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教材学是扎根本土、内生后发的解释教材现象、揭示教材规律、指导教材实践的应然学科。其立论的逻辑指向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创生中国教材自主知识体系、培养堪当复兴大任时代新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中国教材学的学科属性源自它具有规训话语生产的政治性、守望社会公平的人民性、支撑决胜未来的战略性、指导化育全人的教育性。就基本范畴而言，政治学、文化学、编辑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是其理论基础，科学性、价值性、技术性、规范性是划分其理论象限的四个维度，基础性学科、应用性学科、分支性学科、交叉性学科、比较性学科构成了其学科谱系，遵循问题牵引、创构方法体系、推展多元混融是其研究范式。就功能指向而言，调节教材理论、指导教材建设、支撑教材治理是其基本功用。就生长向度而言，实现中国化、学科化、体系化、时代化、建制化是这门学科得以独立和成熟的重要标识。
关键词：中国教材学；立论逻辑；学科属性；基本范畴；功能指向；生长向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建构中国教材学既是新时代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政策要求，也是创生中国教材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更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中国教材学是扎根本土、内生后发的解释教材现象、揭示教材规律、指导教材实践的社会科学。我国近代教材研究发轫于清末新学教材分科编译滥觞之际，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深耕拓殖，特别是基于新时代以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新，当下聚焦教材的研究已经从初期的问题化、散点化、经验化转向规范化、体系化、学理化，为建构中国教材学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和现实条件。而要建成这门学科，我们还需要前瞻擘画，积极回答中国教材学的立论逻辑、学科属性、基本范畴、功能定位、生长向度等基本理论和重大实践问题，准确勾勒中国教材学的核心议题和基本框架。
一、中国教材学的立论逻辑
没有“根”与“魂”的教材学，是“立不起来”的教材学；不开“花”结“果”的教材学，是“了无生机”的教材学。建构中国教材学，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遵循学科“扎根”的历史逻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彰显学科“赋魂”的理论逻辑；创生中国教材自主知识体系，形塑学科“开花”的内生逻辑；培养堪当复兴大任时代新人，锚定学科“结果”的实践逻辑。
（一）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是建构中国教材学的历史逻辑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作为研究传承文明思想、价值观念、文化知识学问的中国教材学，自然应“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传承优秀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认同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构中国教材学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因。中国教材学的思想源流，可追溯到经孔子删改的《六艺》、朱熹追定的《四书》、后续加入的《太极图说》、《伊川语录》、《朱子语类》、《传习录》等学理高深的经典著述，以及千年传诵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初级水平的童蒙读物。它们经过历史的磨洗，成为蒙学、官学、书院、科考的基础配套教材，内蕴着一系列教材编研的思想与教材教学的观念，饱含着为人、为师、为学的智慧和育德、育才、育人的思想，既是照亮中国传统教育的精神灯塔，也是指导当代教材研究的原始基质。今天，我们要建构中国教材学，就必须遵循历史逻辑，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决不能锁闭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源头，否则，我们建构的充其量只是“游谈无根”之学、“仰人鼻息”之学。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建构中国教材学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是我国教材事业发展最鲜明、最深刻、最重要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作为指导教材建设的理论，中国教材学的建构必须彰显自身的理论逻辑，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原理，自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进而掌握真理、运用真理、践行真理。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为指导建构中国教材学，关键是要运用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以及什么是好教材、怎么编好教材、如何用好教材等一系列基本命题，激发教材理论工作者、教材编用实施者、教材建设管理者的主体自觉、立场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牢固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学术取向和话语指向，引导学校、家庭、社会以理性、恰切的方式看待教材编研、支持教材教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材事业守正创新提供良好的学术语境、实践场境和舆论环境。
（三）创构中国教材自主知识体系是建构中国教材学的内生逻辑
世界上任何文明都无一例外地拥有一套自我说明的知识体系，而每一套知识体系都依托自己的学科、学术、话语、教材来传承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理论是知识体系的概括性提炼和学理化表达。自主知识体系是考量一门学科理论的主体性、原创性、系统性的重要标识。建构中国教材学，关键是要在观照、挖掘本土教材思想，审辨、吸收域外先进教材理论的基础上，内生一套理论自洽、逻辑自洽、实践自洽的教材自主知识体系，“提炼具有原创性、标识性、解释力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彻底扭转理论思想观念“卡脑子”、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原创话语表达“卡嗓子”的被动局面。
语言是教材知识和教材理论表达的媒介。语言自觉是中国教材学参与国际话语建构的前提和基础。民族语言是观察世界、融入世界、阐释世界的独特视角和表达方式。如黑格尔（Hegel，G.W.F.）所言：“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因此，创生中国教材学自主知识体系，要运用中国立场、价值、视角和语言，让教材学讲“中国话”、讲“普通话”，把民族性与继承性作为自主知识建构的主线，把时代性与原创性作为学科知识创新的动力，把系统性与学理性作为学科独立成熟的标识，通过构建中国教材话语，增强中国教材自信，讲好中国教材故事。
（四）培养堪当复兴大任时代新人是建构中国教材学的实践逻辑
国之隆盛，根在育人；育才造士，教材为纲。建构中国教材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指导教材育人育才。培养什么规格的人，培养为谁所用的才，是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教材的价值鹄的。纵观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维护政治统治、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依托教材。“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由此可见，尺寸教材，乃国之重器。以教材为研究对象的教材学，本质上探讨的是研究如何依托教材育人育才的基本原理。
古人有云，国之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博弈空前激烈。要实现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战略力量自主可控，教育是基础支撑、教材是关键因素。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结底靠发展高质量教育、靠培养大规模人才，而教育的强盛、人才的培养，主要依托是学校、是教材。作为指导教材建设的基本理论，中国教材学的建构必然要观照中国正在发生的伟大实践，以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根本目标。这是中国教材学的学科实践逻辑，也是中国教材学的理论发展旨归。
二、中国教材学的学科属性
教材是集中体现国家意志、系统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依据，它“既是个专业，也是门学问”。学科是一种分类化的知识体系和规范化的教学科目，是学校专业课程设置和学者专业身份认同的学术建制，其属性由它特定的研究对象、内在的育人价值、外在的社会功能共同决定。中国教材学以学科内容为基础，以教材问题、现象、规律为研究对象，以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立德树人为核心价值，以繁荣中国教育科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支撑教育强国建设、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时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教材学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属性。
（一）作为一种规训话语的意识形态，中国教材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在社会学意义上，话语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在一定社会语境中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形式，用以表达特定的思想立场和价值观念”，它“把信仰、价值和范畴或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强加给话语参与者，而不给他们留有其他选择”。换句话说，话语具有价值先在性和隐秘说服性。进而言之，学科是话语生产的博弈场域，在其中价值立场具有鲜明的主导性和排他性，任何与之抵牾的思想观点都将受到严格审查并被驱除出去。不难理解，作为一个价值筛选的控制系统，中国教材学在话语生产上必然要发挥政治规训作用。
综观世界，有关话语权的斗争不仅发生在战场上，也发生在教材里。教材是话语建构的结果，也是建构话语的力量。作为中国的教材之学，中国教材学在话语权争夺中必然无法自外其中，这是由中国的“政治道路”决定的。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党治国理政服务，把党的思想立场和价值观念有机融入教材话语，坚持做到“自信自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材话语体系，抵御西方敌对势力通过教材渗透来争夺青少年，培养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赓续社会主义崇高事业的栋梁之才，在世界变局中促进中国价值观的崛起、扩大中国话语权的影响，是引领中国教材学话语生产的思想路线，也是彰显中国教材学政治属性的核心要义。
（二）作为一种守望公平的社会科学，中国教材学具有深沉的人民性
社会公平是国家文明发展的重要标识。作为社会公平的基石，教育公平是提升全民文化素质、促进阶层正向流动、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支柱。可见，教育公平是首要的民生福祉。作为教育理想、目标、功能的集中体现，教材是教学、教法、评价的重要支撑，也是回应民之关切、促进教育公平的关键抓手。因此，教材是国计，也是民生。作为一门守望社会公平的学科，中国教材学应准确把握教材所承载的民生关切，把教育公平的价值观念渗透到教材实践之中，在当下就是要对“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让每个孩子都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等命题作出自己的价值辩护。
中国教材学具有深沉的人民性，这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为强国育人才、为人民编教材，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在教育和教材领域的生动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国家教材委员会；实施统编通用、一纲一本，统分结合、一纲多本，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保本微利、租型供版等教材政策，无不渗透着党对教材作为国计民生的战略考量。然而，政策引领、实践先行在推动教材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日益显露出我国教材理论研究滞后、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弊端。新时代新征程上，探索指导中国教材建设的基本规律，回应人民群众对受好教育和用好教材的现实关切，是中国教材学成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
（三）作为一种决胜未来的奠基学科，中国教材学具有突出的战略性
在全球化时代，教育的奠基培元功能、战略先导地位愈益凸显，教材的国家事权性质、育人育才使命更加清晰。可以说，面向未来、塑造未来、决胜未来，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战略走向、教材建设的价值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勾画了“教材—育人—强国”的逻辑链条，凸显了教材作为育人原点、战略基点、强国支点的精准定位。因此，建构中国教材学，要牢牢把握教育和教材的战略属性，更加突出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大战略上办教育、建教材，坚定不移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实践是发生着的理论，理论是反思性的实践。“为强而生”无疑是中国教材学的实践使命，这是由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们建成了支撑世界上最大教育规模的教材体系，顺利开启了从“有教材”向“好教材”的历史性跨越。在理论积淀方面，我国教育学人的教材研究跌宕百年而弦歌不辍，有力支撑了从“经验化”向“科学化”的螺旋式攀登。瞻望未来，中国教材学须充分彰显战略属性，凝练标识性概念，阐发原创性命题，构建主导性话语，为我国屹立教材强国之林、挺进世界舞台中央提供战略支撑。
（四）作为一种化育全人的知识原理，中国教材学具有本源的教育性
作为指导教材育人的知识原理，中国教材学的教育性导源于教材具有“教诲性”和“教学性”。然而，教材的这些特性指向的只是教材的“教学功效”，而怎样才能实现教材的“育人功效”，则是教材学的任务。换言之，教材的任务是通过教学而育人，而教材学的任务则是研究教材如何通过教学而育人。一言以蔽之，教材学具有鲜明的“导教”功能，它是指导各级各类各科教材如何编制、如何育人的原理性知识体系。在属性上，教材学区别教材的关键在于，前者是整体面向教材、研究教材、为了教材的，属于“元理论”的范畴；而后者是具体面向教学、用于教学、为了教学的，属于“元实践”的范畴。
从目标指向看，虽然教材的直接目的是育人，但怎样育人、育什么样的人并不是完全由教材决定的，而是由育人主体在特定的政策规制与知识原理指导下通过教材教学来实现的。当然，这个实现的过程既要合规律，更要合目的。合规律指向的是“适切的育人方式”，其精髓可谓之“化育”。显而易见，“化育”不是“雕琢”，不是“催生”，而是“涵养”，而是“濡化”。合目的指向的是“所育之人的规格”，是应然的“全人”。毋庸置辩，“全人”不是“残缺的人”，不是“分裂的人”，而是“全面地发展的人”，而是“发展了全面的人”。在此意义上讲，“指导教材化育全人”是中国教材学的内在规定性。
三、中国教材学的基本范畴
通常来说，“范畴”包含“根本、终极”和“类别、范围”两层含义，关乎一门学科最原初、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一门学科得以存在、深化发展的原理式关切。就中国教材学而言，要厘定其基本范畴，至少要回答它基于什么理论而立、理论类型如何划分、包括哪些学科分支、遵循什么研究范式等一系列原点性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国教材学赖以成“学”的源头性命题。
（一）中国教材学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是学科立论的起点和支架，对学科发展具有价值规约、学理支撑和宏观指导作用。探寻中国教材学的理论基础，可从知识的关涉性、价值的先导性、原理的基础性等层面切入。就知识而言，教材承载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精华，这就决定了教材学本身具有论域辐射性，它所探讨的知识、概念和命题，所揭示的现象、原理和规律，不可能与其他学科无涉。就价值而言，一门学科的价值取向取决于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占主导地位的一般价值观念，而这种一般价值观念非本学科所须或所能决定，需要借助与之相关的更带基础性的学科研究成果。不难理解，作为一门后发派生的学科，教材学的价值取向必然要受到论证和阐释主流价值的学科的规约。就原理而言，作为一个多学科交汇融生的领域，教材学所涉及的原点性观念、前提性概念、先导性命题，已在相关前设性学科中得到论证，无须也不必重复推导，这也为中国教材学在自身独特论域内的纵深开掘设定了起点。据实而论，教材建设链条长、环节多、要求高，涉及价值规约、内容选择、知识编排、语言组织、知识传授、学习认知等维度。与之相应，中国教材学的理论基础也较多元，最基础、最直接的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政治学。主要关涉的是“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政治立场命题，聚焦解决的是教材“为谁教、教给谁”的育人导向问题。中国教材学扎根中国大地、回应人民关切，必然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一根本政治立场，指导培养具有红色基因、维护基业长青、维系社会秩序、增益民生福祉的中国人。二是文化学。主要回应的是“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什么知识可以进教材”的价值选择命题，直接解决的是教材“选什么、编什么”的内容甄选问题。中国教材学承载中华文明记忆、传播人类文化思想，必然要秉持兼收并蓄、去粗存精、育人为要的知识择取原则，为教材编选吸纳中华优秀文化、世界发明创造、人类文明成果等内容作出价值抉择。三是编辑学。教材是一类极特殊、极重要的出版物，其读者对象极为广泛、编审修订极为严苛、审美取向极为考究。以编辑学为理论基础，聚焦讨论的是“进教材的知识怎么选、进教材的知识怎么编”的内容组元命题，所要解决的是“选得精、编得巧”的编辑技术问题。中国教材学指导教材编研出版，必然要为教材的编选原则、体例创设、纵横衔接、容量裁定、难度进阶、装帧设计等提供规范性指导。四是语言学。教材是由语言符号构筑的文本系统，教材语言不同于理论语言、政策语言和大众语言，更讲求知识表达的规范性、精要性、可读性。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指向的是“教材知识怎么表达、教材知识怎么书写”的知识表征命题，直接解决的是知识理解、阐释、呈现等语言组织问题。中国教材学由中国语言书写，必然要在形塑学生学习、理解、运用中国语言的素养和技能方面有独特建树。五是教育学。直接切中的是教材的知识理解、教学实施的基本原理，指向的是“教材知识怎么传递、教材知识怎么接受”的教材教学命题，主要解决的是“怎么教、怎么学”的知识授受问题。中国教材学指导教材育人，必然要在知识的适教利学、接受方式和师生的善教乐学、教学相长等方面提供学理性辩护。六是心理学。以心理学作为理论基础，观照的是“教师怎么用教材教、学生怎么用教材学”的心理依据命题，聚焦探讨的是教材如何“教得好、学得好”的认知规律问题。中国教材学遵循认知心理和学习科学，必然要在描述、解释、预测、指导教师教、学生学的心理活动方面提供合规律的指导。
（二）中国教材学的类型象限
在学术界，关于教育理论的类型区分研究可谓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关于理论知识（纯粹知识）与实践知识（实际知识、应用知识）的二重区分，为后续的知识分类和学科分类提供了原始依据；德国元教育理论研究者布雷岑卡（Brezinka，W.）曾尝试将教育理论作教育科学、教育哲学、教育行为学三重区分。对此，我国学者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分法，尝试把教育理论中的科学成分与技术成分、规范成分与价值成分区别开来，这为本研究划分中国教材学的理论类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根据内蕴的理论成分，中国教材学总体上分为“理论教材学”和“实践教材学”两个大类，具体可细分为“教材科学理论”、“教材价值理论”、“教材技术理论”、“教材规范理论”四个象限，前两个象限构成了“理论教材学”，后两个象限构成了“实践教材学”。（见下图）（图1略）
具体来说，第Ⅰ象限是教材科学理论，可谓之科学教材学或普通教材学，在理论类型上归属陈述性命题。它探讨教材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等通论性问题，分析教材现象发生的原因与条件，探寻诸多教材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隐藏在教材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教材科学理论必然要对教材进行实证—实验研究，回答教材“是什么”问题，揭示教材的“当然法则”。第Ⅱ象限是教材价值理论，其囊括教材政治学、教材伦理学，在理论类型上归属评价性命题，它以比教材思想层次更高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理想为前提，明确教材建设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育人指向，并对教材事实—事态作价值判断和价值抉择，旨在确立教材建设的“思想规范”，指示教材实践的根本目标与方向，回答教材“应当是什么”问题，揭示教材建设的“应然法则”。第Ⅲ象限是教材技术理论，其包括教材编制学、教材应用学，在理论类型上归属程序性命题。它根据教育学、心理学等基本原理，采取目标—手段取向，分析教材编审修订的原则、过程、程序等操作性问题，指导教材研发设计、编辑出版、教学使用等方面的技术应用，提供教材内容选择、知识组元、体例设计、图文配置、装帧工艺等实操性原则，回答教材“做什么、怎么做”问题，揭示教材建设的“实操法则”。第Ⅳ象限是教材规范理论，其指向教材管理学、教材评价学，在理论类型上归属规范性命题。它探讨教材审核把关、质量监测、过程管理等合规性问题，依据国家确立的价值目标，秉持问题—策略取向，研判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系统性、适切性，回答教材“应当做什么、应当怎么做”问题，提供教材建设的“行为法则”。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象限图式中，中国教材学除了可从总体上划分为“理论教材学”、“实践教材学”两个大类，还可以通过不同象限组合的方式形成另外两个大类：第Ⅰ象限和第Ⅲ象限结合，构成了中国教材学的科学—技术理论，前者解释“是什么”“为什么”，后者关切“做什么”、“怎么做”，“指向基本原理”与“解决具体问题”是二者的分野；第Ⅱ象限和第Ⅳ象限结合，构成了中国教材学的价值—规范理论，前者阐释“应然的”、“理想的”价值标准，后者指导“实然的”、“操作的”实践行为，“合目的性”与“合规范性”是区分二者的界标。就这两个大类的关系而言，科学—技术理论是价值—规范理论的客观依据，前一类只有通过价值体认并转化成行为规范，才能产生指导教材建设的效用。
（三）中国教材学的学科谱系
中国教材学学科谱系的形成和发展，是教材的问题领域扩展和研究取向多元共同驱动的结果。从历时性来看，我国教材问题领域的拓展大致走过了以下历程：在近现代新学制新教材萌生之初，教材研究主要是就教材论教材，大致围绕学制、编译、选材、语体、体例等问题展开；到了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统合以后，教材研究上承课程标准、学科内容，下接教学实施、考试评价，主要聚焦教材史论、概论、编写、实验、改革等论题推进；及至新时代明确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属性，教材的政治、人民、战略、教育等属性日益彰显，教材研究随之上升到服务治国理政、立德树人高度，新论域的开拓对深化教材研究提出了新的诉求，一系列新现象、新概念、新命题急需加以学理化、体系化阐释。从共时性来看，我国教材的研究取向日益走向多元：既有从本体论视角分析教材研究的命题、原理、性质、范畴等元认知的研究，也有从认识论视域考察教材本身的概念、价值、功能以及教授法或教学法等基础性的研究；既有从实践论视野探讨教材的编写、审核、管理、应用等技术性的研究，也有从系统论着眼透视分科教材和学段教材的历史、理念、编选、教学等分支性的研究；既有以外部学科视角考察教材现象、研究教材问题的交叉性研究，也有以对比方法开展的教材国别、科目、版本、专题等比较性的研究。
由于问题领域扩展和研究取向多元交织并行，中国教材学的学科分化和理论衍生加速演进，遂形构并生成了自身的学科谱系。一是基础性学科，可称“基础教材学”，具体包括教材原理、教材概论、教材通论、教材史、教材教授（学）法、教材研究方法论等，它整体揭示教材的一般规律，全景透视教材的共性问题，系统阐释教材的基本原理。二是应用性学科，也即“应用教材学”，具体包括教材编辑学、教材出版学、教材实验学、教材政策学、教材管理学、教材评价学等，聚焦探讨教材的编修、审查、实验、选用、评价，以及教材的设计、装帧、印制、出版、发行等，形成基本的原理和方法，指导改进教材应用的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三是分支性学科，可谓“学科教材学”，按照科目设置，可分为语文教材学、数学教材学、外语教材学、政治教材学等；而依据学段划分，则包括基础教育教材学、职业教育教材学、高等教育教材学等。四是交叉性学科，即“交叉教材学”，教材与不同学科交叉融生，也就形成了教材学的亚学科群，如教材哲学、教材政治学、教材伦理学、教材社会学、教材文化学、教材心理学、教材生态学、教材语言学、教材传播学、教材美学等。尤需强调的是，交叉教材学应坚守自身作为教材学亚学科的定位，不应挣脱其母胎而沦为别的学科“占领的区域”。五是比较性学科，也即“比较教材学”，既包括纵向的历史对比研究，如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教材编研思想、管理政策、编制模式、内容编排等方面的差异比较，也包括横向的国际比较研究，如不同国家、学科、版本、专题等维度的对比分析，总体上为中国教材学开展跨时空比较、增进跨文化理解提供学术支撑。
（四）中国教材学的研究范式
在库恩（Kuhn，T.S.）看来，范式是指某个科学共同体在其学科领域或专业实践中共同持有的价值信念、基本理论、基本定律和具体方法，能够为学科研究提供理论模型和结构框架。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一门学科的延续和发展并不取决于知识的累积增长，而是取决于新范式对旧范式的整体性重建，结果是在学科专业领域内形成新的基本理论、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纵观百余年教材研究史，教材研究共时并存“科学实证”和“人文理解”两种范式。前者建基于培根（Bacon，F.）的经验论、笛卡尔（Descartes，R.）的唯理论、牛顿（Newton，I.）的理论体系之上，把教材的开发视为科学理性、客观量化、价值中立的过程，完全排除意识形态、主体情感和地域文化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主张以理论假设和逻辑推理来分析资料、得出结论，统计学、概率论、实证主义等是其方法论基础；后者起源于狄尔泰（Dilthey，W.）等人的文化教育学和胡塞尔（Husserl，E.）等人的现象学，认为教材本质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必然受到社会意识、历史时代、权力关系、个人偏见的影响，主张研究者在理解、体验、对话的基础上阐释文本、建构意义，现象学、解释学、批判理论、建构主义等是其基本理论依托。两大范式的存在使得教材研究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困境”，研究者执念于事实与价值、客观与主观、文本与实践、过程与产品两相分离，习惯于在对立的两极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忽视了教材研究的问题复杂性和方法多元性。
研究范式决定方法选择，具体方法体现研究范式。受两大范式影响，教材研究的方法以往可大致分为“基于科学实证的定量研究”和“基于人文理解的质性研究”。有论者指出：“几乎所有关于文本阐释的方法论问题的研究都始于对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利弊的讨论，当然，不同的研究方法用于解决不同的问题。”在教材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侧重教材的科学性、客观性，持守价值中立态度，采用科学的研究程序和测量工具，运用内容分析法、调查法（包含德尔菲法）、实验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追求可验证、可证实的研究结论。与之相反，质性研究方法强调教材内容的文化性、社会性，主张探讨教材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常采用民族志研究、文本分析、口述史研究等方法，通过定性的描述和分析来揭示教材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事实上，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并非不可调和，与其说二者是对立的两极，不如说构成了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二者混合使用或连同其他多种方法综合应用，研究结论的信效度往往更高。当下，构建中国教材学应积极探索“基于复杂理论的混合研究”第三种范式，采用跨理论、跨学科、跨领域的集成式研究，开展多类型、多层次、多视角的复杂性研究，统筹理论性、现实性、历史性的体系化研究。在具体方法上，可推展跨学科、三角验证、平行设计、顺序设计等方法。在使用策略上，应坚持多元互补原则，针对研究的不同类目和环节，综合使用质性与量化混合的研究方法；要区别教材研究的过程取向、产品取向、接受取向，灵活采用动态与静态结合的研究方法；还可根据横向的比较互鉴和纵向的历史对比需要，合理运用纵向与横向联合的研究方法。
四、中国教材学的功能指向
学科功能是学科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学科持续发展的前提。中国教材学只有与教材理论和实践建立起直接、清晰、稳定的功能关系，才能获得它作为一门学科的理据。按照功能关系的特点，中国教材学的功能主要包括对教材理论的“调节”、对教材建设的“指导”、对教材管理的“支撑”三个方面。
（一）调节教材理论
中国教材学在发展中以其内在的逻辑力量，对自身的建构与发展进行反思和重构，即是它的自我调节功能。调节的目的是推动现有的教材理论及其结构不断完善，以更好地适应日益发展的教材实践，这是中国教材学反躬自省、超越自身的内在本性体现。具体来说，这种理论上的自我调节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教材理论的自我调适。我国教材研究已积逾百年，理论成果形成了规模体系。但教材实践的经验性、盲动性色彩依然浓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教材理论的贫困和无奈。这种二律背反现象的存在，固然与教材理论发展通常滞后于教材实践这一特点密切相关，但过往的教材理论不能充分指导当下的教材实践，则不得不加以反思。其实，问题的积重难返，怪不得实践的先行与鲜活，而应归因于理论自身的迟滞与浮泛。因应之道在于，理论研究者要增强理论自觉，有效激发教材理论变被动跟随实践为主动导引实践、自觉调整与教材实践关系的内在特性。这种自我调适，是通过教材理论主动参与、概括提炼、前瞻预测教材实践，既构筑自身存在的现实基础，又创设自身发展的未来条件来实现的。二是教材理论的批判更新。教材理论要富有指导实践效力，必须保持自身演化进程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理论形态的相对稳定性，并据此展开以自我批判为起点、以自我更新为目标的理论调节和更新活动。这里，教材理论的自我批判是在教材经验、教材研究、教材学科三个层次上展开的。教材学科的建构需要教材经验的支持，但教材经验还不能直接进入教材学科体系，它们必须经过理论的抽象和升华，经过去粗存精的批判和吸收；而反映教材某个侧面、某个层次的研究成果，也只有经过批判和争鸣才能在比较中确证其逻辑力量。进而言之，教材理论的自我更新正是教材的经验、理论、逻辑等要素予以支撑的结果，关键是这些支撑性的要素也同样需要经过批判和论证，才能够被吸纳到发展了的教材理论之中。
（二）指导教材建设
教材理论理应能够指导教材建设，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但是，教材理论没能有效指导教材建设，确是一个未及深究的事实。对此，有必要从人的意识的功能上加以审思和澄明。列宁（Lenin，V.）指出：“人的意识不仅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其中，“反映客观世界的意识”是对“是什么、为什么”的叩问和求索，属于对象性的认识范畴；“创造客观世界的意识”是对“做什么、怎么做”的指示和引导，属于意向性的实践观念。理论能指导实践，关键在于推动人的“对象性认识”转化为“意向性实践”。显然，作为意识和实践同一性主体的“人”是实现这种“转化”的“中介”。关于这一点，其实已早有究论：“一切都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互相过渡”。换句话说，理论是通过中介联接实践并改变实践的，理论—中介—实践三者之间隐藏着一种相互牵引、彼此强化、多向促动的逻辑张力。至此，似可推论：教材理论要实现对教材建设的有效指导，必须通过教材工作者这个“能动性中介”，把关于教材的“对象性认识”转化为“意向性实践”。这里，“对象性认识”可理解为教材理论所揭示的教材的现象、本质、命题和规律等原理性知识；“能动性中介”可分解为教材的研究者、决策者、选编者、审核者、使用者、管理者等多元化主体；而“意向性实践”可拆解为教材的编研出版、教学应用、质量评价等实操性方面。如此一来，教材理论指导教材建设的切入点也就随之清晰可辨。一是指导教材编研。长期以来，教材编制在经验性的掩盖下科学性不足，以致出现问题、引发舆情时众声喧哗、应对无据。比如，教材选文的原则、古文内容的占比、选文作者的考察，知识容量的裁定、内容难度的进阶、学段的纵向衔接、学科的横向联系，内容呈现的方式、插图绘编的风格、教学情境的创设，以及重大主题的融入、国家事权的体现、政策语言的转化等，都亟须在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始创新上锤炼理据、寻求突破。二是指导教材教学。关键的环节包括：加强理论宣导，提升教师的教材理论素养，扭转过去形成的倚重教材文本而忽视课标研究、倚重教材选用而忽视教材实验、倚重教师教而忽视学生学的不良倾向；贯通使用逻辑，培育教师的教材理解素养，把国家审定的权威教材，依次转化为教师理解的经验教材，转化为适切学习的内化学材，转化为育人育才的精神食材；善于实践反思，增强教师的教材使用素养，引导他们在执教过程中钻研教学设计，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认知发展规律、人才培养规律。三是指导教材评价。核心问题在于，回答“什么是好教材”这个本源性问题。从静态上来讲，好教材应当从政治性、科学性、时代性、可教性、适学性等维度加以观测；从动态上来说，好教材应当体现“课标—教材—教学”、“教授—学习—测验”、“编制—使用—修订”等链条的内在一致性；从方法上来讲，好教材评选应当统合教材的“要素—结构—功能”，贯通教材的“理论—中介—实践”，观照教材的“历史—社会—现实”。
（三）支撑教材治理
所谓教材治理，是指在国家的主导和统筹下，通过制度安排、组织设计和机制更新等手段，调动教材实践主体协调行动、构建优质教材体系和共同管理教材公共事务的过程。它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或管理问题，其背后潜隐的是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关系。要支撑教材治理，中国教材学当跳出教材看教材、立足全局看教材、面向未来看教材，把教材治理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源头上研究和阐释教材治理的价值目标、体制机制、施策方式等基本问题。就价值目标而言，教材治理应以现代化的思想理念为指导，在公平、质量、秩序、效能等维度上规范教材建设和管理，指导教材体系发挥整体育人功能，促进人在思想、知识、能力、素养等方面实现现代化。就体制机制而言，教材治理应统筹处理中央、地方、学校之间的权责分配，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作用发挥机制，构建上下贯通、分层管理、多方协同的教材治理体制；就施策方式而言，应正确把握我国教材建设从权力高度集中到权力渐进下放，再到权力分类配置的历史脉络，以及当下采取的“一纲两策”（统编统用、竞编选用）和“按需收放”（统分结合、统筹为主）治理模式。面向未来，中国教材学支撑教材治理，应坚持问题导向、破立并举、先立后破，优先解决以下三个关键问题。一是落实国家事权。教材治理是一个价值理性统领技术理性的变革过程。新时代教材治理要站在服务治国理政的高度，明晰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权力属性、配置方式和落实机制，把体现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安全渗透到教材理论建构和实践推展的全过程、各环节，推动教材治理从行政化、经验化、分散化向科学化、制度化、系统化迈进，构筑体现公平、法治、民主的教材“善治”格局。二是强化统筹施策。教材治理是一个总体统筹、纵横衔接、协同联动的权力运作系统。新时代教材治理应加大带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大政策和制度供给，重点解决国家、地方、学校三级教材管理的权责划界，政府、市场、智库三支治理力量的联动互补，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利益主体的恰切参与等现实问题，构筑体现多元、分层、协调的教材“共治”格局。三是创新治理机制。教材治理是一个机制调适的过程。新时代教材治理应从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上健全教材宏观调控机制，有效协调各级各类教材建设中的错综复杂关系；从合理分权和正确用权上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健全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教材监督体系；从系统整合和协同配合上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化解多主体、多领域、多环节可能出现的割裂、脱序和冲突，构筑协同、联动、稳定的教材“长治”格局。
五、中国教材学的生长向度
相较其他“事实学科”，作为一门“应然学科”，中国教材学肩负更为艰巨的任务。它既要为自身的存在“自证可能”，还要为未来的发展“循证可行”。据实而论，中国教材学的建构，既有绵延累进的历史积淀，也有内驱生长的理论逻辑。为促其学科自立，当下最为紧要的是，在历史情境和生长逻辑的内在关系中务实精进，推动其在中国化、学科化、体系化、时代化、建制化的方向上行稳致远。
（一）中国经验、国际表达：凝练中国教材学的“中国化”概念
与中国教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经历过移植依从、质疑批判、反思重建的进路不同，中国教材学的“中国化”亲历的是后发内生、自设议题、主动构建的进程，它生来就植根中国土壤、自带中国基因，致力于消解20世纪以来中国学科建设“反向格义、以西释中”的认识路径依赖，希冀在置身西方学术语境时摆脱“学徒困境、跟随心态”的裹挟，在融入世界知识体系时打破“西方命题、中国证据”的迷思，在国际话语秩序重建时显现“共性生存、个性发展”的品性，在设置全球学术议题时突出“中国经验、国际表达”的特色。而在当下，彰显教材学的“中国化”，必须溯源中国教育传统、扎根中国教材实践、凝练中国标识概念。中国教育文化中蕴含着诸如“因材施教”（个性化教学）、“教学相长”（交互性教学）、“温故而知新”（巩固性教学）、“不陵节而施”（渐进性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启发式教学）等丰富的教材教学思想。这些经验性认识是中国教材学概念建构的思想源头，对它们的萃取性吸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生成原创性术语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教材实践孕育了“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等标识性概念，提出了“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尺寸教材，国之大者”、“浇花浇根，育人育心”、“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等标识性命题，其中蕴含着朴素的原创思想、普适的理论品性。中国教材学应当将它们的普遍解释力和跨域穿透力发掘出来、传导出去。这里需要申明，中国教材学固然要体现中国教材的特殊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世界教材的一般规律，更不意味着把中国从世界中抽离出来，而是把中国放在世界之中，既从中国放眼世界，也从世界观察中国，处理好中国教材特殊叙事与世界教材普遍叙事的辩证关系。
（二）高点谋划、基点掘进：构筑中国教材学的“学科化”基座
“学科化”是一门学问得以确立并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中国教材学的“学科化”与其自身的“科学化”相伴相生，其推进起步于教材研究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其达成得益于学科意识的觉醒及其科学研究的深化。从方法论上讲，坚持高点谋划、基点掘进，围绕学科结构布局、学科方向凝练、学科伦理守护，夯实学科自立的根底，是当下建构中国教材学的关键锚点。其一，规划学科布局。科学合理的学科布局体现的是对学科建设进行总体设计的战略思维能力，这种“软实力”体现在科学的学科规划、务实的学科组织和积极的学科文化上。中国教材学要瞄准目标，使基础性学科补齐短板、应用性学科健全扎实、分支性学科竞涌奔流、交叉性学科融合创生、比较性学科增强互鉴，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与成果应用相互促进。其二，凝练学科方向。相对稳定的学科方向体现的是设定学科界限的战略谋划能力，这种“谋划力”取决于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对问题领域的敏锐发掘及对社会需求的精准捕捉。中国教材学应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选择在中国教材史论、国际教材比较、教材形态创新等方向上纵深开掘；应在国家事权、教材治理、教材使用等方面深度挖掘，凝练富有中国特色的教材政策研究、教材管理研究、教材教法研究等基本方向。其三，守护学科伦理。学科伦理体现的是敬畏专门学问的价值捍卫能力，这种“捍卫力”来自对“术业有专攻”的体认、对“学科入场券”的尊重、对“专业性伦理”的坚守。中国教材学要警惕“书斋”资本、“经历”资本、“流量”资本的僭越，抵御“一知半解就议论编教材”、“念过课本就随意评教材”、“有利可图就肆意炒教材”等非学术逻辑的侵蚀，坚决捍卫“编写教材是大家小学”、“评价教材靠专深学养”、“营销教材须遵守伦理”的基本法则，切实净化教材作为一个专业的生态系统。
（三）系统集成、靶向发力：锚定中国教材学的“体系化”进路
系统是要素之集成，体系是系统之系统，体系化是集成各子系统、形成整体性功能的过程。知识生产是中国教材学“体系化”的核心环节，也是汇集中国教材学子系统力量的关键依托。联结教材的学科、学术、话语、教材、评价等子系统，构建中国教材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推动中国教材学走向“体系化”的目标追求。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可以锚定四个方面靶向发力。其一，打造教材学科的教材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不难理解，构建中国教材学，学科体系是牵引，教材体系是支撑，二者应一体建构。当下之要，应打造支撑教材学科的教材体系，开发高校“教材学概论”、“教材基本原理”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小学“学科教材学”、“学科教材教学法”等师资培训教材。其二，创新教材研究的学术体系。一部学科史就是一部问题史。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创新教材研究的学术体系，要遵循问题生成的逻辑，不能停留在空洞的“话题”上，要基于学科知识与结构、教材理论与实践作出学术性转化，把“话题”转变为原发性、结构性、前沿性的“问题”，再经过理论思维加工和学术语言表述凝练为“题目”。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教材实践，为教材研究问题的提出创造了条件，解答好这些问题将推动中国教材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其三，创生教材理论的话语体系。教材理论的话语体系不是在书斋里“想”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做”出来的。这里的“做”，既包括教材实践之“做”，也包括教材研究之“做”。教材研究者应主动置身教材实践之中，参与教材实验、教材编修，运用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语言，对发现的新问题进行学理化阐释，对主体性、原创性概念进行本土化表达，形成源出中国、解释世界的教材话语体系。其四，建构教材成果的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是学术发展的风向标。教材成果评价应以体现科学权威、公开透明为规则，以促进价值分配正义、知识创新发展、学生成长成才为目的，用“纵向的复合评价、横向的水平评价、现实的贡献评价”等方式来建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我们要增强评价自信，既要避免用西方的尺度来裁量中国，也不谋求用中国的标准去测度世界。
（四）赋能策动、守正创新：激活中国教材学的“时代化”动力
当前，数字技术作为一种赋能变量，已挺进人类精神生活的软腹地带，重构着知识的理解方式、边界范围、呈现形态、传播渠道与认知环境。过去由纸本承载的教学知识开始向屏面迁徙，知识与技术合而为一的数字教材随即横空出世。它策动了人们对教材形态、本质、依据、功能、研究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认识，催生了中国教材学建构的“时代化”命题。在这个命题之下，当前最为紧要的是对数字教材展开追问。其一，数字教材是种什么样的教材？审思当下，融纸本教材内容、虚拟教具学具、学习测评系统等于一身的数字教材，已然突破了纸本教材的边界以及它所承载的功能。如果说数字教材依然是教材，那么“数字教材”的概念该如何界定，其上位的“教材”概念内涵和外延又该如何调整？其二，数字教材的编制依据是什么？回溯历史，近现代教材一直都是依据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编写的，而新近依据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时，课程标准并未给出数字教材在技术、术语、数据、平台、终端等方面的规范性要求。如此一来，数字教材还要不要依据课程标准来编制？如果要，又该如何修订课程标准？如果不要，是否意味着数字教材可以自由编制？其三，数字教材与纸本教材是何关系？可能的方案有三种：前者辅助后者、二者共生并存、前者取代后者。如果是前者辅助后者，那么数字教材岂不成了教辅工具？如果是二者共生并存，那么配备两套教材的必要性是什么？如果是前者取代后者，那么纸质教材以什么方式退出，退出后的不确定性又该如何应对？其四，数字教材适用何种研究范式？自不待言，数字教材是大数据等技术驱动的结果，反过来其教学运行又会产生海量的数据。面对蕴含其中的事实与价值、数据与算法，数字教材研究到底该从“假设出发”还是该从“数据出发”？到底该依赖“感性接触”还是该依赖“行为统计”？到底该相信“实体规律”还是该相信“统计规律”？前瞻未来，上述“问题链”的长度还会延伸、“问题丛”的宽度还会拓展，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时代提出的所有问题，中国教材学终将秉持守正创新的思想方法逐一作答。
（五）内外兼修、自立自信：增强中国教材学的“建制化”保障
学科的“建制化”是指通过设置一系列组织、规则、制度，将某门学科知识生产和传播加以秩序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过程。参照美国学者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的两重性理论，学科建制化包括内在的学理建制与外在的社会建制。前者是学科争得存在空间的根基，后者是使其以组织化形式而延续的保障。就内在学理建制而言，中国教材研究历经百余年探索，形成了多维度、高质量的理论成果，在诸多师范院校开设了专业课程、学术讲座和研究方向，并培养了数量可观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方面的成就虽然可圈可点，但要支撑中国教材学独立，依然需要深度开掘。未来尤需在标识概念体系、核心命题体系、基本范畴体系、价值规范体系、科学技术体系、学科群落体系、研究方法体系等理论探讨方面精耕细作，在教材编制创新、装帧设计、教学实验、使用监测、质量评价、生态治理等实践应用方面推陈出新。就外在社会建制而言，经过长周期、多方位、累积性建设，中国教材学现已基本形成功能齐全、多元协同、运转有力的支撑体系；在学术组织方面，建成了一批国家级教材研究基地、高水平教材研究智库，并持续开展了高质量学术活动；在学术生产方面，人民教育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等团队持续出版了多卷本、系列化、高质量的教材论著，《课程·教材·教法》、《教科书研究》等诸多学术期刊发表了大量前沿成果；在学术激励方面，近年各层次教材课题持续增长、国家级教材成果奖项得以设立；在学人汇聚方面，以高校学者为代表的“学院派”、以编辑专家为代表的“学编派”、以一线教师为代表的“学用派”三位一体局面初步形成。这些方面的成就虽然令人振奋，但要促进中国教材学成熟，依然需要创设条件。未来尤须把握教材建设的“权力秩序”、“价值秩序”、“文化秩序”、“知识秩序”，遵循“混沌—分化—综合—再分化”的学科演进逻辑，在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中增列教材学学科，在高校开设教材本科专业课程，贯通本硕博三级人才培养体系；在中国教育学会下设教材学学术组织，构建教材研究学术共同体，打造代表中国的教材学派；在国际学术话语权博弈中采取系统化策略，阐发原创概念、推介创新理论，把握议题设置、抢占话语先机，整合智库媒体、传播中国声音。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Outline of Textbook Science in China: Issues and Frameworks
Yu Hongliang
Abstract: Textbook science in China, a necessary discipline developed domestically and endogenously, explains the phenomenon of textbooks, reveals their laws, and guides their practice. The argumentative logic of textbook science in China is to absorb the nutrients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dhere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create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textbooks, and cultivate new generations capable of shouldering the great mission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As a social science, textbook science in China has its disciplinary attributes, which stem from its political nature of regulating discourse production, the people-oriented maintenance of social justice, the strategic support for the decisive victory in the future,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education targeting the cultivation of whole persons. In terms of basic categori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extbook science in China involves politics, cultural science, editing science, linguistics, pedagogy, psychology and so on; the quadrants that divide its theoretical types involve such dimensions as science, value, technology and standards; its disciplinary pedigree involves basic disciplines, applied disciplines, branch disciplines, cross disciplines, and comparative disciplines; its research paradigms include following problem orientation, creating methodology systems, and promoting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its basic functions include adjusting textbook theories, guiding textbook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ing textbook governance; in terms of its growth orient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independence and maturity to adapt it to the Chinese context, construct it as a discipline, establish its system and institution, and make it cater to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Key words: textbook science in China; argumentative logic; disciplinary attribute; basic category; functional orientation; growth direction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