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内教育学界关于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操作结果，其研究的操作原理，即认识论原则与方法论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本研究通过考察布尔迪厄早期文献，分析其社会学认识论原则，并揭示其核心统计工具——对应分析法的原理及其在场域统计建构中的具体实践策略。研究指出：（1）布尔迪厄在法国科学史传统的影响下，确立了“常识断裂观”和“对象建构观”，强调通过建立“关系性的”理论和概念系统，实现对社会现象的科学建构和解释；（2）引入以物理学关系隐喻为核心的“场域”概念，实现对社会现象的关系性理解；（3）采用与其认识论立场契合的对应分析方法，构建场域的统计学模型，从而揭示场域运作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基于理论假设，收集与编码经验或历史材料，并进行对应分析，可以重构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类场域的结构。

关键词：对应分析法；对象建构；社会学认识论；教育场域

一、导言

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学界关于布尔迪厄的理论接受集中在其关键概念（惯习、场域、资本）在中国语境下的运用及其理论结论的适用性，主要围绕着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机制展开。却鲜有研究从历史发生的角度，对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展开分析和考察，而它们正是使得布尔迪厄及其合作者展开大量经验研究并进行理论建构的可能性条件。布尔迪厄对社会学的元反思不仅出于纯粹思辨目的，而且具有鲜明的实践取向。一系列关于布尔迪厄研究的科学社会史表明，布尔迪厄丰富的学术产出，和其担任负责人的欧洲社会学中心的集体工作密切相关。为了协调组织大规模研究项目，这些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具有形塑研究共同体实践、培养学术后备力量研究“技艺”或“惯习”的教学法性质。有鉴于此，通过分析这些具有定向作用的一般原则和具体方法，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使得布尔迪厄式经验研究和概念建构得以可能的操作原理（modus operandi），并通过反思这些原则潜在的假设，从内部批判的角度发展基于中国情景的教育研究问题和方法设计。

在这些认识论原则和方法论选择中，布尔迪厄源于法国科学史传统的社会学认识论和与之亲和的统计方法——对应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CA）尤为值得注意。早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哲学训练、博士论文由著名科学史家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指导的布尔迪厄，就特别注重从认识论的角度反思社会学知识生产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他将统计学方法视为构建社会学知识的重要路径，不仅与来自法国国家统计经济研究所的统计学家达贝尔（Alain Darbel）等人密切合作，还曾专门撰写《统计学与社会学》讨论二者的系统结合。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从回归分析到潜在变量分析的反复探索后，他和研究团队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将当时兴起的对应分析作为核心的统计工具，在大量具体经验研究的持续运用过程中，与“场域”理论的建构交织进行。正如布尔迪厄在其生涯后期多次回顾指出的那样：“我大量使用对应分析，因为我认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技术，其哲学完全符合我眼中社会现实的本质。这是一种以关系方式‘思考’的技术，正如我试图用场域的概念所做的那样。”“那些知道多重对应分析原理的人，往往就在这里把握了这种数学分析方法与场域思维之间的亲和性。”

然而，作为一种发端于法国，并在发展之初将自身归类为与回归分析对立的数据分析方法，对应分析在回归模型占绝对优势的英美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被忽视和边缘化，仅在法国及至欧洲保持了一定的影响力。除在少数文献中有简要提及外，详细讨论对应分析及其与布尔迪厄理论关联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法国学界与布尔迪厄保持直接和间接学缘关系的群体中。其中，布尔迪厄的前合作者鲁阿内（Henry Rouanet）、勒鲁（Brigitte Le Roux）和勒巴龙（Frédéric Lebaron）发表了大量关于对应分析技术原理和社会学中运用策略的文献，前两者还开发了对应分析的扩展类型，即“几何数据分析”；曾受布尔迪厄指导的统计学家和统计史家德罗西埃（Alain Desrosières），不仅从长时段视角重构了对应分析的统计学系谱，而且将布尔迪厄的研究置于20世纪60年代对应分析不同“社会运用”的背景下，突出其研究的独特性；任职于布尔迪厄工作过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的社会学家杜瓦尔（Julien Duval）则从社会学史的角度，建立了对应分析与涂尔干学派传统的关系，并对其在场域建构中的功能进行了细致考察。在中文文献中，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戴定皇亦梳理了对应分析和场域理论流变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了统计原理和场域理论之间的融贯性及其限制。此外，在德国和挪威亦有相关动向。

总的来说，既有研究展现了从对应分析的统计原理反观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启发性。但由于问题意识的差异（技术教学法、方法的社会史、建立社会学传统延续性）和知识语境的预设（对法国历史认识论传统的熟悉），既有研究并未过多涉及布尔迪厄社会学建构自身研究对象，实践对应分析的可能条件——认识论原则，也未重点就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亲和性进行系统分析。有鉴于此，本研究首先从布尔迪厄20世纪60年代的认识论文献出发，探讨其参照自然科学认识论而建立的三个社会学认识论原则，即常识断裂论、对象建构论和关系首要论。在此基础上，研究以布尔迪厄首次使用对应分析的文献《品味解剖学》为例，结合对应分析的原理及其实际运用，考察方法与认识论原则的选择性亲和。最后，结合布尔迪厄两部教育社会学研究文献《学术人》和《国家精英》，探讨对应分析在教育场域统计建构中的实践和策略。

二、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

作为集体研究机构欧洲社会学中心的负责人，布尔迪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认识到确立共同研究语汇和理论取向的重要性，以“阐明专业实践的原则，同时培养研究者与实践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为目的，形成了一系列纲领性的社会学认识论文献，包括《中等艺术》导言（1965）、《结构主义与社会学知识理论》（1968）、《社会学家的技艺》（1968）以及最近在档案中被发现的《研究实践准则》（约1969）。这些文献旨在构建一种“社会学知识理论（theory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这种理论定义了所有社会学行为与言说的可能性条件”，从而构成了后续布尔迪厄塑造研究共同体共识、发展场域理论和选用对应分析作为统计学工具的知识语境。

分析的出发点源自法国历史认识论学派对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史考察，旨在建立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认识论标准上的统一性。布尔迪厄明确反对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二元划分，主张将自然科学的认识模式作为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参照对象，强调社会学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中吸取教训，确保其解释工具是科学构建的，而不是对其实践操作的简单移植。但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互动史中常见的，通过同源或类比方式转译自然科学的概念、定律、真理标准或量化程序不同，布尔迪厄对社会科学的反思是在认识论层面上进行的，即追问使得概念建构、定律发现、真理验证本身得以可能的条件。正是建立在对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卡西尔（Ernst Cassirer）等科学哲学家，以及赫兹（Heinrich Hertz）、朱韦（Gustave Juvet）等自然科学家对科学运作方式反思的基础上，布尔迪厄分析了社会学所面临的三类认识论障碍，并提出了其社会学的一般分析框架。

（一）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特征

和习见的实证主义观点，即将自然科学视为一种客观真理系统不同，处于法国历史认识论传统中的布尔迪厄明确将自然科学视为人工建构的符号系统，并不宣称其具有本体论的优先地位。他援引赫兹的《动力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echanics）导言，指出理论建构的核心在于建立一种符号表征，“这些表征的结构使其在思想领域中的必然后果能够成为现实中所表征对象后果的符号”。换言之，理论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它通过自身内部元素之间的关系，将现实领域的诸多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转译”。

自然科学作为一个人为建构的符号系统，并非任意的，而是具有明确的关系结构。一方面，符号系统内部的元素之间关系密切，单一元素（命题以及构成命题的概念本身）必须在相互关系中才能被理解；另一方面，这一符号系统能对多样的现象进行系统性的解释。布尔迪厄援引卡西尔在《实体概念和函数概念》中讨论的几何学作为案例，指出几何学概念并非作为独立实体概念而存在，而是通过相互之间的定义而被确定的关系性概念或函数概念：“现代几何学是一种这样的系统：其定义不依赖于某种实体性的‘内容’，而是仅由其构成要素的组合法则决定”。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的符号系统能够为可观察的、极为多样的经验现象，进行系统性的“翻译”或“解释”，科学家通过系统性假设冒着被全盘否定的风险，期待以此换取系统解释的可能。

但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关系性的符号系统，却必须付出巨大的理性努力，必须和常识观念进行“认识论断裂”（rupture épistémologique）。这一观点颠覆了传统经验主义中现实优先的假设，强调科学是一个主动构建的过程，而非被动归纳的结果。这一来自科学史家巴什拉的理论认为，日常知识的自明性理解和科学之间不存在任何连续性，科学思维源于与日常经验的断裂，是“与自明性斗争的产物”。科学是反直觉的，后者恰恰构成了科学的“认识论障碍”（epistemological obstacle）。正是通过破除“海绵”这一隐喻在空气、玻璃、冰、土壤、血液以及铁的磁性等各种认识对象和不同科学领域中的认识论障碍，现代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才得以构建。正是构想出不占据空间的点、作为曲线的直线这些不存在于日常经验中的理论对象，现代几何学才得以进一步发展。

总体而言，布尔迪厄主张借鉴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则，这些原则经历了数百年的科学史斗争，才得以从常识、巫术和神迹中独立，建立起自身的自主性。然而，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在实践中面临着更加难以摆脱的认识论障碍。

（二）社会科学的认识论障碍

在社会科学中，认识论障碍来源于熟悉感、直观经验和日常语言所形成的“预成概念”（prénotion）。这些概念以一种看似自明的形式广泛存在，构成了一种“自发性社会学”（sociologie spontanée）的基础。其“自明性”和“权威性”实际上来源于这些概念在社会中的功能，即通过解释社会事实，使日常意识与其所处环境保持和谐，同时避免对相互矛盾之处的深层探讨。这些预成概念不仅影响研究的视角，也深刻塑造了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对这些“预成概念”的反思与断裂，是社会科学破除认识论障碍的必要条件。

与社会世界的“熟悉感”是社会科学必须突破的第一个认识论障碍。“熟悉感”建立在一种哲学假设之上，这种假设认为社会世界中的“主体”通过自身的感知、判断和想法形成切身的经验，从而构成不言自明的常识性认识，并因此在社会理论上占据优先地位。例如，常人方法学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学派通常认为，社会事实可以通过个体的反思和再现得以重建。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个体的主观感知与客观条件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布尔迪厄指出，个体的感知和理解不仅受到意识形态和注意力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在更深层次上由其所处的客观社会条件定义。这意味着，仅仅依赖“意图”“动机”等个体心理因素建构社会学解释模型，是不充分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认识到，个体的主观行为是被其所嵌套的社会结构与客观关系系统所制约的，而这种关系超越了个体直观感知的范围。

对个人的实体主义理解，构成了社会科学的第二类认识论障碍。这种实体论倾向于将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个体行动者——视为独立且具有完全自主性的存在，并以此为基础解释社会现象。实体论视角下，即使研究者关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仍然被局限在个体之间的直接互动之中，忽视了更广泛的关系系统的存在。布尔迪厄通过引述物理学家韦尔（Herman Weyl）关于电子与场关系的观点，形象地指出社会行动者与其关系系统之间的互构性——正如“电子并不是场的元素，而是‘场的产物’（eineAusgeburt des Felds）”，行动者并非社会系统的独立单位，而是由客观关系系统所“生成”的。这种视角要求研究者不仅要观察个体间的直接关系，更需要从方法论上关注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系统。这种系统作为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潜在关系网络，决定了具体互动关系的形式和内容。这一认识对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建构具有直接启发，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核心方法论挑战，即如何通过经验研究构建和测量这种客观关系及其系统。

最后，社会学还应与日常语言和概念实现根本性的认识论断裂。日常语言和概念往往隐含着一套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通过无意识的方式形塑研究者的思维。例如，“社会问题”这一范畴，在预设某些现象为“问题”的同时，也限制了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科学理解。布尔迪厄在反思“青少年不良行为”研究时指出，当研究者直接运用这一范畴，并通过统计方法建构“不良行为”的特征时，实际上已无意识地接受了这一范畴背后隐含的价值判断及制度框架。类似的情况还可以在社会职业分类编码中观察到，这种分类方法的历史起源是治理工具，而非客观知识。因此，社会科学的预先任务之一，是通过对这些前概念的逻辑分析和社会史考察，识别并摆脱社会中预成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者必须通过具体的理论实践（如设计问卷、编码赋值或访谈框架）主动建构研究对象，同时保持“认识论警醒”（epistemological vigilance），警惕其所构建的对象重新落入日常语言的窠臼。

基于上述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布尔迪厄提出了一套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其核心在于超越常识的局限、对象的建构和关系的优先性。这一框架最终可以被归纳为“客观关系系统—中介—可观察的行动系统”的一般模型，并反复出现在1965年关于摄影调查的集体著作《中等艺术》导言和1968年《结构主义和社会学知识理论》的结语中：“我们必须记住，归根到底，客观关系并不是自存的，除非经由行动者的性情倾向系统（system of dispositions），客观关系是无法实现其自身的。而这种性情倾向系统，正是客观条件内化的产物。在客观规则性系统和直接可观察的行动系统之间，总是有一个中介干预调停，这就是惯习（habitus），一种几何轨迹（geometrical locus）：决定论、个人的决心、可计算的可能性、切身生活的期望（lived-through hopes）、客观的未来和主观的计划，都由此生成。因此，阶级惯习作为一种有机的或心智的性情倾向系统，或一种思维、感知和行动的无意识图式，就能在各种有理有据的幻觉（创造意想不到的新奇之物或自由发挥）的掩护之下，生成一切思想、一切感知和一切行动，而这一切都与客观规则性谐调一致”。

在布尔迪厄看来，必须建立一种“中介”概念，来调和客观关系和行动系统之间的对立。这一“中介”概念即“惯习”。布尔迪厄指出，客观关系的存在和实现依赖于它们通过惯习的中介化。惯习作为一种无意识的性情倾向系统，联结了客观规则系统与主观行动系统，使个体在看似自由的行动中再现社会结构的客观规律。社会科学应该一方面将个体的主观表征和行为纳入考虑中，另一方面应该超越主观表征的限制，揭示使其得以可能的客观条件。这一建构性的分析框架超越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二元论，引入了新的概念系统，并成为布尔迪厄进行研究设计的基本前设。

但这一生成性图式仍需在具体的研究中得以实践。一系列关键问题将在此过程中厘清：社会科学中的“客观关系”究竟指的是什么？如何弥合个体行动者和系统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构成的关系？如何经验地建构“客观关系”及其“系统”？正是在“场域”概念的逐步完善和对应分析统计实践的持续运用中，布尔迪厄尚显抽象的认识论纲领将得到具体实现。

三、对应分析与社会学认识论

（一）场域概念的物理学类比

场域概念最初被布尔迪厄运用于构成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它的产生先于经验研究。在首次界定“场域”概念的《知识场域与创作计划》开篇，布尔迪厄采用源自物理学磁场的功能性类比，构建了“文化场域”概念：“文化场域不能被简化为孤立行动者的简单集合，或者仅仅是并置的元素之和；它像磁场一样，由一套力线系统构成。”这些“力”存在于构成场域的行动者之间，“通过其存在、对抗或结合，决定了特定时刻这一场域的具体结构”。这些力具有函数性权重（functional weight），它取决于行动者所占据位置在场域中的“质量”（mass）。

仔细观察这些叙述，可以发现社会学场域概念的类比甚至服从了严格的物理学等价模式。物理学中的“粒子”被类比为“行动者”，粒子之间的“作用力”被类比为行动者之间的“客观的力的关系”，甚至力的大小——电磁场中与粒子的电荷量有关（在引力场中则为质量），在文化场域中被理解为与“行动者占据位置”的“质量”有关。这一方式尽管看似机械，但的确符合布尔迪厄早期参照自然科学建立社会学概念系统的认识论规划。值得注意的是，场域类比非着力于建立一种可以用数学公式形式化的场域“物理学”，而是利用物理学类比，系统构想和解释了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场域以及构成场域的基本组成部分（行动者）及其关系，并确立了关系的首要性（正如场优先于粒子）。

但物理学类比的认识论功能到此就结束了，认识论类比不允许将物理场的规律直接挪用到社会学中。概念的范围廓清现在清理出了一个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域，研究者现在面对一个有待建构的新研究对象。谁是场域的行动者？它们之间的“客观关系”是什么？这些客观关系又如何构成了一个作为关系系统的“场域”？毫无疑问，对这些问题存在着多样的理论阐释和方法选择，并形塑了布尔迪厄20世纪70年代一系列经验研究。而直至1976年，布尔迪厄及其团队才最终发现并采用一种与其认识论取向高度亲和的统计学方法，实现了对场域的数学建构。尽管场域理论与实践并不必然涉及对应分析，但对该方法的操作步骤和原理的探讨，无疑有助于加深关于布尔迪厄场域分析的旨趣和前设的理解。

（二）场域／空间的统计建构

对应分析首次出现在布尔迪厄与德·圣马丁合作的《品味解剖学》之中，这篇80余页的长文构成了三年后出版的《区分》的核心部分。在这篇文章中，对应分析首先被用于构建两个空间，即社会位置空间和生活方式空间。前者展示了若干社会地位的属性，如职业、收入、教育水平的分布，后者则对应地展示了衣食住行、品味偏好等生活方式属性的分布。生活方式空间被印刷在一张透明的描图纸上，通过装帧的物理分隔和叠加，一方面暗示了两个空间之间的迥异性及其相对自主性，另一方面又显示了两个空间中的各种属性体现了两大分化原则——资本总量原则（纵轴）和资本结构原则（横轴）的同构性（homologie）。

使得这一空间构建得以可能的，正是对应分析。它的核心功能在于将一个高维列联表中的数据结构，以一种低维的空间图示方式表征出来。这种直观性深刻契合了人类认知的隐喻特征，将对象的“相似／差异”隐喻为对象之间距离的“临近／疏远”，从而实现了对复杂结构的直观表征。但是，对应分析的原型方法只能考察两个分类变量之间的关系，它无法同时处理多个不同性质分类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正是因此，《区分》所呈现的空间图示，是建立在多个对应分析所发现的一般对立结构等基础上，由研究者手动绘制的。

为了系统地将多个性质不同的分类变量之间的关系同时纳入分析，对应分析的一种扩展方法——多重对应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ance Analysis，MCA）被开发出来。它在两个方面扩展了对应分析：一是直接将个体作为分析单位，二是通过建立一种“与布尔代数非常近似的运算体系”，将性质不同的分类变量转化为“独热编码”（one-hot encoding），实现了对分类变量的定量转化。

如图1所示（图1略），MCA接受一个由个体×定性属性构成的原始矩阵，并通过独热编码，将属性的原始编码转化为0-1的组合形式。以包含“上、中、下”三个编码的属性j为例，它被转化为（1，0，0）、（0，1，0）和（0，0，1）。接着，计算个体和特定编码之间“关系”，即加权后的编码的观测概率与在独立性假设下期望概率之间的差值，结果被记录在“过渡矩阵”中，显示了个体和编码之间关系的强度和方向。过渡矩阵的维度相当高，难以识别有意义的结构。为此MCA通过奇异值分解（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SVD）对该矩阵实现降维。SVD将其分解为三个部分：U（描述个体与降维后维度的关系）、Σ（表示不同维度的重要性），以及VT（描述编码与降维维度的关系）。通过保留各矩阵前几个主要维度，SVD能够在降低复杂度的同时保留原始数据的大部分关键信息。最终，个体和编码被映射到一个低维的、正交的几何空间中，通过点云距离分布的形式，将个体与个体之间、编码与编码之间，以及个体点云和编码点云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视化。而空间的轴线，将点云分布的区分原则进行了直观呈现。

《品味解剖学》分别对两类群体，即主导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品味问卷构建了MCA空间图。建构空间后，研究者必须主动对轴线进行解释，这主要依靠对居于轴线两极编码的对立特征的分析实现。以主导阶级品味为例，在观察到横轴一端集中着“那些相对来说经济资本最为丰富但文化资本最为贫乏的群体”，而另一端“则是那些经济资本最为匮乏但文化资本最为丰富的群体”，之后布尔迪厄将该轴解释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相对权重”。布尔迪厄还使用了MCA的一种关键技术——即“活动变量”和“补充变量”。所谓“活动变量”，是参与空间建构的属性；而“补充变量”并不参与空间构建，仅被“投影”到空间上。利用音乐、绘画等品味属性作为活动变量，而职业、教育、收入作为补充变量，布尔迪厄试图论证在品味空间和社会位置空间之间存在结构同源性。

（三）方法论与认识论的亲和

正如布尔迪厄在《一般场域理论纲要》中所指出的那样：“要以场域的视角思考，就必须抛弃以群体、人口或职业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这一转变伴随着极大的方法论挑战。因为要经验性地捕捉场域的效应，主要依赖于个体的属性和实践。”通过多重对应分析，看似分立的个体被用于构建场域的整体结构。进一步考察对应分析的技术原理，我们可以发现其与布尔迪厄社会学认识论的三个主要原则高度契合，即对象是建构的、知识是断裂的，以及客观关系作为首要特征。

首先，对应分析凸显了对象的建构性质。MCA的出发点是“个体×属性”矩阵，它预设了研究者的双重建构——一方面，通过纳入或排除分析个体，研究者实际上在进行场域“边界”的动态建构。另一方面，通过对个体属性集合及其编码的建构，研究者实际上在对场域中有效的区分性属性（property）或者“资本”进行探索。在这两类手工操作的基础上，MCA降维后的坐标轴，实现了第三层次的自动建构，即区分个体和属性的主要原则的建构。对应分析空间图像的绘制，是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多重材料（如民族志、访谈材料）之间循环往复实现的。布尔迪厄自陈道：“只有在这种构建工作——通过尝试纠正的试错法来完成，而非一蹴而就——上面投入精力，花费心血，人们才能逐渐构建出社会空间。”

第二，MCA所进行的对象建构过程凸显了与常识断裂的必要性。这表现在研究者有意识、受控制、反思性的问卷编码操作之中，从而赋予了问卷编制这一看似技术的操作以高度的理论性。布尔迪厄在访谈中称：“我最原创的理论思想——如果我确有理论思想的话——都是在实践中获得的，比如编码问卷时。”事实上，问卷编制和访题编码本身就是在实践理论。一方面，问卷编制从一开始就受到研究者预设的启发性图式（schèmes heuristiques）的指导。另一方面，对问卷指标的编码本身，也须和常识断裂。在法兰西公学院讲座中，布尔迪厄谈及问卷编码的核心策略，即特别要选择能够暴露行动者的迹象，但行动者自身却无法完全把握的“客观指数”：“‘客观指数’概念大致指的是特征、指标、符号象征，各种各样的东西：它们揭示了其表现者所忽略的某种东西。这就意味着强调某种行为泄露的东西，而非它宣告的东西”。更确切地说，问卷访题既要为当事人所理解，使其能够基于经验和性情倾向做出各类“宣告”，从而符合常人方法论和现象学对行动者自我阐释的强调。另一方面，问卷访题应该泄露出行动者自我阐释外的“客观关系”，这类关系恰恰是在其回答与其他行动者在一个潜在空间中的对立共存中所浮现出来的。统计学的社会史研究表明，正是这种与常识断裂的认识论操作，决定了布尔迪厄和其他对应分析使用者的分野，尤其是市场调查和新闻领域——后者通过援引来自日常世界的诸多划分，创造了大量再现常识的“自发社会学”的空间图和类型学。

第三，多重对应分析的原理揭示了其关系性，尤其是建构“客观关系”的特征。正如在“过渡矩阵”中的计算里所表现的那样，个体（行）和属性（列）是相互定义的。个体和一个编码之间的关系强度和方向，取决于该编码在全部个体中的概率分布，反之亦然。SVD的降维操作，进一步综合了这种关系性信息，将其凝练在降维后的空间坐标中，使得可以同时考虑所有个体之间、所有编码之间的关系。这种建构出来的，难以为行动者所直接把握的“统计关系”表现出不同于直接互动的“客观性”，由此构建的群体间的关系系统，的确契合了布尔迪厄对于场域理论“客观关系”优先的认识论规划。

四、教育场域的统计建构

在明确了对应分析的工作原理及其与布尔迪厄社会学认识论的亲和性基础上，我们现在将目光转向布尔迪厄后期对教育场域的两项经验研究，细致考察对象建构和场域解释的过程，以及使用简单对应分析和多重对应分析建构教育场域的具体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此种方法对我国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史研究的可能贡献。

（一）简单对应分析与列联表构建

在《国家精英》一书中，布尔迪厄以法国“高等教育场域”作为研究对象，详细探讨了场域分化原则，从而避免了单一考察某一学校的神圣化或去语境化的危险。为了构建这一场域，布尔迪厄及其研究团队通过法国教育部、高校行政部门和自行组织的调查，收集了法国84所高等院校的诸多信息，尤其是学生的社会出身指标——父亲的职业（包括16种不同的编码）。通过对高校×社会出身列联表执行简单对应分析，法国高等教育场域的全局结构被建构出来（图2）（图2略）。

场域的第一轴解释了列联表中最重要的对立——即右侧的名牌高校和左侧普通高校之间的对立，布尔迪厄将其命名为“大门—小门”的对立。第二轴则解释了数据中次要的区分原则——即学术院校和行政／经济院校的对立，并被命名为“自主性高—自主性低”的对立。布尔迪厄进一步将列变量（社会出身），连同作为“辅助变量”的性别和居住地单独呈现在场域空间图上，直观显示了社会空间和高校空间之间的结构同源性。一方面，大门和小门的高校对立，在结构上对应着“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高级‘管理者’……与中等管理人员”之间的对立。而学术院校和“权力”院校的对立，也对应着“知识和艺术极点”与“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极点”的对立。这种明显的对应性，被解释为法国高等教育体系再生产社会结构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任意列联表都适合用于场域的建构。如前所述，基于“个体”在重构场域效应中的优先地位，列联表的行，应为有待建构、同属于某个场域的个体集合。而列则应是能够区分这些个体的、能够“透露”场域客观关系结构的属性，或者更确切地说——研究者在社会空间建构时选择的那些（区分）属性，就是若干不同种类的权力或者资本。学生的社会出身，正是由于“与其他许多有关的指标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被纳入考量。其他的社会属性，如“性别”“居住地”，尽管原则上也能作为场域指标，但其“透露”客观结构的复杂性并不如社会出身，因而仅仅被作为“辅助变量”投影在空间上。上述例证表明，场域的统计建构可以相当简明的方式进行。在作为“思维方式”而非抽象概念的“场域”引导下，一个原本仅能通过逐个描述行列数值分布的列联表，现在可以成为构建场域空间模型的工具。

（二）多重对应分析与集体传记法

尽管简单对应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于场域结构的快速构建，但它的问题在于受制于某个分类变量的编码，且将更加基本的行动者单位——具体的个体，简化为了列联表中的计数。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场域的效应，研究者应基于个体层面收集材料、利用受到“认识论警醒”控制的多个属性编码系统，对场域结构进行更加精细的建构。在《学术人》中，布尔迪厄对法国“学术场域”的分析，正是这方面的典范。

和《国家精英》将学生作为基本单位考察高等教育场域结构不同，《学术人》将高等教育的权力代表——高校教授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通过随机抽样，布尔迪厄及其合作者选定了405位来自不同院校的教授作为分析样本。由于数据的可得性问题，他们并未完全采用社会学中的问卷调查法，而是运用历史学的“集体传记法”（prosopographie），从公开出版物中，建构了能够反映学术场域中“权力”或“资本”的若干指标：1.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包括社会出身、是否入选《法国名人录》、地理出身、家庭宗教信仰；2.教育资本，包括中等教育背景、中学学业成绩、高等教育学位以及颁发地；3.学术权力资本，包括是否隶属于法兰西学会、大学咨询委员会、担任院长或主任、担任机构领导人；4.科学威望资本，是否为法兰西学会成员、所获科学荣誉、作品被翻译成外国语言、参加国际研讨会等；5.知识分子名声资本，是否为法兰西学术院成员、是否被《拉鲁斯词典》收录、是否上电视，是否与日报、周刊、知识分子期刊合作等8类指标。

正如布尔迪厄所言，学术建构来源于对“不同指标缓慢而艰难的累积”，是在对“有权势”者和权力“相貌”的直觉性初始理解及在实际操作中通过自我控制和反思与原始直觉断裂的辩证过程的产物。这些“资本”指标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准确把握了学术场域中行动者生动的实践策略，另一方面以尽可能精致的质性区分，而非数量化的方式加以建构。更确切地说，研究者并未试图将上述提及的“资本”转化为某些可以预先通过赋值进行数量化比较的实体（如计算教育资本指数、文化资本指数，累加构建从低到高的连续谱），而是将各类属性视为方法论上完全平等的差异项。这正体现在MCA的原理中，所有编码都被处理为相互区分的0-1组合，唯一能够为这些差异项赋予“价值”的，仅仅是它们在给定群体中的分布，这体现了布尔迪厄“资本”概念强烈的关系性而非实体性。

由此构建的法国文学和人文科学学院空间显示出两重最重要的区分原则，即从大学内部获得权威和大学外部获得权威之间的对立，以及资历高低之间的对立。在此基础上，布尔迪厄进一步绘制了标记学者名称的个体空间，利用个体的层面分布图补充解释了高等教育空间的分化原则——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阿隆（Raymond Aron）等资深学者，位于空间左上侧，即具有高资历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的一极；诸如巴特（Roland Barthes）、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布尔迪厄自己这样的学者，则位于空间左下侧，尽管资历较浅，但已有不小的社会影响力。而位于空间右侧的教授，大多为影响限于大学体制内的学者。布尔迪厄对这些建构而成的“认识论个体”进行了生动的传记描述，有力地补充了场域的结构解释。

《学术人》展示了一个利用集体传记法和对应分析构建场域的生动案例。尽管集体传记法起源于19世纪末的历史研究领域，最初指涉对古罗马元老院贵族传记材料的汇编，后又发展为系统收集和分析政治精英的背景信息，以揭示其政治行为背后机制的研究法，但并未形成方法论规范。而在场域思维引导下，通过对应分析主动建构数据集，则为集体传记法的实施提供了范例，使其不仅在法国历史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而且已经产生了关于法国式集体传记法的系统论述。

上述方法和思维方式对于中国情景下开展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史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方法实践价值。在教育社会学研究方面，对应分析的原理展示了“资本”概念的高度灵活性，原则上在特定领域中具有区分性的属性，均可以作为资本加以建构。这为结合大规模调查问卷、由研究者主动构建各类教育场域（如学校场域、教师场域、家庭教养场域）并考察其分化原则和结构同构性提供了认识的基础。以此开展的研究，将为发现和系统比较各类教育场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奠定基础。

而在教育史领域，场域思维和对应分析使得研究者可以利用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等材料，构建历史上的教育场域（如书院场域、科举场域、学额分配场域、近代高等教育场域等），分析其结构同构性或历史变异性。除了利用既有资料外，“法国式集体传记法”为研究者主动建构数据集提供了一般方法论工具和认识论参照。在此视角下，经典教育史中诸多集体性教育现象，如教育思想史中的流派、社会史中的教育组织、政策史中的决策和斗争、跨国史中的学生和教师的跨地区和跨国流动，亦能借助严格史料考证和认识论反思收集个体和属性的数据集，通过对应分析的场域建构，得到更加具体而精致的考察。

五、结论：结构关系性方法的价值和意义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和对应分析法的关系表明，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真切的实践感和抽象的形式分析，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统一在看似微不足道的研究实践中——在问卷的编码中，在访谈“迹象”的探查中，在对象建构的艰苦过程中，在田野资料、数据编码、史料探勘和统计分析的循环往复中，实现社会事实的“获得、建构和确认”。

在这一过程中，关系性和整体性的对应分析法，正居于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的中介位置。正是通过它，一系列能够标识场域中有效属性的“资本”——它们能在现象学的精度下为场域内行动者的“实践感”所把握、所领悟，既不被简化为抽象的观念，亦不被压缩为单维的数值，而是以其原有的质性面目出现——通过场域行动者不能明确把握的集体分布，揭示出宏观、潜在、核心的对立结构，并由此构建出具有区分性的场域或空间。这种类似“地图”的直观结构，能够指引人们找到一种整体视角，以超越在日常生活中虽可能局部把握，却无法综观全局的局限，以及个体和群体、主观和客观、经验与理论、定量和定性等诸多二元对立。

正如场域构建的实际操作所显示的那样，它具有“方法论循环”（methodic circle）的重要特征。要分析场域，就必须建构数据，而这反过来就必须事先通过其他手段，获得有关场域的初始知识。统计方法并非魔术工具，统计学只能发现它力求发现的东西。唯有通过与田野调查、问卷访谈、民族志观察等获得的材料不断交织、对话和修正，并保持“认识论上的警醒”，它才不至于陷入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谓的“恶性循环”（viciouscircle）之中。

借助对应分析所建构的空间模型，看似抽象的布尔迪厄理论概念，现在获得了具体可感的经验基础，并有助于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场域”“资本”和“惯习”等概念的关系性理解。布尔迪厄所构想的场域或社会空间的“多维性”，源于对应分析通过降维获得的多维轴线；他所言称的场域作为“资本”或“权力”的分布结构或关系网络，源于对应分析中作为“活动变量”的具有区分性的有效“属性”，其价值完全由属性在群体中的分布决定。个体的“惯习”，尽管不能进行完全的对应——因为作为行为、感知、判断的源泉，它只能被构想，只能通过可观察到的结果被重构——但“认识论个体”在场域中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惯习”之产物的综合表征。

这一路径还扩展了我们关于“资本”概念的双重理解，它既可以被概念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等主要的理论形式，在进行经验研究时提供宏观方向上的思维指引，亦能通过各种临时性的理论速记——教育资本、科学资本、学术声望资本，服务于具体而微的编码构建。重要的不是将这些速记抽象化和实体化，而是在研究的实作中践行它，运用它，并最终抛弃它，因为重要的不是用“类型学思维”（pensée typologique）构建可以无限增殖的“资本”，而是利用构建的“资本”探索场域结构，以及分化原则在不同场域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正是这一点，展现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未完成的规划，即建立一种将社会视为由诸“微观宇宙”（microcosmes）组成，既具有独特逻辑，又服从普遍规律的“一般场域理论”（une théorie générale des champs）。在1982年法兰西公学院的就职演讲中，他说道：“庞加莱（Henri Poincaré）曾将数学定义为‘赋予不同事物相同名称的艺术’；同样——还请数学家们原谅我这一大胆的比喻——社会学是一门艺术，其本质在于揭示表面上截然不同的事物在结构和运作上的相似性，并将针对某一建构对象（如宗教场域）的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到一系列新的对象上，如艺术场域、政治场域等。”

（本文参考文献略）

Understanding and Investigating the Educational Fields: Bourdieu’s Epistemology of Sociology an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ethods

LuoWei WangChen

Abstract: Research on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y of education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its outcomes (opus operatum). However,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his approach (modus operandi), including its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remain under-explored. This study examines Bourdieu’s early works to analyze the epistemological principles underpinning his sociology and to elucidate th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of his core statistical tool—Correspondence Analysis—in the empirical construction of fields. Influenced by the French tradition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Bourdieu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epistemological brea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bject ,” advoc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al theories and conceptual systems to scientifically construct and explain social phenomena. Central to his approach is the concept of “field,” which draws on metaphors from physics to provide a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positions.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a statistical method closely aligned with his epistemological stance, enable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ls that reveal both the universal principles and the specific dynamics of fields. By formulating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collecting and coding empirical or historical data, and applying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researchers can reconstruct the structures of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educational fields.

Key words: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bject construction; sociological epistemology; educational field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