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全球社会科学研究的版图中，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长期以来被认为处于中心位置，其他国家则处于半边缘或边缘的位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着力追求国际化的同时，也涌现出了强烈的本土化诉求，形成了本土化—国际化的二重张力。本文认为，这种张力与焦虑源于我国在现代全球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系中较长时期处于边缘地位并寻求突破。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张力并不局限于中国，印度、土耳其等非中心国家也存在强烈的本土化需求。从历史维度来看，本土化的诉求自从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开始广泛而系统地传入非西方世界时即存在，而以英文学术发表为标志的“输出的国际化”则起源于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欧洲大陆，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波及东亚和拉美等各个地区。当前，随着中国科研实力的崛起，传统的学术中心边缘格局正在受到挑战。随着中国的学术研究日益从边缘走向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正处于从“输入的国际化”到“输出的国际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必须从“取经”“效仿”的阶段迈向“自觉”的阶段，兼顾好在中文发表与英文发表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学科建设；国际化；本土化；多语性；社会科学；“中心—边缘”

不同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并非是不受文化与地点影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界现象，这类学科关注的始终是扎根于某一地域并与某一特殊文化相联系的文化与社会现象，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天然具有本土性。但另一方面，随着学术研究理性化、抽象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科学的研究体系已演变为一个“全球场域（global field）”，或者说日益国际化。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在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中更为明显。即便是本土传统甚为牢固的社会学领域，也在特纳所说的全球与国家这“两个面孔”之间徘徊，以至有“全球社会学”的倡议。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启动的一流大学建设均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在学科建设当中，社会科学的建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也日益成为举国关注、迫在眉睫的问题。为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教育部在2011年出台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建设重点包括加强国际问题研究、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促进学术精品海外推广、培养国际优秀学术人才等等。引人瞩目的是，伴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国内学界同时又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强烈诉求。

本土化与国际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逆全球化的趋势下，这一话题又有了新的紧迫性，需要重新检视。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有关国际化与本土化、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之间张力的讨论鲜见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美国家，但在日本、韩国、加拿大、阿根廷、土耳其、印度、新加坡、俄罗斯、智利、波兰、斯洛文尼亚等处于世界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边缘地位或半边缘地位的国家和地区中甚为常见。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纠结与张力，学界已有一些探讨，这些讨论散见于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行政学等不同学科。近年来，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也引起了国内教育学界的注意，相关研究颇为不少，这些研究对如何向国际学界推广本土研究、社会科学学者的国际化策略、社会科学国际发表的激励政策、中国教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等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就教育学本身的发展而言，如何在吸收利用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同时，构建中国的教育学话语体系，增强中国教育学学术的自主性也一直是广受国内教育学界关注的议题。

对于教育研究者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者而言，这一话题具有重要的政策与理论意涵。从政策实践来看，在社会科学学者的科研评估中，如何衡量其科研成果的本土与国际维度？在建设与评估世界一流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本土化与国际影响如何平衡？这些都需要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学理分析。就理论意义而言，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可充实既有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尤其是在科研的维度上丰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新的视角，通过比较—历史分析的棱镜来深入剖析这一问题。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追求与本土化诉求构成了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这两者都是（至少部分）源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较长时期处于国际学术界的边缘地位，以及在面对这种“中心—边缘”格局所激发的学术自觉与变革动力。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以来，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的交流、跨国传播、合作日益增强，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张力也更为凸显。因此，要理解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话语与国际化话语，以及两者之间的张力，必须跳出中国，在区域与国际的层面进行思考。

一、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边缘”国际格局与欧美的学术霸权

社会科学研究兴起于西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世界上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主要分布在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5个国家。因此，现代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这里的欧洲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而非地理上的意义，主要指西欧和北美）的印记。社会科学的出现源自对西方问题的回应，因此其问题选择、理论框架、概念和方法论都反映了西方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亚洲和非洲的去殖民化和现代国家的建立，社会科学在这些地区也迅速发展，逐渐改变了世界的知识格局，社会科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因而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尽管社会科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受到质疑，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北美和西欧仍然在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中处于中心地位，用约翰•海尔布伦（Johan Heilbron）的话说，目前的全球社会科学格局表现为以欧洲和美国为中心的双寡头结构（duopolistic model）。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中的“中心—边缘”格局仍然未被打破。西欧和北美之外的地区更多的是以知识消费者的身份存在。

科学社会学研究者本•戴维（Ben David）指出，历史上，英国、法国、德国都曾在不同时期属于科学研究的中心，因此存在所谓的科学中心的转移现象。19世纪，德国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1866年，德国在化学领域大概发表了770篇论文，而英国只发表了127篇，而且其中50%的论文思想源自德国。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存在学术中心转移的现象。有学者指出，社会科学中心起源于欧洲，先后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之间转移，在二战之前转移到了美国。在欧洲和北美之外，非洲和亚洲的教育和研究机构总体上是学术中心机构的延伸或附属。

二战导致的一个新变化是，美国的学术影响力在相对上升，而欧洲的学术影响力则相对下降。奥利•维弗尔（Ollie Weaver）注意到，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美国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享有学术霸权。所有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团体都与美国存在巨大的学术“贸易赤字”，换言之，德国、英国、日本基本上都在利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研究。在经济学领域，美国在二战后处于领先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多由美国学者获得。在社会学领域，美国的影响力在二战后也急剧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已经对英国、新西兰甚至当时的苏联产生很大影响，以至于有学者用“美国化”来概括当时世界社会学发展的趋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很多国家的社会学者发现自己处于对美国的依附地位。

除了美国之外，英国、德国、法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也属于中心国家。英国学者在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人文地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拥有很强的影响力，英国学者更因为英语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语言而如虎添翼。美国和英国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导性地位被学者们称为“盎格鲁—美利坚霸权”。在非英语国家中，法国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力尤为突出。2007年，汤姆森公司曾根据其著作在2007年被期刊论文引用的次数对自古到今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进行排名，前20名如表1所示（表1略）。

在这个排名当中，法国学者占据非常显著的位置，排名前3的学者均来自法国。显然，法国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影响源，尤其是在理论输出方面。即便是美国学者，也受到法国理论的深刻影响，成为法国理论的重要消费者。由于法国社会科学在全球知识生产中不同寻常的影响力，不少西方国家的学生选择到法国留学学习社会科学。2014至2015年，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Écoledes Hautes Étudesen Sciences Sociales）的博士生中，52%为留学生，其中留学生生源国前10位是意大利（224）、巴西（129）、哥伦比亚（80）、土耳其（63）、德国（62）、中国（56）、美国（54）、智利（50）、罗马尼亚（42）和墨西哥（42），从这个排名中可以看到法国社会科学即便是对美国和德国这两个社会科学强国，也有较大的吸引力。另外，奥地利学者菲利普•科罗姆（Philipp Korom）从地理学角度分析了2010年社会学领域被引最高的50名学者，发现76.1%的学者定居于美国，另有10.9%、8.7%、4.3%学者分别居于英国、法国和德国。

综合以上分析大体可以看出，在当今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力格局中，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处于中心位置。在这4个国家当中，德国的影响总体而言呈下降趋势，因此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将德国和日本、荷兰、澳大利亚一起列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半边缘国家。随着英语逐渐成为学术界的通用语言，各中心国家在国际学术生产中的表现也存在较大差异。

在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美国处于中心地位，这导致了美国学者的傲慢，正如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所说：“美国人对在美国之外发表的任何东西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在社会学领域，美国的研究范式也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美国本土的社会学研究对非英语国家的文献很少关注。美国社会学文献引用的前500种期刊中，494种为英文期刊，“非英语国家的社会学期刊在美国社会学中不发挥作用”。罗伯特•蒂尔尼（Robert Tierney）和阚维曾比较美国顶级教育学期刊《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AERJ）和中国顶级教育学期刊《教育研究》的引用情况，发现后者经常引用美国出版物，但前者却从未引用过中国的学术成果。

德国、法国、荷兰、丹麦、芬兰、波兰等欧洲非英语国家的学者则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用英语发表的压力，他们希望通过各种策略提高本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知名度。尽管德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保持着一定的优势，但越来越多的德国学者认识到，英语发表成果的读者群更广。在经济学、社会学领域，德国曾一度是世界的学术中心，但随着德国在这两个学科领域影响的相对下降，德国学者越来越多地选择在英文期刊发表论文以扩大影响力。欧洲社会科学研究的英语化或国际化转向对美国的中心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指出，国际化将是社会学学科将来所面临的主要“结构性事件”。他不无担忧地指出，随着欧洲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投入的加大，欧洲学者将越来越多地从事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并且更多地用英语发表，美国在经验研究方面数十年来的优势将逐渐丧失。和安德鲁•阿伯特的观察相一致，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欧洲学者确实越来越多地用英语发表，而且不少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学评论》《美国社会学评论》等美国主流刊物上。

地处东亚的日本在社会科学方面处于半边缘或半中心的地位。日裔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有福山（Francis Fukuyama）、入江昭（Akira Iriye）等等。但日本本土学者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整体上不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二战后，日本的理工科研究取得了很多世界级的成就，获得了20多项诺贝尔奖。但是，相对而言，日本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影响颇为逊色。曾任日本社会学会主席的矢泽修次郎（Shujiro Yazawa）在2014年撰文发问“为何日本的社会学研究在世界上如此鲜为人知？”由于语言方面等问题，日本社会科学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数量也不多。以社会学为例，1960至1964年间，日本社会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仅为100篇左右，到2000—2004年仍不到600篇，仅占当时日本社会学论文数量的5%左右。尽管东京大学等若干日本大学在世界上的排名很靠前，但日本的影响力主要局限在亚洲地区。2004年，93.4%的日本国际学生来自亚洲其他国家，其中66.3%来自中国。与日本相比，东亚地区的韩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为逊色。为提高国际影响力，韩国最近要求大学教师必须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才能获得终身教职，而且大学越来越倾向于招聘英语水平高的教师。韩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受美国影响至深，首尔国立大学部分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90%以上的教师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即便在社会学系，其比例也达到68%。

还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则整体处于边缘或半边缘地位，如澳大利亚、印度、拉丁美洲、非洲等。澳大利亚属于英语国家且为经济发达国家，但在一些澳大利亚学者的眼中，该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位于“全球知识经济的边缘位置”。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由于其语言优势等原因，产生了一些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学者，如社会学领域的安德烈•贝特伊尔（André Béteille）、塔赖拉特•乌曼（Tharailath K.Oommen），等等。其中乌曼曾担任国际社会学学会的主席（1986—1990）。此外，印度裔学者在社会科学学术界也有一些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例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 K.Bh—abha），比较教育学者法扎尔•里兹维（Fazal Rizvi）等等。

拉丁美洲的社会科学研究曾经在局部领域取得一些原创性突破，例如依附理论曾对西方主流的现代化理论提出挑战，但总体而言，该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基本处于知识生产的边缘地位或半边缘地位。和其他非英语国家一样，拉美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英文发表压力。以社会学为例，智利学者的英文发表在2008年后呈显著增长趋势。

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中的“中心—边缘”格局被澳大利亚学者瑞温•康奈尔称为知识分工的南北分割（也即“南方理论”），指出知识和研究被重组为一种南北不平等的全球劳动分工。当前殖民地及全球边缘国家成为巨大的“数据矿藏”（指欧美学者前往边缘国家获取田野及研究资料）。然而，欧美中心国家却通过数据积累、分类、理论生成和研究发表成为了知识的生产中心，而提供研究数据的边缘国家只能参与知识消费。这种不平等的分工比欧洲帝国的历史还要长久。在知识生产的“中心—边缘”格局中，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情况差异较大。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在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主导性地位，但在文学、哲学等人文领域，美国并没有占据引领全球的地位。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学史家、科技人类学家沙伦•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看来，“美国的人文学科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走出欧洲阴影的笼罩，这一过程迄今尚未完成”，美国在人文领域的非支配性地位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美国文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在美国大学的英语文学系被系统讲授，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系教师中还是以研究欧洲史的学者为主。

那么，随着不同国家的社会科学学者越来越多地使用英文发表，社会科学研究能否成为一个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全球竞争的学术场域？撼动全球知识分工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在社会科学研究场域能否形成打破欧美主导地位的多中心格局？以性别研究为例，奥地利学者维罗妮卡•沃勒（Veronika Wöhrer）分析了美国、德国、印度和斯洛伐克等4个国家性别研究领域的教科书、百科全书和期刊发表，发现即便在这样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场域中，依然是北美和西欧的研究者占据主导地位，换言之，性别研究的多中心格局尚未形成，这也是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现状。然而，这一现状并非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全球社会科学研究场域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持续张力下，包括中国在内的非中心国家或地区的探索，为国际社会科学场域的重塑，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中心—边缘”格局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状况

根据学术依附理论，学术边缘国对学术中心国存在一种知识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表现在方方面面，包括观念（如理论、研究议程）、观念的媒介（书籍，期刊）、教育技术、教育与科研援助等等。根据澳大利亚学者弗兰•科利尔（Fran Collyer）对澳大利亚、南非、巴西3个国家的若干学术领域（艾滋病研究、气候变化研究和性别研究）的观察，处于非中心位置国家的学术研究会呈现出“外化”（extraversion）的特征，即采用全球中心国家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方法进行研究。阿根廷政治学学者托马斯•瓦纳吉（Tomás Várnagy）批评指出，“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专业病，对任何北方富裕国家生产的东西毫无批判地加以复制和模仿，尤其是如果这些东西是用英语写的”。对韩国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公共管理学本土期刊论文的分析也发现，这些论文所采用的理论绝大部分为西方理论，采用西方理论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学（93.1%）、政治学（80.9%）、公共管理学（75.5%）和教育学（75%）。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科学领域的分析也发现了类似的依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现象，即研究者仅仅运用西方的理论进行分析，而不能对西方现有的理论进行拓展，遑论提出自主的理论。

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较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西方（欧洲和北美）的知识资源，呈现出类似的“外化”或一定程度的学术依附现象。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在世界上的边缘地位感到痛心疾首：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世界的主流，这是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讲社会结构要读韦伯和列维•斯特劳斯；讲语言要引福柯和乔姆斯基；每年一个经济学的诺贝尔奖金得奖者没有研究中国经济的；美术史的理论中心一直在欧洲。假如中国没有人才，研究的资料不够丰富，那么中国之不能跻身主流还可以理解和原谅。但是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落后的原因，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因为不论在人才还是在资料上都有在人文社会科学上领导世界学术界的潜力，无奈这些潜力完全不能发挥。”

对于这一无奈的现状，国内的学者也并不讳言。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承认：“中国社会学在社会学学科共同体中的边缘性地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一位知名史学学者在访谈中指出，“人文学科能体现中国特色的学科领域里我们还是领先的，但是其他方面跟国际水平相比，可以说还没有对话资格”。中国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的很多基本概念、理论资源甚至研究议程都来自西方，一位中国学界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学者指出：

“目前，中国政治学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中国政治学讨论的不少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不屑于讨论中国政治学者提出的问题。”

中心与边缘之间不对等的知识传播的一个主要途径是翻译。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社会科学始于19世纪下半叶。当代学者钱存训曾统计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翻译西方出版物共567种，其中自然科学类占40%，社会科学类占8%。甲午海战后，中国起而效法日本，大量学生赴日留学，并大量翻译日本的社会科学类书籍。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英美社会科学研究的翻译甚至成为了一个不小的文化产业。

另外一个主要途径是留学。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等学科重建或再造的过程中，留学、海外交流学习等形式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聘用海外博士被认为是学术依附的一种表现和形式。在顶尖大学的师资队伍中，海外博士学位获得者占据相当高的比例，2011至201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新聘教师中海外博士占比为一半左右，这一比例在理工科显著更高。在顶尖大学的社会科学院系，海外博士在全职教师中的占比也很高（见表2）（表2略）。当今的经济学研究，西方学界占明显的主导地位，在引入新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过程中，美国学者发挥了比较关键的作用。因此在顶尖高校中，经济学对海外博士的依赖程度更高。据笔者统计，2024年度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在职教师中，海归博士所占比例约为70%，2024年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在职教师中，海归博士所占比例达到63%。此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这4所大学心理学、社会学师资也比较青睐海外培养的博士。

从学术引用来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存在学术依附现象。从2000至2006年的CSSCI数据来看，7年间政治学论文引用各类文献215851篇次，其中被引外文（包括译文）文献占45.6%。另外根据2005至2006年CSSCI的数据，就著作而言，中国政治学学者引用最多的是西方学者的著作，“缺乏被学科内部公认的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三、摆脱依附状态：本土化与反对西方学术霸权的诉求

（一）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性

历史地看，社会科学从起源上就具有本土性。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均起源于政府对国家事务知识的需求，由于政府结构的不同，社会科学的制度形式和认知形式都呈现出显著的国别差异。法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涂尔干将社会学视为一门“法国科学”，这门科学将有益于法兰西共和国的道德基础和公民基础。类似地，美国社会科学也建立在存在一个本土传统（即美国例外主义）的前提假设之上。

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和欧洲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一差异包括研究方法、研究议题的选择等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存在所谓的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别，两大学派之间彼此甚少交流和对话。谢韬和李•西格曼（Lee Sigelman）对中美政治学研究的比较分析也发现，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以定量分析为主，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则以定性分析为主。

这一差异在社会学学科当中同样存在。英国学者阿尔伯特•哈尔西（Albert H.Halsey）对英国3本主流社会学杂志《英国社会学》《社会学评论》《社会学》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和美国相比，英国社会学研究注重纯理论研究，纯理论文章（即没有任何经验内容的文章）、定量分析论文、定性分析论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论文在1990至1995年的比例分别为47%、20%、22%和8%，在2000年的比例分别为54%、17%、22%和8%。而在美国的社会学主流期刊中，定量研究占据主导地位。哈尔西的发现进一步被康斯坦丁诺斯•佐格里斯（Konstantinos Zougris）的研究所证实，他发现，除了方法论偏好的差异之外，英国和美国社会学在研究议题的偏好上也有明显不同，美国社会学对种族、犯罪问题的关注远远多于英国社会学。

社会科学在民族国家与国际之间的张力，在社会学这一学科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社会学的词汇足够抽象，例如行动、结构、主体等等，使其看起来是一门关于普遍社会科学的科学，而且从很多方面来看，社会学的国际化趋势在增强。但实际上，社会学的主要任务却是理解地方和国家的问题。在社会学的创建过程中，在圣西门、孔德、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先驱的研究中，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

（二）非中心国家或地区的本土化运动

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印度、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兴起了一股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这股运动倡导挑战西方社会科学的霸权地位，主张植根于本土传统、本土文化来解释本国的社会现象。一般认为，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最早的发起者是人类学家。在此之后，本土化运动逐渐扩散到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亚洲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发起人是马来西亚学者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他提出要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之外，基于亚洲的经验和研究，发展出一套替代性的方法和概念。在印度，以社会学家约根德拉•辛格、尤格什•阿塔尔等人为代表的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主张超越西方的理论模式，以本土理论解释印度社会及其变迁。在韩国，有关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针对当时韩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批评者指出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话语在中国出现得更早。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所指出的，对中国而言，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都属于舶来品，因此在引进之初就面临着中国化的任务。事实上，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声音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费孝通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三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国思想界较为活跃的时期，受过五四运动震动过的青年学生不可能满足于不联系中国实际的以引进西学为主的社会学。我本人就是抱着了解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愿望踏进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读了许多西文书本，对中国情况依然惘然无知，就不免焦虑不安。就在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下，中国社会学出现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要求。因此开辟了另一个阶段”。

费孝通进一步指出，社会学中国化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共同趋向，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趋向的有：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试验区以及陈翰笙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农村调查等等。在社会学学者当中，20世纪30年代倡导社会学中国化最有力的代表是孙本文与吴文藻。总而言之，如何使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的本土现实相结合，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任务。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一直受到“建设”和“革命”双重目标的规制，社会科学的发展主要服务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欧美国家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影响大为减弱。改革开放后，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几个学科开始重建，经济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则逐渐开始范式转型，在此过程中西方的影响重新增强。

20世纪60年代末在亚洲国家发起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到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期延伸到中国台湾地区。1980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召开了“社会与行为科学的中国化”会议，此后这一讨论很快影响到中国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产生了第一波有关社会科学中国化与本土化的讨论。最近十多年来，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不断呼吁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其诉求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要求本国学者更多地关注本国自身的问题，即通过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本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文化。其二，提出本土的理论框架、概念体系，这也是对本国学者更高的要求。在这些呼吁者看来，中国近30年来的独特发展道路及其形成的社会事实不能用西方已有的理论来进行解释，因此必须在本土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具解释力的本土概念和本土化理论。在这个背景下，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都试图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概念和学科理论。

在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从很早开始就有意识地进行本土化研究，一些国内学者或华裔学者试图用“面子”、“关系”、“人情”等中国本土概念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其中“关系”（Guanxi）概念已经在社会学、心理学和组织研究领域的英文研究文献中被广为接受。另一些学者则试图借鉴传统思想的文化资源来激活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尤其最近十多年来，一批国内的社会学者与韩国学者韩相震（Han SangJing）、法国学者劳伦斯•鲁尔勒—贝格尔等一起探讨后西方社会理论。

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些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其实是建立在某一特定研究样板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关于革命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有关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以英国为典范、城市化的理论则以芝加哥为样板。政治学学者王绍光认为，西方学者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和理论框架往往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和盲点，不经反省地使用它们往往会遮蔽我们对中国政治现实的认识。因此，中国政治学研究应该超越取经和借鉴的阶段，勇敢地迈出本土化的步伐。也就是说，要在与西方学界保持对话的同时，形成更加清晰的本土问题意识，并且在理论化过程中“创造新关键词、新概念体系、新基本假设、新分析框架、新研究方法”。一些学科的学者甚至提出了建立各学科的“中国学派”的抱负。如秦亚青提出要“提出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中国学派”。西方学界也期待中国能够贡献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奥利•维弗尔认为“最有可能基于自身独特传统展开独立国际关系研究的是中国，尽管中国现在还没有出现自己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

除了本土理论外，本土化呼声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潜在的追求，就是希望积累更深的可供本土学者借鉴的“本土资源”：“在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成长中，本土资源相对不足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而‘本土化’就成为一种强烈的呼声”。

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本土化的学术追求不仅限于中国，巴西等南美国家、伊斯兰世界国家、印度等都曾在不同时期发起学术研究本土化的运动。20世纪70年代，追求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一个不小的浪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也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indigenization）。1982年，第十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墨西哥城举行，大会设置了一个题为“社会学理论中的普遍主义与本土化”的讨论主题，来自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印度、日本、尼日利亚、美国和苏联等国家的社会学家参加了讨论。2002年，160余名印度心理学家联合发布了一个声明，指出移植自西方的心理学无法解决印度本土的问题，有鉴于此，他们主张印度心理学的本土化，并认为印度的一些传统思想资源可用以推进心理学研究。直到最近，出身非西方世界的学者仍然倡导用本土化的资源去弥补西方理论的盲点，例如普拉迪普•查卡拉特指出印度有关灵性的本土理论可以拓宽西方有关宗教心理学的视野。因此，我们不能将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视为一个中国独有的现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国家内部，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北欧等深受美国影响的国家中，也存在对美国的社会科学霸权的反思。芬兰社会学家埃里克•阿拉特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对美国社会学思维的迫切采纳有利有弊……就内容而言，对美国社会学的依赖往往会阻碍独立思想的流动”。同样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加拿大兴起了社会科学“加拿大化”（Canadianization）运动，以抵御过于强大的美国化趋势。澳大利亚学者拉温•康奈尔反思说，她多年以来对澳大利亚社会的研究都是以欧洲和北美的理论为分析框架，论文也发表在这些国家的刊物上。

从国际经验来看，对本土现象的研究，以及对于本土概念和本土理论的追求对于提高某个国家的学术影响力是有益的。正如希尔斯所指出的：“对本土材料的使用不会成为知识中心的障碍，德国大学的第一个大进步就是对德国历史、民俗、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又例如，印度社会学研究者安德烈•贝蒂耶（André Béteille）和迪潘卡尔•古普塔（Dipankar Gupta）都是因为自己对印度种姓（caste）的概念和问题研究而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近年来，中国学者对“面子”等中国本土概念进行研究，也产生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与本土化主张不同声音的学者则指出，使用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这一概念可能比本土化（indigenization）更为合适，因为后者很容易导致学术上狭隘的民族主义。因此，可以说，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诉求和国际化诉求是科学当中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固有张力的一个反映。

四、从接受的国际化到输出的国际化

（一）社会科学国际化话语的出现与社会科学发表的英语转向

如上所述，社会科学本土化、地方化的话语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出现，并在20世纪70年代后蔚为大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科学国际化或全球化话语的出现却要晚得多。从已有文献来看，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或全球化话语在20世纪60、70年代才出现。

从19世纪末开始，国际性的社会科学类的学会和学术会议开始逐渐成立和召开，但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交流并没有受到重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当时德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韦伯和当时法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涂尔干终身未曾谋面，也未曾相互引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更多的国际学术组织如人类学与民族志科学国际学会、国际社会学学会、国际经济学学会、国际心理学学会等纷纷成立。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和国际性被进一步强化。种类繁多的国际交流项目一方面增加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以及美国在其中的霸权地位。

在美国，早期有关社会科学国际化的讨论经常与国际研究、区域研究联系在一起。在查德威克•阿尔杰（Chadwick F.Alger）1967年所写的《学院与大学的国际化》一文中，所谓国际化，指的是对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的研究。随着冷战的结束，对社会科学国际化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骤然兴起，在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尤为明显。

在社会科学国际化的话语讨论当中，语言问题始终是无法避开的核心问题。对于非英语国家而言，一个关键问题是对英语发表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英文成为社会科学的国际语言，因此要增加研究的国际影响力，采用英语发表成为不可回避的选择。1955年，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挪威、丹麦、瑞典、芬兰）的社会学家们创办了用英语发表的期刊《社会学报》（Acta Sociologica），这是非英语国家在社会科学领域创办的最早的英文期刊之一。几位主编在创刊词中指出，创办这份刊物的一个目的就是和该地区之外的学者进行交流，扩大该地区学者社会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在为学术共同体做贡献的同时，“赢得更高的国际声誉”。20世纪60年代，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创办的《社会科学信息》（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成为同时发表英语和法语的社会科学期刊。在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当中，经济学也许是最具有国际品格，同时也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学科。20世纪以来，经济学的专业发展越来越屈从于全球的标准。很多现象均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经济学课程的标准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在所有社会科学当中最高。经济学还有诺贝尔奖这一为全世界经济学者所广泛认可的最高奖项。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经济学是在社会科学当中最早采取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学科。1964年，瑞典经济学刊物《经济学》（Ekomomisk Tidskrift）更名为《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杂志》（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成为第一本从非英文期刊转型为英文期刊的经济学刊物。到20世纪80年代，德国和荷兰的经济学主流刊物已经很少刊发本国语文章。2000年，德国经济学会认识到“英语是linguafranca（通用语）”，而国外经济学者到德国留学并用德语发表论文的时代“已经结束”，于是创办了英文期刊《德国经济评论》（German Economic Review），力图使该刊物成为沟通德语经济学家与世界经济学家共同体的“桥梁”。

但在社会科学领域，除经济学外，是否要使用英语作为通用学术语言却是饱受争议的，学者们采取的发表策略也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以英语发表为主和以本土语言发表为主的两个相对分裂的群体。例如，在政治学领域，法国大部分的政治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以法文发表为主，但也有少数机构和学者以英文发表为主，例如巴黎政治学院新聘的年轻教师即以英文发表为主，这使得政治学研究成为一个分割的群体。

1985年，欧洲社会学学会创办了《欧洲社会学评论》（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该杂志的文章均用英文发表，旨在面向国际读者传播欧洲社会学学者的研究以及有关欧洲社会的研究。几位创刊主编在发刊词中指出：“编委会承认（尽管并不赞扬）英语现已成为社会科学的国际语言（黑体为笔者所加），因此为了实现尽可能广泛的交流，英语的使用至关重要。”

1989年，法国著名的人口学杂志《人口》（Population）决定将其部分文章翻译成英文出版，以增进国外学界对法国人口学研究的了解。

除了学科差异因素之外，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发表的语言政策还与该国的人口规模与社会科学研究者规模有关。在德国、法国、日本等大国中，国内存在一个庞大的社会科学研究受众群体，学者们完全可以通过本土语言发表建立自己的学术声誉并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还会转而翻译成英文和其他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法语曾是世界上最风靡的外语，在众多的法国前殖民地仍然被广为使用。再者，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曾长期引领世界潮流，这使得法国学者保持了很强的学术自主性，对英语发表颇为抗拒。在日本，政府并没有出台强有力的激励措施鼓励社会科学学者用英文发表。相应地，日本社会科学的英文发表增长并不显著。由此，日本学者的发表出现了有趣的“两极分化”现象，即硬科学领域学者的大部分文章在海外期刊发表，而社会科学学者绝大部分文章在国内期刊发表。

在荷兰、瑞典、葡萄牙这几个人口在1000万到2000万的中等国家，用英文发表已经成为很多社会科学学者的选择。荷兰学者在二战后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越来越重视用非荷兰语发表。据统计，1980至1985年间，荷兰学者在实验心理学领域的出版物有60%用非荷兰语出版，非荷兰语出版物在普通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56%和50%，表明这3个学科是国际取向的而非地方取向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荷兰的科研评估尤为重视国际SSCI论文发表的数量，在这一政策导向推动下，荷兰社会学领域英文论文的数量剧增。当然，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采取了激进的国际化策略。例如，比利时没有在科研方面强推国际化政策，因此与荷兰相比，社会学领域国际论文的数量增加非常缓慢。

而挪威、芬兰和丹麦等人口少于一千万的小国中，国内相关学科同行人数较少，难以形成相当规模的读者群，因此用英文发表成为顺其自然的选择。根据一项统计，在挪威、芬兰和丹麦，仅用英文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比例均超过了一半，分别为60.7%、59.3%和57.8%。在芬兰，一般也只承认英文发表物。芬兰本土语言期刊地位低，一般只有研究芬兰本土文学、文化的学者才用芬兰语发表（对芬兰某教育学学者的访谈，2016年10月）。当然，这不意味着欧洲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放弃了使用本土语言发表，在法国、德国等大国中，用本土语言发表对于学者的职业发展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是芬兰、比利时等人口小国，学者们也需要通过本国语言发表来与国内的政策制定者、一般民众等进行对话。因此，很多欧洲社会科学研究者采取了双语发表（英语+本国语言）甚至多语言发表的策略。

在韩国，当地的研究型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将国际论文发表作为晋升考核的标准，社会科学亦不例外，这一政策意在提高韩国大学的国际影响力与排名，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技术变革。由于网络技术的发明，知识传播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加快了。网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呈现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方式。位于全世界各地的学者可以克服空间的距离，及时地分享最新的科学成果。同时，Google等网络公司发起的书籍电子化工程也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能够共享同样的知识资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组织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在组织、资助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政策性研究当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无疑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

（二）从输入的国际化到输出的国际化：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转型

如上所述，一方面，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以北美和欧洲为中心的“中心—边缘”格局仍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影响；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中心—边缘”格局是和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紧密相连的，中国要改变在这一格局中的地位，必须提高自身的学术影响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在国际主流期刊尤其是英文期刊发表学术成果。

国际发表的必要性最早在自然科学领域被接受。在中国大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SCI论文发表逐渐成为理工科的一个评价标准。19世纪末至今，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学科范式、理论和方法被引入中国，重心在“输入的国际化”，在“输出的国际化”用力不多，据统计，在1966—1977年间，中国大陆学者在SSCI和A&H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仅12篇。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学者努力融入国际学术体系，但短时间内难以在国际发表方面取得大的突破，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发表的SSCI和A&H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为517篇。心理学是社会科学中英文发表最为活跃的领域，但在20世纪80年代年均发文量也仅为8.2篇。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大批在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受过系统训练的社会科学学者归国任教，他们带回了西方的学术研究范式、理念与方法。这批学者具有用英文发表的能力，但当时很多社会科学学科都在恢复重建期，对他们来说当时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将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并在国内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将研究成果在国际上进行传播。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政府、院校和社会科学学者本身并不重视国际发表（个别领域除外，如经济学）。1986到1990这5年间，中国学者发表的SSCI论文大约为880篇，其中很多是已发表的中文文章的英译。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学者社会科学的英文发表不仅数量少，且影响也较小。许美德在1993年的《中国大学与社会科学》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大为外界所知是其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一位在20世纪90年代有过数篇英文发表的社会学海归学者在访谈中提到，相比于国际发表他更加重视本土发表和人才培养，“我发表英文论文在某种意义上都不是很主动，都是人家找我”。但这一时期海外华裔学者已认识到，要打破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在世界上的边缘地位，需要采取外语发表的策略，例如张光直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学者要有所贡献并跻身主流，“一定要用世界性的学者（即不限于汉学家）能够看得懂的语言写出来”。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社会科学学者的英文发表并没有呈大幅增加趋势。以北京大学为例，1980年代年均发表SSCI和A&HCI论文12.7篇，1990年代年均发表则为19.7篇。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论文数量开始迅速增加，2000到2006年，仅北京大学就发表了649篇SSCI和A&HCI论文。同时学术界也开始谋求通过在国内建立学术平台向国际传播研究成果。2006年，由清华大学学者创办的《中国国际政治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创刊。2010年，为扩大中外学术交流，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开始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外译，并对《中国哲学前沿》《中国经济学前沿》《中国经济学人》《中国法学前沿》《中国历史学前沿》《中国教育学前沿》等英文期刊进行资助。

从国家科研政策的角度看，我国社会科学国际化政策的关键转折点是2011年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这份文件对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意义进行了充分的阐释。文件指出，实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计划，可以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水平，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此外，重要的是，文件还指出了“走出去”在政治层面的意义，即可以“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

在院校层面，促进社会科学国际化也成为重要的政策着力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高校在招聘社会科学类的教师时越来越注重引进留学归来的年轻学者。在最近几年的新任教师招聘中，中国大陆的一些高校非常热衷于引进英美名校毕业的海归博士。此外，很多高校颁布了发表SSCI论文的奖励政策。如某“985工程”高校甚至要求教师必须发表国际论文才能晋升正教授职务，该校2012年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办法》指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教师（包括所在学科制定评聘条件参照人文社会科学条件的教师）评聘高校教师教授职务时，原则上应有SSCI或A&HCI收录的论文。因特殊情况没有SSCI或A&HCI收录论文者申请评聘高校教授职务的，须由学院（系）、学部提出申请，报学校职称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决定。”

在一些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学科当中，院系的国际化政策比学校层面的更为激进，其中以经济学和心理学最为典型。某“985工程”大学的商学院是该校社会科学类国际论文的主要产出单位，在该学院，只有国际论文能够作为获得终身教职的依据，很多教师由于无法满足国际发表的要求而离职。在经济学领域，学者的学术声誉越来越取决于其在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的情况。一些财政类高校如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都在推行激进的国际化政策，如主要引进海归博士、强调国际论文发表等等。上海财经大学多年来招聘海外博士，科研国际化水平提升很快。在各类经济学排名中，该校都上升很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甚至成立了一个全部由海归博士组成的国际经管学院。

如前所述，很多社会科学的国际期刊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创办的，但院校与院系已经成为创办国际期刊的一个主要动力。2012年清华大学与国际出版集团Brill合作创办了《中国教育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Education，简称IJCE）。清华大学教授谢维和在期刊的前言中指出，“我们不仅需要将世界引进中国，同时也需要将中国介绍给世界”。

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影响力的另外一个策略是引进海外华裔学者。目前，已经有一些华裔学者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崭露头角，并以全职教授、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的形式受聘于国外著名高校，如社会学领域的周雪光、谢宇、赵鼎新和杨国斌，政治学领域的陈捷、赵穗生，历史学领域的王希，等等。这批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完成本科教育，然后赴欧美获得博士学位，经过多年打拼在美国学术界站稳脚跟。有些高校甚至直接聘任外国学者担任教师，希望以此提高学校科研的国际影响力。2012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推动高校结合实际提出聘用外籍教师比例的增长性目标”。一些高校为外籍教师的聘用提供了很好的政策条件，如提供与西方国家相当的工资待遇等。

（三）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成效

期刊论文是现代学术研究最主要的发表渠道。在各个社会科学领域，我国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都呈上升趋势。据统计，1956至2006年间，我国大陆学者发表被SSCI和A&HCI数据库收录的论文共9951篇，发文最多的前10个学科依次是心理学（2748篇）、经济学（938篇）、文学（833篇）、管理学（743篇）、卫生学（541篇）、政治学（504篇）、人类学与考古学（449篇）、教育学（432篇）、社会学（428篇）和语言学（372篇）。根据1978至2013年SSCI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国学者发表的SSCI论文从数量、世界占比和全球排名3个方面都呈上升趋势。以北京大学为例，据统计，2006至2010年间北京大学教师在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198篇。到2008年，中国学者共发表3210篇SSCI论文，其中第一作者论文仅1125篇。到2018年，中国学者发表的SSCI论文进一步提高到9000篇左右。

在一些中国问题研究的英文期刊上，如《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现代中国》（Morden China）、《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992年创刊）、《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等等，我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呈明显上升趋势。还有一些学者在《美国经济学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管理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在历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哲学等领域，逐渐涌现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如冷战史领域的沈志华，国际政治领域的阎学通、唐世平，哲学领域的赵汀阳等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世界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有关中国的知识的需求急剧上涨，我国的一些学者抓住了这一机遇，与西方学者联手对中国的教育、经济与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并合作发表国际论文。

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一些国外出版社开始比较成体系地出版中国学者的著作，如著名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策划的“博睿中国人文著作系列”（Brill’s humanities in China Library）。根据统计，2006至2010年间，有近800部以中国学者为第一作者的著作被翻译成外文。

我国的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1999年12月，北京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学者侯仁之获美国地理学会颁发的乔治•戴维森勋章（George Davidson Medal），成为获得该项国际荣誉的第6位学者。2015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学者唐世平的英文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获得了国际研究学会（ISA）的“年度最佳著作奖（ISA Annual Best Book Award）”。

以上在国际论文发表、国际著作出版、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的进步从整体上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国际影响力。根据2011年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数据库的统计，2011年全球共有759个机构进入ESI社会科学领域的前1%排名，中国大陆共有4家机构，分别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四）国际化的陷阱和局限

社会科学的国际化目的之一是为了扩大本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然而国际化存在诸多陷阱，实质上反而限制了提升国际影响力的目的。

从语言的角度而言，语言是学术交流的媒介，英语是当今学术界的国际语言，因此用英语发表确实可以提高其成果被国际接受的程度。但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化不等同于英文发表。理论上讲，学术研究的成果不管用何种语言发表，在发表之后都是向全世界的学者开放的，能够被全世界的学者所利用。法国社会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速崛起，福柯、布迪厄等学者并不是通过发表英文论文来实现科学知识传播，恰恰是对英美体系进行挑战的结果。

用英语发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学者必须接受西方的普遍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但这些理论很大程度上基于“北方国家”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南方国家。因此，一些具有本土创新的概念和理论突破可能会因为不符合西方主流期刊的标准而难以获得发表。

不同学者甚至不同学科的学者的自我定位不同，有些学者主要面向本国学者写作，其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主要是国内读者，有些学者则将其参照群体定位为国际上的学术同行。两个群体对国际化的态度非常不同。中国自身的学术系统很庞大，学术同行数量很大，因此一个学者只要面向本国学者写作，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学术认可和学术声誉，因此国际化的压力并不是那么大。相反，在芬兰、丹麦等大约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家，其国内同行数量很少，学者要获得同行的认可，必须国际化。

如上所述，学术界存在中心与边缘之分。一般而言，处于学术中心位置的学术体系会制定游戏规则。在20世纪初，俄罗斯的数学研究一度属于世界领先水平。尽管这些研究用俄语发表，但国外学者仍然需要通过阅读俄语文献或翻译的方式来追踪俄罗斯数学研究的进展。德国的社会学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领先世界，因此当时很多美国学者包括帕森斯等人都到德国学习社会学。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也回忆说，当时他会定期阅读德国社会学杂志的文章。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如果我们的某些领域如中国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则不必过于强调英文发表。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是否需要国际发表和学科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紧密相关。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对科学优先权的竞争异常激烈，学者们必须抢先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才能确保最早得到国际同行对其科学发现的认可。在软科学（很多社会科学属于软科学）领域，学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强，对于科学优先权之间的竞争也不激烈，因此学者们并不一定需要用国际语言（英语）进行发表。

正如哈佛学者裴宜理所指出的，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突破性成就其实来自“逆流”，拉美学者的依附理论、印度学者的后殖民理论都与当时北美的主流理论相背而行。

五、结语与思考

本土化和国际化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反映了不同主体的诉求，国际化的诉求得到了国内政府和大学的政策鼓励和推动，而本土化的诉求更多是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诉求。国际化的一个推动力是全球大学排名体制，因为国际论文发表是大学排名的一个重要指标。如上文所述，不能简单地认为社会科学本土化或自主性的追求是一种狭隘的表现。本文的比较历史回顾表明，本土化的追求在社会科学刚刚引入中国之日起就已萌发，而且这一浪潮不限于中国，而是广泛见于亚洲、拉美等学术边缘地带，因此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本土化的合理要求在于，社会科学确实要扎根本土实践，分析本土问题，通过对本土问题的研究丰富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或者，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通过本土问题的研究发展地方性知识和情境性知识。

从本质而言，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不是矛盾的，正如香港大学教授杨锐所指出的，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论采取何种语言与方法，“都应同时具备地方性与国际性”。或者正如谢宇所言，好的学术研究应该具有普遍意义。“国际性”是现代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历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总是会相互交流、相互阅读、彼此启发，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与研究技术通过各种渠道跨国传播，学者们根据共同的研究兴趣形成“无形学院”，构成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场域。

同时，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张力也会对作为个体的社会科学学者产生深刻的影响，面对这一张力的态度和行动将很大程度上塑造学者个体的研究问题选择、学术实践、身份认同以及所获得的认可。在一些国家，国际发表取向的学者与国内发表取向的学者成为两个割裂的群体，前者在国际上获得认可但在本土籍籍无名，后者在本土声誉卓著但国际影响甚微。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英文发表。在很多非英语国家，相当比例的社会科学学者同时使用英文和本土语言发表，双语发表日益流行，甚至多语种发表也屡见不鲜。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英语发表不等于英美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欧洲社会科学领域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使用英语发表的现象，这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全球化”，另一方面也对英美在一些学科领域的优势地位提出了挑战。同时，和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全球化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因此，不管我们是否赞同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观点，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从“取经”“效仿”的阶段迈向“自觉”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兼顾好在中文发表与英文发表之间的平衡，双语生存甚至多语生存将成为中国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行动策略，通过多语实践沟通不同语言系统的学术思考，双语性与多语性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一个比较优势。

随着中国科研实力的崛起，传统的学术中心边缘格局正在受到挑战。中国的学术研究正日益从边缘走向中心，一个多中心的格局正在日益形成。这一趋势在自然科学领域更加明显，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推动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在学术规范与研究范式上与国际接轨。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中，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树立了坚实的实证研究传统，但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学科当中，重视经验研究的范式还没有占据主流，这将成为这些学科研究成果国际化的一个障碍。

近代社会科学是西方的产物，因此如何走出中国的独特道路，做出中国的独特贡献，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挖掘本土知识和本土传统，而是要提出对其他国家和文明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带有世界普遍性的理论命题。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Indigen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 Tension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under the “Center-Periphery” Paradigm: A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alysis

Shen Wenqin

Abstract: In the global landscape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Germany, and France occupy central positions, while others, including China, remain in semi-peripheral or peripheral positions. Since the 1990s, Chines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has pursued internationalization while grappling with the demand for indigenization, creating a dual tension between these two goal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anxiety surrounding these dynamics stems from China’s marginal role in the global knowledge system.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is tension is not unique to China. Non-central countries like India and Turkey also exhibit strong indigenization needs. Historically, the demand for indigenization arose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to the non-Western worl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oweve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xport,” characterized by publishing in English, began in continental Europe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and expanded to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after the 1990s. Currently, Chines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s at a pivotal stage, transitioning from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m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xport.” To navigate this transformation, a balance must be struck between publishing in Chinese and publishing in English. A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or to social

Key words: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digenization; multilingualism; social sciences; center-periphery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