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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巴族
发布时间: 2022-12-28 11:21  作者:   来源:   浏览次数:

门巴族总人口共有11143人(数据来源于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主要分布在我国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门隅和墨脱地区,错那县的勒布是门巴族的主要聚居区。

“门巴”意思是“生活在门隅的人”。“门巴”既是自称,也是藏族和其他民族对他们的称呼。由于居住地域的差异以及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各地门巴族还有一些其它称呼,如自称“主巴”、“勒波”等。墨脱是门巴族另一重要聚居地。墨脱位于门隅的东北方向,古称“白玛岗”,藏语义为“隐藏着的莲花圣地”。200多年前,一部分门巴族分别从门隅和主隅(今不丹)地区东迁墨脱,形成了门巴族东西分布的格局。

门隅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珞瑜以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山峦绵亘,河流湍急,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墨脱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最高峰南迦巴瓦峰的南坡,雅鲁藏布江贯穿全境,形成数百里长的世界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墨脱北高南低,由北部高山海拔5000余米降至南部深谷海拔500米,境内层峦迭嶂,沟壑纵横,江河切割,山川壮丽。墨脱属山地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雨量丰富,四季如春。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门隅和墨脱地区资源和物产十分丰富,森林密布,生长着松、柏、桦、青杠、枫、杉、楠、竹等,木材储藏量极为丰富。药材有天麻、三七、黄茋、雪莲、当归、党参等几十种。珍稀动植物众多,如墨脱境内的高等植物就有3000余种,野生动物数百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就有40多种,堪称西藏天然的植物园和动物王国,墨脱已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门巴族有自己的语言门巴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方言差别较大,无本民族文字。门巴族人民和藏族人民长期友好往来,互通婚姻,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多通晓藏语,通用藏文。

1964年,门巴族被我国政府正式确认为单一民族。

根据神话传说、藏文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可知,门巴族族源是门隅的土著群体与来自于西藏高原北部的群体互相融合而来的。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大约在吐蕃王朝统一西藏诸部以前,门巴族已经形成。

公元7世纪,门隅地区归入吐蕃地方政权治下,门巴族成为吐蕃的属民。823年立于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记载:“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等虽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元至正六年(1346)的藏文史籍《红史》记载,早在松赞干布时代“南自珞与门……等均置于吐蕃统治之下”。成书于1564年的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载:“如是……南方之珞与门……等,均被收为属民。”从这些古藏文史料可以看到,藏族与门巴族以及珞巴族在久远的古代就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吐蕃王朝开始,藏族与门巴族和珞巴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不断得到加强。

13世纪中叶,门隅被纳入西藏萨迦地方政权的治理之下,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14世纪至16世纪,西藏噶举派势力帕木主巴政权和藏巴汗政权统治西藏,门隅成为噶举派的领地。这一时期,对门巴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西藏地方政权在门隅委派官员,设驿站、税官、关卡和集市,以及传播佛教和兴建寺院,这一切,对门巴族的部落社会和村社组织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原始村社组织在继续维持原有性质和职能的同时,又增加了担负向西藏地方政权和领主缴纳贡物、差役和赋税的任务,门巴族人民开始逐渐沦为农奴。

17世纪中叶,藏传佛教格鲁派取得了西藏地方政权。五世达赖喇嘛为加强对门隅的治理,派他的弟子和密友、出生于门隅梅惹萨顶地方的门巴族高僧梅惹•洛珠嘉措到门隅传教和执政。洛珠嘉措积极采取措施治理门隅,改宁玛派寺院达旺寺为格鲁派寺院,并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使达旺寺成为门隅的第一大寺,成为格鲁派在门隅地区的政教中心。1656年,五世达赖喇嘛令西藏地方政府委派两名“拉涅”(总管),协助梅惹喇嘛管理门隅的行政事务。达旺寺建成后,五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赋予了达旺寺很多特权,如委派下级官员,征收赋税,实行“僧差制度”,会同政府官员管理门隅等。为了扩大达旺寺的影响,加强对门隅的政教统治,五世达赖喇嘛于1680年亲自给梅惹喇嘛颁封了封文。

18世纪初,西藏地方政府在原管理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门隅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在门隅建立地方行政机构,清查户口,颁布封文律令。在行政区划和建制上,按照不同地域和传统习惯,参照西藏其它地方实行的行政区划制度,将门隅地区划分为32个“措”或“定”(相当于乡一级行政机构,大的“措”与区一级机构相当)的地方行政组织。在“措”或“定”的基础上设有四个“宗”,即江噶尔、森格、德让和达隆宗。“宗”的建制相当于现在的县一级政权,有的小“宗”相当于区一级政权。为了管理“措”或“定”以及“宗”的行政事务,西藏地方政府在达旺设立了“达旺细哲”(意为“四联”)的行政管理机构。“细哲”指由四个方面的代表组成的联合管理委员会,即西藏地方政府委派的拉涅,一僧一俗各代表一方,哲蚌寺洛色林扎仓所派的达旺寺堪布,达旺寺扎仓代表。“达旺细哲”是管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常设机构。19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政府强化“达旺细哲”的管理职能,于1853年,授予错那宗僧俗宗本参与管辖门隅的权力,组成“达旺住哲”(意为“六联”)的更高一级的行政管理委员会。在“达旺住哲”的基础上,加上西藏地方政府拉恰勒空委派的错那宗“哲珠”(购米官),组成“达旺顿哲”(意为“七联”)的会议。“达旺顿哲”不是常设机构,通常只解决通商贸易问题,只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才召开会议。还有“达旺古哲”的“九联”会议,它是在“六联”的基础上增加达旺附近门尼玛三部即夏日措、斯如措和拉乌措的头人,主要解决措与措、村与村之间的纠纷。当遇到最紧急的事关整个门隅地区利害关系的重大事件时,“达旺住哲”会同门隅各部头人组成“达旺塔措”会议。以上不同层次的常设和非常设机构,发挥着各自的行政管理职能,封建农奴制统治在门隅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18世纪时,封建农奴制在门隅的统治已较为完备。一方面,西藏地方政权加强对门隅的治理,保障了西南边陲的稳定,巩固了祖国版图的完整与统一。另一方面,西藏三大领主——官家、寺院和贵族也加紧了在门隅的巧取豪夺,使曾长期生活在这里的门巴族人民不堪忍受。沉重的乌拉差役(乌拉差役是指赋税、差役、地租等内容的统称,“乌拉”一词是无偿劳役的意思,种类繁多,包括各种劳役、捐税、地租等。),加上连年的地震水灾和层层压榨,致使许多人户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们渴望着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好去处。这时,传来了东部的白玛岗是一个“不种青稞有糌粑,不养牦牛有酥油,不修房屋有房住”的佛乐胜境的美丽传说,给绝望中的门巴人带来了希望,引来了门巴族千里迢迢的长途迁徙。

门巴族的迁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迁往墨脱的已有10代人,最晚的距今有6代人,他们定居在白玛岗地区雅鲁藏布江沿岸。在墨脱,今天还能看到与他们东迁历史有关的许多遗迹,一些村庄也沿用了原籍时的地名和村名,如德尔工、地东等。部分门巴族迁居白玛岗,形成了门巴族东西分布的居住格局,给门巴族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844年,英印总督派驻印东北边境代办詹金斯少校压服6名门巴族头人,强行租借门隅的吉惹巴惹地方,迫使门巴族放弃对概里巴拉山口以南的管辖,引起门巴族群众的强烈不满,埋下了反抗斗争的火种。1872年冬,英占达让区副专员郭惹亨少校,趁英方与不丹划界之机,也向当地门巴族头人提出划清达旺与英方的边界,当即遭到门巴族头人的坚决拒绝,表现出门巴族人民决不妥协的坚定爱国精神。

1913—1914年,英国政府代表享利•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上,以讹诈和欺骗手段诱使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边觉多吉与其进行秘密交易,将门隅、珞瑜和下察隅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英印版图,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线”一出笼就遭到中国政府和西藏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等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中央政府始终不承认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英殖民主义者侵略的野心仍然不死,他们先是假借考察、探险等名义加紧渗透,或是通过挑拨藏、门之间的民族关系扩大势力范围,但均被门、藏等各族人民所识破。1938年,英国派一支远征队于4月到达达旺,立即遭到门巴族人民的坚决抵制,迫使英国远征队撤退。1944年初,侵略者武装侵入门隅德让宗,当即遭到错那宗政府、“达旺住哲”和门巴族广大群众的激烈反对。

1947年之后,脱离英国而独立的印度政府,继承了英国政府对中国西藏的领土占领,企图把英国政府未实现的侵占计划加以实现。1947年,控制门隅色拉山以南的印军,下令不准色拉山以北的门巴族群众向西藏地方政府支差纳税,立刻遭到该地区群众的强烈反对。1951年2月7日,印军进占门隅中心达旺。达旺僧俗群众自动集会,要求印军退出达旺,要求错那宗宗本收回门隅失地。错那宗政府当即向西藏地方政府报告了印军的侵占情况。根据西藏地方政府的指示,错那宗政府和达旺寺堪布坚持向门巴族百姓征收赋税,直至1953年才被迫中断。门巴族人民面对殖民主义扩张势力和外国侵略者时表现出了凛然正气和铮铮铁骨。门巴族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保卫祖国西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藏和平解放前,在门巴族社会中,封建农奴制统治与门巴族原始村社组织同时并存。对于三大领主来说,领主是领地范围内的生产资料如土地、山林、草场、河流的最高所有者,领地范围内的门巴族全体民众是领主的农奴,而对于墨脱地区村社组织的门巴族居民来说,村社范围内的生产资料由集体占有,村社内部成员之间没有等级划分和阶级对抗,民族内部贫富悬殊不大,阶级分化不明显。在门巴族传统社会中,封建农奴主是利用原始村社组织形式来推行封建农奴制的,封建农奴制与门巴族的原始村社结合形成了一种复合社会形态,这是门巴族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

西藏三大领主为强化对门巴族人民的统治,在门隅逐渐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治统治机构。西藏和平解放前,门巴族地区被划分为若干个“措”或“定”的行政单位(相当于县下边的区)。墨脱划分为5个措,门隅划分为32个“措”或“定”,在“措”或“定”的基础上设有四个“宗”,即江噶尔、森格、德让和达隆宗。江噶尔宗宗本由错那宗任命;森格宗宗本由江噶尔宗本兼任;德让宗和达隆宗宗本由达旺寺扎仓会议任命。

错那宗本,可以委派门隅部分地区的楚巴(税官)。楚巴直接向宗本负责。楚巴不仅收税,还有行政和司法的职能。楚巴实际上成了宗本的代理人,楚卡(收税处)就是宗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基层政治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门隅各措(定)没有措本的设置,各措有一至二名“根保”(有的地方叫提根)。根保要听命宗本和楚巴的差遣,传达农奴主的旨意,推派差赋和乌拉,调解民事纠纷和处理村内行政事务。根保3年一任,一般是在上年岁的差巴中轮流担任。根保之下,设一“格米”,为根保干一些送信跑腿方面的杂务,由差巴轮流担任,经常轮换。

西藏地方政府通过各级行政机构,在门巴族地区清查户籍,支派乌拉,征收赋税,行使司法权力。

门巴族以村落为单位聚居,在一个村落内包含有若干父系家庭。早期的氏族血缘纽带已经破裂,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成为政治和经济基础,门巴族的村社公有制就是在地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门巴族村社有明确的地域界限,村社与村社之间通常是以山脊、河流、溪涧为标志,彼此不可随意侵越。村社占据的地域称“基萨”,意为“公地”,在村社基萨范围内的土地、草场、山林和荒地归村社公有,村社内的个体家庭只有使用权和使用继承权,没有买卖权。绝嗣者的土地仍归还村社公有。封建农奴制确立以后,由于整个门隅和墨脱归属不同领主所有,原先分配给村社成员的土地、草场等也随之成为领主的份地,收入不再完全归村社成员所有,大部分以支付差赋等形式被领主无偿占有。

每一个村社组织都有一个村社长,门隅门巴族称之为“格琼”,墨脱门巴族称之为“学本”。村社长由全体成员民主推举产生,一般是推举办事公道、能说善辩、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人担任,任期一年。格琼和学本没有特权,没有薪俸,平时同村社成员一样地参加劳动,一样地交纳差赋劳役,是村社平等的一员。在门巴族地区实施封建农奴制统治以前,村社长替代了氏族头人而行使地缘公社头人的职责,主要任务是组织和主持村社的生产、分配,协调村社内部事务,执行习惯法,代表村社对外联络与谈判等。待到实施封建农奴制统治以后,复合的社会形态,又使村社长增加了负责传达官家领主等指令,组织交纳差赋劳役等任务。

在门巴族的农业生产活动中,集体轮作制和伙有共耕制普遍存在。所谓集体轮作制,是指本属私人占有的耕地,却采用集体轮作的方式耕种,多在刀耕火种上采用。互相借地不是几户人家之间的私人协商,而是全村各户必须遵守的原则和应尽的义务。这种私人占有土地而集体轮种的耕作制度,是门巴族原始公社时期定期分配耕地的残余形式。伙耕制在墨脱门巴族中大量存在。种植玉米时,由三五户人家自愿结合,伙有共耕,一道砍伐山林,种子均摊,收获物均分。除伙耕外,门巴族在农事生产中互相换工十分普遍,互相合作的风气很浓。直到今天,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和包产到户,但伙耕、换工和互相合作的习惯仍未改变。

门巴族村社内部的人际关系保持着平等和谐的道德风尚。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伙耕、建屋、婚娶、待客等,村社成员都视为自己份内的事。互帮互助,集体友爱,平等民主的原始村公社精神还有较多的保存。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门巴族人民和西藏各族人民一道,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飞跃,获得了民族新生。

1959年7月,墨脱县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同年,错那县原勒布四措撤销,成立了勒布区,下设麻玛乡、基巴乡、贡日乡和勒乡4个乡。门巴族地区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广大门巴族农奴在政治上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成了国家的主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门巴族主要聚居地得到了全面落实。林芝地区墨脱县是以门巴族为主体的边境县,县的历届主要领导都由门巴族担任。林芝县排龙乡是门巴族在林芝县的集中聚居区,根据该地的实际情况,专门成立了林芝排龙门巴民族乡。山南地区错那县勒布区是最早建立门巴族自治政权的地区,为了加强该地区的管理和扶持力度,撤销了勒布区的建制,成立了勒布办事处,仍下设麻玛等4个门巴民族乡。今天,从地方到全国的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中,都有门巴族的代表和委员,直接参加国家和地方管理。

门巴族的生产方式主要有农业、牧业和手工业。农业是门巴族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门隅的农业比较发达,以较为精细的锄耕和犁耕为主,墨脱以刀耕火种为主。门隅腹心及以南地区的农作物主要有稻米、小米、高粱、玉米、青稞、大豆等。门隅北部的勒布、邦金一带以生产荞麦和小麦为主。墨脱地区种植玉米、鸡爪谷、水稻和青稞等粮食作物。门巴族地区气候温和,瓜果蔬菜品种丰富,有萝卜、卷心菜、黄瓜、南瓜、冬瓜、辣椒、茄子等几十个品种。

牧业生产是门隅门巴族的重要经济活动。门隅北部有许多水草丰茂、草质肥美的天然牧场,为门巴族从事牧业生产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畜牧产品主要有酥油、奶渣等乳类制品和牛肉、牛毛、牛皮等。这些既是门巴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又是他们用以交换的重要物资。

狩猎在墨脱门巴族传统的生产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墨脱有着浩瀚的原始森林,栖息着种类繁多的飞禽走兽,为门巴族的狩猎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动物资源。门巴族的狩猎活动多在夏、冬两季,夏季以捕猎香獐为主,冬季以捕猎野牛为主。现在墨脱已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统的狩猎活动受到了较大的限制,野牛、羚羊、香獐等动物已禁猎,人们只能捕猎山鼠、野鸡等非保护类动物。

门巴族的手工业有竹木器、石器制作、金属加工以及造纸等门类,其中以竹木器制作最为发达和最具特色。门巴木碗久负盛名,门巴竹器远销西藏各地,享誉藏区。

门巴族传统的交通工具十分简单,无代步工具。运输时,门隅门巴族有时使用畜力,墨脱门巴族则完全靠人背运。人力、藤筐和竹筐,外加一根“丁”字形手杖,是门巴族外出时常用的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在门隅和墨脱地区,河网密布,桥梁纵横,既有溜索桥和藤网桥,也有竹索桥和木桥,最具特色的是藤网桥。一座座藤网桥像一条条蛟龙飞腾在江河溪涧之上,成为门隅和珞瑜地区特有的景观。

在日常生活中,门巴族的主食主要有荞麦饼、玉米饭、大米饭和鸡爪谷糊。玉米饭是墨脱门巴族的主食。鸡爪谷,谷穗形似鸡爪,故得名,产于墨脱和珞瑜地区。鸡爪谷的食用方法一般是炒熟后磨成面后干食,也做成黏坨食用。鸡爪谷还是酿酒的优质原料。墨脱门巴族酿造的“邦羌”酒,主要是以鸡爪谷为原料酿制成的。在门隅南部和墨脱地区出产稻米,因而米饭也是门巴族的重要主食。

在门巴族饮食结构中,常见的蔬菜品种有白菜、萝卜、元根、土豆、黄瓜等。门隅和墨脱森林茂密,盛产野生蘑菇和木耳。蘑菇种类繁多,味道十分鲜美。

门巴族日常生活中饮料有酒和茶两大类别。酒有“邦羌”、米酒和青稞酒,茶有酥油茶和清茶。石锅是门巴族特有的煮饭做菜的炊具。石锅传热慢,炖肉做饭可保持食物的原味,十分鲜美,深受人们喜爱。门巴族居住地区多竹木,餐具主要是用竹木制作。其中最有名的是门巴木碗。木碗以桔红色为主调,明亮、华丽,造型丰富,线条流畅,富有动态美。

在门巴族饮食礼仪中,饮酒习俗丰富而具有特色。门巴族善饮酒,大至婚丧嫁娶、宗教礼仪,小到日常杂活、谈天说地,均离不开酒。

门巴女性服饰绚丽多彩。门隅达旺一带的妇女穿称为“堆通江坚”的花上衣,衣服上绣缀有人、牛、太阳和各种花卉的彩色图案,色彩用白、蓝、黄、红四色搭配。妇女穿白短内衣,下体穿筒裙,筒裙由条纹花布做成。勒布、邦金等地妇女穿内衣和外罩衣,围白色氆氇裙。外罩衣服长及小腿,质料系羊毛织成的氆氇呢,色彩为红色和黑色,斜襟右衽,衣角开口,用孔雀蓝布压边,无领、无扣、无衣袋,穿者腰部围一条称为“金玛”的白氆氇做的围裙。墨脱门巴族妇女喜欢穿白色的无领、圆口、搭襟小上衣,一般不穿外罩衣服,下身喜欢穿有竖条花纹、下边带飘穗的筒裙。妇女系腰带,腰间佩挂小腰刀。墨脱门巴族崇尚白色,反映在服饰穿戴上男女上衣均以白色为主。

在勒布地区,妇女有一件不同于其他地区门巴族妇女的特殊装束,这就是披挂在她们后背上的那张完整的小牛皮。披挂时,小牛犊皮毛向内而皮板朝外,头部向上直抵披挂者颈项,牛尾朝下,四肢向两侧伸展。

门巴族男子的服装有外套、内衣和长裤等。长外套用羊毛纺织的氆氇作料,衣长达膝,斜襟右衽,立领长袖,无扣和衣袋,镶蓝色滚边,外套以红色为主,穿衣时系红氆氇腰带。内衣一般用白土绸作料,斜襟右衽,无领。

达旺一带的门巴族妇女戴一种称为“古奥洛木”的帽子。这种帽子由牦牛毛编织而成,圆顶,帽沿有五角,垂吊5根缨穗,戴时,1根穗子对准鼻梁正中,另4根在侧面和脑后,芒果一带的妇女帽形似达旺帽,前后缨穗有18条之多。邦金妇女的帽形亦似达旺帽,虽没有飘逸的穗子,但在帽沿上插一支孔雀翎或雉鸡尾,鲜艳夺目,别致美观。勒布一带的门巴族男女戴一顶别具特色的小帽,门巴语叫“巴尔霞”。“巴尔霞”的圆顶用黑氆氇呢制成,帽围是用红色氆氇或红色毡绒缝制的二寸高的筒状,翻沿部分用的是桔黄色毡绒,镶以孔雀蓝沿边,并留一楔形缺口。戴时,习惯将缺口对着右眼的上方。过去女帽色料全用黄色,帽沿缀有垂至眉际的五彩色线穗子。

门巴族妇女的饰品有耳环、项饰、腰带、手镯、戒指等。男子蓄长发,佩戴耳饰,胸前喜戴一菱形“嘎乌”,腰佩长刀,挽弓挎箭,十分刚健英武。

门巴族民居主要有碉房式石楼和干栏式木屋两类。石楼的屋顶用木板苫盖,有苫檐伸出楼壁,楼顶两面坡倾成人家形。石楼基座大多为长方形,楼壁垂直高耸。基座和楼壁全用石块砌成,不用挂梁。楼屋之间铺排木板。门巴石楼一般分作3层,底层供圈养牲畜使用,中层是住人的居室,上层堆放粮食和杂物。

干栏式木屋,是墨脱门巴族的房屋建筑。门巴木屋的建筑为竹木结构,一般为三层。底层无围墙,供拴养牲畜用,第二层为人居住的住室。住室的外侧有宽大的外走廊,兼作晒台,是人们编竹器、做木活的场所。底层与外走廊相连接的是一架用粗大的圆木砍凿成的木梯。第三层存放杂物。屋顶为两面坡人字型。门巴族粮仓与木屋是分开建的,一般相距数米或十几米。门巴族修房造屋,从选择地基、开工到落成竣工,有丰富的习俗和礼仪。

门巴族的节日文化丰富多彩,年节礼俗引人入胜。墨脱门巴族以十二月为岁首。从藏历11月开始,人们就做过年的准备。大年初一早上鸡鸣第一遍时,全家人就起床,穿新衣,互致问候祝福,每人喝一碗用酥油、奶酪、“邦羌”和鸡蛋煮制的饮料。从初二开始,门巴族以村寨为单位,全村人集中一起,轮流去各家聚餐。这期间,欢歌笑语不绝于耳,人们除载歌载舞欢度佳节,举行射箭、抱石、跳高、拔河等体育竞技和游戏活动,整个村寨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门隅门巴族过新年是从藏历元月初一至十五日为节庆日子。新年前夕,家家户户大扫除,用面粉调成糊状,在门、墙和椽条上面涂各种吉祥图案。12月29日除夕之夜,各家均要喝一种用面团、肉块等9种食物煮的粥,以示生活富足。许多人家还准备一个叫“切玛”的五谷斗,内装炒青稞、糌粑面等物,预祝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大年初一清晨,各家主妇争相早起,抢先到平常汲水的地方背回第一桶水,认为新年最早背回的水是雪山顶上狮子流下来的奶汁,象征财富,谁背到第一桶水最吉利。初一合家欢聚,不走亲串户。从年初二开始,人们走村串户,探亲访友,相互道喜。到别人家串门时,妇女必须走在前面先进屋,切忌男子先串门进屋。门巴人认为,新年时来客是妇女,预示着家中猪牛会多生母畜,是六畜兴旺的好兆头。节日期间,人们欢聚一堂,唱歌跳舞,还开展人们喜闻乐见的游艺活动。节日期间还有一个大型活动,就是门巴戏的演出。各村寨都有业余戏班,届时演门巴族传统剧目《阿拉卡教父子》和《卓娃桑姆》等,全村不分男女老幼都去观看,甚为热闹。藏历十五日,是整个节日的最后一天,全村男女集体聚会,共同分享各家准备的美味食品。家家房顶上竖立旗杆,悬挂经幡,祭天祈福。

妇女怀孕后,仍从事劳作和家务。门隅妇女过去必须回娘家生第一胎,现在仍以在娘家生孩子居多。墨脱门巴族在哪里生第一胎由生育妇女决定。妇女生产时,由老阿妈或家人接生。孩子出生后,乡里四邻、亲朋好友携带蛋、肉、黄酒等前来祝贺,但来人不能进产妇的屋子。

门巴族青年婚前社交比较自由,一般女子在十六七岁,男子在十八岁左右,男女之间便可自由交往。青年男女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双方有了感情后,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便可请媒人或由父母亲自去对方家提亲。一般是找与自家关系好、能说会道、有一定威信的人充当媒人。去时带上几竹筒酒和数条哈达,给对方家倒“喜尔羌“(求婚酒)和敬献哈达,对方同意这门亲事就会喝酒并收下哈达,然后择期举行订婚仪式,订婚后一般要半年或一年以上才能结婚。

结婚之日,迎亲人着节日盛装,带着哈达和青稞酒到女方家迎接新娘。娘家送亲人有舅、姑、兄弟等亲戚,新娘父母不随队伍前往,由男家派专人来迎接。迎亲途中男方家要敬女家3道酒,有专门安排的敬酒人在路旁恭候。新娘到男家后即被带入内室,脱去从娘家穿来的衣服首饰,里里外外换上婆家准备的一套东西,表明新娘从此属于婆家人。换好衣后新娘和新郎入座,乡亲们向一对新人和娘家客人献哈达、敬酒,唱诵颂词和吉祥歌。婚礼第二天,娘家以舅父为主的客人借口酒不香浓、敬酒女无笑颜为由开始发难,挥舞拳头捶打桌子,掀翻酒碗杯盘,责骂男家,婚礼出现戏剧性的场面。男家会急忙端上好酒好菜,向娘家人赔罪,请求原谅,闹剧最后以舅父接受男家的“赔罪酒”而平息。婚礼第三天,新郎家要为新娘的父母及亲属在一个专门的房间设丰盛的酒宴,一边喝酒吃饭,一边商量新娘何时落户夫家。娘家客人在酒宴上要给新娘送些钱物,舅父及父母依次劝慰女儿,教训女婿。临近傍晚时,酒女和歌女手捧大碗酒,边歌边舞给娘家人敬“杂羌”(送行酒),这时新娘的亲属们挥舞着哈达,唱起急促的短调“回去歌”,蜂拥而上,将新娘从婚宴上抢走。新郎的亲属们也挥舞着哈达,唱着“归来歌”,急忙追出门外去抢夺,最后由媒人出面才能平息“风波”。婚礼期间,人们饮酒狂歌,欢跃舞蹈,通宵达旦。整个婚礼高潮迭起,风趣多姿。

门巴族的葬式有土葬、水葬、火葬和天葬,还有少量的屋顶葬和屋底葬。有一次葬,也有二次或三次葬型的复合葬。

门巴族的音乐是与歌、舞、戏剧结合一起的。门巴族的音乐歌体有萨玛体、卓鲁体、加鲁体和喜歌体等。萨玛歌体多用于节庆、婚礼、亲朋欢聚等场合。在敬酒时演唱,故又称为萨玛酒歌。卓鲁意为牧歌,相传是由门巴族的牧业始祖太波嘎列创作的,流行于门隅地区。卓鲁体曲调舒缓宽广、高亢而绵长,除牧人在生产劳作时歌唱外,还用于叙事诗的演唱。加鲁意为情歌,曲调细腻而流畅。喜歌体以卡萨喜扎为代表,曲调活泼欢快。门巴族的传统乐器有“里令”(双音笛)、“塔阿让布龙”(五音笛)、“基斯岗”(竹口琴)和牛角琴。

门巴族的舞蹈最有特点的是“巴羌”、“颇章拉堆巴”和牦牛舞等。“巴羌”意为跳神舞。舞蹈多模拟鸟兽形象,有牛舞、猪舞、鸟舞、犬舞、大鹏舞等,主要在宗教祭典和仪式上表演。“颇章拉堆巴”意为贺新房,这是门隅门巴族在新房竣工时跳的一种欢快的舞蹈,表演者边舞边歌,表达对新房的赞美,对房主家的祝福。牦牛舞表演时模拟牦牛的各种动作,形象逼真,富于情趣。人们在农闲、节日和喜庆时节还跳圆圈舞、嬉戏舞以娱乐。

门巴族戏剧俗称门巴戏,是在门巴族丰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孕育、萌生、成长起来的民族艺术之花。门巴戏保留了戏剧的早期形态。表演时,戴不同的动物形象假面具,还要身披不同的饰品,多以动物的皮革、羽毛披挂在身,表演中模拟各种动物的姿态和动作,人物道白很少,跳时不唱,唱时不跳。使用的乐器是巫师跳神时的鼓和钹,只有一人击打乐器,没有固定的戏班和专职演员。戏剧的表演形式十分粗犷和古朴,保留着早期戏剧的古老面貌。门巴戏的传统剧目还有《卓娃桑姆》和《诺桑王子》等。2006年5月20日,山南门巴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门巴族的文学艺术十分丰富,主要门类有神话、传说、故事和诗歌等。

人类诞生神话有《猴子变人》和《三兄弟和扎深木》。《三兄弟和扎深木》讲,很早以前,雅鲁藏布江江水漫了出来,淹没了整个世界,只有南迦巴瓦峰还矗立在汪洋的中央,只有一个男孩侥幸活了下来。天神授意扎深木女神同男孩结为夫妻,生下了许多浑身长毛的孩子。他们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住在山洞里。天神见此情景,送给男孩荞麦种和小刀。男孩学会了种庄稼,用“窝麻”药草的嫩根煮水给孩子洗澡,洗去了孩子身上的毛。因为孩子怕热水烫,把头伸进洞里,身子露在外面,所以留下了头发。从那以后,世上有了人,并且成了今天这个模样。

《皮休嘎木》是一篇门巴族家喻户晓的传说。反映的是工匠和桥梁建筑发明家皮休嘎木的传说。门巴族还有许多反映民族迁徙和民族间友好往来的传说。门巴族有丰富的动物故事和生活故事。动物故事语言生动而精炼,常把动物形态的描绘与讽喻意义的表现混融一体,寓意深刻,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生活故事中有幻想性色彩浓郁的作品,如《隅南热巴的故事》、《宝碗》等,还有许多直接反映现实生活斗争的写实性的作品,其中反映劳苦大众同领主斗争的题材,在门巴族民间故事中占有很大的份量。

在门巴族民间诗歌中,“萨玛酒歌”是一个主要的诗体。萨玛酒歌分独段体和多段体两种,以多段体居多。在结构上,一般一首完整的多段体诗为3段。每段由3行或5行诗行构成。每诗行有6音节或9音节,也有7音节或8音节构成一诗行的。顿律通常为3顿。萨玛酒歌题材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歌颂和赞美家乡的诗歌《萨玛•家乡》和《萨玛•白鹤歌》,热情讴歌了家乡的富饶、美丽与神奇。

情歌也是门巴族诗歌的重要诗体。门巴族情歌多为独段体,基本结构为每首诗4句诗行(偶而有6句诗行),每句6个音节,分3顿,每顿均为两个音节。门巴族情歌结构短小,易唱易诵,音韵铿锵,节奏鲜明,善用比兴手法,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门巴族情歌主要以爱情和婚姻作为基本主题,有的表达男女双方互相倾慕、爱恋的炽烈情感,有的表现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有的表达对情侣的痴痴思念,有的抒发由于爱情悲剧引起的忧伤与哀怨。在门巴族民间诗歌创作中,叙事长诗《太波嘎列》是一部规模较大、流传广泛的作品。门巴族的作家文学以《仓央嘉措情歌》为其代表。《仓央嘉措情歌》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艺术精湛,已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学佳作,在西藏地区影响深远,深受人们的喜爱。

西藏民主改革后,门巴族人民摆脱了世代受奴役、受剥削的境地。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门巴族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发展生产、建设家园的热潮中。经过不懈的努力,门巴族地区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原因,过去,门巴族地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西藏民主改革前,门巴族居住的勒布沟被称为“饥饿的山谷”,墨脱门巴族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靠采集野果、块根和兽肉度日。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扶持下,人们改变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引入先进农具和耕作方式,推广科学种田,粮食生产从最初的半自给到自给有余,人民很快解决了温饱,彻底告别了饥饿时代。改革开放以后,门巴族地区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运输业和第三产业,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发展,群众增收很快。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由于国家兴边富民行动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特殊政策的实施,门巴族地区经济社会更是得到又好又快发展。林芝县排龙门巴民族乡下辖9个行政村17个自然村,共有110户612人。过去交通困难,信息闭塞,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全乡不通公路不通电,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群众生活水平低下,是林芝县唯一的贫困乡。为了彻底改变该乡贫穷落后的状况,2000年,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将该乡整体搬迁到318国道林芝县境内的更张地带,彻底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林芝县还争取资金数百万元,投入搬迁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使群众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处处呈现出现代化农村的新景象。该乡还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加大农牧业结构调整,种植大棚蔬菜,利用荒坡地栽种优质水果等经济林木,经济社会得到良性快速发展。墨脱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农业方面,粮食生产连年丰收,2004年全年粮油总产量已达5540余吨。全县牲畜出栏率和商品率增加明显,牲畜存栏达1.2万头。注重发展特色种植业和养殖业,引导农牧民群众进行劳务输出和参与物资运输,每年使全县农牧民人均增收830多元。

西藏民主改革前,门巴族地区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除少量的僧职人员懂藏文外,广大群众都是文盲。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门巴族教育事业的发展,现在门巴族地区村村有夜校,乡乡有小学,门巴族有了数量不少的大学生、中专生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成人的文盲率逐年降低,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迅速提高,民族教育呈现发展的勃勃生机。

门巴族的现代教育是从夜校的开办起步的,夜校成为成人脱盲教育和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形式,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为了发展门巴族地区的现代教育,国家拨出专款,在墨脱县、错那县和林芝县等门巴族集中居住的乡村兴建学校,满足门巴族少年儿童就近上学的需求。为了更快地发展包括门巴族在内的西藏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西藏自治区教育委员会于1988年投入大量资金兴建了林芝民族学校。学校教学设施齐备,教学手段先进,是一所重点招收西藏自治区境内少数民族如门巴族、珞巴族、僜人和夏尔巴人学生为主的专门学校。今天,门巴族的现代教育已呈现立体发展格局,形成了较完善的教育体系。门巴族地区村有夜校和小学,乡有完小,县有中学,地区有民族学校和高中,自治区有各类专业技术学校和大专院校,祖国内地的16个省市开办西藏中学和西藏班,为门巴族青少年的学习和深造提供了各种机会和良好的条件。

由于各级政府重视教育,不断加大投入,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墨脱县已顺利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普六”验收,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初中升学率达到95%,成人文盲率大幅度降低。勒布办事处建有中心小学,已完成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作为门巴族教育发展的重要成果和突出标志,是一批具有较高学历和良好素质人才的脱颖而出。据统计,截至2000年,门巴族已有3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和研究生毕业于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大学等高等院校和区内外的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如今他们活跃在西藏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成为建设家乡、建设西藏的生力军。

在教育事业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门巴族的文化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门巴族各村寨都建有文化室和医疗卫生室,乡建有中心医院或卫生所,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取得了显著成效,基础卫生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已初步改变了门巴族地区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国家的重点扶持和合作医疗制的实施,使群众的医疗卫生和健康权益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门巴族生活的喜马拉雅东部山区地处边陲,高山大川重重阻隔,交通极为困难。为了改变门巴族地区的交通状况,国家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建桥修路。在门隅,已修通了错那县府所在地到勒布办事处各乡的公路,在娘江曲河及其支流上架设了多座水泥石孔桥。公路和桥梁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交通状况。现在从勒布办事处所在地麻玛到错那县政府,开汽车只需约2个小时;从勒布沟到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泽当镇,开汽车不到1天就能抵达。在墨脱,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上已架设了多座钢索吊桥,方便了江两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国家投入巨资修建了扎(木)—墨(脱)公路,于1994年2月实现了分季、分段初通。墨脱公路的修建,必将有力地推动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巩固和加强我国边防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现代通讯事业在西藏和平解放后得到了飞速发展,传统通讯方式得以根本改变。邮政和电信,作为现代化通讯最基本的手段,在门巴族地区发展很快。有关部门根据门巴族居住地偏僻、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优先发展电信业务,特别是墨脱地区,更是以发展电信通讯为主。这样,即使大雪封山交通阻断,无线电波也能把门巴族人民同祖国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发展广播电视事业,自治区有关部门拨出专款,在勒布和墨脱地区修建水电站,解决广播电视以及人民日常生活用电;购买广播电讯器材,建立有线广播网;近年又建立了地面卫星接收站、电视差转台、程控电话交换机和移动通讯网络。在勒布门巴族聚居区,人们可以方便地使用手机等现代化通讯设备。在墨脱,中国电信和移动通讯公司也相继开通了程控电话和移动电话,有线电视可以收看数十套节目。门巴族人民永远告别了封闭的时代,每天能从广播电视中获取大量的外部信息,能方便地用现代通讯手段同外界保持联系。

在党的领导下,在各级人民政府的关怀帮助下,门巴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为门巴族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勤劳智慧的门巴族人民正在创造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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