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为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科学基石。这一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客观性”和“现实性”的考察，为关系性道德教育提供了基本支点。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通过“实体批判—观念批判—关系批判”三重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为道德教育的关系维度、认知建构、实践指向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的启示下，道德教育应形成新的理论自觉：其一，道德教育的人性假设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关系性上生产他的全面性；其二，道德教育的能动向度是彰显人的“实践的主体性”，促进社会关系的变革与改造；其三，道德教育的发展进路在于推动建构“真正的共同体”，激发人的共同体意识；其四，道德教育的价值旨归指向人类解放，而人的解放是“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社会关系；道德教育；人的解放
唯物史观关于人的发展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背后蕴含着社会关系的重塑与改造逻辑。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及其实现的追问最终落脚到社会关系上，其社会关系思想相对于其他理论的区别，在于他抛弃了对于一切抽象社会关系的探讨，将人的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起点定位为“感性活动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辩证历史运动。在“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总体视域中，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的解放是“社会关系的解放”。这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它指明任何关于人的发展的研究都要始终强调社会关系的分析，克服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关系所导致的人的活动、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的异化，促进实现“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这场哲学革命深刻影响了道德教育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克服社会关系的片面性和异化性，发展真正属人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对于当代道德教育的重要启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立德树人的根本意义，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道德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中，发挥着凝聚共识、铸牢理想信念的重要作用。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道德教育需要客观地引导受教育者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形态的本质和特征，明确其历史局限性，自觉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关系所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性质和独特价值追求。
然而，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领域，其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道德教育中的理论探索相对较少。现有研究在探讨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时，较少从社会关系视角分析其对道德教育的启示；而在道德教育研究中，对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的运用也不够深入。这种理论断裂限制了道德教育的发展。如何以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为理论基础，构建以“关系性”为核心的道德教育探索模式，仍是一个尚未被充分研究的课题。基于此，本文试图以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为理论基础，探讨其与道德教育的内在关联，分析道德教育如何通过重塑社会关系应对异化问题，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文旨在通过这一研究，为新时代道德教育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路径提供新的启示。
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客观性”和“现实性”的发现
厘清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的形成脉络，是探讨这一思想与道德教育进行对话的前提。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持续观察和深入思考中逐步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马克思判断某种社会形态的道德教育是否具有合理性的起点。当马克思把特定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主张建立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的社会关系时，他明确指出，这种阶级意识需要教育的科学引导才能被领悟到。“但是工人阶级中比较先进的那部分人则完全懂得，他们阶级的未来，因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新一代工人的成长”。换言之，人的各种意识或潜能必然在人的成长教育中得到最充分的激发，否则在现实生活中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但教育的客观材料不应该从人们的头脑或对永恒的真理与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进行着感性活动、实践着的人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发现，像道德、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的根源就在“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
（一）早期社会观察：从具体现象到问题意识
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曾是黑格尔的追随者，部分认同黑格尔的理性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公民理性的化身和个人自由的实现，代表着普遍理性和大众利益，“他想在现实中把国家变革为理性的东西，以此来克服社会的种种矛盾，实现人的自由”。然而，在博士毕业论文完成后的三年里，也就是在《莱茵报》担任编辑期间，马克思第一次遭遇了“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他逐渐意识到，国家并非黑格尔所说的是普遍理性和公共利益的代表，相反，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国家代表私有者的利益，是私有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黑格尔所谓的观念中的理性国家与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压迫形成鲜明对比。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保守势力并不在意人民实际的现实生活处境，甚至通过立法的方式把对贫苦人民的惩罚合法化。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保守势力的批判集中在其维护私有者利益、忽视人民实际生活处境的现实上。他指出，统治阶级通过法律和意识形态的构建，掩盖了社会关系的真实面貌，而他们“对自己所辩护的对象却没有任何现实的关系”。在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生活状况的调研中，马克思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历史事实。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被忽视，并且他们的求助呼声还被管理机构视为“无理取闹”。这些社会问题都使马克思深刻意识到，现实的社会关系被遮蔽了，统治当局的“意志解释”取代了“关系的客观性”，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治权力变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并最终导致人们处于贫困、饥饿和苦难的社会关系之中。
通过早期社会观察，马克思意识到，那些异化的社会根源并不是秩序或规则，而是一种“关系”，即一种客观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它对个人的生存状态产生了深刻影响。黑格尔对理性国家的概念推演偏离了现实，现实的社会关系往往是被遮蔽或者被建构的，它的真实样貌是存而不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悲惨的生存事实总是被各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统治者通过法律、道德、教育等思想观念的建构，刻意剔除历史的真实内容，从而将现实的利益关系隐藏起来。
（二）理论转向时期：从抽象思辨到现实关系
现实的、客观的社会关系让马克思陷入了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质疑和反思中，并逐渐形成了对社会关系的新认识。马克思曾回忆这一时期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成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将“现实关系”颠倒为“观念关系”的根本问题，发现了“市民社会”也就是“社会物质生活关系”才是理解国家和政治关系的关键。
结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理论的系统阐释，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在矛盾的揭示，马克思已然认识到，历史的发展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些关系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把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和层次，即对任何社会现实内容的考察都应当回到物质生产活动的关系中，而不应当停留在思想观念的层次。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最终转向，实现了对社会关系认识的质的飞跃。这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有两个关键的认知：一是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必须要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寻找。意识形态批判不能从某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开始，而是要从人类社会历史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领域来分析意识的起源。如果看不清客观存在的物质生产关系，就不能揭露意识形态的迷雾，现实的革命也就无从谈起。二是社会关系的变革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密不可分。马克思指出，由于人不仅仅是一种感性的对象存在，更是一种感性的活动存在，这导致社会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人的生产实践（即感性劳动）的变化而变化，正是这种实践活动带来社会关系的变革。
（三）理论成熟阶段：社会关系思想的系统化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大厦的根基，本质上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以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看到资本作为物质资料的“实体内容”，看不到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形式规定”，导致他们无法看清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相对性和历史过程性，更无法透彻地把握资本这个具有“幽灵般现实性”的怪物对人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不仅受‘头脑创造物’—观念的统治，而且更受‘双手创造物’—资本的统治”。
一方面，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联姻”，形成对“现实的个人”的观念统治。当资本成为一种“普照的光”，具有支配一切和统治一切的力量时，欧洲哲学的唯心主义与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在同时期内历史性地繁荣起来，这不是一种巧合。资产阶级围绕意识形态重构理性形而上学，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看成是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这种资本和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使“观念的抽象统治”成为一种支配力量。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资产阶级将“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信念”强加和灌输给人，他们不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看作一种历史形态，而是把它看作自然的、永恒的形态。对此马克思这样总结道：“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样，“资本的强制”就变成一种永恒有效的规律，实现了对人的观念统治。
另一方面，资本将“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颠倒，形成“物对人”的统治。马克思指出，资本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实现增殖，资本“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资本原本是“死劳动”，却占有和控制了工人的“活劳动”，这种“物占有人式”的颠倒，不仅导致人受物的统治和支配，还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人的自我实现，其结果是产生与物的世界的增殖成正比的人的世界的贬值。
综上所述，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的深化过程是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过程，其发展脉络不仅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范式，更为道德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道德教育必须引导受教育者透过具体社会现象看到社会关系的本质，并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以往的哲学家总是把时代问题抽象化，在观念中说明现实问题，相反，马克思从一切抽象意识形态中超越出来，将资本这一“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社会关系”揭露出来，解答了资本之谜，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本质的历史性把握。马克思否定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指出以资本增殖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形态不是永恒的、绝对的，“而是一种和某个有限的历史发展时期的物质生产条件相适应的、具体的和历史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存在”。它不仅可以通过人的认识得以揭示，还能通过人的实践彻底超越。所以，现实的历史运动总是表现为实际的社会关系的更新，“社会存在”与“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用“社会关系形态”来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目的在于“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马克思认为，教育活动是“一种自觉开展的工作”，消灭私有制是无产阶级道德教育的根本立场。因此，道德教育不是独立于人类物质生活之外的关于道德知识和高尚观念的议论，而是发展于人类物质生活之内，使人们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结构和运作方式，再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类真正自由解放的实践活动。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未来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工人的道德教育必须是实践的教育，资产阶级各种虚伪的意识形态不能通过精神批判，而需要通过实际地推翻产生这一切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消灭它们。只有这样，道德教育才能使无产阶级摆脱旧时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影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与道德教育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二、关系思想与道德教育之间的可能性对话
众所周知，由于马克思将道德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他很少论及道德教育。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用类似的话语讲到，“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道德说教……不向人们提出道德要求”，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具有“非道德或反道德倾向”。但是，以马克思主义是纯科学的学说来拒斥其道德或规范性内容是有失偏颇的，忽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揭露，淡化对这种社会关系批判所蕴含的伦理旨趣，对道德教育而言是非常重大的缺失。尽管马克思并不相信通过道德批判或道德教育来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代替并由此改善人类生存处境的做法，但他认为道德教育具有社会必要性，尤其是在提升工人思想觉悟、引导人们对剥削性的社会秩序作出道德判断，并积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为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深厚的对话基础。
（一）从实体形态批判到道德教育的关系维度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马克思批判了西方哲学的一切实体形态，以“社会关系”为分析范畴解释了社会历史发展。实体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起源于古希腊，兴起于笛卡尔，并经由18世纪的康德和黑格尔，延续至当代。在笛卡尔那里，实体概念开始具有主观化的倾向（我思），“我思故我在”意味着自我作为一种实体是一切认识的基础，而“自我”具体是什么样的，却是不被重视的。以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认识论革命划界，人作为理性实体一路高歌猛进，最后在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逻辑学中达到了最高形态（绝对精神）。西方哲学受理性形而上学统摄，忽视社会关系与人的历史性和现实性，这些正是马克思批判的起点。
实体形态在资本主义道德教育中体现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基于古代神学实体论的道德教育，二是基于近代理性主体实体论的道德教育。对于前者，恩格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指出，“在英国所有的学校里，道德教育是和宗教教育结合在一起的，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然也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人们用来调节人与人关系的简单原则，由于社会状况，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本来就已经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而当这些原则和无法理解的宗教原理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专横而毫无根据的训令的宗教形式出现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莫名其妙和格格不入”。这种道德教育不仅不会对工人阶级的道德起任何作用，还会造成工人阶级的道德衰落。对于后者，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将教育对象假设为“自由平等”的抽象主体，剔除了他们的社会性与历史性，遮蔽了活生生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异化状态，抽象的理性主义教育使工人失去了真实的道德感。正如恩格斯批判的那样，英国资产阶级“甚至不肯花一点力气把现代道德，即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自身的保障而炮制出来的道德灌输给工人”。
实体形态批判为道德教育提供了一种极其重要的视野，即道德教育的根基不应该是实体主义的，其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教育。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建构了“社会历史关系中存在”这一根本视角，对道德教育而言，人的本质的实现不是抽象空谈普遍类特性的“大写主体”，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个人在历史社会关系参与中的实现。这种对人的本质的关系性存在界定，使马克思超越了所有实体主义德育观，开启了一种新的德育指向，即“关系性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过程，更是人的关系性本质的实现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人通过关系性生存实践建构主体性，在交互性活动中实现自我认同和全面发展。因此，关系性道德教育的理念是以关系为中心提升受教育者对“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认知，塑造他们成为“关系中的能动者”，培养他们的关系责任意识和关系改造能力。这种教育不以“个体的我”为单位生产受教育者的片面性，而是以“我们中的我”为对象性关系，生产受教育者的全面性，促使他们在客观世界中肯定自己，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人。
（二）从观念形态批判到道德教育的认知建构
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批判了西方观念论传统对现实关系的颠倒理解，揭示了观念形态改造社会的局限性以及对现实的掩盖性。由于马克思早年在《莱茵报》时期的现实斗争经历，他逐渐意识到，关于寻找究竟以何种路径来改造德国分裂矛盾的现实社会，以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哲学家们提出的方案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们将“现实的社会关系”等同于“观念”，将一切现实的关系抽象化为观念的表现形式，从而使对现存世界的改造完全转化为对观念的批判。马克思指出，面对现实的物质利益纷争，那些思辨哲学家们认为观念、思想和概念是束缚人类的真正枷锁；由于“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马克思对这种观念形态展开了批判，指出其不仅忽视了观念的物质根源，剔除了社会关系的物质性和历史性，甚至就连工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就能够摆脱自己的企业主和他们自己实际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之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
对观念形态的批判是深刻认识资产阶级道德教育的前提。这种关联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观念的物质根源决定了资产阶级道德教育的本质。资产阶级道德教育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其本质在于通过观念的灌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资产阶级统治利益提供正当性辩护。这种误导性的道德教育将无产阶级包围在一种意识形态范围内，使他们就此沉浸在掩盖社会关系真实本质的道德说教中。“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其二，观念的历史性揭示了资产阶级道德教育的相对性。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道德教育并非超越历史的“永恒真理”，它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作为一种观念，其内容和形式受到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的制约，因而具有相对性。然而，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性质，建立了一套观念体系，试图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自然化、永恒化。他们通过抽象化的道德话语将私有制描述为符合人性和理性的制度，将市场竞争美化为公平的资源配置机制。这种观念体系的目的在于使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合理化，使剥削关系合法化，并通过道德教育将这种观念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普遍认知，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马克思对观念形态的批判并非远离了道德教育，而是回到了如何正视道德教育的认知建构本身。通过揭示资产阶级道德教育的物质根源和历史性，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为道德教育的认知构建提供了科学依据。首先，道德教育并非独立存在，其根源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我国的道德教育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注人民的生活现实，强调集体利益和社会责任。其次，道德教育并非永恒不变，而是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的。道德教育应敏锐回应时代需求和新兴社会问题，在改革发展中发挥稳定社会秩序、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最后，道德教育并非“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而是具有深刻的现实面向。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道德教育作为道德传播和育人实践的重要途径，其核心功能在于建构面向现实生活的认知体系，帮助社会成员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从而使道德成为社会实践的有力指导。
（三）从关系形态批判到道德教育的实践指向
马克思深刻揭露了社会关系的双重性质，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社会关系”不再是社会关系，而是说它们以消极的、相反的形式生产并呈现在它们的承担者面前。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结盟”，形成对人性的抽象统摄，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作为抽象物形成“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物占有人式”的统治。“个人受抽象统治”不仅导致自我的异化，还导致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异化。其一，资本主义关系形态迫使工人将自己的本质和生命让渡给金钱，争着出卖自己，争着去从事奴隶劳动，导致自己“消灭了个性和自由”；其二，由于工人的劳动脱离了特定的历史属性，“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也就体现为物与物的关系。
“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关系”是指每个人实现自由个性并共同活动交往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实践中创造的。真正的社会关系不仅以“总和”的形式在现实性上赋予“人的本质”，还以“实践”的形式赋予人们的生活以内容。马克思认为，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统治和支配着劳动者的实践活动，但它也潜在包含着对劳动者作为价值创造者之实践潜能的确证。“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也就是自己的社会关系。就此而言，人在实践活动中具有主体性、创造性和革命性，社会关系的变革离不开个体在具体现实中的创造性实践。尽管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中丧失了自觉实践的主体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丧失了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潜能。马克思指出，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本动力，工人阶级必须通过实践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理论层面对资本主义关系形态矛盾的揭露不会导致资本逻辑的消除，要想理论变成物质力量，只能依靠人们的自觉实践。
道德教育应当引导受教育者认识到社会关系的改造不是依靠理论完成的，而是依靠实践。考虑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教育过程中如果只给予学生显性的知识和价值观，不仅对学生的行为影响甚微，对社会关系的改造作用也极其有限。道德教育关涉行动，道德教育实践承载着人的本质之对象化的实现功能。人在感性世界的关系性生存实践中确认自己的本质和力量，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越丰富、全面，人的发展也就越丰富、全面。在此意义上，道德教育应当引导受教育者超越对资本逻辑的服从，警惕唯绩点的物化导向，激发学生反思和改造社会关系的批判性能力，探索人的实践活动的自主性和内在目的性，从而走向自觉实践，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对社会关系的深刻改造。
综上所述，“社会关系”始终是马克思分析现实和改造现实的一条核心线索。马克思通过“实体批判—观念批判—关系批判”的三重维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生存秘密和本来面目，这一批判体系不仅是认清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理论利器，更是道德教育应该把握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强调，社会与人的存在都是客观的、现实的和关系性的，人的本质所反映的只不过是人的全部感性现实生活关系的总和。要实现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观念改造或虚假掩盖都是行不通的，“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把“道德教育”定位为“关系性道德教育”是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的深化运用和合理延伸。这种关系性道德教育应着重两个层面：一是引导受教育者建构对物质生产关系本质的批判性认知，实现人的认识能力的解蔽；二是培养受教育者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能力，促进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前者通过科学的道德理论武装受教育者的思想认识，将资本主义的神秘纱幕揭掉；后者则通过道德教育实践提升人改造社会关系的能力，推动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和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
三、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与道德教育关系要义的同构
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为道德教育提供了批判性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从功能作用角度看，道德教育既是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催化剂，也是改造社会斗争的一部分。道德教育必须要廓除资本主义社会中掩盖真实社会关系的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迷雾，引导受教育者认识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表现，受教育者有在实践中变革这种异化关系、探索建构合理的社会关系形式的内在潜力。
在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视域中，道德教育能够在变革异化关系的社会改造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无产阶级的道德革命就孕育着对旧的思想道德观念的批判，意味着同旧社会传统和所有制关系的决裂”。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道德教育既不深陷于个人理性的空洞教化，亦不执着于传递抽象的、均质的自由平等理想；无产阶级道德教育的起点是把人视为一种关系性存在，关注人的活生生的、客观的“现实的关系”，激发人在客观世界中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促进人积极参与社会各领域各层次的实践交往，引导人从各种“对象性关系”和“交往关系”中走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联合体的科学道路。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的使命和任务应该“是造就出了社会主义的新人，这是新世界的建设者，集体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敌人，各国人民和平幸福的捍卫者”。这种教育观是从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中生产出来的，面对旧式分工关系中一切形式的压迫、剥削、奴役和异化，工人阶级只有不断培育社会主义新人，认清、改造甚至消灭这些关系，进而实现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和社会关系的丰富发展，才能真正解放自己。
无产阶级的道德教育相比于资产阶级的道德教育，其特殊性表现在它的实践目标是引导受教育者按照人自身“内在的尺度”，按照“美的规律”去体验和建造世界，使世界真正成为属人的世界，从而通达“真正的共同体”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无产阶级的道德教育实践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教育实践活动并不外在于人的社会关系，而是内在于人的需要及社会活动关系，是为了人、服务人和发展人。然而，任何一种形式的“新的现实人性”的教化都是任重道远的，“即使这种新人还不是在一切方面摆脱了旧世界的胎斑。改变人在许多世代中形成的本性、培养出新人，这是比建造宇航船还要更复杂、更困难的任务”。为此，当下和未来的道德教育实践至少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一）“社会关系的总和”：道德教育的人性假设
道德教育的人性假设必须立足于关系性存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的本质属性，即人不是在孤立的个性中发展，而是在社会关系的总体性中实现自我。这种关系性存在既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性存在，也超越了个体的封闭性存在。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者广松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炼出独特的关系主义诠释，他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关系哲学，这种世界观反映了“关系的第一性”的基本原理，启示了“关系性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前提。
这说明人不是在孤立的个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在关系性上生产其全面性。人的本质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实现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征着人的关系价值的全面彰显。人能够通过能动的实践活动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改造，使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使历史成为“人化的历史”。在人与自然界和物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人能不断地肯定自己，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人在关系中生产其全面性，这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人通过诸种关系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到对象上去，进而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这就要求道德教育的人性假设要立足“关系性存在”，促进受教育者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产和社会关系的丰富发展。只有彻底嵌入关系之中的“人”的范式，才能增强人的独特性，才能使人的活动真正成为彰显其本质力量的自由活动。
（二）“实践的主体性”：道德教育的能动向度
道德教育应把握社会关系与个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既要立足于社会关系这一基础，又要回归到对感性的个人及其能动性存在状态的科学认识。强调道德教育的对象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并不意味着教育对象只是作为“关系的承担者”或“关系的化身”，不存在具体的、感性的、能动的个体；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不仅作为“关系的承担者”存在，还作为能够自我实现的能动者存在。受教育者既是受动的又是能动的，尽管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承担者”被限制了自己的个性，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注定要永远停留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的位置，更不意味着他们丧失了自主实践主体的地位。相反，人民群众依然是生产力的创造者、占有者和发展者，社会关系的变革是由人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的产物。
每一个教育对象都具有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潜能。诚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常常掩盖人的异化事实，但这种异化“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通过科学的道德教育引导，受教育者能够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虚幻的观点作斗争，“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道德批判是促进人类状况改善的重要方式之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包括个性和能力）的科学理论。因此，绝不能忽视感性个人在改造社会历史关系中的能动性，这也正是马克思说的，“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三）“真正的共同体”：道德教育的发展进路
道德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推动建构“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人”这个类属性所蕴含的全部本质力量和特性。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解放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一论断揭示了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既指向个体本质力量的特殊性生成，更指向全体个体的类本质力量的共同实现。马克思对“虚假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做出了严格区分。他指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此基础上，霍克海默进一步揭示了在虚假共同体中，权力总是以谎言的方式包装真理。在这种虚假的环境中，道德教育往往与黑暗中的其他事物一样，看不清自己作为善的事业的本来面目—“邪恶，而不是善良，成为了理论的对象。理论已经预设了生命再生产的形式。理论的要素是自由，而理论的主题却是压迫”。
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对“真正的共同体”的强调，对道德教育培育民族团结感、关系责任感和人类同胞意识的产生具有重要启示。共同体在现实中呈现出两个维度：在政治国家范围内表现为“民族国家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则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德教育在这两个维度上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面向民族国家，道德教育应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受教育者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网络的意识，增进相互认同与共同性，以教育汇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自觉和情感依赖”。而面向充满关系的世界，诺丁斯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至少都要为那些生活受到我们影响的人的行为负责”。因此，道德教育还应致力于启迪受教育者构筑与世界的良性关系，引导其形成对遥远他者的善意，承担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关系性责任。
（四）“社会关系的解放”：道德教育的价值旨归
道德教育的根本价值旨归是实现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是“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从道德与人类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来看，道德的进步越来越彰显出人类争取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人既不在“普遍的人的本质”中理解自我的存在规定，也不在孤立的“个体”中寻找生存意义，而是在关系共在与关系变革中实现真正的解放。正如马克思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马克思猛烈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受到形而上学思想观念和资本逻辑的双重抽象统治，其目的就是要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论证其不可避免的灭亡趋势，推进人类的解放事业。马克思明确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这一论述揭示了正是由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才导致了黑人异化为奴隶，纺纱机转化为资本的现象的产生。
基于此，道德教育应当致力于引导受教育者认识并消灭一切剥削性质的社会关系，创造更加文明、更加全面的社会关系新形态。人类的解放程度与社会关系的合乎人性程度内在地关联在一起，“要推动和实现人的自由，追求人的幸福，就必须改变与人的生存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追求和创造使人的自由和幸福成为可能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关系。”而“合乎人性的社会关系”即人们能通过对象性关系在客观世界中肯定自己，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当然，人们改变自身社会关系是有特定前提条件的。道德教育要促进“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引导受教育者树立理性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进而团结起来开展斗争，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四、余论
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用人的解放是“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指明了改造世界的实践方向。人在社会关系中确认其本质、获得其存在规定与生存意义。人的发展程度与社会关系合乎人性的程度密切相关，只有通过“克服社会关系的异己性、属物性，建立为人、属人、利人的社会关系”，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
当代道德教育的使命，在于引导受教育者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局限性，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关系的独特性质。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它旗帜鲜明地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统筹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遵循与彰显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崇高价值理想。这一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社会关系所掩盖的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社会强制进步对人的异化、人对自然的掠夺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霸权，开创了一条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的新路径。
在全面建设教育强国的道路上，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独特社会关系，科学阐释这一独特的社会关系对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的促进作用，是我国道德教育的根本价值使命。新时代，道德教育必须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指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这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关系的人民特性。中国式道德教育现代化必然以服务人民为根本目标，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努力方向，推动实现人的现代化。
（本文参考文献略）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