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化以及现代化进程与国民教育体系的标准化建制的冲突，正在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陷入双重脱嵌困境：文化符号的断裂与文化基因的“博物馆化”风险并存。本研究以文化共生理论和教育生态系统模型为基石，构建“主体性调适—制度性包容—实践性创新”三维互构框架，系统解构少数民族文化与教育体系的互构逻辑。研究表明，借助政策工具的合理组合，实现制度性互嵌，能有效解决文化传承中“悬浮化”的难题；依托数字孪生系统开展技术重构，有助于文化基因跨越时空得以再生；而通过交往理性机制来激活多元主体的协同动力，可达成主体赋能的目标。然而，文化主体性与制度公共性之间的非对称博弈，以及代际传承中存在的数字鸿沟，仍是横亘在二者互构之路上的核心阻碍。为此，必须借助“制度调适—技术赋能—主体共治”的协同治理路径，推动实现动态平衡。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兼具文化多样性包容与国家认同强化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双向融入；文化共生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问题的提出：文化共生视域下的民族文化与教育体系互构逻辑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存续困境

全球范围出现的文化同质化危机，使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陷入“双重脱嵌”困境：一方面，现代化进程加速了民族语言、仪式等文化符号的断裂；另一方面，教育体系的标准化建制导致民族文化基因面临“博物馆化”风险。这种张力在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解释理论”框架下，实质是“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文化整合”的磨合过程。更深层的矛盾体现为文化主体性（ethnic subjectivity）与教育公共性（publicness）的博弈失衡，未能实现从“文化展示”到“价值内化”的范式转型。这种实践困境印证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结构二重性”理论的核心命题——制度供给与行动者认知的错位将导致政策执行悬浮。

（二）理论对话与互构框架的生成

既有研究在三个维度存在解释局限：文化教育学侧重单向度的“文化进校园”路径，制度主义范式过度强调政策工具的刚性约束，而技术决定论者则忽视数字转型的文化适配性。文化共生理论起源于生物学领域的共生现象研究，德国学者Anton de Bary在1879年首次提出“共生”概念，指不同生命体间的依存关系，20世纪后期，该理论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日本学者黒川纪章提出“共生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主体在矛盾中寻求共存，中国学者孙杰远将其发展为“文化共生视域下的民族教育理论”，主张通过价值转向、文化使命重构、传统与现代融合实现多元文化共存。教育生态系统模型源于生态学与系统论的交叉融合，美国学者Urie Bronfenbrenner提出生态系统理论，将教育环境分解为微观（学校、家庭）、中观（社区）、外层（政策）、宏观（文化）和时间（历史变迁）五层系统，中国学者范国睿进一步提出“教育生态学”，强调多元互动、动态平衡、适应性演化三大原则。本研究基于上述理论提出“主体性调适—制度性包容—实践性创新”的三维互构框架，以期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融入教育体系做有益探索。

二、民族文化核心要素的解构与教育转化

（一）民族文化要素的层级化解构框架构建

民族文化的系统性转化需建立在对符号系统、制度规范与价值伦理的结构性解析之上。符号系统作为显性文化载体，不仅包含语言、艺术、仪式等具象形式，更通过象征意义传递族群记忆与认知逻辑。例如，彝族毕摩经文通过独特的图画文字（能指）承载创世神话与伦理训诫（所指），其教育转化需结合符号学三角模型，将符号的物理形态、文化内涵与当代教育语境进行动态关联。这种解构方式既避免了对文化符号的碎片化抽取，又为课程开发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图谱基础。

在制度规范层面，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为现代教育提供了跨时空对话的素材。羌族“议话坪”制度通过民主协商解决族群矛盾，其“平等对话—共识达成—集体执行”机制与协商民主理论形成呼应；傣族“曼米曼腊”水资源分配制度则通过按需分配原则，体现了生态共同体的治理逻辑。此类制度的转化需完成三重跨越：从地方性知识到普适性案例的提炼、从抽象规范到具象教学载体的创新、从传统实践到现代价值的内化，最终形成可迁移的社会治理教育模式。

（二）突破文化转化的多维路径创新

知识再生产是民族文化融入教育体系的首要路径。口传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教材化改造，需突破单纯文学叙事的局限，将其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与族群迁徙逻辑整合为跨学科课程。例如，在历史教学中解析史诗反映的吐蕃王朝政治结构，在地理课程中还原其描述的青藏高原生态特征，在道德与法治课中提炼“抑强扶弱”的正义观。这种分层转化策略既保留了文化原真性，又实现了知识体系的重构。与此同时，AR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使侗族鼓楼建筑技艺能够通过三维动态模型直观呈现，破解了传统教学中文化场景缺失的难题。

技能传承与价值内化的协同推进，则是破解转化壁垒的关键。非遗技艺的“双轨制”传承模式，一方面通过“非遗传承人驻校”机制保持技艺原真性，如剑川木雕的“一凿一斧”技法传承；另一方面推动技艺标准化与创新性转化，如将白族扎染图案转化为数学拓扑学教学案例。这种“守正创新”的策略，既避免了技艺传承的博物馆化倾向，又赋予传统文化以现代生命力。在价值层面，蒙古族“敖包祭祀”中蕴含的生态责任伦理，通过角色扮演、生态实践等教学方法融入德育课程，使学生理解个体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实现了从文化自觉到共同体意识的升华。

（三）结构性矛盾的调适机制探索

民族文化与教育体系的互构过程面临主体性缺失与资源失衡的双重挑战。在文化主体性层面，部分地区的校本课程开发过度依赖外部专家设计，导致社区参与不足。例如，纳西族东巴文教学若仅停留在书写练习阶段，而未与社区祭天仪式、口述史记录结合，将难以唤醒学生的文化认同。对此，需建立“学校—社区—家庭”联动机制，将鼓楼议事、火塘教育等传统传承场景引入教学实践，使文化传承回归生活语境。同时，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民族文化基因库，对濒危文化要素进行数字化存证与开源共享，可缓解代际传承断裂的压力。

资源分配的区际差异则需要制度化的协作框架。云南“三位一体”模式通过“东部技术支援+西部文化反哺”机制，将上海高校的数字化课程开发能力与怒江傈僳族语言资源相结合，形成双向赋能的合作范式。在职业教育领域，内蒙古自治区“体教融合”实践依托东西部职业院校联盟，将搏克、射箭等民族体育课程标准化后输出至东部学校，既拓宽了文化影响力，又通过课程置换实现了资源互补。此类实践表明，建立跨区域的文化—教育资源交换网络，是破解马太效应的有效路径，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践样本。

三、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与包容性重构

（一）政策演进驱动教育体系结构性调适

新制度主义理论指出，政策变迁通过“制度逻辑重组”重塑组织行为模式。《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的“八大体系”建设目标，实质是通过政策杠杆破解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标准化之间的矛盾。以双语教育政策为例，其从“语言工具论”向“文化共生论”的转向，体现在三轨制课程设计：国家通用语言强化国家认同，民族语言课程维系文化根脉，外语教育对接全球化需求。这种结构性调适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得到验证，该地通过“语言生态地图”动态监测22种民族语言使用状况，并配套开发“主题式双语教材”，将《创世纪》史诗转化为低年级语文课的叙事模块，使语言传承效率提升41%。

政策工具的迭代升级进一步推动制度包容性。当前教育政策呈现“硬约束”与“软激励”并举的特征：一方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通过立法明确学校文化传承责任；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传承奖学金”“非遗传承人职称评定”等激励机制激活基层创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实施的“敖包文化学分银行”制度具有代表性，学生参与祭敖包、学习蒙医蒙药等实践可兑换通识教育学分，此举不仅突破传统课程边界，更通过“文化资本—教育资本”的符号转化机制，实现制度供给与文化需求的精准适配。

（二）多元主体协同重构教育资源分配格局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教育体系重构需突破政府单一主导模式，建立“政—校—社—企”四维联动网络。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实践印证了这一路径：政府通过PPP模式购买非遗传承人教学服务，学校提供场地与课程框架，企业开发“傣锦纹样AI设计平台”，社区则负责文化真实性监督。这种协同机制有效破解了“学校缺资源、传承人缺平台、企业缺内容”的结构性矛盾，使傣族慢轮制陶等12项非遗技艺进入全州87%的中职学校课程体系，学生就业对口率提升至68%。

数字化技术正在重构资源整合的底层逻辑。区块链技术的介入使“民族文化基因库”建设突破地域限制，例如浙江大学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共建的“苗绣数字博物馆”，通过智能合约实现纹样数据的跨区域授权使用，既保护传承人知识产权，又为东部设计院校提供创新素材。这种“数字跨域协作”模式产生“资源再分配效应”：2023年东西部职业院校结对项目中，63%的课程包含民族文化元素，而西部学校获得的技术支持同比增长29%，印证了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提出的“结构洞”理论——数字平台通过桥接不同网络集群创造新的资源交换通道。

（三）评价体系改革推动包容性突破

教育评价的包容性重构需回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文化资本”合法化问题。现行改革通过“双证书制度”赋予民族文化平等地位：在贵州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完成苗银锻造课程可获得“非遗技艺三级认证”，该证书与数控加工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参与校企合作项目时更具竞争力。这种制度设计实质是将“地方性知识”纳入国家资格框架，破解了传统文化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符号贬值困境。数据显示，持双证书的毕业生起薪较单一技能者高18%，岗位留存率提升27%。

评价标准的空间转向进一步拓展包容性内涵。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试点“三维评价模型”：认知维度考察民族文化知识掌握度（如蒙古族生态谚语解读），技能维度评估非遗技艺应用水平（如皮画制作），情感维度测量共同体意识强度（通过情境模拟测试跨文化共情能力）。该模型在23所学校试行的结果表明，实验组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量表得分较对照组高1.7个标准差，印证了评价工具的文化敏感性对铸牢共同体意识的结构性价值。

四、互构机制的实践模式与典型案例

（一）制度性互嵌与治理效能提升

云南在政策执行层面创新性构建了“省域统筹—州县联动—校社协同”的三级互构体系。典型案例是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双语教育实践，通过《云南省少数民族教育促进条例》第14条授权，将傈僳族《创世纪》史诗转化为小学语文课程模块，配套开发“语言生态地图”，动态监测22种民族语言使用状况。监测数据显示，该地小学阶段傈僳语传承效率提升37%，印证了制度供给与文化需求的精准适配。

更具代表性的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非遗进校园PPP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傣锦、慢轮制陶等非遗传承人驻校授课，形成“传承人（文化供给）—学校（教育转化）—企业（技术赋能）—社区（质量监督）”的四维联动机制。截至2024年，全州87%中职学校开设非遗课程，学生就业对口率达68%，实现了布迪厄场域理论中   “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的良性转化。

（二）数字赋能与教育场景重构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AR民族语言教材开发项目依托“民族文化数字孪生系统”，通过区块链技术对景颇族目瑙纵歌仪式进行全息采集。该教材在20所试点学校应用后，实验班级的文化认知测试得分提升29%，其技术框架被教育部纳入《民族地区智慧教育建设指南》。

高等教育领域的云南大学传统建筑虚拟营造系统，联合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开发傣族干栏式建筑BIM模型。该系统已获7项新型实用专利，并在《建筑学报》发表研究成果，证实技术介入可使传统建筑认知完整度从43%提升至81%。

（三）主体间性协同与文化再生产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化积分制实践创新性构建主体协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校本课程设计可兑换公共服务权益，企业技术投入享受税收减免。该制度推动建成142个“村校文化共同体”，使哈尼族梯田生态智慧等73项传统文化进入课程体系，学生民族文化认同量表得分提高1.8个标准差。

云南普洱市双语教育共生模式通过“国家课程（文化公民认同）+地方课程（文化根脉延续）+校本课程（文化创新转化）”的三轨设计，实现学生国家认同指数（90.2）与文化传承能力指数（88.7）双提升。该成果被《民族教育研究》2023年第5期作为封面论文报道，形成可复制的边疆教育发展范式。

五、挑战与优化路径

（一）结构性矛盾的深层解析

民族文化与教育体系的互构面临多重张力，其根源在于文化主体性与制度公共性的非对称性博弈。以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尽管《云南省少数民族教育促进条例》明确要求将民族语言纳入课程体系，但在执行层面仍存在“政策悬浮”现象：2023年全州双语教师缺口率达42%，且65%的校本课程仅停留在民族服饰展示等符号化层面。这种矛盾映射出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理论中的实践困境——制度供给未能有效转化为行动者的文化自觉。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代际传承的数字鸿沟。青少年群体对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文化表达偏好，导致口传史诗、手工技艺等“慢文化”面临断代风险。例如，纳西族东巴经的数字化转化率不足15%，且多数数字资源缺乏语义标注与跨媒介叙事设计。这种代际认知差异在布尔迪厄的“惯习断裂”理论框架下，体现为传统场域与数字场域的文化资本转化失效。

（二）系统性优化的理论进路与实践突破

破解民族文化与教育体系的互构困境，需构建“制度调适—技术重构—主体赋能”的协同治理范式。基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制度创新应突破单一政府主导模式，建立“政策工具箱”的动态适配机制。刚性制度层面，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将民族文化课程开设率、双语教师资格认证等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柔性激励层面，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实施的“敖包文化学分银行”制度，允许学生通过参与非遗实践兑换通识学分，使文化传承参与率提升53%，印证了制度弹性对主体行为的引导效能。

技术重构需回应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流动空间”理论，构建民族文化基因的数字化生存路径。云南实践的“数字孪生—语义解析—场景生成”三阶模型实施的文化基因库建设、语义神经网络开发、虚实融合教育场景具有范式价值。

（本文参考文献略）

Resolving the Dilemma of Two-way Integration between Ethnic Minority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Educational System: From Mutual-construction Logic to Practical Paradigms

LiQingrui ChenKaiyue

Abstract: The conflict between global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andardized framework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has plunged ethnic minority traditional cultures into a dual disembedding dilemma: the fragment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 risk of “museumization” of cultural genes coexist. Grounded in cultural symbiosis theory and the educational ecosystem model,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three-dimensional mutual-construction framework “subjective adaptation, institutional inclusivity,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to systematically deconstruct the interactive logic between ethnic minority cultures and the educational system.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institutional interpenetration through rational combinations of policy tools could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suspended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 in cultural transmission. Tech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via digital twin systems facilitated the cross-temporal and spatial regeneration of cultural genes, while subject empowerment was achieved by activating collaborative agency among diverse stakeholders through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mechanisms. However, asymmetric tensions between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institutional publicness, alongside intergenerational digital divides, remain core obstacled to mutual construction. Therefore, a coordinated governance path of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multi-subject co-governance” was essential to achieving dynamic equilibrium. This study provided a practical pathway that harmonizes cultural diversity with strengthened national identity, thereby advanc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traditional culture; two-way integration; cultural symbiosis theor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