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具有落实国家教育事权、深化教育学术建制、提升教育学科育人、扩展教育话语影响等价值。要深入推进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的建构，一方面，在逻辑上，需要把握“分化”与“综合”、“基础”与“发展”、“专化”与“博雅”、“统一”与“多样”之间的辩证逻辑；另一方面，在路径上，需要进一步坚定立场，凸显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回归学科，梳理教育学的“知识图谱”；面向学情，呈现教育学的“梯度结构”；扎根文化，凸显教育学的“中国贡献”。

关键词：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建设；教材体系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也提上日程。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重视教材建设，并在教材体系、教材内容、教材管理、教材体例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涌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教材；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建设仍然面临着一些重要挑战，如，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待加强、“引进情结”明显、理论体系不够成熟，等等。由此，如何重新定位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建构的价值，厘清它的逻辑，探索它的路径，仍然是值得讨论的重要话题。

一、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建构的价值

“尺寸教材，悠悠国事。”教材作为培养人的基本依据，是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时代命题的重要载体，必须从落实国家教育事权、深化教育学术建制、提升教育学科育人、扩展教育话语影响等方面，深刻认识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的重要价值。

（一）落实国家教育事权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所谓国家事权，指的是“人民通过民主集中等方式自下而上地授权给国家，又由政府代表国家，以人民权益的实现为根本目的，自上而下地通过授权，协调各方力量并提供体制机制保障的完整的权力运行系统”。将教材建设定位为国家事权，彰显了教材建设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为了落实这一国家事权，2017年7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

建设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也是落实国家教育事权的重要体现。一方面，教育学的教材建设与其他学科的教材建设一样，承载着国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整体要求，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教育教学活动的学科，直接关涉“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对其他学科教材建设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总之，教材建设承载着鲜明的国家意志和政治立场，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不仅仅是教育学科自身的学术事务，也是落实国家教育事权的重要战略举措。

（二）深化教育学术建制

教育学术建制即教育学这一学科在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范式建构与制度构成，是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制度形式。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或专业，都意味着一种学术分工，内含着一种学术建制”。这种学术建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学科或专业的知识传统，经过制度化建构的学科会随着知识内容的分化，不断突破原有学科框架体系，继而推动新的学科生成。同样，教育学作为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也需要通过制度化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专业身份”。这种制度化常常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各种不同的途径或形式。瑞士学者霍夫施泰特尔（Hofstetter，R.）和施诺伊夫利（Schneuwly，B.）认为，它主要涉及学术性的教席（Academic Chairs）、教材或教科书（Textbooks）、研究机构（Institutions Devoted to Research）、出版物（Publications）等。教材作为学科制度化的重要方面，往往内聚了一个学科或领域的基本问题、概念、范畴和理论，由此塑造着人们对一个学科或领域的基本认识和整体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进一个学科的教材建设，就是在推进这个学科的知识制度化，塑造这个学科的社会形象。因此，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本身就是深化我国教育学术建制的过程，并在制度上确立教育学的“中国特色”和“专业身份”。

（三）提升教育学科育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教材的作用不仅在于传递知识，更在于“培根铸魂、启智增慧”，从而塑造受教育者的思想和品格。因此，构建怎样的教材体系，直接关系到培养出何种类型的人才。教育学作为一门专注于教育现象和问题、探讨教育规律的学科，其核心在于“教育场域中的‘人’”。在这一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必须始终以人的形成与塑造为基石，从而有效提升学科在育人方面的价值。

在这一基础上，通过遵循“育人”的基本价值观，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的努力，将紧密围绕培养“时代新人”这一指导思想展开。培养新时代的人才，不仅要求他们具备扎实的知识基础，更要求他们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在教育学教材体系的构建过程中，立德树人这一重要使命始终贯穿整个教材的内容和使用过程。在具体实施中，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应始终将人的发展视为核心，时刻关注人的需求。这种需求的满足不仅体现在知识的传授上，更应渗透到教材建设的文化符号之中，使之成为培养个体综合素养的重要载体。从整体上看，以人的发展统摄教材构建的主要问题领域，将促进教育学教材更好地服务于全方位育人的价值指向。通过这样全面而深刻的实践，教育学教材体系将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载体，更是人文关怀的体现，最终实现全过程育人的目标，为学科的教育理念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四）扩展教育话语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三大体系”建设中，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关键，缺一不可。教材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三大体系”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现。

因此，中国特色教育学在教材体系建设过程中，通过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融合和转化，可以提升中国特色教育学在国际上的话语影响力。首先，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通过深化学科建制，有助于健全系统、完善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其次，中国特色教育学在教材体系建设中，融入中国教育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有助于丰富教育学理论的原创性，建设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体系；最后，中国特色教育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材体系，“蕴含着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提升教育学的国家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政治诉求”，从而提升自身在国际教育学领域的话语权、贡献度和影响力。

二、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建构的逻辑

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教材及其体系所内含的基本关系或逻辑。下面主要从教材所涉及的知识体系、功能指向、达成结果、呈现形式等方面，对这些基本关系或逻辑做些阐释和分析。

（一）“分化”与“综合”的辩证

“分化”与“综合”的辩证是教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反映了教育学知识体系本身的内在逻辑。1806年，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的出版，标志着教育学从哲学母胎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不断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学科群。其中，从内部分化来说，教育学在领域上，分化为课程论、教学论、德育论等不同学科；在学段上，分化为学前教育学、初等教育学、中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学等；在类型上，分化为职业教育学、特殊教育学、成人教育学等。从外部关联来说，教育学延伸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等学科。这种分化是教育学繁荣发展的重要表征，但同时，寻求更高层次的综合，是教育学发展的又一新命题。

知识体系是教材体系建设的核心要素。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首先是要针对不断分化的分支学科或领域，开发出相应的教材。这些教材的设计与开发必须充分反映各个分学科独特的知识框架和学术逻辑，以确保每一模块都能在其特定领域中有效传递专业知识和技能。但在教材开发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单一的学科视角是不够的。为了实现不同教材之间的有效联结，需要在教材内容中主动寻求各学科之间的关系与交互。一方面，这要求教材的设计者认真考虑各个分支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是在概念、范畴和体系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还需通过联结不同学科的视角，增强教材的整体性与连贯性。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学科的专业性，还能促进学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总而言之，遵循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编写教材，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的重要逻辑所在。在这个过程中，“分化”是为了确保各个学科在认识逻辑上的独立性，使其各自发展；而“综合”则是各学科相互支持、相互关照的必然结果。通过这一动态平衡的实现，教育学教材的构建不仅能提升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为教育实践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基础”与“发展”的进阶

“基础”与“发展”的进阶，是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在功能层面的重要逻辑。强调教材的基础性功能，往往是将教材定位为一门学科核心知识的基本载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教材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唯一载体。简言之，教材具有基础性的功能，但还有其他发展性功能。发展性功能的实现，恰恰是教材开放性的体现。因此，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必须遵循这一逻辑。

处理好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基础”与“发展”的逻辑关系，需要关联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对教材内容进行整体性规划，为所有学生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性知识。教材是学习者获得教育学知识的基础性文本和入门性读物，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应该最大限度地考虑所有学生的发展特点，梳理教育学领域当中最基础、最核心的知识，做好知识的整体性规划，帮助学生快速掌握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等基础性知识，达到这一学科的“共同基础”。“共同”意味着面向所有学生，而不是个别或部分的学生；“基础”则意味着所有学生应该获得的基本发展或达到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保持知识的开放性，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多样化选择。知识“在教材中的理想存在方式应是开放的、积极的，有着与学习者展开精神交往与对话的可能与姿态”。因此，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要基于学生“最近发展区”设计知识内容，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究的兴趣，帮助学生在达到“共同基础”之后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实现知识从内容到意义的生成，激活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建构的机能。总之，“基础”与“发展”的进阶关系是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的重要逻辑。

（三）“专化”与“博雅”的整合

“专化”与“博雅”的整合是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在达成结果上的重要逻辑。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教育学日渐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并不断走向专业化。教材作为承载学科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文本，体现了特定学科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情感等内容。但如果只是一味强调教材的专业化是不够的，甚至极有可能陷入“技术操作”的境地，培养的人是“受过训练的人”，而不是“受过教育的人。因此，教育学在经历学科分化以后，如何整合“专化”与“博雅”，进一步关联到知识的理解力、关联性、批判性思考等，是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要实现“专化”与“博雅”的平衡和整合，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的建构应该从几个方面着力。第一，提升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的知识深度，要将知识系统性地呈现给学生，让学生不仅有一套基础和基石支撑自己的信念和行为，而且能够根据有条理的概念图式组织自己的经验；第二，拓展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的内容广度，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学的知识内部，而且要不断吸纳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其他学科的独特视角和逻辑结构，实现跨学科的内容建构；第三，明晰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的“全人”目标，应当超越狭隘的专门化视角，关注个体的精神成长与批判性思维，培养“在体力、智力、情绪、伦理等各方面完善的人”。总之，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需要“专化”与“博雅”的整合，才能在凸显中国特色教育学立场或视角的基础上，实现教育学对其他学科的价值效用。

（四）“统一”与“多样”的平衡

“统一”和“多样”的平衡，是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在呈现形式上的重要逻辑。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落实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管理等方面的统一要求，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如果没有统一性求，则无法达到“立德树人”的最终目的。但同时，在国家统一的框架下，引导、鼓励建构多样化的、多层次的教材也是有必要的。

具体来讲，实现“统一”与“多样”的平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教育实际结合起来，创新教材内容体系，推动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的创新型发展。其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教材不仅关乎教育文化事业的质量与文化传承，也关乎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再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的统一性的基础上，可以不断丰富教材的多样性。总之，在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时，在始终坚持统一性的基础上，要不断结合教育学的适用语境，赋予原有内容新含义，不断突破传统学科界限，建构多视域、跨学科的教材体系，实现教育学教材内容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效协调“统一”与“多样”的平衡。

三、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建构的路径

根据前述的价值定位和逻辑，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在具体建构上，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场，以学科知识为根基，以学情为抓手，以中国文化为依托，推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特色教育学的发展。在路径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坚定立场，凸显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在当今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的构建面临严峻的考验与挑战。要应对这种考验与挑战，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这不仅是对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根本要求，更是深化教育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基础。因此，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教材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不仅是价值导向的表现，更是政治标准的重要体现。

首先，在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明确教材体系建设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它为我们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为此，在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时，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其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及基本方法为标准，对现有教育学教材进行全面的筛选、整合和重构。实际上，通过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我们不仅能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阐释，还能让这种阐释具备鲜明的民族特色，使其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其次，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融入教育学教材体系至关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需求为出发点，全面、系统及深入地阐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尤其是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这些思想的融入，不仅有助于提升教育学教材的理论深度，也能有效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构建。我们需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的核心要义，将其与我国实际相结合，以此指导教材的编写和构建，确保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连接。

（二）回归学科，梳理教育学的“知识图谱”

教材作为知识的核心载体，承担着知识的具体化表征与传播的重任。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教材体系，必须从学科的立场出发，将碎片化和分散的教育理念、思想或原理等教育知识，重新整合成一张庞大的知识网络，为教材建设提供一个全面的“知识图谱”。

一是梳理学科知识体系，建构层次化知识框架。根据布雷岑卡（Brezinka，W.）的观点，教育知识的范畴广泛且混杂，若固守于单一的知识论便会导致脱离现实，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他将教育理论划分为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展现了不同学科知识的多样性与交叉性。这一理论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提供了参照：整合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梳理和归纳古今中外的经典教育思想及研究成果，建立层次分明的知识框架，以增强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二是确定知识间的关联性，建构学科知识网络。教育学知识图谱的梳理，能够通过连接不同领域的知识点、概念与关系，形成一个跨学科的知识网络。这一过程对促进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考察知识之间的关联性，就是将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基本元素和知识单元进行关联，揭示它们在探讨同一问题时的跨学科交叉点，进而形成一个复杂的学科网络系统。这不仅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也能避免狭隘的教育学知识观，为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提供丰富的学科资源。

三是确定教育学学科核心知识，锚定关键知识点。在国家对教育知识进行初步筛选的基础上，构建教材体系时需要进一步提炼出最核心的知识、命题和结构，明确学科的关键知识点。通过梳理教育学知识图谱，我们能够确定教育学科中最基础且独特、不可替代的知识点，从而为教材构建确定重点内容。这一过程对于确保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至关重要。综上，梳理教育学学科的知识图谱，相当于为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提供了整全的知识框架。通过层次化的知识框架、跨学科的知识网络以及明确的核心知识点，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将更具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三）面向学情，呈现教育学的“梯度结构”

学情是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的重要基点。唯有充分把握不同学段学生的学情，才能建构出切合不同学段学生发展需求和特征的教材内容，由此教育学教材之间形成一定的“梯度结构”。

一方面，要遵循学段差异，建构层次化的教材内容。正如怀特海（Whitehead，A.N.）所言：“智力发展的过程显示出一种节奏性……这种节奏显示出对大部分学生都有效的可确信的一般规律，我们的教育质量必须要适应学生智力发展节奏的相应阶段。”面向本科阶段学生的教材应当突出基础性、应用性和专业性，将中国特色教育学知识系统化地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透彻理解基本原理，并将这些原理运用到不同的领域当中。在研究生阶段，应进一步细化与深化教材内容，聚焦特定方向，以专题式的方式，将知识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研究前沿，并结合我国本土的教育改革实践，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使教材内容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为学生个体的个性化或多样化发展“留白”。教材应当提供多种学习路径，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能够参与到知识的建构过程；同时，充分的“留白”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并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这一过程，也能更好地促进并实现学生个人经验与教材知识的联结。

（四）扎根文化，凸显教育学的“中国贡献”

教育学作为一门引进学科，是在传承、突破与重构中不断更新与发展的，经历了“教育学中国化”，到“教育学本土化”，再到“建设中国教育学”的发展阶段。这一发展过程不仅蕴含着教育学发展的民族文化底蕴、体现了中国教育学的文化性，而且揭示了教育学发展的历史流变，彰显了与时共进的时代精神，为其他国家教育学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建构中国教育学教材体系是对这一过程的现实回应。

首先，教材体系的构建应扎根于本土文化，充分体现中国智慧。面对外来教材的持续冲击，要处理好本土教材与外来教材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西方知识日益推广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避免迷失本土知识的文化优势”，否则将面临“自觉的被殖民”的境地。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必须根植于我国本土的教育实践，以我国特有的文化意识不断形塑教材规范和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既适应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又符合中国思维方式的教材体系。这不仅是对中国教育学文化根基的反省与自觉，更是我国教育学者在推进世界教育学教材体系建构中“中国智慧”的体现。通过强调教育学的“中国贡献”和“中国特色”，我们能够在全球教育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教育思想的深厚底蕴。

其次，教材体系的构建还需要体现时代精神，构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教育学教材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这一观念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要求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时，必须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取向。我们应当吸纳人类共同的、先进的教育知识成果，以此为基础，构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教育学教材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全球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前沿动态，积极引入和消化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同时，应通过对比分析，提炼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教材。这一过程不仅是对外部知识的吸收，更是对自身文化与教育实践的反思与重构，旨在推动中国教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Construction of a Textbook System for Pedagog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Values, Logic, and Pathways

ChengLiang MaXiaoxi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textbook system for pedagog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It holds significant value in realizing national educational authority, deepening the academic framework of education, enhancing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the discipline, and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al discourse.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textbook system for pedagog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dialectical logic between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specialization” and “liberalness”, as well as “unity” and “diversity”. On the other hand, in terms of pathways, it is essential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stance, highlighting the Marxist tradition of pedagogics; returning to the discipline to outline the “knowledge map” of pedagogics; addressing student conditions to present the “gradient structure” of pedagogics; and rooting in culture to emphasize the “Chinese contribution” of pedagogics.

Key words: pedagog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extbook development; textbook system

初审：黄华强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