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各民族以黄河中下游为文明起点，围绕“华夏”中心深入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石榴籽”模式。中华民族的发生发展本身就是“石榴籽”模式的创构过程。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各族人民在抵御外来侵略和寻求自身发展的救亡图存过程中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意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面对复杂形势，各族人民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努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石榴籽”模式；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其生命历程始终存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状态。“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跻身于世界现代民族之林唯一的代表。”［1］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把中华民族形象地比喻为“石榴籽”模型。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各民族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中大大增强国族意识，成为极具凝聚力的实体。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中国的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2］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他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3］这是新时代的最强音，也是新时代赋予当代国人的重要任务。“中华民族从未如今天这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4］我们必须深刻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及其结构特征，充分认识中华各民族相互离不开的客观性，牢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携手奋进，努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中华民族“石榴籽”发展论
（一）中华民族之源流
何谓中华民族？这是理解中华民族发生发展及其结构性特征的前提。“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5］通俗讲，中华民族就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6］。中华民族的概念范畴，曾有过一段认识论进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是中国历史的独特过程和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特殊经历所成就的命运共同体。”［7］国内首提“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者当属梁启超。梁启超先生极不赞同把朝代史作为中国史的传统做法，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时段。在他看来，“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8］此处他使用的是“中国民族”一词。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9］由此，他正式使用“中华民族”概念。1939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有过新的界定，认为“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最爱和平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10］。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88年，费孝通先生用“中华民族”这个词指称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11］。
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中华民族向来有多种起源之说。其中，最主流的是本土起源说。人们认为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国大地。“中华民族者，自有人类以来，即是今日中华民国境内之土著，不过在此大疆域上逐渐向四面迁移尔。”［12］今天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基本上在过去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民族。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的祖先，很多都是一开始就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都是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当然也都是中国人、中国民族［13］。
中国本土起源说的基础上又分出一源说、二源说和多源说三种类型。“一源说”的学者，把中华民族皆归于黄帝之同一祖先，认为“黄族起于西北，战黄河流域之蛮族而胜之，寖昌寖炽，遂遍大陆。……中国种族不一，而其学术思想之源泉，则皆黄帝子孙来也。”[14]北京人的考古发现，更证明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之土著，回溯往古，实同一祖先[15]。“二源说”以傅斯年的“夷夏东西二元说”最具代表。傅斯年先生有言：“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不同的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16]
总体上看，持中华民族多源说的学者占多数，且更具话语权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也即“中华民族并非一单纯之民族也，中华民族，非尽黄帝之子孙也；然至于今日，则人尽自觉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人尽自觉为黄帝之子孙，此无他，五千年来文化陶镕之所自也，五千年来这人志士之功也”[17]。“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8]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说：“自有史以来之若干民族中，以华族文化为最高，亦以华族势力为强大；故五千年历史上各种活动，大致均以华族为中心。华族与其他各支族互相接触，互相混合，最后乃有渐趋于同化统一之势。其混合与同化之程序，始终以华族为主体；其他诸支，则每次与华族接触之结果，即被华族同化混合，而消减其自身。或以一部分同化，而保留其一部分。就华族本身言，每次与外族接触同化之结果，名称与文化，故永远保存；但血统上已渗入异族之血液，而非原始之华夏血统矣。且每次吸收同化一种异族，华夏即扩大一次，今日四万万五千万之伟大民族，即其混合扩大之最后结果。故吾人若从历史上查考今日中华民族之血液成份，已不知互相混合几许次矣。”[19]
此外，民国时期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中华民族外来说。张国仁在其著《中华民族考》中说：“汉族来自地中海东岸，大夏以西，……汉族与阿开德人另有一共同起源之地，一支入两河流域，创造沙恭帝国之文明；一支由大夏东行，踰葱岭，沿河源，而至黄河流域，创建中国之文化。”[20]此说并无实证。正如常乃惪先生所言：“中国古史始终未有主张中国文明系外来之说，自近世西人有研究中国史者，乃创意谓中国民族系由西方迁来”，“主张外来说者其证据多不坚确。”[21]中华民族源起于黄河中下游，中华民族中国本土说最具事实，多元文明融合演进的说法更符合中国实际。
（二）中华民族之发展
1.一个“华夏”中心。中华民族发生发展是“石榴籽”模式化的，其久远的生命历程中先有“华夏”文明中心，“五方之民”围绕此中心紧紧抱团发展。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分为自在和自觉两个时段：“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形成于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于近百年中国与列强对抗中出现。”[22]华夏文明实体，孕育于春秋战国时期，后与外夷接触融合逐渐产生汉族凝聚中心。此前，各民族团体分散居住，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的“多元”要素。各族团间相互交往交流，最终在“多元”基础之上形成“一体”格局。许倬云先生也认为，夏后氏比较笼统的霸权经过商人同心圆布局，再到西周的封建网络，以同心圆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整个中国成为一个无边无界的“天下”。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新文化向四周扩散影响，多元文化渐变共存，最终形成后世“中国”[23]。当时中国“并不是没有边界，只是边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24]。故而从东汉末年至“大一统”的隋唐帝国，出现汉族吸收其他民族并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的大融合现象，也即“华夏的形成，赖历史记忆，同时华夏的扩张，也造成许多原来的边缘人群失忆与历史记忆重塑，以加入华夏之中”[25]。换言之，汉族及其他各族均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缺五方之族，中华民族难成极具包容性的共同体。
2.一段文明地带。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民族最原初的文明地带，是孕育中华民族“石榴籽”结构的核心枢纽地。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舞台也。……全国文明，自黄河起点，而传布于四方；帝王实力，亦起于是。”[26]中华文明起自黄河流域，初以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为核心，吸收其他文化并传布四方。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华建国，实始夏后”。准确说，是从夏朝皇帝禹时代开始的。“禹抑洪水，乘四载，遍九州，经验益广，交通益繁，玄圭告成，帝国乃立。”[27]禹为了治理水患，四年时间走遍“九州”。而“九州”之地，大致相当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夏禹时代，华夏文明已影响到长江流域。其后，东夷人西迁，取得统治九州之权而建商朝，其疆域向中东南西北五方扩展。西周集合了商朝周边的一些部族，取代商而建立周朝，将其势力扩大到长江中游，分封宗室以制五方之民。
3.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发生发展，最终才成为一个具有共同精神文化认同的多民族统一体。1935年，傅斯年先生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中就明确说：“我们中华民族……俨然是一个家族。”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格局，不仅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28]。许倬云先生曾将中华民族的结构非常形象地比喻为豆浆型的构造模式，他认为中国五六千年的内外变化，犹如各种不同的豆类被倒在一个锅内，不断地搅和成腊八粥；假如把它们磨成浆，则出现的将是混合的豆浆。长期混合的结果，不同于选择刻意保持某种基因的“纯种”，但可能就造成其他国家学者报告指陈的“现代中国人基因呈现的高度一致性”[29]。2017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30]总书记的讲话，更指明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特点。
二、中华民族“石榴籽”结构论
（一）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石榴籽”结构的首要特征是各民族“多元一体”。1988年，费孝通先生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演讲，首次将中华民族界定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费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既是一体，又是多元，不是能一不能多，能多不能一。一体与多元原是辩证统一的概念。”[31]费孝通的中华民族观是基于中国各民族的客观历史和现实提炼出来的思想，完全切合中国民族实际。“多元一体”本身是中华民族“石榴籽”模式的核心构造逻辑。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更是纲领性指出：“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32]习总书记的讲话，更充分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属性。中华民族的“一体”，是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统一体；中华民族的“多元”，是构成中华民族的五十六个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期，中华各民族生死与共，共同御敌，救亡图存，共同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在长期的荣辱与共过程中，中华民族才最终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共同体。
（二）中华各民族“紧紧抱在一起”
中华民族“石榴籽”结构的第二个特征是各民族“紧紧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33]中华各民族之所以能“紧紧抱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34]。同一个大家庭，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只有紧密团结一起，相互取长补短，才能共谋大发展，实现大进步。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头顶同一片天空，脚踏同一方土地，各族干部群众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坚决反对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行。”[35]面对当前复杂形势，建设有中国特色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五十六个民族要紧紧抱在一起，而且每一个民族实体内部成员也必须紧紧抱在一起。只有如此，中华民族“石榴籽”结构才能越发更加牢固，永葆旺盛生命力。
（三）中华各民族相互“膜化”
中华民族“石榴籽”结构的第三个特征是各民族群体相互“膜化”。构成中华民族的五十六个民族，虽每个族体自成鲜明的民族文化群体，但各民族之间互嵌互融，如石榴籽那样通过石榴果里面的“膜”紧紧抱在一起。内嵌在各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膜”，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间地带”，是牢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命“胶质”。从本质意义上讲，互嵌式的“膜化”融合发展才是中华各民族健康发展的生命体态：汉族作为为凝聚力核心，吸收融合周边异族，各民族给汉族输入新血液的同时，也使自身得到充实发展。中国历史上，“秦汉中国能够融铸为坚实的整体，乃是基于文化、政治、经济各项的软实力”[36]，其间有多重影响因素。“从历史上看，汉族不仅是一个主体民族，而且一向都为各少数民族所向往。”[37]这当然是各民族之间能相互“膜化”的首要内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38]此外，历史上的“大一统”也是推动各民族相互“膜化”发展的动力。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认为“这种维护统一而又重视差别的理念，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39]。中华民族历久的演进发展，“‘大一统’确实是中华文明传承不懈、中原王朝存亡绝续的内在机理”[40]。当下，中华各民族相互间仍进行着更为紧密的融合发展“膜化”过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更需要加强交往交流交融，牢固中华民族统一体的思想意识。
（四）中华各民族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石榴籽”结构的第四个特征是各民族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到历史性劫难。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这个原本处于自在状态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41]。从那时候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梦想。毛泽东主席当年就明确指明革命道路：“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42]抗日战争爆发，国家再次面临生死存亡危机，全体国民奋起抵御侵略。1939年3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发表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呼吁说：“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说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民族’二字。……‘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43]当时正值特殊时代背景，顾颉刚先生认为不能从血统上和文化上界定中华民族，全国人民都是在一个政府之下共同生活的人，各国人民都必须有一个“团结的情绪”。在他看来，各民族面临共同的遭遇，我们中华民族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所以不能简单从语言、文化及体质方面再区分出不同的民族，中华民族之外不应该有别的民族称谓。在民族存亡危机的年代，顾颉刚先生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作了最契合时代性的诠释。当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各民族更需要牢固树立“一个命运共同体”意识，自觉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利益。
（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中华民族“石榴籽”结构的第五个特征是各民族“一个都不能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各民族在一体内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也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民族文化多样，地理环境和发展的潜在资源各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44]新中国建立以来，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央先后制定实施了多项政策制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地推进各项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效。2020年11月23日，贵州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标志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这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45]全国人民乘势而上，在抗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又顺利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时代主题，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线。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为配合推进“五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努力创新体制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进行统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46]。面对复杂形势，经过全面分析，党中央清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大会上更是庄严地宣告说：“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47]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四观”论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48]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加强中华各族人民的“四观”建设。这是新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的内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极为关心的大事。近年来，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四观”建设。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49]。2017年中共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强调“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50]。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习总书记再次强调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51]。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习总书记更把“四观”建设提到至高战略高度，指出“坚持不懈开展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宣传教育，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52]。
（一）树立正确的祖国观
何谓国家？梁启超先生有言：“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53]国家有国家的气象。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中说：“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54]梁启超先生的国家气象乃中华民族之大气象。中华地域、人口、历史、语言和思想皆傲视五洲，实则是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整体精神气质，极大地彰显了中国国力。中国立于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大海，西南大山，“中国者，天然大一统之国也。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而其根源莫不由于地势”[55]。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自然框架里形成的”[56]。当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国地理生态结构有着直接关系，更与中华各民族的国家情怀紧密关联。“一国中大多数人，对于国家之尊荣及公众之权利，为严重之保障，常凛然有介胄不可犯之色，若是者谓之民气。民气者，国家所以自存之一要素也。”[57]“夫爱国者，欲其国之强也。然国非能自强也，必民智开，然后能强焉。必民力萃，然后能强焉。”[5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国家意识”[59]，维护中华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我们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
（二）树立正确的民族观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五十六个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60]“中华民族之一族，是对中国多民族承认、包容、整合的一族。多民族作为共同祖国的同胞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61]“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五十六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构成单元，“一体”与“多元”相互离不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62]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63]当今中国，增强中华民族意识，无疑仍是时代的使命和当务之急。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唯有在与历史不懈的对话之中，自觉求取和保持一种多元一体、团结统一、人文是尚、和谐发展的民族格局，未来才有可期[64]。
（三）树立正确的文化观
中华民族是具有统一文化认同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65]春秋时期，华夏共同体形成一个大联邦，不断产生“共主”，共同的文明内涵作为纽带将他们联系在一起[66]。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67]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化要素。“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68]因此，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远大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69]2021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70]我们应科学认识中华文化精髓，增强文化自觉意识，牢固树立正确的文化观。
（四）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中华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融发展才最终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民族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71]各民族作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都对祖国做出过积极贡献。中华民族有过辉煌历史，也走过一些曲折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72]，“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73]新时代，中华各民族更应该继承优良的革命历史传统，以史为鉴，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大国事业。
四、结论
中华民族是“石榴籽”型的：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实体不可分割的“籽粒”，各民族相互“膜化”，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其共有的精神情怀最终使各民族“紧紧抱在一起”，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石榴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发生发展本身就是“石榴籽”模式的创构过程。中华民族永葆青春活力，在抵御外敌侵略和寻求救亡图存的历史中，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我们必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面对当前复杂形势，我们更应该努力推进各民族积极交往交流交融，夯实中华民族“石榴籽”的思想基础。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观”意识指导下，推进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高质量发展，使各民族在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现实生活中形成更加牢固的“石榴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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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tern of All Chinese Ethnic Groups Being Together“Like Seeds of a Pomegranate”
Gu Jiarong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long-term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ll Chinese ethnic groups take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Ｒiver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ivilization, intimately communicate and exchange with each other around the center of China, and finally form a pattern of all ethnic groups living together “like seeds of a pomegranate” in which each has something of the other. As members of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destiny,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have greatly enhance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and seeking the salvation and survival in their ow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come the greatest Chinese dream of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face of complex situations,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must adhere to correct values and strive to consolidat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Chinese nation;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pattern of all Chinese ethnic groups being together “like seeds of a Pomegranate”; contact, communication and fusion
初审：杨 静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