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技术变革的加速推进重塑了生产力发展与人力资本变革的内在关联，然而“中等技术陷阱”的外部掣肘、“索洛悖论”现象中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阻抑、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错配，均消散了传统人力资本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关键基石，而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人力资本也提出更高要求，唯有高阶人力资本方能满足这种要求。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式，培育劳动者具备创新思维和新质技能的高阶人力资本，从而革新劳动资料、拓宽劳动对象，有助于新质生产力实现跃进。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充分激发高阶人力资本的创新潜能，由“0”到“1”，进而由“1”向“N”提高技术原创效率，由“大”向“强”发挥高等教育强国优势，由“低”向“高”弥合人力资本与市场需求的鸿沟，为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路向探略。

关键词：高阶人力资本；教育；新质生产力；技术变革；新质劳动者

在全球经济格局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正逐步从“半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迈进。在此境遇下，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推进，传统生产力在应对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时逐渐乏力，新质生产力无疑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毋庸置疑，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重大跃进皆伴随着对高素质创新型劳动者的迫切需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样对劳动者的知识水平与技能结构提出更高要求，引发人力资本的深刻变革。然而，当前我国正面临劳动力成本攀升、数量型人口红利式微以及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短缺的严峻挑战，依赖规模扩张的传统人力资本培育模式已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推动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在于构建以高阶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生产要素组合体系。本研究在厘清生产力与人力资本关系的基础上，以传统人力资本难以助力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作为阐释线索，深入剖析高阶人力资本如何通过重塑劳动者、革新劳动资料以及拓宽劳动对象，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跃进，以期为培养具备拔尖创新能力的新质人才提供实践路向，助力中国经济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

作为20世纪西方的一个重要思想家，雅思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科学技术深刻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当然包括教育。不过，与一般学者不同，雅思贝尔斯所洞察到的科学思维或方法对教育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计划思维或意志对教育的主宰，而这显然是有悖于教育之真意的，因为教育的内核是自由的精神。为此，雅思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对教育计划进行了整体性反思，尤其是对教育计划的限度问题进行了思考。这对于今天的我们认识教育计划的功能并合理地制定教育计划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人力资本与生产力的角色演变

历史和社会结构始终在形塑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生产力的进步与人力资本的变革密切相关。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催生出新的生产力形态，从而深刻改变了传统人力资本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因而，明晰人力资本与生产力的角色演变关系，有利于审视传统生产力发展的窠臼，探索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力资本培育模式。

（一）依附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力资本

社会发展的本质在于生产力从旧质到新质、从低阶到高阶的不断迭代。工业革命初期，蒸汽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流水线生产方式的推广，催生了以机器为核心的生产体系。在此体系中，生产力的增长主要集中在能源、机器和厂房等物质要素的积累和利用上，劳动者主要执行机械操作等低复杂度的基础性工作，其自身的智力和创新潜力并未得到有效发挥，有时甚至被视为对生产剩余价值无益的多余存在，劳动者作为资本的活的附属物已经被并入了死的机构，“物控制着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强调：“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以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马克思也进一步阐述，“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进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可以看出，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仍被严格限制在物质资料生产的需求范畴内，“人力”不过是生产流水线上可替换的“螺丝钉”，具有高度的互换性和同质性。此时，劳动者依旧是机器的附属品，在流水线上从事单调、重复的工作，难以获得意义感。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也就是说，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的劳动成果不断增值，其自身的价值却被不断贬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逐渐被异化为单纯的“生产工具”，只能在自身无法左右的既定制度下行动，从而丧失创造性与自主性。然而，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伴随生产方式的转变，人们逐渐认识到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工具性存在，而成为推动技术进步与生产力跃升的核心主体。劳动者从被动执行的角色逐渐转变为具有创新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关键力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强调“人的才能”在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指出人的知识和技能才是财富的真正来源。可见，与传统物质资本相比，蕴含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特别是知识和技能逐渐成为国民财富的基础。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如此看来，生产力的提升不仅取决于工具改良和物质生产要素的积累，其深层动力更在于脑力劳动的深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继而当生产力发展达到更高阶段时，单纯依赖物质资本的积累已无法继续推动其跃升，技术革新与工具升级愈发依赖于劳动者的智力创新与技能提升。究其根本，这种转变的核心动力正是蕴含在劳动者身上的高阶人力资本。

（二）主导劳动力自身生产的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与生产力的关系随着工业革命的渐进发生了转变。一方面，投资于“人力”相较投资于“实物”能带来更高的回报，以劳动者知识和技能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成为一种独特的“知识性生产资料”。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为了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其获得特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从而成为发达的、专业的劳动力，必须进行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这表明，劳动者的技能并非先天具备，而是通过系统化的教育和培训逐步形成的。因此，劳动者的“人力”不仅是推动、发展和掌控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且在人力资本的变革中，教育和培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劳动者角色发生质变，从传统的机械“体力”执行者，逐渐转变为具备创新能力的“脑力”活动主体。伴随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劳动者逐渐摆脱对机器的依赖，恰如舒马赫（Schumacher）所言，“全部历史以及当前的全部经验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最基本的资源是人而不是自然提供的。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是从人的头脑中产生的”。劳动者既是生产过程中的执行者，又是具有决策权的关键主体，他们的知识、智力、情感及服务能力需要通过个体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增强和发挥。正是在此过程中，劳动者逐步摆脱“工具化”的角色，转变为推动生产力自我发展的关键力量。

人已经从总体上实现了从“人的依赖关系”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转化。人力资本的内涵已从“工具性价值假设”向“可行能力假设”框架迈进，即人力资本不仅是经济工具，更是促进个体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资源。传统人力资本强调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等“数量型”指标，虽能在较长时期内促进工业化进程，但以教育程度为核心指标计算出的人力资本未必带来更佳的经济绩效。伴随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同步演进，经济逐渐摆脱对自然资源与廉价劳动力的路径依赖，劳动者是否具备创新思维与专业技能，成为影响经济效率与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变量。更何况，伴随数字经济与创新经济的蓬勃兴起，生产力的内在形态正在发生深刻转型，对高阶技能、跨领域思维以及创新能力的需求愈发突出。显然，“工具性价值假设”难以涵盖劳动者在复杂多变的技术环境中所需的更高层次能力，这就愈加呼唤对人力资本进行系统性扩展与升级。

人力资本是指个体创造价值的综合能力与潜力，包括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的知识与技能，以及身心健康和非技术性素质。在此基础上，高阶人力资本更突出高阶认知能力、跨学科综合技能及情感智力等复杂属性，尤其强调个体在自我管理和跨界协作中表现出的高度适应性与主动性。若说传统人力资本注重的是“量”与基础指标，那么高阶人力资本则更多聚焦于“质”的迭代，通过强调高阶思维、创新潜力与社会情感技能，为个体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高阶人力资本不再停留在“物化的技能”层面，更关乎劳动者在应对复杂问题、担当领导职责以及跨领域协作时所展现的综合素养，其内涵不仅涵盖在数字化与智能化环境中灵活操作新兴技术的能力，也关联自我情感与团队文化。当高阶人力资本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劳动者便可突破“以物为本”与“依附自然”的传统桎梏，将创新思维导入生产要素重组，突出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从而实现劳动资料的更新迭代与劳动对象的延展。

二、传统人力资本助力生产力发展难以为继

数字经济时代，万物互联的方式日益多元高效，以复杂性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引发经济系统整体的复杂性跃迁。历次生产力的演进均为未知世界开辟新机遇，人力资本已由最初对物质资料生产的附庸地位，转变为促进劳动力自身生产的关键引擎。然则，传统人力资本在助力生产力发展进程中不免遭受外部环境的裹挟与内在发展的流变，面临“中等技术陷阱”的外部掣肘、“索洛悖论”现象中的边际阻抑以及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错配等现实问题。

（一）世界秩序变迁中“中等技术陷阱”的外部掣肘

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着关键且独立的角色，显著影响了劳动者的技能发展、劳动资料的适用范围以及劳动对象的处理复杂性，最终影响生产力的提升。在逆全球化思潮和国际技术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我国正面临“前有埋伏”和“后有追兵”的双重挑战，既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又受到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这种形势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出现表面繁荣、实质薄弱的“双轨困境”。“中等技术陷阱”是指国家或地区在追求技术进步过程中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导致技术水平停滞不前，难以迈向更高的创新层次。中国工程院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位居全球第三，但技术发展格局主要以模仿和应用为主，原创性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能力依然不足。由此可见，“中等技术陷阱”已然成为制约我国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外源性障碍，严重制约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创新强国”迈进。

生产力的本质在于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创新生产方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然而，技术发展的滞后与人力资本开发利用的不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我国技术政策的惯性蔽了人才培养方向，技术政策的演化存在面向历史的路径依赖。由于政策制定者往往倾向于沿用既有的策略，尤其是重化工业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策略，因此他们难以灵活调整政策以适应新兴产业革命的需求。这种过于锚定原有路径的技术策略已然忽视了新时代对创新型人力资本培育的紧迫需求，导致国家在迈向高技术创新层次的过程中难以获得足够的人力资本支撑。正是这一政策导向的滞后性，使得人力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被削弱，从而限制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传统技术政策在应对生产力转型之际，过度聚焦现有技术规模的扩张，罔顾新质生产力对创新技术的迫切需求，缺乏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动力。此种短视的技术战略导致教育体系未能依据技术进步的现实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从而抑制人才多样性与创新能力的培育。鉴于此，“中等技术陷阱”下核心技术受限和政策路径依赖共同加剧我国生产过程中的系统性危机，引发“窒息”与“死亡”的双重困境。这些因素在促进人力资本向实际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带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构成生产力持续提升的外源性障碍。

（二）“索洛悖论”现象中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的边际阻抑

技术转型深刻冲击着传统线下秩序的运作，同时数字经济的崛起亦在重塑线上秩序。这种双重变革不仅对发展生产力提出更高要求，也迫切呼唤对生产要素配置进行结构化适配。理论上，人力资本是推动技术创新和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要素，直接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并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加速其他资本的增值。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呈现出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边际递减的“索洛悖论”现象。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生产率悖论中指出：“我们可以在处处看到计算机的影响，却唯独看不到其在生产率中的影响。”这一论断深刻揭示出尽管技术革新在各个层面产生了促进效应，但其对生产率提升的直接作用却始终未能如期显现，具体表现如图１（图1略）所示。在“索洛悖论”现象中，人力资本边际效益的递减制约了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同时也反映出人力资本投入方式与结构亟待深度优化与调整。对此，笔者从存量阻抑与技能阻抑两个向度深入剖析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边际效应递减现象。

一是人力资本存量阻抑。据统计，2010年至2020年间，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从31.6亿人年增至74.53亿人年，年均增长率为3.44%。同期，人均受教育年限从9.67年增至10.75年，大学教育人口比例从8.93%上升至2020年的15.47%。从理论上讲，人力资本的数量与素质的提升理应对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增长产生直接推动作用。然而，实际情况却未能如愿。在一些方面，我国教育培养的人才不仅没有为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做出应有贡献，反而阻碍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在经历“大跃进”式规模扩张后，因质量提升滞后，反而陷入“数量堆积”的困境，面临“大而不强”的问题。如此“量增质弱”的局面，导致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张未能对生产力发展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二是人力资本技能阻抑。我国教育体系长期侧重培养通用型人力资本，而对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投资相对滞后，教育模式更强调知识传授与理论学习，学历教育占据主导地位，技能教育则相对薄弱。此外，企业培训成本上升、社会培训机构不足，叠加市场缺乏有效的岗位匹配机制，进一步加大了通用性人力资本向专业性人力资本转化的“鸿沟”。可见，人力资本在实际应用中更多地充当“筛选工具”，劳动者仅能在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进行“水平漂移”，难以实现自身技能的“向上跃升”。现代教育也呈现出一种“梯形结构”，底部可以不分差别地容纳所有人，但梯形结构的最顶层只为同龄人中少数的精英提供立足空间。至此，尽管人力资本投入在数量上显著增长，但由于教育模式的僵化与企业培训机制的滞后，这一存量未能有效转化为提升生产力质量的驱动力。通用性人力资本在实际应用中，因缺乏有效的技能转化路径，更多滞留在低附加值领域，难以突破边际效益递减的桎梏。

（三）生产力发展需求与人才供给的结构性错配

马克思主义认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依此可知，机器和技术的进步不仅改变物质资料的使用，也深刻影响劳动力的性质。生产力的跃迁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均在“倒逼”教育体系向培养具有高阶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转变。在此范式之下，无论是体力劳动力还是脑力劳动者，都必须具备高度的文化素养与专业技能。布朗（Brown）通过研究发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高级技能与资本之间互补性的增强，促使市场对高级人力资本的需求上升。由是，生产力的跃迁对教育体系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而现有的人力资本培育模式未能适应这种转变，产生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错配。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学校教育通过培养个体专业技能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提升劳动力市场回报。同时信号理论也提出，学校教主要通过向雇主释放关于个体生产能力的信号来影响劳动力市场回报。无论是人力资本理论还是信号理论，都揭示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才供给与生产力发展需求之间存在错配问题，这种错配具体体现在量的错配、质的错配和地理错配三个维度。

首先，量的错配体现在人力资本供给与生产力发展需求的脱耦。“步履蹒跚”的传统教育难以满足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导致高校的人才培养未能适应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进而表现为大学生就业稳定性差、失业摩擦频繁，制约人力资本红利的释放。同时，在关键技术领域，尤其是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人才供给明显不足。据估计，2023年我国数字化综合人才的缺口在2500万至3000万之间，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其次，质的错配体现在高等教育无法满足产业对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的优秀人才壅塞到公共部门和国有垄断行业，这些领域主要要求劳动者执行既定政策，提供同质化服务，这种“求同性”的非生产活动难以提升社会总体生产力水平。与此同时，高等院校的创新科研活动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生产发展的核心需求，研究人员频繁陷入以职称评审和科研经费申请为导向的自我循环，未能有效回应现实的市场需求。依此可知，质的错配造成人才的无效堆积，严重制约创新产出，最终导致生产发展的机械化和“真空化”。最后，地理错配体现在人力资本的区域分布与生产力发展需求之间的脱节，即西部和农村地区长期遭受严重的人才流失与农村“空心化”问题之困扰。新生人口的持续外流，显著削弱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储备，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流通效率，从而抑制区域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劳动力外流既阻碍了这些地区获取高素质人才以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又引发“人口流失—经济滞后—人口进一步流失”的恶性循环。

三、高阶人力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意蕴

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亦是如此。新质生产力的提升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性配置，以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与质的跃升。因此，有必要深入厘清高阶人力资本在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作用与转化机制，明确其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内涵（图２略）。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更依赖于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与结构性优化。为了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亟须培育高阶人力资本，其内涵包括高阶思维能力、综合技能以及情感价值三个维度。

（一）低阶到高阶：提升高阶思维，培育新质劳动者

传统人力资本依赖的基础性技能已难以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新时代的人口发展战略由单一强调“硬”人力资本转向兼顾“软”与“硬”人力资本的全面提升。劳动者必须通过教育获取劳动知识、技能和价值观，从而提升劳动能力和素养，更深入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劳动者是生产力发展和人力资本衍化的核心要素，也是高阶人力资本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底层逻辑联系。诚如马克思所言，“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可见，劳动者才是生产力发展中最重要的实体要素。从蒸汽机驱动的工业1.0到大数据涌现的工业4.0，生产力的演进揭示出劳动者潜能的逐步释放与拓展。进入信息化时代，劳动者从传统以资本控制为核心的“资本家”，转变为以知识和信息为资源的“知本家”。揆诸当下，现代化建设对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领导力等高阶能力的需求愈发迫切。劳动者不仅需要具备传统技能，更需要拥有跨学科融合与创新实践的能力，以适应技术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亟须高阶人力资本的全面提升，以推动生产力的创新跃升和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

时下，技能多样化和创新能力成为个人发展的关键，劳动者的软实力，如情感智能和创新能力，成为工作竞争的焦点。在新的工作环境和业态中，不同背景和阶层的劳动者通过“干中学”或“再教育”等方式，持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同步培养和发展创造力，实现自我管理。在此境遇下，科学知识被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并通过两条主要路径实现物化与应用。其一，通过教育与培训，将先进技术内化于劳动者，使其成为生产力提升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二，通过新材料、新设备与新工艺的开发，直接应用于生产资料之中。这两种物化路径的有效实现均依赖于对人力资本的持续投资和系统培养，进而推动生产力向更高水平迈进。与此同时，高阶人力资本并非独立于劳动者的外在力量，而是劳动者内在能力与素质的综合体现。“高阶思维”源自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体系，代表一种超越基础认知的复杂思维过程，涵盖分析、评估、创造等高级认知活动。李维斯（Lewis）进一步指出，高阶思维远不只对基础事实的记忆与理解，还包括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及创造性思维等复杂能力。新质劳动者具备高级思维能力，使其在面对复杂情境时展现卓越的应对才能，并具备强大的自我管理与决策能力，将自身丰富的认知资源高效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进而提升整个生产过程的效能。是故，高阶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的内在“资本”或价值积累，高阶人力资本只有通过劳动者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价值转化。

（二）机械到数智：涵养综合技能，革新劳动资料

数字资本通过无所不在的信息平台对用户的知识、情感、认知等进行符号化的窃取，同时也促进了劳动的高度社会化和合作形式的创新。劳动资料作为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关键纽带，除传统的工具和机器外，还涵盖支撑生产活动的基础设施，如工厂、道路、网络系统等。在时代遽变期，劳动资料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传统的物质载体转化为技术应用的具体表象。具体而言，劳动资料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理设备和机械工具，而是扩展到包括集成软件、自动化系统以及数据分析工具等复杂技术系统。换言之，在一波波“技术呓语”的浪潮中，劳动资料已从最初直接应用自然力演化到利用复杂机械与技术体系控制生产过程。数字工具和“算法”则成了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有效运用这些劳动资料，既要求劳动者掌握传统操作技能，又需要具备高阶技术知识和操控复杂系统的能力。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亟须加大对高阶人力资本的投资，培养具备高阶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劳动者，以实现劳动资料的革新与升级。

劳动资料只有在劳动者实际操作和使用时，才能发挥其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和改造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本身只是通过与活劳动相接触而得以实现，因为这种活劳动扬弃这些产品的死的对象性”。这一观点强调，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本身是静止的、无生命的，唯有与劳动者的活劳动结合，才能真正被“激活”，产生实际的生产力。这意味着，劳动者的主动参与和操作是劳动资料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离开劳动者，生产过程中的工具和材料无法实现其应有的价值。高阶人力资本推动劳动者理解、吸收和精通最新的生产技术，以确保劳动资料高效应用和革新。一方面，高阶人力资本涵养劳动者的综合技能，增进劳动者对劳动资料的理解与掌握。综合技能是指劳动者掌握的跨学科知识、团队协作能力及多元技能的整合运用，确保其在多功能技术应用中具备灵活适应与综合操作的能力。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将技能视为人类可行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接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是个体实现经济参与和社会融入的基本条件。人力资本的培养初期，如同踏浪的扁舟，主要依托于传统学校教育所提供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训练。而现如今，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相伴生的非物质劳动、情感劳动等新的劳动形态的出现，高阶人力资本的多维能力培养，包括创新思维、技术操作能力与情感智能，使得劳动者能够有效理解、吸收并精通这些复杂的技术系统，以确保其在生产过程中的高效应用。另一方面，高阶人力资本将劳动实践与理论知识相结合，使得劳动者不仅能高效运用现有劳动资料，还能推动劳动资料的创新升级。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不仅能够发明新产品，还能创建全新的生产组织结构。这种能力体现在高阶人力资本培养下的劳动者，通过参与研发活动，探索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材料和新工艺的潜力，并将其融入生产过程，革新劳动资料的运作方式，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不仅如此，高等教育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还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培养的人才不仅具备精湛的技术操作能力，更臻于将深厚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成果的智慧与远见。通过这种赋能，劳动者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生产需求时，能够以创新思维驾驭劳动资料的更新迭代，并通过精密决策引领生产流程向高度智能化迈进。这种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全方位发展策略，使高阶人力资本不再局限于传统学校的“象牙塔”，而是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进步的“发动机”。

（三）硬技术到软技能：挖掘情感价值，拓宽劳动对象

唯物史观认为，劳动对象是劳动过程中所能加工的一切对象，包括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质，即“可能的劳动对象”，以及经过人类加工的物品，即“现实的劳动对象”。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劳动的性质正经历深刻的嬗变。正如奈格里所言：“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非物质的，认知的和情感的——正在变形，它正变为生命，变为生命政治的劳动，变为一种对生命形式进行再生产的活动。”这意味着，劳动过程已超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转化为人类通过思考和总结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精神生产活动。与此同时，劳动对象的范畴亦发生重构。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对象主要指自然物质或原材料，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对象扩展至信息、知识、数据与服务等非物质资源。显然，劳动对象已超越物质实体，转向以人类智能为核心的领域，涵盖数据处理、信息管理和服务供给等“软技能”领域，呈现出更为人本化的特征。在此背景下，高阶人力资本通过拓宽劳动对象，激发劳动者在“软技能”领域的潜能，推动劳动对象从“可能的劳动对象”向“现实的劳动对象”的转变，从而将非物质资源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人”是从空白的存在物开始，借助劳动这一基本范式，与世界进行探索性的相互作用，逐步获得成为“人”的专属规定性。生产对象的日益人化，从自然资源转向人工制品，意味着劳动者需要具备更高的创新能力和专业技能，才能创造新的生产对象。高阶人力资本正是在这种互动和探索过程中，培育劳动者的软技能，打破传统劳动对象的界限，推动劳动对象从物质实体向知识密集型生产和高附加值服务领域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同理心和情感智能成为区分“人”与“人工智能”的关键属性。新人力资本理论突出强调劳动者的情感、思想道德素质、人格特征等非认知能力。劳动者不仅是理性知识和技术的持有者，更是情感价值的创造者。当产品和服务日益注重人性化和情感需求时，具备高阶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能够洞察并回应这些需求，创造出具有情感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依此可知，高阶人力资本通过挖掘情感价值，凸显劳动者的软技能，进而拓宽劳动对象，实现“软技能”与“硬技术”的融合，推动生产力形态的突破。故而，高阶人力资本并非一成不变的单一结构。其基础层次包括基本的教育背景、专业技能和健康状态，中间层次涵盖创新思维能力和跨学科综合技能，高级层次则涉及高阶思维、情感智力与社会技能以及持续学习与适应能力。

四、高阶人力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向探略

诚然，人力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面临诸多裹挟，但人力资本的核心价值依旧显著，我们不能忽视高阶人力资本在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因此，应深入研究并批判性地吸收人力资本的合理要素，进一步发展高阶人力资本，使其通过促进生产要素的有序重组与优化，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跃升的重要引擎。

（一）破立并举：激发高阶人力资本创新潜能，由“0”向“N”提高技术原创效率

从“0”到“1”的引领性创新与从“1”到“N”的跟随性创新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引领性创新是质的突破，涉及全新的技术体系或产业形态的构建，而跟随性创新则是在既有成果基础上通过量的积累实现渐进性发展。从短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规模扩张，但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引领性创新实现质的跃升。高阶人力资本的独特价值体现为对创新范式的结构性重构，通过优化组织协调和整合新型劳动资料与对象，高素质劳动者得以充分发挥其创造潜力，开展多元化的创新活动，推动新质生产力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方向跃升。为此，应通过“破”与“立”的双向发力，涵盖从基础研究的强化、教育模式的革新，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经历由“0”到“1”的突破，继而从“1”向“N”的拓展，全面激发高阶人力资本的创新潜能。

首先，破除传统模式的束缚，重建创新机制。在“中等技术陷阱”中，我国众多产业滞留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仍陷入技术模仿与规模扩张的怪圈，导致“锁定”现象。此时，我们需果断切断路径依赖之链，摈弃追随者的姿态，转而以引领性创新为核心的科技战略立足全局。因此，构建以高阶人力资本为支撑的国家创新体系，通过培养和集聚具备高阶思维与创新能力的人才，推动科技发展模式从“追随式”向“引领式”转变。其次，我国经济发展“大而不强”，创新能力的滞后已成为制约生产力提升的“阿喀琉斯之踵”。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底层逻辑是人类知识累积并裂变式爆发的结果。据此，应通过新兴产业革命，深入投资并加强对数学、物理、计算科学等基础学科的建设。同时，充分激发高阶人力资本的创新潜能，打造我国人才自主培养和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高地，培育技术创新的原生动力，实现“弯道超车”。最后，技术应用与市场需求的深度融合是“立”的关键路径。当高阶人力资本的潜能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时，创新才能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因此，必须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通过革新体制，构建多层次的创新体系，充分释放高阶人力资本的创新潜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从“0”到“1”，进而由“1”向“N”的“裂变式”发展。

（二）质量共进：树立“新质态”人才观，由“大”向“强”发挥高等教育优势

“两个大局”当前，全球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点是人才的竞争，当今世界抢占发展高地的金钥匙是掌握人才和科技。教育、科技、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相互依存、相互支撑、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紧密协同的系统整体，即“共生体”。在此体系中，人才被视为国家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始终承担着推动新质生产力跃升的核心支柱角色。历史经验昭示，从蒸汽机的发明、电气化的普及到信息化的浪潮，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都伴随着技术的颠覆性进展，而其背后正是人才创新力量的推动。当下，我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传统人口红利消退以及高素质创新人才短缺等多重挑战，传统依赖投资驱动和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渐失可持续性。在此形势下，高阶人力资本作为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键投入要素，亟须抓住教育红利的契机。应确立“新质态”人才观，强调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注重跨界学习能力的提升，发挥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作用，强化数字技术的赋能，优化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体化培养模式。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支持，教育供给侧将持续提供高素质的人才资源，以人才培养的“质”驱动科技创新的“质”，进而提升新质生产力的“质”。

实现高阶人力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目标，需从多维度构建协同发展的制度框架。首先，跨部门协同机制的建立至关重要，应设立涵盖教育、科技、人才等相关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确保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信息的共享与协同配合，打破传统的块状治理格局。教育、科技与人才一体化的逻辑应贯穿高等教育发展始终，通过优化人才培养机制，构建高质量自主培育体系，重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和能工巧匠，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其次，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第一资源”的培养摇篮，高等教育肩负着由“大”到“强”转型的历史使命。高等教育应成为知识创新的“源头”，强化前端供给功能，以契合科技发展趋势和生产力提升的现实需求。同时，应构建科技创新人才与高技能人才的“双向培育体系”，在研究型大学与职业院校之间形成科学合理的分工与协作。研究型大学应专注于培养具备突破性科研能力的战略型人才，营造自由稳定的学术环境，避免低水平的“学历内卷”，切实为青年科技人才减负增效。最后，职业院校应聚焦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通过实践导向的教学模式，提升师生的专业水平和实训效果，逐步建立以技能为核心的人才成长“立交桥”。只有实现人才存量与质量的同步提升，才能有效推动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迈向内涵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兴起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

（三）内外兼修：聚焦自我实现，由“低”向“高”弥合市场需求与人力资本的鸿沟

机器虽能提升生产效率，但也带来一种“中性”的秩序，使人遭遇异化、加剧权力集中并扩大社会不平等。正如芒福德所警示的那样，“我们在能源方面，在生产出来的产品方面，成果累累，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生活形式变得单调，生命变得枯萎”。当生产以工具化、机械化的形式占据主导地位时，劳动者的价值和能动性被削弱。实际上，“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在此背景下，坚持不懈充分全面发挥人的潜能、展示人的本质和现代性是高质量教育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标准。高阶人力资本应聚焦于促进劳动者的自我实现，同时发挥其作为“资源”的工具性作用，以弥合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鸿沟。

新质生产力是为了解决供需不匹配而提出的，这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本质目标相呼应。为更好地弥合市场需求，国家应加快完善教育体系、职业培训机制及社会保障制度，以便劳动者获得匹配现代产业需求的高阶技能与资源支持，灵活应对技术升级与产业变革的挑战。在地方层面，政府可依托辖区内的产业和高校资源，系统化地加强企业与高校集群之间的供需对接，动态收集企业需求数据，精准优化人才培养模式。高校应主动推进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及时对接企业的人才需求，并通过深化产学研合作，将学术研究与市场需求对接，使学生在学术与实践间灵活转换，实现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与应用，从而切实提升高阶人力资本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效能。“生产力的价值追求”不仅限于物质财富的积累，更在于促进个体的全面成长。在自我实现方面，新质教育的核心是创新人才培养，而以人为本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通过教育与持续培训，高阶人力资本能够引导劳动者从基础操作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工作，并在此过程中激发个体对创新的追求和对社会责任的理解。高校作为高阶人力资本的摇篮，应打破学科壁垒，采取“学域”与“枢纽”式的跨学科融合策略，推动教育体系与市场需求的同步升级。唯有“内外兼修”，在聚焦自我实现与发挥工具性功能的双重驱动下，才能有效填补人力资本与市场需求间的结构性鸿沟，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全面跃升。

五、余论

从工业时代过渡到数字时代虽经历了剧烈的宏观变迁，但国家的繁荣与现代化的实现仍将依赖于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当前，“十四五”规划已近收官，即将开启的“十五五”规划时期，既是我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五年，也是为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阶段。有鉴于此，新质生产力的布局亟须贯彻“目中有人”的发展理念，以高阶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要素组合正日益成为驱动其跃升的核心动力。通过系统性的教育与职业培训，高阶人力资本为劳动者赋予创新思维与新质技能，使其在革新劳动资料、拓宽劳动对象的过程中展现出无限的发展潜力。展望未来，唯有国家、社会与教育主体形成合力，通过“破立并举”全面激发高阶人力资本的创新潜能，以“质量共进”推进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运用“内外兼修”弥合市场的结构性鸿沟，方能为新质生产力的跃升提供持久而强劲的动力。

（本文参考文献略）

High-level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Path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under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ZhangXuemin GanXueyan

Abstract：The accelerated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has profoundly reshaped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and human capit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external constraints posed by the “middle-technology trap,” the marginal suppression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bserved in the “Solow Paradox,” and structural mismatche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have all diminished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human capital in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developing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become a critical cornerstone, and this endeavor places higher demands on human capital-only high-level human capital can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By means of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cultivating high-level human capital equipped with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new-quality skills empowers workers to renovate labor tools and expand labor objects, facilitating the leap forward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refore, to develop these new productive forces, we should fully stimulate the innovative potential of high-level human capital, achieving breakthroughs from “0” to “1”, and further enhancing technological originality efficiency from “1” to “N”; transitioning from “large” to “strong” to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a powerhouse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market demand from “low” to “high,” thus providing exploratory pathways for the high-quality advance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High-level human capital; education;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new-quality workers

初审：黄华强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