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的文化使命下，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是践行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托，是推动文化创新的关键举措，是夯实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要坚持“两个结合”根本要求，明确根魂结合的教材目标体系；兼顾文化知识与文化价值，构建辩证统一的教材组织体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打造承上启下的教材话语体系。推进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应做到优化逻辑结构，形成以文化为核心的教材体系建设新理念；营造数字生态，探索以数字为驱动的教材体系建设新模式；厘清教材话语，开辟以话语为优势的教材体系建设新赛道。

关键词：新的文化使命；教材体系建设；文化强国；教育强国；数字生态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的文化使命是从赓续中华文脉的高度作出的重要决策，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彰显了党和国家推进文化事业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新要求。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材为基。教材作为文化传承、思想传播和价值传递的重要载体，既是壮大国家主流文化的主阵地，也是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主渠道。教材体系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体系，作为一种结构化、系统化、网络化的文化载体，能以其整合之力、融合之力、耦合之力，助力新的文化使命的高效达成。在新的文化使命下，如何通过基础教育阶段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挖掘新的文化潜能、注入新的文化动能、打造新的文化形态，成为新时代教材建设的重大使命。对此，我们有必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明确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价值旨归，明晰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基本遵循，探索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最终以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推动新的文化传承、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扎实推进文化强国与教育强国建设。

一、新的文化使命下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价值旨归

价值是一个高层次、全局性的普遍问题，往往涉及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关系，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对主体的意义。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是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微观层面的活动，涉及各级各类教育政策与教材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组合逻辑，在这种相互关系与组合逻辑中存在一种更深层次的要旨，即价值旨归，它直接影响教材体系建设的目标、方向、内容、路径等。在新的文化使命感召下，欲使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更好地发挥作用，就要明晰其价值旨归。

（一）始于传承：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是践行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托

新时代推进文化繁荣的前提在于文化传承，文化传承是文化繁荣的重要支撑，是文化的再生产与自我完善，是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是纵向“文化基因”的复制，对国家文化发展和国家文化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教材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渠道，是国家意志的直接体现，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国家在文化领域的发展状态，更是这一时期国家在各种文化交汇融合中进一步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的主阵地。教材传授什么文化内容、倡导什么文化价值，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可以说，文化越发达越依赖教材对其进行传承，教材文化传承的效果则依赖教材体系建设的质量。在新的文化使命下，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符合党和国家文化传承与文化发展事业需要，以高质量的教材体系建设推动高质量的文化传承发展，有助于增强文化认同、形成文化共识、凝聚文化力量，是传承中华文化血脉、发扬中华文化精神、讲好中华文化故事的重要渠道，为新时代党和国家推进文化繁荣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二）兴于创新：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是推动文化创新的关键举措

创新是文化永葆生机的源泉，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可以说，中华民族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变迁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新思想、新技术和新观念，推动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在新的文化使命下，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成为党推进文化建设工作的重点。在这一背景下，教材作为引领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实现以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培植文化创新根本，赋予文化创造活力。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可以使教材更好地传承与传播文化创新的价值观念，最终形成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当这种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被嵌入大众的思想并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社会观念时，其效果会被进一步放大，从而形成以文化固守正、以教育促创新、以合力促发展的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可以更好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让一切文化创新源泉充分涌流、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新时代以文化为骨、以教材为翼，持续推进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对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三）归于自信：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是夯实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教材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之中，与文化紧密相连、同向同行。教材建设是文化选择、文化交互与文化再生产的复杂过程，蕴含着一种文化解释力。教材体系建设不仅反映文化结构，而且影响文化结构。这种文化解释力的关键在于再现、阐述和澄清文化所蕴含的真实意义。教材体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反映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与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推进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可以说，推进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既是一种展现文化自觉与再现文化底蕴的活动，也是夯实文化之基与铸牢文化之魂的实践过程，更是坚定文化自信与推动文化自强的关键环节。在新的文化使命下，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旨在塑造一种新的文化格局，即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推动文化发展，在推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传递中国精神、彰显文化自信。在这个过程中，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不仅担负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使命，还担当着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有机融合和交流互鉴的重要责任。因此，持续推进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对传承中华文脉、赓续文化薪火、弘扬时代精神、彰显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新的文化使命下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基本遵循

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文化整合问题，它不仅受国家文化与教育发展大背景的影响，还与教材体系自身的结构性与逻辑性紧密相关。可以说，在新的文化使命下，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基本遵循是在文化发展目标与教材体系建设的互动过程中逐步确立和形成的，这一基本遵循是基于我国文化传承、教育传统、社会观念等多种因素逐步演变、持续演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通过解析新的文化使命与教材体系建设的内在联系，厘清教材体系建设的基本遵循，最终形成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辩证统一的高质量教材体系。

（一）坚持“两个结合”根本要求，明确根魂结合的教材目标体系

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现实目标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推进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新方位、时代新变化、实践新要求，回答“怎么做”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的科学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新的文化使命的践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也为新时代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之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灵活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以解决在国家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还基于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积累，不断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这些创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更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因此，在新的文化使命下，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要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教材体系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找准教材体系建设的着眼点、发力点、突破点，为打造旨在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之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契合性与互通性。在新的文化使命下，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不仅要确保在实践中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还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旨在建设具有中国形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教材体系，使教材充分展现中华文化五千多年历史所积淀的深厚情感、坚定意志和精神气象，弘扬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与道德观念。在推进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或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尊重，还是遵循“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体现。

（二）兼顾文化知识与文化价值，构建辩证统一的教材组织体系

教材体系是由多角度、多维度、多层次构成的复杂系统，而其中最简单、最一般的本质规定，也是构成教材体系研究最直接和最基本的要素，即价值选择。价值选择是建立在价值理性基础上的道德实践，是科学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教材体系建设需要从特定的价值起点出发，运用科学的逻辑思维，通过层层演进，建立起相应的教材理论体系。只有厘清教材体系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够构建出科学严谨的高质量教材体系。在新的文化使命下，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不仅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承，而且强调文化价值的彰显，这意味着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价值应由文化知识与文化价值共同构建而成。实现文化知识与文化价值的辩证统一，是新时代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应遵循的重要准则。

一是文化知识的表征。教材是多元文化组成的知识体系，本质上是多元文化知识构成的知识集合。文化以语言为媒介表达思想，通过表征方式被赋予意义。可以说，表征方式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教材文化知识的表征方式是由文化知识、教材体系和认知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所决定的，同时又体现在调节系统、认知系统和情绪系统组合而成的结构之中。首先，文化通过调节系统转化为一定的动机从而把认知主体的认知系统调动起来，并直接影响认知主体发展的动机和方向。其次，文化价值是通过认知系统而发挥作用的，而教材体系则通过构建最为恰切的认知结构去优化认知主体对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再次，文化可以通过情绪系统对认知主体产生间接的影响。认知主体的情绪虽受调节系统与认知系统的制约，但情绪一旦产生又会反作用于认知主体，进而影响认知主体对认知系统、概念系统、符号系统的应用与发挥。为此，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要通过恰切的表征方式将调节系统、认知系统和情绪系统串联起来，构建起组合结构，实现文化知识、教材体系和认知主体的深度融合，实现“三位一体”的协同效应。

二是文化价值的依据。教材作为文化传承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决定了教材体系建设必须选择最具有价值的文化内容，以保障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选择最有价值的文化内容，判断文化价值的标准又是什么？据此，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至少面临两个问题：选择什么知识，即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选择什么样的评判标准，即阿普尔的“谁的知识最有价值”。选择什么知识的关键不仅在于文化价值本身，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将文化价值恰切地融入教材之中，并同学习者的理解与认知结构有机整合起来。选择评判标准则指向了文化的价值导向，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这是我国教材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重要评判标准。“一坚持五体现”是对教材国家意志的集中概括，是植根于中国需求、立足于中国发展的科学内涵。在新的文化使命下，“一坚持五体现”为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知识选择与价值判断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与标准。

（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打造承上启下的教材话语体系

教材话语体系为新时代教材建设厘清了中国问题，指明了中国道路，是推进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重要思想表达体系。教材话语体系建设不仅是一个关于教材体系建设的话语实践，而且是一项受到理论支撑的实质性教材体系建设活动。在新的文化使命下，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应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承上启下的话语体系。承上即贯彻，体现在教材话语体系应充分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筑牢思想根基；启下即落实，体现在教材话语体系应有助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落细实践要求。在承上启下的逻辑关系作用下，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与人才培养需求，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一方面，教材话语体系建设应发挥承上功能，充分彰显文化立场。任何话语体系都承载着特定的意识形态，每种体系都有其独特的政治视角。当不同的话语体系相互碰撞时，反映了多元社会思潮之间的深度对话，同时也是各种文化立场的相互碰撞与深入交流。在新的文化使命下，教材建设在构建话语体系过程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坚定的文化立场，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新时代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要巩固和提升文化话语权，必须认识和把握我国教材体系建设的前进方向，从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价值的高度推进教材话语体系建设，把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于教材话语体系的每一个层面，使教材话语体系与新的文化使命紧密融合，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进行教材建设，推进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形成体现中国特色、符合时代发展、弘扬中华文化的新时代教材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教材话语体系建设应发挥启下作用，深入细化文化目标。新的文化使命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造性运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标志着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解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新的文化使命下，应将党的文化发展战略深入细化到教材话语体系之中，深刻回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教材话语体系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举什么旗”要求教材话语体系建设要“高举党的文化旗帜”；“走什么路”要求教材话语体系建设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什么原则”要求教材话语体系建设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包容开放、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实现什么目标”要求教材话语体系建设要推进“文化强国与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具体目标细化到教材话语体系建设之中，不仅有助于文化话语权向教材话语体系的有机转化，而且有助于全方位增强教材话语权。

三、新的文化使命下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在新的文化使命下，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在强调文化传承与文化发展的同时，指向如何实现以文化人、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因此，有必要从加强和改进教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入手，以优化教材体系建设的逻辑结构为出发点，以营造教材体系建设的数字生态、增强教材体系建设的话语优势为落脚点，形成教材体系建设的新理念、新模式、新赛道，推进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向好向快发展，这是助力达成新的文化使命的关键所在。

（一）优化逻辑结构，形成以文化为核心的教材体系建设新理念

教材体系的逻辑结构具有系统化、有序化特征。可以说，我国教材体系建设的合理化程度取决于教材体系的逻辑结构能否恰切地处理教材与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只有将教材体系划分为若干逻辑单元，从多角度着手，全方位加强教材体系的结构逻辑，形成以文化为核心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同时推动理论体系向实际应用的转化，才能更好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

首先，以实用性与主体性为逻辑起点。在新的文化使命下，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指向了文化实用性与文化主体性的基本问题，二者共同构成了教材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一方面，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应注重文化的实用性问题。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应将最基础、最根本、最具意义的典型文化知识置于教材体系之中，使学生能够掌握最核心的文化内容，并将其同学生的文化理解与文化认知有机统整起来，建立从基层到顶层、从单一到多元、从一般到普遍的教材体系。另一方面，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应注重文化主体性问题。教材体系建设的文化主体性即文化由谁构建、由谁发展、服务于谁的问题。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应厘清不同文化主体性在教材体系中的实际构成，以便从教育视角、教材视角审视文化主体性的价值维度与时代特征，这也是教材体系建设在文化层面上的深入反思与系统重构。

其次，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逻辑主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新的文化使命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教材体系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逻辑主轴，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生活性、教育性开展教材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植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标志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质特征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活性是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建设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教育性源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立德树人”的文化育人功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融入教材，是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重要推手。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应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论述、新思想、新观点，对教材内容进行及时的调整，以优质文化丰富教材体系，避免教材体系与文化语境脱轨、与日常生活脱离、与教育实际脱节的情况发生。

再次，推动知识逻辑与认知逻辑双线并进。从某种程度讲，教材体系建设是一个文化复演的过程。在教材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必然涉及文化内蕴的知识逻辑以及文化本身的认知逻辑。根据文化复演论观点，教材体系建设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材体系建设应以知识为中心，要按照知识逻辑进行呈现；另一种观点认为学生是教材使用的主体，教材体系建设应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逻辑。因此，在新的文化使命下，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应试图在知识逻辑与认知逻辑的二元对立关系间寻找最恰切的平衡点。一方面，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应将文化知识转化为学生学习的教学知识。文化的转化过程是对文化进行重构的过程，这必然涉及文化内含的自洽性与文化呈现的科学性。简言之，就是遵循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组织教材内容，按照其内在结构与因果关系来编排内容，确保文化之间紧密相连，形成逻辑严谨的教材体系。另一方面，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内容组织应充分考虑学生个体的发展规律。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揭示了个体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教材建设理应遵循这一规律，按照学生心理认知发展的连续性、阶段性、结构性、次序不变性与交叉性来合理安排教材内容，提升文化知识与学生认知逻辑、思维逻辑、生活逻辑之间的适切性，确保文化知识能够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二）营造数字生态，探索以数字为驱动的教材体系建设新模式

教材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需要经过数个周期的观测、使用与修改方可完善。近年来，随着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前沿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实际应用，教育呈现了新样态，这为破解教育难题提供了新的可能。当前，基础教育正经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应进一步挖掘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潜力，以数字化赋能教材体系建设智能化、立体化、多样化新模式，实现教材体系的迭代升级，为新时代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首先，打造纵向贯通、数据共享的教材体系。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先进的数字技术与丰富的数字资源推进构建内容贯通、资源共享的教材体系数字化生态，已经成为新时代教材体系建设的新趋势。一方面，搭建纵向交互式数字平台，通过教材建设者与教材使用者之间的数据交流与经验共享，共同解决教材体系建设中学段、学年的连贯性问题，实现文化衔接的立体化、精准化、规范化，提高文化素养培养的流畅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利用智慧教室终端，采集各学段、各学年师生在教材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指标和生理信号等多模态数据信息，全阶段、全过程、全场景展示教学过程中文化知识学习与文化素养形成的关键时刻和典型行为，通过智慧云平台记录重要数字资料与数据结论，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形成全过程的数据采集、自动化的数据分析、一体化的数据整合，为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提供全方位数字支撑。

其次，构建学科整合、动态更新的教材体系。在新的文化使命下，高质量教材体系应指向系统完整的模型思维，以学科之间文化知识的学习与文化素养的培养为信息来源，建立数据变量与理论指标的映射关系，为原本静态的教材构建准确跟踪、灵活调整、动态生成的数字体系。一方面，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优势，利用基于智能算法的实时分析与精确反馈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在实际教学情境中对不同学科教材体系在文化知识的学习与文化素养的培养中展现的学科优势进行科学总结与信息反馈，使教材体系建设人员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不同学科文化育人的实际价值与效果，为改进和优化教材体系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数据建模策略、关联规则学习方法、随机森林模型等多种算法，从大量的数据分析中提取有效的文化育人与学科整合方法，并将这些规则应用到教材体系建设之中，进而推动教材体系从预设的框架走向一个动态开放、灵活多变的数字化体系。

再次，探索类型多样、协同互补的教材体系。在数字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充分利用新技术优势，探索数字教材建设以及新技术背景下学习环境与方式的变革，已经成为教材体系数字化转型的有力抓手。一方面，当前教材已经突破了传统纸本的单一形式，纸质教材数字化、多媒体数字教材、互动式数字教材和集聚式数字教材等形式，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学生文化获取的渠道。在新的文化使命下，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应形成数字教材与纸质教材互补互助的协作模式，同时推进数字技术与教材使用深度融合，通过人机协同、数字实验、智慧课堂等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教学环境，丰富教材使用场景，拓宽文化交流方式，完善教材应用体系，形成数字教材与纸质教材文化育人的合力。另一方面，在新的文化使命下，为保障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完整性，应在国家、地方、学校之间搭建大规模的数字资源库，实现三级教材优质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同时，推动三级教材之间资源的互通、互信、互助，避免资源的重复收集与“数据孤岛”现象发生，推进教材体系建设中优质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精准供给。

（三）厘清教材话语，开辟以话语为优势的教材体系建设新赛道

新时代，我国教材体系建设已逐渐从发展优势走向话语优势。为更好地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应充分发挥话语优势，厘清教材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结合新的文化使命和时代要求，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提升教材话语体系的文化政策执行力、文化国际影响力、文化发展创新力，旨在形成具有文化自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教材话语体系。

首先，推进教材政策话语的有机转化，提升文化政策的执行力。教材关涉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教材内容的选择受国家政策与制度的影响。可以说，政策话语是教材体系建设的首要影响因素。因此，教材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加强教材政策话语的执行力。一方面，在教材从传统管理范式向现代治理范式转变的过程中，教材政策话语若想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就要探索教材政策话语向实践转化的有效途径，通过优化教材话语体系，运用恰切的方法阐述教材政策话语，利用合适的语言形式呈现教材政策话语，使教材话语体系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教材对相关政策的执行并非简单的线性推进的过程，而是在不同教材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与权力平衡的过程。因此，在教材体系建设的实践中，教材建设者应在厘清政策话语的基础上，结合教材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

其次，加强教材学术话语的国际认同，提升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随着我国教材体系建设的不断发展，在全球课程教材改革的讨论热潮中，中国声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青睐。若将我国教材体系建设的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适性的学术话语，在世界各国借鉴中国智慧、学习中国经验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必将使中国文化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为此，在教材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应结合中国国情，立足世界前沿，进行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学术话语体系。同时，运用新理论、新思路、新方法阐释教材话语体系中的文化精神、文化情感和文化意蕴，充分展现我国教材话语体系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此外，还应透过我国教材体系建设的本土经验，探索在教材体系建设中最具基础性与共识性的学术问题，进行国际学术对话与交流，力求通过中国理念获得世界认同，使我国教材话语走向世界，进而赢得国际文化话语权。

再次，做好教材学科话语的科学取舍，提升文化发展创新力。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深植于学科课程的文化内容，以确保教材体系能够充分展现学科课程的文化逻辑和本质特征。教材内容的变迁是一个守正与创新辩证统一的过程，即文化在守正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正是基于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学科的话语体系才得以构建和形成。在新的文化使命下，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必须明确学科话语体系与教材内容之间的关系，结合文化发展与育人育才基本要求，平衡好守正创新中文化的“取与舍”。一方面，立足新的文化使命的实践要求，把文化目标与学科话语进行有机结合，深入分析文化要素与学科话语的优势组合关系，做好教材体系建设学科优势的“取”。另一方面，结合文化发展所需与教育发展所求，对学科教材的文化内容进行恰切的“舍”，使教材体系能够在不断重构的过程中实现创新，推进学科教材话语体系的现代化发展。

四、结语

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是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关键所在，也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实现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不仅要深刻把握新时代的教育内涵与诉求，也要通过教材的精心设计与持续优化，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础，激发文化创新的活力，促进文化的有效传承与繁荣发展。然而，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在不断地探索与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教材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时代性，确保教材在教育实践中的实际效果，使教材能够真正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进一步优化教材话语体系，增强教材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让世界聆听中国声音，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健全教材评估与反馈机制同样重要，确保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实现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持续推进，此外，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新兴技术对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影响日益加剧。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为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然而，技术并非万能的，它亦存在局限性。技术是工具，是手段，不能代替教师的角色和作用。教师是教育的灵魂，是引导学生成长的关键力量。因此，在推进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应处理好技术与教材、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唯技术论的误区，使技术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总之，高质量教材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探索、实践、创新，认真对待教材体系建设的每一个细节，确保教材的质量和水平。同时，也要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我国教育实际，不断推动我国教材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Value Orientation, Basic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Path of Building a High-quality Textbook System under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 in China

LiuXuezhi XiaoZere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textbook system under cultural mission in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ractic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a key measure to promote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a necessary path to solidify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textbook system should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two combinations” and clarify the textbook goal system that combines the root and soul; balance cultural knowledge and cultural values, constructing a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textbook organization system; adhere to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reate a discourse system that connects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in textbook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textbook system, we should optimize the logical structure and form a new concept of textbook system construction centered on culture; create a digital ecosystem and explore new models for constructing a digital driven textbook system; clarify the discourse of textbooks and open up a new track of constructing a textbook system with discourse as its advantage.

Key words: new cultural mission; construction of textbook system; a powerful country of culture; a powerful country of education; digital ecosystem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