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职业教育承载多维价值，是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遵循以培养“现实的人”为价值目的、以“反贫”与阻止“返贫”为价值功能和以“扎根乡土”为价值实践的教育逻辑，并通过人存在的五种状态直接或间接服务乡村振兴，与乡村振兴表现出五重向度的价值耦合。因此，要构建“五维一体”的实践联动体系，以教育扶智、技术赋能、载体创新、场域变革和秩序重构全方位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与组织振兴。
关键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乡村振兴；教育逻辑；价值耦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步，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的前提是脱贫，尤其是贫困民族地区的脱贫。民族地区的贫困本质上是能力贫困与精神贫困，其实现脱贫离不开人才、科技、产业、文化等要素支持。职业教育作为特色人才培养、专业技术积累、区域经济建设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对于帮助民族地区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推动乡村“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振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乡村振兴的逻辑生长点在于农村职业教育[1]。因此，如何彰显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复合型价值成为职业教育当下亟待澄明的问题。已有研究对职业教育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价值功能已达成共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立场异化的问题，已有研究多基于经济的、政治的立场，而非教育的、学理的立场，关注“人”作为“人力资源”的工具价值及其衍生出的对乡村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反而忽略了“人”自身发展的本体价值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内部关联逻辑；其二，价值褊狭的问题，囿于主客对立的“二元论”逻辑思维，已有研究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探讨徘徊于个体与社会、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根本原因在于偏离了“人”的价值原点，未能在“人”发展的意义上厘清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向度。基于此，从人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耦合机理与实践路向，以期在价值论的意义上，推动职业教育全方位、深层次地服务乡村五大振兴。
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旨归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人”，其牵涉三大基本命题：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厘清这三大问题，是推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耦合的价值前提。
（一）培养“现实的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目的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目的是要回答“培养什么人”的问题。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在对传统哲学“抽象的人”批判的基础上，将视点转向从事实践劳动的“现实的人”——“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以“现实的人”为价值基点，旨在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发展过程中包含着人作为自然存在、实践存在、精神存在、伦理存在以及社会存在的五种状态，由此为其服务乡村五大振兴提供了哲学依据。
其一，人的自然存在。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人既依赖于自然界，又需要对自身进行确证与表现，反映出人作为受动的存在物与类存在物的双重属性。人本能地具有发展的倾向与冲动，而自然以潜能的形式馈赠给我们能力[4]，但需借助知识技术，才能激活这种潜能，维持生存。职业教育则是我们获取技术、保全物质生命的重要手段。其二，人的实践存在。人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5]，而这种生产或者职业活动就是实践。人通过不同的劳动实践架构起“人—职业—产业”的联结，推动着多元化劳动格局与产业形态的形成发展，职业教育则在职业劳动中镶嵌入从模仿到创造的实践行为。其三，人的精神存在。当人开始摆脱“纯粹的畜群意识”，“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6]，便真正拥有了意识，产生精神生活的需求。职业教育既是技术传授的活动，更具有精神生产、传播与创造的职能。为呵护人精神的纯洁性与神圣性，既需保护传承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引领文明乡风的树立，彰显其精神实质。其四，人的伦理存在。人实现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旨在追求一种“善”的目的。这种伦理指向强调职业教育通过培养人的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使人在对其他生命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指引下，关怀自我与自然的命运，在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上服务乡村振兴。其五，人的社会存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人的社会性揭示出职业教育对个人与社会、教育与经济负有责任，其价值便在于促使这些二元范畴相互建构，通过组织关联的缔结与组织效能的发挥，推动乡村振兴。
（二）“反贫”与阻止“返贫”：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功能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牵涉“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职业教育的价值功能如何发挥。人的自我实现与促进社会发展是职业教育的根本属性，在此基础上，更表现出区域性与民族性的功能特性。因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既要将区域性与民族性寓于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之中，也要在彰显区域性与民族性的同时推动两大功能的实现。
一方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区域性指向社会功能的根本属性，要求职业教育面向民族地区，服务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包括职业人才培养、特色专业开设、专门技术支持等。从根本上看，是要发挥职业教育的反贫困功能，但“不是把教育对每个人的普遍作用套用到贫困人口上，实施‘大水漫灌’的教育扶贫”[8]，而应精准聚焦不同地区、不同人口以及不同致贫原因。具体表现为以对接产业结构的技术支持实现能力脱贫与收入脱贫，以特色专业开设倒逼区域产业布局由同质化走向异质化，以培养本地实用人才为主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转向，以定向式培养模式实现人才由“溢出外流”变为“本土扎根”。另一方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民族性指向教育功能的根本属性，要求职业教育保护、传承、弘扬与创新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将民族文化融入职业教育，发挥文化育人、文化兴产的作用，以民族地区的内生发展阻止或减少返贫困现象。一是与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结合，先扶“志”，通过开设民族特色专业，涵养优秀民族文化，激活乡村人才主体意识，使其摆脱对民族文化的边缘感与无力感，重塑民族文化自信；二是与培养目标的结合，再扶“智”，以人文素养为核心的认知能力、技术技能与创新能力成为当下职业人才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但对民族地区而言，民族文化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意义之源，所以职业人才的一切能力品质必须建基于继承与发展优秀民族文化的自主能力之上；三是与资源再生的结合，最后扶“质”，对于扶贫、减贫来说，少数民族文化不是阻力，也不是摆设，而是一种资源[9]，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必须有效利用地缘优势，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进而将之转化为职业人才思想内核的精神资源与区域产业发展的物质资源，解决返贫问题。
（三）“扎根乡土”：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实践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扎根民族地区，服务乡村振兴，天然具有实践面向，表现在实践目标、实践过程与实践结果三个方面。
首先，建构“适应性发展”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实践目标。“适应性发展”指向人的自我实现，强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回归育人成才的本体价值，通过提供知识、技术、文化等要素支持，满足个体适应自然、改造社会的教育需求。基于此，由本体价值推向社会价值，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优化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结构，强化对民族地区的智力扶持。“可持续性发展”则要求民族地区适应未来绿色经济转型的发展，实现发展思维的生态转向。民族地区独有的民族性与区域性决定了职业教育不能单纯以市场为导向，以标准化设计、同质化教学、单一化管理进行人才培养和区域发展服务，而应遵循生态系统思维，宏观上构建集“教育生态链、职业市场链、技术创新链、社会产业链于一体的‘链式联通体’”[10]，微观上形成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相钩连的闭环结构，推动民族地区实现技术创新、人文厚植、产业生态、资源再生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遵循“内部协同”与“外部跨界”的实践过程。“内部协同”指向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作为自组织系统内部的三重协同：一是在职能上的整体协调，表现为基于教育诉求、市场需求与区域要求的本土化人力资源建设；二是在结构上的同频共振，表现为专业集群与产业布局、专业类型与产业类型、专业层次与产业链条的对接；三是在要素上的和谐互补，表现为人员、知识、技术、资源、信息、精神、文化等要素间的流动互通。“外部跨界”是涉及政府、企业、村级组织、农村职业学校、农户家庭、农民等主体在内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多元共治。一是共同参与，民族地区办职业教育要坚持产学一体、校企合作的思路，更要植根于少数民族的土壤，紧紧依靠农民和农户家庭，使其作为主体真正参与到职业教育中，自觉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振兴；二是资源共享，基于优势互补、深度融合的思想，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网络化结构，建立新型伙伴合作关系，表现为政府的政策倾斜与资金投入、企业的技术输送与场域提供、农村职业教育的平台建设与教育培训、农户家庭的情感支持与农民的人力反哺；三是互利共赢，多主体治理长效作用的发挥奠基于主体间的功能互嵌与合作互利，因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必须激活自身内生发展的动力，并在人才培养、技术扶持、文化输送等方面对其他主体，乃至乡村经济产生推进作用，形成多方共赢的治理新格局。
最后，实现由“服务跟进”到“创新引领”的实践结果。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现阶段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凸显，体现为产业结构与专业布局的对接问题、农民职业适应发展能力与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问题、职业教育智力帮扶与民族地区溢出性贫困的问题等，导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呈现出以服务跟进为实践结果的粗放式扶贫特点，忽略了民族地区的民族性与区域性，弱化了职业教育扶“智”的反贫困作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亟待由“服务跟进”走向“创新引领”：一要引领扶贫目标转向，由粗放走向精准，瞄准民族地区物质贫困背后的人口技能之贫、精神之贫、文化之贫，调整职业教育供给结构，实现从“需求侧拉动”到“供给侧推动”的根本转变；二要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基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有效利用民族地区地缘优势，挖掘当地特色化、人文性资源，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变与新兴特色文化产业的开发；三要引领体制机制转变，改变农业反哺工业、教育单维扶贫的格局，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体系与乡村可持续内生发展机制，发挥职业教育对人才、资源再生的优势，增强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
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耦合机理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虽然具有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功能，但并不直接作用于乡村振兴，而以“人”为中介，通过人存在的五种状态直接或间接服务乡村五大振兴。而且乡村振兴是一项牵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领域的系统工程，既服务民生，更依靠民生，这决定了二者在“人的发展”的价值论意义上存在紧密的耦合关联。
（一）“人的自然存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是培养乡村新型农民的前提条件
作为一种自然存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既具有掌握技能、获得生存的发展需要，又面向自然、扎根乡土产生着满足需要的主动行为。乡村振兴的根本是人才，没有复合型、本土化的人才，乡村振兴便无从谈起。可见，人作为自然存在的双重属性与乡村人才振兴的追求具有高度契合性。一方面，职业人才的发展是形塑新型职业农民的内在源泉。乡村振兴战略对民族地区职业人才发展提出新要求，即实现人才从应用到创新的功能升级、从单一农业到工农结合的结构优化、从“一专一能”到“一专多能”的素养进阶，而这正是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题中要义。另一方面，职业人才扎根民族地区有利于重构人才本土化发展格局。在城市虹吸效应下，由职业人才“跳农门”所引发的溢出性贫困是目前民族地区发展的瓶颈，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留住人才，通过职业教育构建对留守农民与回流“新农人”教育培训的双效机制，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培养本土化实用人才，使人才“留得下”“守得住”。
（二）“人的实践存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是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手段
产业振兴是由人的实践推动的。人通过实践改造世界，反映出职业教育中人才的劳动实践具有复杂性与创造性，而这无疑是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因素。产业振兴一靠资源驱动，二靠创新驱动。职业教育首先以人才劳动实践的复杂性，倒逼乡村产业集群发展。职业人才的实践作为一种集知识、技能、文化、信息、资源等多要素为一体的复杂劳动，既以“人”的发展为纽带，衔接着职教诉求与产业需求，助推产教深度耦合，又以乡村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集聚，推动单一产业格局转变，深化乡村经济产业、文化产业、生态产业的集群发展，打造乡村产业系统，“实现乡村产业链、价值链与利益链的‘三链同构’”[11]。此外，通过发挥职业人才劳动实践的创造性，催生乡村产业新业态。产业振兴指向产业可持续的兴旺发展，要在传统产业开始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建立新的产业格局。此时，亟待通过职业教育激活人才的实践创造性，以“互联网＋”的思维，创新扎根民族地区乡村的一二三产业特色化融合发展径路，催生可持续、绿色化的新兴产业样态，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三）“人的精神存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是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作为乡村塑形与铸魂的系统工程，文化振兴的重点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文明乡风的树立以及文化资本的积累，其实现以人为主体与载体，有赖于人有意识的“精神性”的彰显。乡贤既保有乡土情结，又具有知识能力，由此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支柱性力量，职业教育则是培养乡贤的重要途径。首先，乡贤作为精神符号，在实践中传承与转化民族文化。文化不过是那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12]。民族文化当下式微就源于其生存实践基础在现代性社会遭受冲击，而职业教育通过培育乡贤，能有机融合传统民族文化的超时空价值与时代价值，传承、转化与赋活地方优秀民族文化。其次，乡贤作为精神载体，肩负着树立文明乡风的使命。在这个世界发展的每个时期，人类的真正财富、幸福、知识，或许还有美德都在增长着，并且仍在增长着[13]。这些持续增长的“美德”需要乡贤来延续，职业教育培养乡贤的意义就在于以价值观、伦理道德的形式继承人类的美德，同时创造一种良善的“情感的氛围”，唤醒根植于民族环境中独特的人性力量。最后，乡贤作为民族文化资本的精神主体，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振兴。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14]，这种文化价值积累表现为民族手工艺品、建筑遗址、雕塑等有形文化资本和民族群体间的价值观念、民族传统等无形文化资本。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将乡贤作为有形文化资本继承与服务的载体，以及无形文化资本流动的媒介，借由其精神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催生出兼具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商品与产业，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乡村文化供需的矛盾，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四）“人的伦理存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是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
乡村生态振兴的核心是人的伦理性的重塑，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作为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首先为乡村发展奠定了“生态立场”。职业教育扎根民族地区表现出一种农本关怀，这决定了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单是基于人的价值立场，而是基于自然本身的立场，寻求双方彼此的认可与尊重，由此揭示出人与自然、技术与生态、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其次，为乡村振兴明确了思维理念的“生态坐标”。乡村生态振兴既是山清水秀、宜居怡人的自然环境建设，更指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思维转变。要求立足“三农”、横跨“职业域”与“教育域”、统整“普职成”、融合“农科教”，建构一个有机生态系统，遵循绿色发展的理念，通过人才可持续发展、资源永续利用、环保技术创新，与自然生态保持“冲动的同一性”，将乡村脆弱的生态环境由阻力变为动力。最后，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行为实践的“生态智慧”。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需要以人“明知”“明辨”“明智”的道德理性为支撑。职业教育服务生态振兴最终是为了将人真正引入生态、植根土壤，与自然构成“生命共同体”，推动人从支配自然、敬畏自然走向和谐自然、共生自然，形成“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生态智慧。
（五）“人的社会存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是完善乡村组织结构的基础保障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组织振兴是各类组织间关系的协同推进与功能的优化整合。人是组织的核心要素，具有社会性，同时又是一种“行为的秩序结构”[15]，这为乡村社会组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职业教育以“社会人”为中介，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社会，兼具“自组织”与“他组织”的特性，是推进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保障。一方面，作为“自组织”的职业教育为乡村组织振兴重新凝聚主体力量。费孝通认为，人类集团的结合是由于他们共同关联于有一定范围的环境并进行着共同的事物，他们行为上的协力性质是处于社会规则或习惯的结果，这些规则或有明文规定，或是自动运行的[16]。农村基层组织就是这种“集团的结合”，但目前它在对教育扶贫事务的管理上已经出现了从“集体合作”到“个人行动”的转向[17]，基层组织凝聚力下降。而职业教育通过内部自我设计，能为乡村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农村基层组织人才，使其成为乡村秩序维护的“代理人”，从而应对乡村治理失序的危机。另一方面，作为“他组织”的职业教育不断深化组织变革创新。乡村组织体系主要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但由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乡村组织自身情况的复杂性，形成多元化的组织形式将是乡村组织振兴的目标。职业教育作为乡村社会的子系统，潜在地影响着乡村各级组织建设，其扎根本土的“选才—育才—用才”人才培养机制、“企业—行业—产业”耦合发展机制以及“培训—治理—服务”功能融合机制，能够对推进乡村组织治理单元下沉以及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驱动作用。
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路向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需要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多维支撑，即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耦合为发展起点，构建教育、技术、载体、场域、秩序“五维一体”的实践联动体系，促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五大价值实现。
（一）以教育扶智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人才振兴的核心是人的发展。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实质是以技术技能传授为载体，提供发展刺激，彰显育人成才的本体性价值。一是要构建精准化人才培养体系，对接乡村一二三产业发展需求，以培育人才复合型、通用型能力为核心，在学段上衔接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确保人才能力培养的持续性与系统性发展，形成农村“实用人才—管理人才—科技人才”的人才梯队，弥补乡村振兴人才短板的问题；二是要建设特色化专业群，职业教育必须扎根民族地区，针对农村产业的区域差异，建立适应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专业群，注重专业群内部课程、教学、师资、设备、基地等要素的有机协调，并遵循“产业群→专业群→课程群→能力群→知识／技能群”[18]的逻辑理路，开发差异性、特色化的课程群；三是要搭建校企深度合作的育人平台，既以共赢理念统筹规划职业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模式，推进双方智力、技术、资源、信息、项目等要素的双向流通，实现价值互涉、功能互补与资源共享，又以发展理念深化产教融合，推进学校、企业、政府、村社、农户等多主体联动合作，实现农业生产与服务一体化以及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一体化，为培育“新农人”提供保障。
（二）以技术赋能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技术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变量，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产业振兴要发挥技术赋能的优势作用，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由“技术—依附”的外源式发展走向“技术—能力”的内生式发展。其一，提升农业技术的经济效能。通过职业教育带动技术下乡，以新技术、新思想的传播，改变民族地区传统粗放式农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旅游业等绿色产业，构建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上下游联通的产业链，形成规模化、集群式的产业格局，最大程度释放技术的服务空间，促进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必须考虑到农业技术推广的适用性，不能只是“说明书式”的教学，而应该是“手把手式”的传授[19]。其二，激发农民的知识潜能。产业振兴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支撑，对技术型人才的要求从“听懂会用”走向“绿色双创”。由此，职业教育一方面要通过拓宽技术学习的实践场域，扎根民族地区，构建“校园＋庭园＋田园”联动育人课堂，提升人才的专业化技术水平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遵循“技术＋文化”的育人路径，推进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应融合，以新技术理念与方式手段的引进，激活人才对传统产业进行具有地缘性、民族性的内嵌式构建与创新的潜能，从而形成以“知识—技术—文化”为支撑的绿色产业网络，促进乡村产业兴旺。
（三）以载体创新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文化是多维度的，包括精神文化、公共文化和产业文化，职业教育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不能仅凭人才教化的单一途径，而应发挥职业教育的教育承载、空间承载与产业承载的复合作用，实现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首先是教育承载的作用，文化总是与某种内在价值相伴产生，乡村文化的内在创新更意味着对乡村生活给予符合理性和契约精神的指导[20]，由此，乡村文化振兴的重点便在于价值观的建构。职业教育要彰显教化乡民的文化功能，将乡村宗法理念、公序良俗、伦理道德、民风民俗中的优秀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内容，重塑乡村文化价值观与民族精神，既为民族地区造就一批乡贤人才，同时借助乡贤的力量，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其次是空间承载的作用，文化空间包含两个向度：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21]，所以文化空间的构建必须扎根民族大地。可以建立农家书屋、村社文化活动中心等拓宽公共文化的物理空间；通过编撰地方志、举办传统民族文化节日等丰富乡村文化的精神空间。最后是产业承载的作用，如费孝通所言，“用人工把自然的土变成用具，变成能服务于人的生活的东西，这就是文化”[22]，文化本质上就具有产业的属性特征。因此，通过职业教育发展文化产业应以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与文化经济持续发展为使命，以文化与三大产业的融合发展为形式，以田园风光、自然景色、古迹遗址、民俗风情等资源内嵌为手段，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同时提高乡村经济发展水平。
（四）以场域变革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作为建设美丽乡村的前提基础，生态振兴旨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需借由人真实性与关系性的彰显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撑点与着力点。和谐发展一方面指向作为显现空间的自然环境的保护。因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就是要确立农民对自我与生态环境的真实性。既要以绿色技术为载体，开展绿色农业技术培训，培养掌握绿色技术的新型农民，推动民族地区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方式，规范农业可持续发展，又要以技带教、以文化人，倡导绿色生态的文明乡风，引导广大农民树立永续发展的生态观念，自觉肩负对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责任，养成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成为既有农业情怀、又有绿色发展理念的“田秀才”和“土专家”[23]，从而振兴乡村生态。另一方面，生态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关系性的社会空间。因此，职业教育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在深层意义上是要协调产业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的关系，在与市场、政府的博弈中，先行引领乡村进行绿色发展规划的空间布局，整合生态资源，进而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将生态优势变为经济优势，构建起以职业教育为纽带，技术、资源、信息、资金、文化有机循环的生态圈。
（五）以秩序重构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乡村和谐发展的前提是乡村秩序和谐，而组织结构是奠定乡村秩序的基础。因此，乡村组织振兴的首要任务是重构乡村组织秩序。其一，构建职业教育多元治理格局，推进乡村基层组织规范形成。组织规范包括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职业教育要组建由各级各类乡村组织所构成的“共同体”，一方面深化与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耦合关系，推进国家法律政策等正式规范在乡村基层的有效落实，奠定具有强制力与权威性的基层法律秩序结构；另一方面内化吸收民族地区的习惯、风俗、宗教、道德等文化因素，促使这些非正式规范形成基层治理的自发秩序，以此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维持自我的稳定。其二，挖掘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优势，推进乡村基层组织结构完善。在宏观层面，职业教育要推进与农村三大产业在制度建设、专业设置、课程设计、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同频共振，深化产教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乡村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在微观层面，组建专业化合作的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生态组织，完善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体系建设，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三，健全专业特色化人才培养机制，实现乡村基层组织功能整合。职业教育要构建种类多样、层次完善、能力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人才文化素养与专业能力，以其审慎思考、协同发展、共生共赢的治理理性，破除“组织有利于个体实现利益诉求，却无法解决个体意义归属问题；组织可以形成秩序，但无法拯救道德”[24]的困局，以专业化人力资源培养推动乡村行政管理、经济服务、文化传承、生态建设的有序发展，建设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的发展型农村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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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安庆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