生产力作用绝对化的极端。共产主义理想的最终实现必然要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但如果因此将生产力作为衡量“两个必然”实现程度的唯一指标，就又陷入了“生产力决定论”的窠臼。无论是一味追求生产力提高的纯粹理想，或是因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现状而消极悲观，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曲解。人工智能的应用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始终都是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所以澄清以上事实，绝非否定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而是尝试着引入一种与生产力本身关系密切，且更加客观、具体的衡量标准——生产方式及其变革。
其次，生产方式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特殊“地位”：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在当下国内主流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生产方式往往都是被定义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的统一。但这远远不能对生产方式本身的含义进行完整概括，“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是，马克思对‘生产方式’概念在不同的场合赋予了程度不同的意义”①。事实上，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察中，生产方式也更多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中间范畴而存在，“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5]。正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详细考察，吴易风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个范畴之间，既不存在替代关系，也不存在包容关系”，并论证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原理“贯穿于马克思从40年代到70年代的著作”，其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暂时性[16]。郭冠清则用函数方程式将这一过程直观地表现了出来：生产方式不是生产力的单调增值函数，甚至也不是它的单调函数，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滞后变量；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当期单调函数；但生产力并不是生产关系的单调函数[17]。以上研究证明了生产方式是作为一个独立范畴而存在，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发挥着重要“中介”作用②。而且，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与生产力存在和作用的抽象性不同，生产方式在历史进程中更加客观具体，因而也更适合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的衡量标准。现代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应用无疑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从“手推磨”“蒸汽磨”到“智能磨”使用的演变过程也更能客观地反映出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但以生产方式变革来衡量“两个必然”的实现，还需要对其自身的重要性做进一步说明。
最后，秉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和思路：以生产方式为首要考察对象。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至今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其重要地位也无须赘言。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以怎样的逻辑思路来开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呢?《资本论》的副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则明确地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8]因此，对“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关注点，也是《资本论》写作的主要目的。进一步来讲，结合前文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间的相互关系，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就不得不被放到相应的首要位置。即使是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态度的学者也承认：“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仅在《资本论》中它就出现过568次。”[19]事实上，对于“生产方式”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曾有过具体的阐述，在《资本论》中他讲道：“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20]可以看到，在这里马克思将“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作为社会发展的“测量器”和“指示器”，这与本文的研究主旨完全相契合。同样是基于对《资本论》文本的详细考察，吴易风认为“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者中，成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第一个组成部分的是生产方式”[21]。因此，沿着马克思的思路，下文继续将生产方式变革作为人工智能时代“两个必然”实现进程中的首要研究对象。
二、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分析：“双重运动”与“创造性破坏”
在影响生产方式变革的众多因素中，现代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无疑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信息技术革命发展的核心，人工智能由于能够对人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起到“同步代替”的作用，“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以机器替代工人的体力劳动不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以人工智能系统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22]，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对生产方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尽管目前在工业革命阶段的划分上还存有争议，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人工智能时代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行考察：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共存的历史现实，决定了生产方式变革表现为一种“双重运动”的发展趋势；而在生产方式变革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则是实现“两个必然”的内在逻辑。
（一）“双重运动”：生产方式变革的背景与趋势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根本性差异的存在，使得当下人工智能自身的性质具有“双重性”，并带来了生产方式变革过程和结果的“双重性”。因此可以用“双重运动”来概括人工智能时代生产方式变革的背景与趋势，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人工智能的“双重性质”，生产方式变革过程中的“双重关系”以及生产方式变革的“双重结果”。
首先，人工智能的“双重性质”，即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性质的差异“赋予”了人工智能不同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讲道，“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23]。在马克思看来，无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到何种地步，“劳动条件”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之间始终都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便人工智能在应用中是作为最先进的“劳动条件”而存在，其本质上仍然不过是少数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的一种新手段而已。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经济和政治规定，决定了人工智能必然是服务于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的利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此也曾有过具体的描述：“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24]总之，人工智能的“双重性质”是生产方式变革中“双重运动”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其次，生产方式变革过程中的“双重关系”，即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既有竞争对抗也有合作共赢。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19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还未能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巴黎公社革命也未能撼动资本主义的世界格局。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时代，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主义已经从原来的理论变为现实，从西方到东方，从一国到多国，期间虽然也经历了诸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巨大挫折，但经过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与发展，最终形成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既是社会主义中国，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自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首次走在了技术革命的最前列，得以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台竞技”。我国在2017年出台了《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我国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明确了到2030年要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伟大远景[25]。与此同时，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在积极部署本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美国在2016年（奥巴马政府）就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等一系列和人工智能发展相关的文件；并于2019年（特朗普政府）再次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2019年更新》，制定了更为完善的发展计划，同年2月特朗普还签署了题为《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的总统行政令。在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中，美国更是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不断利用包括政治孤立、技术封锁、贸易限制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演变”等各种手段试图打压、阻止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26]。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普遍交往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决定了在人工智能新技术的研发过程中必然存在广泛的国际合作③。即使是在中美之间，由于两国在人才培养、市场开发以及数据获取等方面有各自的优势，因此在人工智能的诸多领域中也都有着深入的合作。
最后，生产方式变革的“双重结果”，即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能够促进人的解放，同时也有导致“无用阶级”和“科技寡头”产生的风险。人工智能的应用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以及人类劳动的进一步解放，使得未来社会的发展能够更加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绘的理想状态：“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27]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猎人、渔夫、牧人，或是批判者的角色，可以在“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28]。然而，即便“信息技术革命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对旧分工方式和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将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新技术革命本身不能引导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社会”[29]，甚至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还会导致相反的社会发展走向。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那样，“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30]，这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为资本主义使用所形成的‘人工智能资本化’或‘资本智能化’，无疑会成为更隐秘地剥夺人的自由的新工具”[31]。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程度的加深，未来不但有可能会逐渐偏离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甚至还会产生赫拉利笔下的“无用阶级”和“技术寡头”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双重结果”的另一种表现。那么如何促使相互对立的“双重结果”最终统一于“两个必然”实现的伟大历史进程?或许我们应该继续从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中寻找启发。
（二）“创造性破坏”：实现“两个必然”的内在逻辑
“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最初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被约瑟夫·熊彼特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借用来阐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产业突变”的过程：“国内国外新市场的开辟，从手工作坊和工场到像美国钢铁公司这种企业的组织发展，说明了产业突变的同样过程——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生物学术语的话——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32]，之后便开始广泛流行于社会科学领域。熊彼特在其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也曾初步指出过创新的本质应该是“创造性破坏”，即完全不同于已有技术的技术创新活动[33]。在该书的中译本序言中对此有如下的概括：“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⑤那么，当下以人工智能新技术为主要“创新驱动”所触发的生产方式变革是否同样具有“创造性破坏”的鲜明特点?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也有所涉及，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多处相关的论述。首先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是在封建所有制关系“必须被炸毁，已经被炸毁”的这一前提下，才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包括有“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34]。其次，作为相反的案例，马克思恩格斯也具体描述了资产阶级在应对自身危机时所采取措施的局限性：面对“生产过剩的瘟疫”，资产阶级作出的应对之策不过是“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但这只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局部调适”，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以“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35]。而当时资产阶级进行“创造性破坏”的正确途径应该是“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36]。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创造性破坏”的思想更进一步地指出了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对“阶级社会”的代替[37]。相比于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创新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创造性破坏”认识上的先进性所在。有学者对此总结得就恰到好处：“熊彼特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创新理论，在某些方面发挥了马克思的创新思想，甚至超过了马克思，但从总体上，从哲学高度上，马克思的理论空间更广阔，思维更深刻。”[38]因此，结合前文关于生产方式变革“双重运动”的相关论述，很有必要重新审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
具体来说，就是要认识到生产方式变革这一创造性破坏过程中所蕴涵着的“否定之否定”辩证逻辑，也即对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的扬弃。一般而言，“否定之否定”需要建立在“正题、反题与合题”的框架之内，但过分追求形式上的一致性往往又会陷入黑格尔“三段论”的公式化误区。所以，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可以被看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局部性继承，然而它并不能真正用来指导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当下对生产方式“创造性破坏”的分析必须再次回到马克思。
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不能存在下去”且“社会主义当然行得通”，但他却认为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这一进程中，资本主义企业和大资本家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39]。按照熊彼特的逻辑，在人工智能时代以微软、谷歌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以及以埃隆·马斯克等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就成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开路人。毋庸讳言，当下国外一些资本主义企业和大资本家在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等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由此带来的社会生产力进步以及生产方式变革能够被称为“创造性破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没有触动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变革只能被归类于前文所提到的“相反案例”!借用熊彼特自己的比喻来反驳：“这些被他掩盖起来的东西，倒真正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丹麦王子。”[40]这里还可以继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来做进一步论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信用制度”进行考察时讲道：“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41]很明显，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同样是未能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过：“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42]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生产方式的“创造性破坏”作出如下界定：生产力的发展是前提，并且与对旧生产方式的代替共同构成了生产方式变革的充分条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终结则是“创造性破坏”的必要条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有机过程，当下以人工智能新技术为“驱动”的生产方式变革，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过去生产方式的简单代替，而是要上升到“创造性破坏”的阶段，能够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彻底颠覆，这也是实现“两个必然”的内在要求。
三、启示：积极以现代技术证实经典理论
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应用带来了生产方式的一系列变革。事实上，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都带来了人类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变革，“从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到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再到20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一次次颠覆性的科技革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的大跃升”[43]。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主义社会之间的更替就是在这一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正如前文中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所言，“蒸汽磨”对“手推磨”的代替同时也是工业资本家社会对封建主社会的代替。可以确认的是，从社会发展总的趋势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发展中，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应用并不能对“两个必然”进行证伪，我们应该充分把握这次智能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中实现真正的“创造性破坏”，积极运用现代技术来证实经典理论。
以现代技术证实经典理论有其可行性与必要性。结合前文对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变革的分析，可以分别引入“控制论”和“社会牵引理论”来做进一步的解释。“控制论”（Cybernetics）是由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提出的，在他看来：“机器，和生命体一样，是一种装置……由于机器有决策能力，所以它能够在一个其总趋势是衰退的世界中在自己的周围创造出一个局部组织化的区域来。”[44]在这里引入“控制论”来证明可行性的重要原因是这一理论确实曾被运用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赛博协同控制工程”（Project Cybersyn）⑥。但早期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成熟直接导致了这一伟大尝试的失败，“这些实验最终都没有获得成功，这归咎于早期控制论学者操作时面对政治限制和技术局限”[45]。当前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能力的不断演进，未来完全可以克服技术上的局限，提供足够强大的“智能数据算法”来合理安排、模拟国民经济的生产方式与分配计划，从而杜绝由市场经济所衍生的众多弊端和缺陷。而随着资本和市场的逐步被淘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也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这一“可行性”的基础上，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共存的局面就将有可能改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阶段共存。
按照“社会牵引理论”的说法，在满足同时存在相互交往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发展阶段的隔代社会这一条件时，“处于低级阶段的社会通过隔代高级社会的牵引，将会超阶段发展”[46]。前文以现代技术证实“两个必然”理论的“可行性”，意味着未来通过对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充分利用，就可以完成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再次飞跃。在理想状态下，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有可能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牵引”作用，直接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达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在实践中这一过程也必然将会是曲折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产方式而和平进入共产主义，因此难免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但这并不能阻碍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邓小平在总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就曾讲过：“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47]而且这一结果——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本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预测。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论断的合理性。因此，从全人类发展和解放的视角来看，在社会主义国家“牵引”作用下资本主义国家也就能够跨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进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阶段。这也是通过人工智能新技术对“两个必然”给予证实的必要性所在。
总之，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断的过时。无论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中“双重运动”的事实，还是关于实现“创造性破坏”的内在要求，在本质上也都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范围。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48]我们必须要把握住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机遇，积极运用现代技术来证实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使得未来社会主义的实现进程不仅不会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而中断，反而以此为加速条件。
注释：
①张定鑫：《重思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作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可以分为两个层级：一是马克思历史观视野下的“生产方式”；二是指特定历史阶段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具体表现。参照这一划分标准，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主要属于第二个层级，这也是下文其作为独立范畴而存在，并发挥“中介”作用的重要前提。
②有学者认为“生产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因此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更不可能起到中介作用（参见吴宣恭：《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范畴》，《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但这与本文中作为“具体表现”的生产方式并不矛盾。
③有学者以人工智能的“科研产出”为研究切入点，对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国际合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参见王曰芬等：《地域视角下人工智能研究团队合作状态及其对比研究》，《科技情报研究》2020年第4期。
④赫拉利认为，未来社会将形成一个庞大的“无用阶级”：“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与此相对应的是“等到谷歌、脸谱网和其他算法成为无所不知的先知之后，很有可能就会进一步演化成代理人，最后成为君主”（笔者将其概括为“技术寡头”）。参见〔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93、307页。
⑤〔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中文版序言第10页。文中接着又引用了西方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的话：“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
⑥20世纪70年代，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任职期间（1971-1973年），试图通过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来布局国民经济的决策和管理，从而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然而，由于当时计算机系统运算能力的有限性，使得该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完全背离了预期，最终以失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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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晓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