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总人口24434人（数据来源于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分布在大河家乡的大墩、甘河滩、梅坡三个村（习惯上称之为“保安三庄”）和刘集乡的高赵李家村、柳沟乡的斜套村。其余散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其它各县和兰州市以及青海、新疆等地。

保安族聚居的大河家地方，位于临夏的西部，西靠巍峨的积石山，北临滔滔黄河，气候温和，有茂密的森林，丰美的水草，是个宜农宜牧的好地方。

保安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土族、东乡族的语言比较接近。由于和周围汉族、回族长时期的交往，保安语中汉语借词较多。保安族通用汉文，以汉文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

保安族的族称来源于原居住地——青海省同仁县隆务河边的保安城。据记载，保安族大约自明朝初年起，居住在保安城、下庄、尕撒尔（当时俗称“保安三庄”）一带，自称“保安人”，周围的土族、藏族称其为“回回”。清同治元年迁徙到甘肃省积石山地区。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不承认保安族是一个单一民族，一直称其为“保安回”、“番回”。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意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于1952年3月25日正式批准“保安族”为单一民族。

关于保安族的族源和形成，由于史料缺乏，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主要有蒙古人为主说、回族为主说和色目人为主说等。

蒙古人为主说。根据保安族的传说、语言特点和类似蒙古族的某些生活习俗方面来看，保安族可能是元明时期一批蒙古人，在青海同仁一带驻军垦牧，同周围的回、汉、藏、土各族长期交往，逐步形成的一个民族。

回族为主说。持此观点者多是从保安族与回族有关的传说来追溯其源流的。有认为保安族是从四川保宁府（今阆中市）或南京等地迁至青海同仁一带的“回民”，与当地其他民族结亲落户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有认为从陕西、甘肃临夏等地派往保安地方屯垦守边的回、汉“营伍人”（即戍边部队），落户定居发展而成保安族；还有认为是临夏大河家地方的“回回”，因长期在同仁等地经商，后落户定居发展形成了保安族。

色目人为主说。认为保安族原先居住过的青海同仁地区，早在汉、唐之际，曾先后为西羌、吐谷浑、吐蕃的属地。1032年，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后，其势力也涉及同仁地区。辽、金时期，女真人控制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其影响直达包括同仁在内的积石州境域。13世纪初，成吉思汗在统一大漠南北蒙古诸部以后，进行大规模的西征。在西征过程中，将中亚诸国大批被俘的青壮年编入“探马赤军”，协助蒙古军队作战。这些人包括回回、哈剌鲁、康里、阿儿浑、撒尔塔、汪古等多种人，当时被通称为“色目人”（意为“各色各目”）。1225年，成吉思汗由中亚回师蒙古，这批色目人又随蒙古军队进入并留牧西北等地。1227年，蒙古军队灭掉西夏，并渡河攻打积石州，占领了包括同仁在内的河州地区。1247年，西藏萨班会见蒙古太子阔端后，蒙古军队与西藏的往来随之频繁。从此，同仁一带成为兵家过往的交通要道，同时成为沟通内地与西域贸易的据点，驻扎着包括中亚诸国人在内的蒙古军队。1259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随着战争的减少，遂将“探马赤军”编入民籍，就地驻扎屯垦，允许他们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成为“民户”。从此，在同仁一带戍边屯垦的军士，就成为保安族的“先民”。

明朝时，统治者为了“守边防番”，在各地增修城堡，并派兵驻守。洪武时期，在今青海同仁地区设置保安站、保安堡；万历年间，在同仁隆务地区设置“保安营”，并扩建为保安城，隶属河州卫，置都指挥，管辖同仁十二族（亦称“保安十二族”，意为同仁地方的十二个以藏族、土族居民为主的大部落）。这时在包括同仁在内的河州一带落户的蒙古人、色目人仍然居多。原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主要聚居在隆务河边的保安城、下庄和尕撒尔等地。后来明朝政府不断从各地调来大批回、汉族军士屯田戍边。“保安营”得到发展和扩大，保安地方的民族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以色目人后裔为基础，回族、蒙古族、藏族、汉族、土族等民族相邻共处，联姻结亲，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共同语言，具有了共同心理素质，大致在明朝中叶，自然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保安族。

清咸丰、同治年间，由于受当地喇嘛教隆务寺封建农奴主的欺压，保安族被迫迁徙，在循化住了几年，又转入甘肃，在积石山边临夏大河家、刘集一带定居下来，在新的定居地，保安族仍按同仁居住时的习惯，尕撒尔的保安人聚居在大墩村，下庄的保安人聚居在甘河滩村，保安城的保安人聚居在梅坡村，形成今天的“保安三庄”。从清末至民国时期，保安族一直处在地方军阀马安良、马步芳等统治下。1930年起，国民党政府推行保甲制，将该地划为“两保”。

历史上，保安族人民曾以不同形式参加了临夏地区回、汉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清同治初年，保安族在由青海同仁向临夏迁徙的过程中，参加了当地回族反清起义。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驻守京城的“甘军”中有十几名保安族战士同兄弟民族士兵一道，英勇地打击外国侵略者，一些保安族战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保安族人民不断地同封建统治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派捐、派差、抓丁、强占水利资源和山林等暴行展开斗争。他们常常男女老少一起出动，拿起斧头、刀子同反动乡政府以及地主爪牙们展开英勇的斗争。这充分表现了保安族人口虽少，但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团结战斗精神。

关于保安族的早期生活，文献记载比较缺乏。据民间传说，约在清同治时从青海迁到甘肃以前，社会生活中已经呈现出很多封建社会的特征。保安族的早期社会，大体沿袭历史旧制，除以部落组织的形式，受地方土司管辖外，各村都设有头人主持事务，称作“坊头”。很多“坊头”倚仗权势，霸占土地，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

保安族迁到甘肃临夏大河家地区以后，原来的封建头人便与当地官僚、地主、教主们勾结，霸占了大片农田、林地、果园，垄断了保安三庄的三条峡水。在保安三庄，占总户数6.7％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部耕地的33％以上，并和当地回族官僚、地主共同霸占着大河家地区的大片林地和果园，几乎垄断了当地所有的水利资源。贫苦农民只能耕种沿山根的干旱地或河滩地，他们多数沦为地主的佃户，受到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在这里，实物地租是地主对佃农进行剥削的普遍形式，租率一般在50％以上。高利贷剥削名目繁多，其中被称为“驴打滚”的月利一般为一分，致使农民负债累累。佃农们每年起码要为地主无偿劳役三个月，替地主家修房子、打堡子、整果园等等，甚至农忙时节也要随叫随到。正如地主叫嚣的：“你们的油缸倒了，也得先扶我的水缸。”保安族居住的梅坡、麻池、岔口三个自然村，新中国成立前就有180户人家给地主扛长工和短工。不仅如此，地主阶级还通过雇佣长工、买卖丫环等形式进行剥削和压榨。这些都显示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保安族社会封建性较强的特点。在野蛮的封建压榨下，保安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十分落后，贫苦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悲惨生活。

保安族以经营农业生产为主，部分人兼营手工业和副业。他们的农业生产在东迁以前已见诸记载，至清雍正初年，保安、撒拉地区，凡有成熟之地，久为恒产。东迁后学习汉、回等族生产技术，耕作采用豆、麦倒茬轮歇制，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等，开始大量种植小麦。保安族的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玉米、青稞、胡麦、豆类、洋芋等，经济作物有胡麻、油菜、大麻、花椒。蔬菜品种主要有白菜、茄子、西红柿、辣椒等。果树品种亦繁多,有桃树、梨树、核桃树、苹果树等。保安族最具民族特色的手工业是打刀，被称为“保安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保安刀的生产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制作技艺高超，锋利耐用，精致美观。著名的“双刀”和“双垒刀”的刀把，多用黄铜或红铜、牛骨垒叠而成，图案清雅美丽，享有“十样景”的赞词，誉满甘肃、青海、西藏等省区。

保安族起先与蒙古族相邻而居，服饰与蒙古族相似。在青海同仁居住的后期（元朝后期），受藏、土族的影响，服饰有所变化：男女在春、夏、秋三季穿长衫、戴礼帽，有的男子还穿高领的白色短褂，外套黑色的坎肩。女子脚穿绣花鞋，服饰色彩比较鲜艳。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保安族迁徙到今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地区后，与回族、东乡族、汉族密切往来，及生产生活的需要，保安族服饰又有了明显的变化。平时男女喜欢戴白色或青色的无沿帽，穿白布衫，套青布坎肩。逢节庆时，男子一般头戴礼帽，身着黑色条绒长袍，这种长袍比藏族穿的长袍稍短，饰有不同宽度和色彩的“加边”，外束腰带，系腰刀，足穿高筒靴。女子则穿过膝的长袍，外套深色的坎肩，饰有花边。

如今，保安族男子平时戴白色号帽（用白布或黑布做的一种圆顶布帽），身穿白色衬衣，黑色坎肩，蓝或灰色裤子；走亲访友或外出时，多穿中山服、军便服或夹克。女子喜穿色彩艳丽的右衽上衣、长裤，外套坎肩，并嵌有花边；一般戴盖头，通常少女戴绿色的，婚后戴黑色的，老年戴白色的。

保安族日常饮食多以小麦、青稞、玉米、豆子等加工制成的面食为主。喜欢炖食，如手抓羊肉、碗菜（熟牛羊肉切块，加胡萝卜、土豆、粉条，用牛羊肉汤烩成）等，以全羊席最为知名。以前蔬菜较少，现在也品种齐全，花样繁多。保安族喜欢饮茶，新中国成立前多喝茯茶和盖碗茶，新中国成立后一般多喝云南的春尖茶，来客人用“三香茶”（在盖碗茶内放有茶叶、冰糖、桂圆、红枣、葡萄干、杏仁干等）招待。保安族忌饮酒、吸烟。

保安族早期与藏族、土族的居住形式相同，以土木结构的土房为主。迁徙定居甘肃大河家后，保安族家庭居住形式也有所变化。早先，户与户之间屋顶相连，平顶、高墙，墙体厚实，并且房连房、墙连墙，一旦有事，不出院门，而是上屋顶，全村就可迅速联络到。这是保安族战乱时期互助、团结的历史见证。如今，仍可看到少量这类房屋，不过更多的则是独家独院，一般为瓦房。

院落布局有上房、偏房之分。上房也称堂屋，一般坐北朝南或坐东向西，房内正中多悬挂阿拉伯文字的对联或经文挂图等。西房，或者庭院中的上房，通常为老人居住。堂屋中间置八仙桌子，两边出檐的地方建两个土炕。建造堂屋上大梁时，要用红布包麻钱裹在梁中间，以示家事兴旺。偏房是家中年轻夫妇或未婚子女居住的地方。

保安族十分注重礼节，讲究礼貌。相见时先说“赛俩目”（意为问候祝安）。保安族非常尊重长者，忌子女不孝，长幼无序。保安族人民热情好客。客人到家，立即请到炕上，用最好的茶饭招待。先是倒茶，接着端上干鲜果品、手抓羊肉、鸡肉等食品，并再三揖让，客人吃得越多，主人越感到高兴。

保安族的婚姻习俗，为男娶女嫁及一夫一妻制。结婚之前的仪式，主要包括说亲、下聘礼和送大礼等。送大礼时，保安族中还有女方的亲房户族分别请男方送礼人吃席的习俗，名曰“叫客”。叫客越多，越能显示女方亲房户族多和彼此团结。女方接受大礼后，便商定举行婚礼的日期。婚礼一般包括娶亲、送亲、闹宴席场等程序。整个婚礼过程呈现喜庆的色彩，男女老少同乐，有“三天无大小”之说。按保安族的习俗，新娘三天不吃男方家的饭，以示父母对女儿的关怀和女儿不忘父母养育之恩。

保安族文学可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保安族人民在生产生活的历史长河中，创作了不少反映本民族的精神世界和社会风貌的传说故事。比较有名的有《积石山的来历》、《妥勒尕尕上天取雨》、《神马》、《保安腰刀的传说》等。保安族神话故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主人公大都以平民百姓为主。通过这些平常人物，来反映保安族人民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思想美德，以及当时当地的自然风物。

宴席曲是保安族举行婚礼时，在宴席场地演唱的一种民间传统乐曲，曲调优美，欢快明朗，节奏性强，有时还伴有简单的舞蹈动作。保安族的宴席曲，大致可分为散曲、叙事曲、说唱曲。

“花儿”是一种产生和流传在甘、青、宁、新部分地区、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山歌。“花儿”在保安族民间文学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是保安族人人都能触景生情、即兴而唱的山歌。保安族“花儿”在“回汉花儿”的基础上，吸收了蒙古族、藏族民歌的艺术特点，曲调高亢激扬，并带有颤音，独具特色。“花儿”内容十分丰富，有反抗旧社会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有表现保安族日常社会生活的，有表达保安族青年男女真挚和坚贞不渝爱情的，有表达对新生活的追求的，等等。其中，爱情花儿内容丰富、数量众多、艺术性强，在保安族花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保安族的舞蹈刚健有力，节奏明快，热情豪放，既带有蒙古族舞蹈的传统特征，又巧妙地吸收和融合了汉、回、土等民族歌舞的长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舞蹈《保安腰刀》曾获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优秀节目奖。

保安族的传统体育是在长期的实践和适应本民族特点中发展起来的，一般在冬闲时举行竞赛活动。保安族现在保留下来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顶牛、打石头、夺腰刀、响铃操、打五枪等，其中“夺腰刀”、“打石头”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

新中国成立前，保安族人民受到封建地主、官僚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社会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保安族政治上实现了当家作主，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政治上当家作主，自治权利得到保障。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保安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1980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次年9月30日，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正式成立。随着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保安族干部队伍不断成长壮大。1981年，自治县成立时，全县少数民族干部434名，其中保安族干部70多名，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16.2%。2001年，全县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到1631人，其中保安族干部311人，比自治县成立时增长4.4倍，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19.1%，远远高于保安族人口的比例。自治县县长由保安族公民担任，县委、县人大、县政协也有保安族公民担任领导职务。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均有保安族的代表。

农业经济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保安族农业有了较大发展。

从土路到沥青路，交通四通八达。新中国成立前，保安族地区只有土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路交通。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在旧临大（临夏至大河家）车路的基础上，改线补修，架设桥梁隧洞，辟为“临大公路”。

从无到有，卫生事业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前，积石山地区只有六位中医在家设堂诊病，大河家一带则没有医生，疾病流行，瘟疫蔓延，群众时常遭到病痛和死亡的威胁。1976年下半年，县委县政府决定在位于保安三庄中心区的梅坡村建立卫生所。2001年，以梅坡卫生所为中心，保安各村的医疗卫生保健网已基本形成，为村民治病、防病提供了保障。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保安族人口预期寿命为71.94。

教育发展迅速，群众的文化素质显著提高。新中国成立前，保安族的学校教育极不发达，保安族受教育的程度很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民族教育，教学条件逐渐改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2005年，全县有保安族中小学在校生2514人，女生948人，保安族的入学率为93.5％，女童入学率为90.1％。

从继承到创新，民族文化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保安族民族文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保安族作家们立足于自己的一方热土，努力在独特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上表现家乡的民俗风情和人物形态，展现保安族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历史风貌，创作出了许多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花儿”诗的代表作有丁生智的《火红的太阳当头挂》、马瑞的《白糖里掺蜜是更甜》、马文渊的《山庄锤声》、马世仁的《瑞雪》等等。散文的代表作有农民作家绽秀义的《柳叶青青》，曾获198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甘肃省民族文学创作特别奖，该作者在保安族人民中享有“我们的庄稼汉作家”的美誉。小说的代表作品有马少青的《保安族》、《艾布的房子》、《保安腰刀与鸡蛋皮核桃》、《马六》、文学作品集《积石山的路》，绽秀义的《麻拉巴过节》等。戏剧的代表作有马少青、郭正清合作的、反映保安族历史的花儿舞剧《桑摩尔》，该剧把“剧”和“花儿”有机地融为一体。

进入21世纪，保安族地区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2001年国务院把保安族等22个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少数民族确定为人口较少民族以来，国家在农田、水利、交通、教育、卫生、农村广播电视、集镇建设等方面进行扶持，并着重解决这些民族的农业发展、行路、上学、吃水、就医、看电视、听广播等突出问题。2005年5月，国家通过《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进一步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力度，保安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正在得到逐步改善。可以预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道路上，随着西部大开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进，积石山的面貌必将发生更大的变化，保安族人民的生活必将更加美好。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