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国的西北，在美丽的青海湖东边、雄伟的祈连山南面，滔滔的湟水和大通河两岸的广大地区，居住着一个纯朴勤劳的民族——土族。土族总人口为132299人(数据来源于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主要聚居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青海的民和、大通两县和甘肃的天祝藏族自治县也比较集中，其余的则散居在青海的乐都、门源、都兰、乌兰、贵德、共和、西宁和甘肃的卓尼、永登、肃南等地。
土族聚居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全境分山区、浅山区和川水区三种地形。除青海的民和三川、同仁，甘肃的积石山、卓尼、肃南等地外，其余大都山水相连。土族聚居的北部山区，森林茂密，草山牧场广阔；南部浅山区，河川交错，气候温暖，遍布良田园林。土族最大的聚居区互助土族自治县，总面积3376平方公里。境内山川相间，地势北高南低，祁连山支脉达坂山气势磅礴，从西北到东南横贯全境。山区土壤多系肥沃的暗栗钙土，适宜农作物生长。
土族地区蕴藏的地下矿藏资源种类较多，现已查明的矿藏主要有赤铁、硫铁、铜、煤、石膏、白云石、方解石、石灰石等二十余种。
各地土族有不同的自称和他称。互助、大通、天祝一带的土族自称“蒙古尔”(蒙古人)、“察罕蒙古”(白蒙古)，民和县的多自称“土昆”(意即土人，吐浑音转)，其他地区的自称“土户家”。附近藏族称土族为“霍尔”(对藏北游牧民族的泛称，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鹘或蒙古族；另说即吐谷浑)，汉、回等民族称之“土人”、“土民”。新中国成立后，依据本民族意愿，统一称为土族。
土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基本词汇和蒙古语相同或相近，和保安语则更为接近一些。土族语分为互助、民和、同仁三大方言区，其间有一定差别。同时，土族长期同汉、藏人民友好相处，其语言也受到了汉语、藏语的很大影响，在宗教用语上采用藏语借词较多，在生活用语和新的名词术语中，汉语借词较多。土族没有文字，使用汉字、藏文。新中国成立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土族人民的意愿，国家在1979年为土族人民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字母形式的土语文字。
土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民间传说在各部土族中又相互歧异，族源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归纳学术界的说法，大致有蒙古人说、吐谷浑（霍儿人）说、蒙古人与霍儿人融合说、阴山白鞑靼说、沙陀突厥说、多源混合说等。
土族源于蒙古人说。土族自称“蒙古尔”(蒙古人)或“察罕蒙古尔”（白蒙古），反映了土族族源与蒙古族的密切关系。在互助县土族中，广泛流传着祖先来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思汗大将格日利特(格热台)率部留驻索卜滩（今互助县境内，意为蒙古滩），不久病死，其部属留驻下来，以后与当地霍尔人通婚，逐渐繁衍而成土族的传说。这种传说在清代藏文文献《佑宁寺志》中有明确记载：13世纪初，“成吉思汗之部将格日利特率领其部属到此，现今的霍尔人约为这些人的后裔。”“格日利特嗣后，化作大力精灵，居住郭隆（佑宁寺之创建者）之山岩上，他对嘉赛活佛（佑宁寺之创建者）显示了自身着‘索呼’（即蒙古）装束之法相，（嘉赛）因指命（格日利特之幽灵）为那里的土神。”1604年，佑宁寺落成时，格日利特被追封为“尼达”（地方保护神），其铜像被供奉在佑宁寺，所以土族长期以来把他当作本民族的祖先来崇拜。
汉文史籍也有成吉思汗所部蒙古军曾来西宁一带的记载。《元史•太祖本纪》有“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的记载。互助县时属西宁州治，距西宁仅四十五公里，这可与传说相印证。此后，从元世祖到明初，史籍均有蒙古部众留驻或迁移到西宁一带的记载，特别是明正德时，安定卫的元宗室卜烟帖木儿所部受到攻击，“部众散亡，仅余者徙居西宁沙棠川威远城东”。沙棠川、威远堡均属今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堡即今县府机关所在地。这说明互助土族来源中确有一部分是从明代安定卫迁来的蒙古人。
土族来源于一部分蒙古人，除了民间传说、史籍记载外，还可以从语言方面得到证明。土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词汇约有一半以上和蒙古语喀喇沁方言相似。不但如此，在《蒙古秘史》、《华夷译语》等著作中记载的许多13、14世纪的古蒙古语词汇，现在还有一部分保留在土语中。
土族源于吐谷浑（霍儿人）说。至于霍儿人，原是藏族对居住在西藏北部以及西藏以北地区（一说黄河以北）游牧民族的泛称。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鹘或蒙古，近代则专指土族而言。互助县土族地区的合尔郡、合尔屯、合尔吉、贺尔川等地，据说是因为古代居住着霍尔人而得名。合尔郡，藏语称“合日江”，意为霍尔人居住的地区。据初步研究，土族传说中的霍尔人很可能就是吐谷浑人。663年，吐谷浑为吐蕃所并，一部分人仍留居青海故地。从地域上看，现今土族主要聚居区在湟水沿岸，而这里曾是吐谷浑人的活动地区。现今互助和大通的土族地区有十几个村庄，土语称为“吐浑”，当地汉民则讹称为“土观”或“托红”，均为“吐浑”的音转。这可能是因历史上居住过吐谷浑人而得名。互助佑宁寺名僧、一世土观罗藏拉卜旦生于互助“吐浑”村，以后各世土观不管出生在什么地方，都要认“吐浑”村为根子地方，都以“土观”为号。据《新、旧唐书》、《五代史》记载，吐谷浑后改称作“退浑”或“吐浑”，这些村庄可能因吐谷浑而得名。土族的“土”字，并非土著之意，而是民族称呼。长期以来，汉、回等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民”，史书上也称为“土人”，其来源于“吐谷浑”的“吐”字。吐谷浑在唐朝中期以后被称为“退浑”、“吐浑”、“浑”，蒙古语是“人”的意思，因而到元朝时吐浑演变成“土人”了。吐谷浑“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以多为贵。”过去土族妇女也有类似的头饰，称为“吐浑扭达”(扭达意为头饰)，这种称呼似乎与吐谷浑有关。综上所述，吐谷浑亡国后，东迁的一部分逐渐融合于汉族，降服于吐蕃的后来融合于藏族，留居于凉州、祁连山一带、浩门河流域、河湟地区的一部吐谷浑人，则成为今日土族的先民主体部分。
也有人认为霍儿即“胡儿”一词的同音同语的另一写法，包括匈奴、吐谷浑、契丹、蒙古等，其中尤以匈奴部落中的遫濮，即辽金时期的阻卜和蒙古是主要部分。这就把土族的族源推溯到更早的时期了。
到元末明初，汉文史籍中出现了“土人”、“土民”等记载，这时的土族已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据明、清时期的部分史志记载，明代土族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并已有了本民族的聚居区。清初文献《秦边纪略》中对土族的分布有具体的记载：巴暖三川，“汉土杂居……土人皆李土司所部”；古鄯驿“东皆土人番族”；“巴州堡土人所居”；“下川口亦土人所居”；上川口“精锐土人尚以方计”；老鸦城“汉、土之所杂居”；平戎驿“土番杂居”；“西川口，土司西祁之所居也。东西二祁近辖之土民，各号称十万”；冰沟堡“土人所居”；庄浪卫“土司之人十万”；庄浪卫“土、汉之所杂居”、“庄浪土司驻牧连城，土民蕃衍分布大通河内外”。上述地区包括今天青海省互助、乐都、门源、民和及甘肃天祝等地，这一带正是今天土族的主要分布地区。尽管土族与汉、藏等民族错居杂处，但各地土族均有稳定的小聚居区。
土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民间传说在各部土族中又相互歧异，族源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归纳学术界的说法，大致有蒙古人说、吐谷浑（霍儿人）说、蒙古人与霍儿人融合说、阴山白鞑靼说、沙陀突厥说、多源混合说等。
土族源于蒙古人说。土族自称“蒙古尔”(蒙古人)或“察罕蒙古尔”（白蒙古），反映了土族族源与蒙古族的密切关系。在互助县土族中，广泛流传着祖先来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思汗大将格日利特(格热台)率部留驻索卜滩（今互助县境内，意为蒙古滩），不久病死，其部属留驻下来，以后与当地霍尔人通婚，逐渐繁衍而成土族的传说。这种传说在清代藏文文献《佑宁寺志》中有明确记载：13世纪初，“成吉思汗之部将格日利特率领其部属到此，现今的霍尔人约为这些人的后裔。”“格日利特嗣后，化作大力精灵，居住郭隆（佑宁寺之创建者）之山岩上，他对嘉赛活佛（佑宁寺之创建者）显示了自身着‘索呼’（即蒙古）装束之法相，（嘉赛）因指命（格日利特之幽灵）为那里的土神。”1604年，佑宁寺落成时，格日利特被追封为“尼达”（地方保护神），其铜像被供奉在佑宁寺，所以土族长期以来把他当作本民族的祖先来崇拜。
汉文史籍也有成吉思汗所部蒙古军曾来西宁一带的记载。《元史•太祖本纪》有“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的记载。互助县时属西宁州治，距西宁仅四十五公里，这可与传说相印证。此后，从元世祖到明初，史籍均有蒙古部众留驻或迁移到西宁一带的记载，特别是明正德时，安定卫的元宗室卜烟帖木儿所部受到攻击，“部众散亡，仅余者徙居西宁沙棠川威远城东”。沙棠川、威远堡均属今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堡即今县府机关所在地。这说明互助土族来源中确有一部分是从明代安定卫迁来的蒙古人。
土族来源于一部分蒙古人，除了民间传说、史籍记载外，还可以从语言方面得到证明。土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词汇约有一半以上和蒙古语喀喇沁方言相似。不但如此，在《蒙古秘史》、《华夷译语》等著作中记载的许多13、14世纪的古蒙古语词汇，现在还有一部分保留在土语中。
土族源于吐谷浑（霍儿人）说。至于霍儿人，原是藏族对居住在西藏北部以及西藏以北地区（一说黄河以北）游牧民族的泛称。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鹘或蒙古，近代则专指土族而言。互助县土族地区的合尔郡、合尔屯、合尔吉、贺尔川等地，据说是因为古代居住着霍尔人而得名。合尔郡，藏语称“合日江”，意为霍尔人居住的地区。据初步研究，土族传说中的霍尔人很可能就是吐谷浑人。663年，吐谷浑为吐蕃所并，一部分人仍留居青海故地。从地域上看，现今土族主要聚居区在湟水沿岸，而这里曾是吐谷浑人的活动地区。现今互助和大通的土族地区有十几个村庄，土语称为“吐浑”，当地汉民则讹称为“土观”或“托红”，均为“吐浑”的音转。这可能是因历史上居住过吐谷浑人而得名。互助佑宁寺名僧、一世土观罗藏拉卜旦生于互助“吐浑”村，以后各世土观不管出生在什么地方，都要认“吐浑”村为根子地方，都以“土观”为号。据《新、旧唐书》、《五代史》记载，吐谷浑后改称作“退浑”或“吐浑”，这些村庄可能因吐谷浑而得名。土族的“土”字，并非土著之意，而是民族称呼。长期以来，汉、回等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民”，史书上也称为“土人”，其来源于“吐谷浑”的“吐”字。吐谷浑在唐朝中期以后被称为“退浑”、“吐浑”、“浑”，蒙古语是“人”的意思，因而到元朝时吐浑演变成“土人”了。吐谷浑“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以多为贵。”过去土族妇女也有类似的头饰，称为“吐浑扭达”(扭达意为头饰)，这种称呼似乎与吐谷浑有关。综上所述，吐谷浑亡国后，东迁的一部分逐渐融合于汉族，降服于吐蕃的后来融合于藏族，留居于凉州、祁连山一带、浩门河流域、河湟地区的一部吐谷浑人，则成为今日土族的先民主体部分。
也有人认为霍儿即“胡儿”一词的同音同语的另一写法，包括匈奴、吐谷浑、契丹、蒙古等，其中尤以匈奴部落中的遫濮，即辽金时期的阻卜和蒙古是主要部分。这就把土族的族源推溯到更早的时期了。
到元末明初，汉文史籍中出现了“土人”、“土民”等记载，这时的土族已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据明、清时期的部分史志记载，明代土族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并已有了本民族的聚居区。清初文献《秦边纪略》中对土族的分布有具体的记载：巴暖三川，“汉土杂居……土人皆李土司所部”；古鄯驿“东皆土人番族”；“巴州堡土人所居”；“下川口亦土人所居”；上川口“精锐土人尚以方计”；老鸦城“汉、土之所杂居”；平戎驿“土番杂居”；“西川口，土司西祁之所居也。东西二祁近辖之土民，各号称十万”；冰沟堡“土人所居”；庄浪卫“土司之人十万”；庄浪卫“土、汉之所杂居”、“庄浪土司驻牧连城，土民蕃衍分布大通河内外”。上述地区包括今天青海省互助、乐都、门源、民和及甘肃天祝等地，这一带正是今天土族的主要分布地区。尽管土族与汉、藏等民族错居杂处，但各地土族均有稳定的小聚居区。
土族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情和风俗习惯。由于长期与汉、藏等民族错居杂处，在习俗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
土族的饮食习惯，有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元代以前，土族主要从事畜牧业，食物结构相对单一，以肉类、乳品为主，还食用青稞炒面。元明以后，土族逐渐转向农业经济，饮食则以青稞、小麦、薯类为主。一般土族家庭日常主食以青稞为主，小麦次之。土族的蔬菜较少，主要有萝卜、白菜、葱、蒜、莴笋等10余种。他们平日多吃酸菜，辅以肉食，爱饮奶茶，吃酥油炒面。每逢喜庆节日，土族人民必做各种花样的油炸食品和手抓大肉（猪肉）、手抓羊肉。土族人民十分注重饮食卫生，用饭时每人都有固定的碗筷。土族喜欢饮酒，酒在土族的饮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形成特有的酒文化。历史上，土族人家几乎都能酿造“酩酼”，即一种低度青稞酒。现在，酿酒已经成为土族地区重要的产业之一。
土族人民有重礼仪的传统，他们忠实守信，尤其尊敬长者，如路遇相识的老人，要下马问候。他们淳朴好客，民间有“客来了，福来了”的说法。有客人来访，他们首先请客人在铺有大红羊毛毡的炕上坐定，然后敬一杯加青盐的浓茯茶，再端上西瓜般大小的“孔锅馍”。招待贵客时，桌上摆一个“西买日”（即插着酥油花的炒面盒），端上木盘大的肥肉块，上插一把五寸刀子，酒壶上系一撮白羊毛，以表示吉祥如意，土族认为这是对贵宾最尊敬的招待。喝酒时，主人先向客人敬酒三杯，叫做“上马三杯酒”。不能喝酒的人，用中指蘸三滴，对空弹三下即可免喝。饮酒时，土族有边饮边歌的习惯，以畅饮酣醉为快。土族人招待客人用我国西北盛行的盖碗茶。他们把茶碗放在一个小碟中，在碗内放入茶叶、枸杞、红枣、桂元、冰糖，用开水冲开后盖上碗盖。这样冲泡出的茶水，香甜可口，营养丰富。
土族的传统服饰，色彩鲜艳，式样别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传统的男子服装，头戴织锦镶边的毡帽，内穿绣花高领斜襟白短褂，胸前镶一块彩色刺绣图案，外套黑、蓝或紫色坎肩，或穿镶着宽边的长袍，腰系绣花带，脚穿白布袜和云纹绣花布鞋。此外，土族男子还习惯在领口、襟边、袖口和下摆上镶四寸宽的红或黑色的边饰。妇女的衣服更加艳丽，她们头上戴着彩色的圆形织锦绒毡帽，耳朵上戴着长长的银饰，身穿小领斜襟长袍，在长袍的外面套着紫红色的坎肩，腰上系着又宽又长的彩色腰带，彩带两头都有精美的刺绣，上面挂着镶有彩色图案的荷包、针扎、铜铃等装饰品，下穿裙子和长裤，足蹬彩云绣花长筒鞋。她们服饰中最有特色的是七彩花袖，花袖是由红、黄、绿、青、紫五色彩布拼制而成。她们自豪地说，那是按照天上的彩虹的颜色调配，穿在身上格外醒目。和年轻人比较起来，老年妇女的装束要简朴的多，她们不穿五彩花袖衫，也不系绣花彩带。
传统土族妇女的头饰很复杂，戴各种“扭达”（“扭达”即头饰）。由于不同地方的妇女佩戴的头饰不同，所以扭达有八九种之多，包括吐浑扭达、适格扭达、加斯扭达、雪古郎扭达、加木扭达、索布斗扭达等。这些扭达中，据说吐谷浑扭达最古老、最高贵。据传古代土族妇女能征善战、驰骋疆场，她们勇敢顽强，身披战袍，十分俊美。后来土族逐渐定居放牧，以至过渡到以农为主兼营畜牧业，土族妇女便将战袍、头盔，甚至兵器的形象装于头饰上，因此这些扭达异常华丽，好像古代宫女的头饰。妇女在转到操持家务和农业生产后，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不再适宜身着古装，再加上1938年以后，青海军阀马步芳强行改变土族服饰，从此这些式样繁多的扭达不再流行，现已在民间绝迹。此后，土族妇女常把头发梳成两根长辫子，垂在背后，末梢相联，头戴饰有丝锦的毡帽或礼帽。
土族建筑特点突出，别具一格。在农村，土族一般以村落的形式聚居，习惯将房屋依山傍水而建。房屋的围墙较高，墙内两面或三面建有房间，多以三间为一组，少数富裕人家则建有四合院。房屋为土木结构，屋顶平展光滑，上面可储放粮草。北面与院门相对的是正房，东西有厢房，四角有角房。正房一排三间，用木板做隔断，中间是堂屋，正面摆一个大红油漆木柜，上面供着神牌，放着祭品；左侧是卧室，火炕上放着火盆和炕桌，卧室的炕是暖炕，连着锅灶，烧饭的火可以暖炕，一般都住着家中的老人；右侧是储藏室或佛堂；东西厢房是孩子们的住室，角房用来作厨房、仓库、厕所、畜圈等。住宅的栋梁和门窗上，大多雕刻或描绘着象征牛羊健壮、五谷丰登的彩色花纹图案，鲜艳美观。各家都有庭院，在土语中被称为“日麻”（即庄廓），院内有牲畜圈棚，院外有厕所、菜园和打谷场。
土族的婚姻，一般分提亲、定亲、送礼、婚礼仪式、谢宴等程序。仪式隆重热烈，自始至终都在载歌载舞中进行。无论是自由恋爱，还是父母决定，都得由男方父母请媒人，向女家求婚。女方家同意后，请来本家各户家长，并邀请男方家的父亲或叔父，同媒人一起来商量定婚。婚嫁多在每年正月举行。大约在一个月前，先由男方举行择吉日仪式。土族称婚宴为“霍仁”，择吉日称“砣让霍仁”，即首宴。娶亲的前一天，是女方家的嫁女宴，土族称“麻择”。这时姑娘要哭嫁，哭嫁词委婉动人，感谢山神、土主和娘家的养育之恩。傍晚，男方派两位能歌善舞、擅长辞令的“纳什金”（迎亲人），带上一只活羊、三瓶洒、三付馍和新娘上马时穿戴的衣服前往女方家。女方的女伴在女方家关上大门，在里面唱《唐德格玛》歌，纳什金则必须以歌作答，才让进门。当纳什金跨进门槛，她们又从门顶上向下泼水，嬉笑戏谑，祈求吉祥如意。纳什金上炕喝茶、用饭时，阿姑们开始以唱代骂，唱《纳什金斯果》歌，百般奚落迎亲人，诙谐风趣。阿姑们唱完后，纳什金也要唱歌跳舞，直到鸡叫头遍。这一夜，女方家里不能睡觉。土族姑娘出嫁方式有两种，一种叫“小出小进”，一种叫“大出大进”。所谓“小出小进”，即新娘到婆家后才改变发式。这种方式比较复杂、庄重。所谓“大出大进”即在娘家改发式，到婆家后立即拜天地，这种方式比较简便、省事。新娘进婆家大门时，有两个年轻妇女在前面拉着红毡或白毡，新郎新娘跟着毡，男左女右，抱着用红布制作的布娃娃，并肩缓缓迈入庭院。“小出小进”的新娘则到伙房灶神爷前，由事先选定的妇女动手为她梳头改发式，穿新婚服装，举行开口仪式。然后拜天地，由媒人或“红仁切”（送亲队）中的一位长者主持诵祝词：“鲜花般的阿姑，走过金子的楼门，来到金子镶成的庭院，向上天下地、千神万佛叩头！”新郎新娘要连续拜四次，进入洞房。接着谢媒人，土族称“瓦日哇西买拉”。中午时分，娘家送亲人在婆家院里摆嫁妆，给新郎穿戴衣帽等。
过去，土族人民的婚姻中有一些陋习，如“戴天头”习俗，即土族女孩到了15岁未定婚者，要接受成年礼“戴天头”，由父母做主，在除夕那天与天结为夫妻，将女孩的发式改为成年女子的发式并饰以各种头饰，从此该女子可享受自由选择对象、长居母家、继承家庭财产等母系社会特有的权利，生下子女归母家，不受社会歧视。又如，过去的土族地区大多实行买卖包办婚姻，青年男女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婚姻不自由，而且聘礼较重，穷人娶妻十分困难。有的女方不收聘礼，但要男子为女家劳动几年以后才能结婚，或者招女婿入赘，或者两家互相娶嫁，称为“换门亲”。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土族人民自动起来废除了传统婚姻中一系列陋习，树立了以自由恋爱、一夫一妻为基础的健康婚姻观。
火葬是土族传统习俗，除对夭折的小孩实行天葬，民和县土族多行土葬外，一般都行火葬。土族人家死了人，一般在三至七天内送葬，举行丧礼要请喇嘛念经三天，请本村的老人念嘛尼。丧礼最后一天，亲朋来亡人灵前吊唁、献哈达、献馒头。火葬那天，送灵轿至火化现场，将死者面向西方，放入火炉内，用柏树枝点燃火，并砸碎灵轿，投入炉内同时焚烧。一般在火化的第三天，将骨灰装进一尺多长的木匣或瓷罐内，暂时埋在临时选定的地方，待来年清明节，再埋于祖坟墓地。非正常死亡者不能埋于祖坟地。亡人被葬后，子孙服丧，一般为四十九天。土族没有特制的孝服，服丧期不穿戴有色彩的衣帽，三年不贴春联，当年不走亲访友。
土族人民的重要节日，有农历正月十四日佑宁寺官经会、二月二威远镇擂台会、三月三和四月八庙会、六月十一丹麻戏会、六月十三和二十九松番寺和吐浑村的“少年”会、七月二十三至九月民和三川地区的“纳顿”(庆丰收会)等等，其中擂台会、丹麻戏会和“纳顿”最具民族特色。届时，除举行赛马、摔跤、武术和唱“花儿”等传统娱乐活动外，还举行物资交流会。一年一度的“纳顿”是民和县土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因为纳顿的狂欢起自农历七月，故也称为“七月会”。“纳顿”是以各个村社为主体的群体活动，从夏末麦场结束时，一直持续到秋天，历时近2个月，所以有人称之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纳顿”可由一村单独举行，亦可由两村联合举行，一村充当“主人”，而另一村为客人。当两村男性村民排成长列，扛着各色彩旗，敲锣打鼓地来到麦场时，“纳顿”的序幕就被拉开了。首先开始的是会手舞，这是由四五十人参加的大型舞蹈，会手们按老幼顺序排列。舞在最前面的是身着长衫，手执扇子的老人，他们往往是纳顿的组织者和纳顿舞蹈的传人。手持各色彩旗的年轻人和拿着柳条的孩子们依次跟在后面，队伍显得欢腾而壮观。在舞蹈的同时，主方不停地用大海碗给会手们敬酒，以此助兴，喜庆和欢乐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此外，土族传统的节日春节、端午节和汉族大同小异。但是互助地区的部分土族忌讳过中秋节，中秋之夜往往向月亮打一把灰。
土族人禁忌众多，主要有以下表现：忌讳吃圆蹄牲畜(马、骡、驴)肉；忌讳在畜圈内大小便；忌讳让去过暗房（月房）的人以及孝子（服丧的人）和妇女进入土族的寺庙大殿或家庭佛堂内；忌讳妇女不戴帽子、不穿长衫在长辈面前来往；忌讳未在院外打招呼、未经允许就随意进入土族人家的院内；忌讳用有裂缝的碗给客人倒茶；忌讳问客人“吃饭没有”或“吃不吃饭”等话；忌讳客人数他们的羊只；忌讳走远路或办婚事时，早晨出门碰上空桶、空背斗及不干净的东西；忌讳在佛堂、大殿内吸烟、吐痰、乱翻乱摸和大声喧哗；忌讳从僧侣的跪垫和其他物品上跨过；忌讳对酥油灯打喷嚏和咳嗽；忌讳在佛堂里转经轮时从右向左转，而是严格遵循从左往右转；忌讳在寺院附近打猎和随地大小便等等。此外，土族有忌门的习惯，如生了孩子、安了新大门、发现传染病等，别人不得进入庭院，就称为忌门。忌门的标志是：在大门旁边贴一方红纸，插上柏树枝或在大门旁煨一堆火。
土族的民间文学，是以口头相传的形式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了部分土族口头文学。这些作品大多生动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以及与恶势力搏斗的勇敢精神。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土族民间文学按其内容和体裁，可分为“花儿”、叙事诗、家曲、传说故事、寓言、歌谣等。
“花儿”既称山歌，也称“少年”，土语称“外面唱的歌”（不能在家里唱）。“花儿”曲调高亢嘹亮、节奏自由奔放，是甘、宁、青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的民间文学瑰宝。土族的“花儿”又有它自己的特点，既不与汉族“花儿”雷同，又与藏族“拉依”有别。土族“花儿”的主要内容是描写青年男女间的爱情生活，所以“花儿”又有爱情的媒介和桥梁之称。“花儿”一般四句式较多，前两句比兴，后两句表达实意。也有三句式的“花儿”，主要流行在民和县官亭、中川一带。唱“花儿”是土族人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不论在田野或山冈、庙会，男女老少几乎人人爱唱，人人会唱。在各地定期举行的传统“花儿”会上，土族的民歌手常常对唱不绝，演唱者大都能触景生情、即兴编词、出口成章、对答如流。因此，土族之乡素称“花儿之乡”。
叙事诗，在土族民间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代表作品有《拉仁布与吉门索》、《登登玛秀》、《祁家延西》、《太平哥儿》、《格萨里》、《洛桑王子》、《不柔有》等，其中《拉仁布与吉门索》流传最为广泛，是土族人民最主要的一首叙事长诗，人们称之为叙事长诗中的明珠。全诗长达300多行，通过对一个爱情悲剧故事的生动细腻描写，向黑暗的封建社会提出了有力的控诉，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型作品。它不仅显示了土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而且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美好的新生活无限向往的顽强意志。
家曲，也叫宴席曲，大都一问一答，短小精悍，有赞歌、问答歌、婚礼歌等。赞歌是土族人民在款待贵宾时，宾主之间相互赞颂的歌，它运用比喻、夸张、象征、渲染等手法，互相称颂。赞歌的曲调很多，旋律柔和优美、悦耳动听，流行于互助地区的有“兴阿浪列”、“拉拉应格列”等十多种。问答歌也叫对歌，其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地理、气象、生产、宗教、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歌词含蓄生动，曲调悠扬多变，主要有《唐德格玛》、《合尼》、《恰然》、《辛木斯里》、《选择》等曲目。婚礼歌是土族人民在举行婚礼时唱的歌，其歌词和曲调是特定的，随着婚礼进程的不同而各异。
传说故事，它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种：有揭露地主对农民残酷压迫的，如《气杀狗地主》、《红水沟》；有反映土族人民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同残害人民的邪恶势力做斗争的，如《黑马张三哥》、《莽古斯》、《花牛犊》等；也有表现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如《山雀叫了的时候》、《孔雀》、《青蛙女婿》等。
寓言和童话，富有哲理性，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无情地鞭笞了封建地主和土司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罪行，广为流传的主要有《想吃太阳的鸠》、《兔子、狼和卖糖人》、《红毛狐狸和黄眼狼》、《凤凰和麻雀》、《兔儿和羊羔》、《懒人必受穷》、《饥寒哥》等。
土族的歌谣风趣别致、脍炙人口，流传较广的有《羊粪蛋般身材的蜜蜂哥》、《蒋家阿姑》等。谚语是土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总结，成为人们力行的格言。
土族的音乐、舞蹈、刺绣、建筑和雕刻等艺术，也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点。
土族的音乐主要是民间歌曲，分为山歌“花儿”和家曲两大类。土族“花儿”的调令很多，如“尕连手令”、“好花儿令”、“杨柳姐令”等，流行在互助土族地区的就有10多种。土族“花儿”在旋律进程上起伏较大，音域宽广，节奏上大都是三拍子，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结尾音拖长而下滑，给人以深沉之感。
土族家曲的范围较广，有叙事长诗曲、赞歌、问答歌、圆舞曲、婚礼曲等。每首叙事长诗都有自己特有的曲调，一般是上下两个乐句，曲调优美，屡听不烦；赞歌的曲调柔和优美，悠扬奔放；问答歌的曲调干脆、明快，句末大都有休止音；圆舞曲是跳安昭舞时唱的曲子，比其他曲子欢快，节奏明显。
土族舞蹈主要是安昭舞和婚礼舞。安昭舞是一种歌舞相结合的形式，舞时人们排成一圆圈，一般由一人带领（通常为老年男子），一唱众和，歌声悠扬，舞步轻盈。每到逢年过节，或喜庆婚礼时，土族男女喜欢聚集到庭院里或打麦场上跳安昭舞。婚礼舞是举行婚礼时的舞蹈，一般以两个身着白褐长衫的纳什金为主演，其他人伴唱，动作各地不一。
土族妇女的传统手工艺为刺绣、盘线。土族人民的刺绣艺术明显地表现在对服饰的精心装饰上，土族妇女喜欢在衣服领子、袖头和下边绣上各种花纹，形成一种美丽的图案。互助丹麻一带的土族男青年胸前大都有块四寸方连续图案，叫“富贵不断头”，不仅富有民族风格，而且非常鲜艳华丽；在鞋上绣的云字花纹，细致匀称、色彩鲜明。土族妇女从小就要学习刺绣，掌握各种针线技艺，并且要用几年的时间为自己准备一套嫁妆，包括精美的服装、绣花枕头、绣花烟包等，同时还要为婆家的老人准备绣花枕头，为家中其他女人准备绣花的长腰鞋等许多女工作品。每当土族人的传统节日或庙会来到，土族姑娘们都要精心地打扮一番，带上自己制作的各种绣品，聚在一起互相评议，看谁的手艺高超。土族的刺绣独具一格，不论绣什么图案，都用“盘线”绣成。“盘线”是土族特有的针法，同时运用两根针线，做工精致、复杂、匀称，绣出的图案美观大方，朴素耐久。
土族具有建筑和雕刻的传统艺术，土族地区古老的建筑物，如佑宁寺、互助县城的钟鼓楼、五峰寺等，都是土、藏、汉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历史上的佑宁寺是由许多殿宇、经堂、僧舍组成的完整建筑群，吸收了藏、汉建筑的特点和甘肃“河州砖雕”的艺术成就，其精工细作的木刻，陈列的泥塑佛像，充分显示了土族人民的建筑和雕刻艺术水平。土族群众还在住宅的墙壁上、寺院的栋梁和门窗上都绘画或雕刻着象征牛羊健壮、五谷丰登的图案。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五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土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政治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1949年8月26日，西北重镇兰州解放，国民党在甘、青的基本武装力量被彻底消灭；9月5日，西宁解放，统治青海各族人民近四十年的马家军阀政权彻底覆灭。接着，人民解放军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民和、乐都、天祝、大通、互助、门源、同仁、甘南等地，这些地区的土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揭开了土族历史的新篇章。从1950年起，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土族地区进行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民主改革，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2月17日，经政务院批准，成立了土族地区第一个自治政权——互助土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互助土族自治县。1985年11月6日，根据青海土族人民居住的特点，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至此，实现区域自治的土族人民约占总人口的71%左右。另外，在一些土族居住比较集中但人口少的地区设立了土族乡。自治政权的建立，使土族人民的平等地位和自主权力得到充分的保障，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土族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的愿望。
土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土族原以从事畜牧业生产为主，后来逐步转向农业，新中国成立前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新中国成立后，土族人民扬眉吐气,紧紧配合人民解放军肃清残余匪股的同时，进行了减租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土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农林牧副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互助县绝大部分是山地，新中国成立前有些地方连日常用水都十分困难，农业粗放产量低，小麦亩产只百斤左右。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土族人民采取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狠抓改土治水这个重点，大兴水利，植树造林，修涝池、建水库，基本上控制了水土流失，改变了干旱面貌。
土族地区农林牧副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51年，土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手工业和工商业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春，手工业劳动者除部分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外，先后组织起了铁工、木工、缝纫、砖瓦、印刷等17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私营工商业者也响应党的号召，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公私合营等形式组织起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土族人民充分地发挥本地区水利资源丰富，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优势，兴建水电站，兴办金属冶炼公司，使工业生产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土族地区工业经济迅猛发展。以互助县为例，到2004年底，全县工业企业达1471家，完成总产值11.22亿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60.7%。
新中国成立前，土族地区交通闭塞，如互助县通汽车的公路只有三十公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已建立了较完善的公路网络体系。截止2004年底，互助县通车里程已达1877公里，拥有各类桥梁211座6327.3千米。县内公路布局形成了以威远镇为中心，以宁互公路、平大公路、威北公路为主骨架的向各乡、村辐射的公路网络。全县21个乡镇的294个行政村全部通了公路。
土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教育事业的全面繁荣。以互助县为例，2005年上半年，全县6至11周岁适龄儿童全部入学；16周岁人口初等教育完成率100%；青壮年非文盲率达到99.7%。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2005年高考，全县2264名考生中2011名上线，上线率达到88.8%。
土族地区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使土族人民的身体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如互助县对全县294个村级监测点、21个乡(镇)卫生院和3个县直医疗机构采取主动和被动监测相结合的措施，开展了脊髓灰质炎、麻疹、破伤风病例的监测工作，提高了五种疫苗的接种率，保护了土族群众的身体健康。此外，互助县还通过卫生下乡、集会等活动积极进行健康教育，开展卫生知识宣传普及工作。努力提高儿童和孕产妇系统管理，有效地降低了孕产妇、婴儿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勤劳、智慧的土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努力奋斗，使本民族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土族地区社会发展必定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土族人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灿烂美好。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