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少干”政策是国家为促进西部大开发而实施措施系列政策总和。自2002年以来，“少干”政策历经萌芽筹备阶段、实施发展阶段、专业深化阶段及多元融合与共同繁荣阶段等四个阶段。政策变迁内在逻辑表现为供需失衡——人才紧缺推动政策变迁；社会服务——产业结构推动专业调整；价值共生——推动理念由自生到共生，这是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培育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数智型人才转型及提升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高质量培养成为政策创新发展方向。
关键词：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制度变迁；历史制度主义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在这过程中，“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以下简称“少干”）扮演重要角色。自该政策首次提出以来，学界针对相关议题展开广泛研究，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关注主要集中在招生和就业等方面。政策每年都有所更新，政策文件内容亦有变化。尚未发现有学者对此政策变化进行系统研究，这不仅难以帮助人们理解该政策的历史演变，也阻碍对推动政策变迁的因素探讨，更不利于对未来政策发展方向预测。针对这一现状，作者将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从“少干”政策历史变迁视角出发，探讨政策演变历史轨迹和制度背景，深入剖析“少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希望通过该研究，为该政策的持续优化与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建议。
一、研究设计
（一）文本梳理
文本是历史制度主义分析基础，本研究分析对象主要是党和国务院、教育部等发布“少干”的相关政策文本，时间是自2002年起至今。为确保政策文本收集的全面性和权威性，在检索过程中以时间为序进行相关梳理，最终整理出26份相关文件。并按政策颁布时间、机构、名称和关键内容进行排列整理，见表1（表1略）。
（二）分析框架
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关注历史对现实影响的理论框架，强调历史和制度在塑造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一理论视角认为制度是历史演进的产物。历史制度主义正式产生时间并不长，真正开始出现这个名字是在斯坦莫（Steinmo）等人的《建构政治学：比较分析中的历史制度主义》中。历史制度主义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流派。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包括法律、规则、习俗、文化等各种规范和结构。这些制度不仅影响着政治和经济行为，更决定了社会发展方向和速度。历史制度主义强调路径依赖性，即历史上的决策和事件会对后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过去制度安排会对现实产生惯性影响，导致一种“锁定”效应，制约着社会变革和发展。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变迁演进性，认为制度变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受到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制度变迁需要深刻社会变革和适应过程。运用这些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的核心问题：什么要素推动了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和制度本身对政治现象有何作用。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研究分析相关政策制度变迁已得到广泛应用。“少干”人才培养这一政策变迁涉及历史、文化和政策因素，呈现出深刻的历史制度主义视角。通过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可深入挖掘“少干”政策变迁根源和内在逻辑，帮助人们理解政策变迁路径依赖性和制度性质，并揭示政策演进背后历史惯性和制度固化。通过分析“少干”政策历史演变过程，可发现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制度挑战和演变逻辑，这种分析能够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更为深入的参考和建议。
二、历史时序：“少干”政策变迁的脉络考察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变点—脉络”分析方法。以2002年《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为起点，以“少干”政策整体设计及细节核心变化为逻辑基础，将“少干”政策变迁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萌芽筹备阶段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发展。通过设置预科等政策培养大量少数民族人才。21世纪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临新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人才匮乏等挑战。为此，“少干”政策初步构想应运而生。200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决定》明确提出“实施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政府相关部门通过调研和座谈会等形式，深入了解民族地区教育资源现状、经济发展需求和文化传承状况，结果发现因历史、地理及文化等因素制约，“少干”人才尤其在科学技术和管理领域短缺现象尤为突出，因此制定并实施一套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显得尤为紧迫。教育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及地方政府积极展开合作，探讨适合少数民族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逐渐被认可，提出要结合中华文化与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学生自信心与认同感。同时，强调通过多种支持与激励政策，鼓励少数民族优秀青年投身于高等教育专业学习。许多高校也开始积极参与筹备，一些大学主动承担起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责任。2005年，国家出台系列政策，在资金投入和项目支持上，为“少干”人才培养创造良好外部环境。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奖学金等方式，减轻了少数民族学生教育负担，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与发展。同时，鼓励“少干”人才回馈家乡，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形成良好的“培养—引进—回流”人才循环机制。
（二）实施发展阶段
2006年，“少干”政策进入重要发展阶段。该阶段核心目标是通过系统培养机制，提升民族地区教育水平，以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不仅重视学术知识传授，还关注实践能力提升和创新思维培养。通过建立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课程体系，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社会服务实践，以增强其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政策还鼓励高校与地方企业、科研机构合作，形成校企联动机制，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更多实习和就业机会，从而实现人才有效流动与资源合理利用。在实施过程中，政策效果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子通过这一培养计划走出家乡，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并在各自领域中崭露头角。不仅提升了他们个人素养和能力，也为民族地区发展注入新活力。同时，政策实施也促进了社会包容性，增强各民族之间相互理解和尊重，推动民族团结。当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由于地域差异和经济条件限制，部分民族地区在教育资源获取上存在不平衡现象。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面临语言障碍和文化适应问题，影响培养效果，但政策的有效落实促进了民族教育发展和人才成长，也为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专业深化阶段
政策实施前五年的最大特点是每年招生名额不断增长。自2011年起“少干”已逐渐稳定招生指标。“少干”政策进入专业深化阶段，此阶段核心任务是进一步优化和细化培养方案，以适应新时代对高层次人才多元化需求。首先，政策在人才培养中，强调专业化与针对性，特别是在重点行业和领域，2010年，“少干”明确强调“重点招收教育、科技、医学和特色文化艺术、信息技术以及经济、能源、公共事业管理等领域从业人员。”根据各民族地区的实际需求，制定更加精细化培养方案，教育、科技、文化、经济等方面成为重点倾斜对象。增强学生专业能力，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持。与此同时，国家通过建立多层次、多元化教育体系，推动多所高校与民族地区深度合作。高校不仅承担教育任务，还积极参与到地方经济和社会建设中，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良性循环。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地区，许多高校设置少数民族特色课程和研究项目，鼓励学生在学习中融入地方文化，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这期间，尽管政策在专业深化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部分地区资源分配不均、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限制人才培养全面性。此外，部分学生在专业选择上仍存在盲目性，缺乏对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深入理解，导致培养专业人才与社会需要之间错位。
（四）多元融合与共同繁荣
2021年，“少干”政策进入新发展阶段，标志是2021年“少干”首次融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政策核心理念是推动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以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在人才培养方针上更加注重中华文化的包容性，鼓励各民族学生在学习与交流中相互借鉴、共同进步。通过建立跨民族学习社区和合作项目，学生们不仅能够分享各自知识与经验，还能在多样化文化环境中提升自身适应能力与创新意识。这种融合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又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奠定基础。地方政府与高等院校合作愈加紧密，各种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纷纷涌现。如部分高校积极探索“订单式”培养机制，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实际需求，定制化培养符合行业需求人才，确保学生在毕业后能够顺利融入职场。同时，政策还鼓励高校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推动“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引进，积极提升教育质量与职业培训有效性。这种多元化培养模式，既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又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一些“少干”学生通过参与国际会议、学术交流与实习项目，开阔眼界、拓展思维，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地区发展。新政策的实施不仅促进了文化交流与融合，还为国家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历史分析：“少干”政策变迁逻辑
“少干”政策自发布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变化，这种变迁有微观变化，也有一些是本质上的变化，从历史文献资料梳理可以看出这种变化的动因。
（一）供需失衡——人才紧缺推动政策变迁
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因历史等因素民族地区面临人才短缺困境。该计划力图发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作用。“少干”出现是为弥补人才不足，在“少干”政策变迁中，从微观视角可以发现，供需失衡是推动政策调整的内在逻辑，长期以来人才供给不足严重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供需失衡问题愈发凸显，成为推动“少干”政策变迁的重要逻辑。随着国家对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视和对高层次人才需求不断增加，民族地区亟须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人才，以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尽管民族地区对“少干”人才需求日益增长，但由于历史、教育资源以及经济发展等多重因素的限制，这些地区人才培养却显得远远不足，使得显著人才紧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教育资源不足使得当地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时面临诸多困难。这种供需失衡不仅影响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也制约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转型，各行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如信息技术等新兴领域对专业人才迫切需求，要求教育体系迅速调整以适应这些变化，然而民族地区在这些领域人才培养方面相对滞后，导致相应岗位的人才缺乏，企业和社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种供需矛盾加剧，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审视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强调专业化和针对性的教育改革，以便更好地契合市场需求。面对这一挑战，“少干”政策的变迁逐渐表现出一些新趋势和方向。国家还积极推动与高校、企业合作，建立产学研结合培养机制，以实现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需求的无缝对接。这种灵活培养模式，不仅有助于缓解人才紧缺问题，同时也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这一变迁逻辑反映出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少干”人才培养全新思考与实践，“少干”政策变迁也需要关注个体需求多样性。通过加强对学生职业规划和心理辅导的研究与实施，帮助他们在选择专业和职业方向时更加理性与清晰，避免因盲目选择导致的人才浪费和供需失衡。政策的制定者鼓励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业共同参与，形成合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化成长。供需失衡现象推动了“少干”政策的变迁逻辑。“少干”政策是国家为照顾少数民族家庭子女能接受更多高等教育机会而实施的优惠工程。这一系列变迁与调整，不仅为民族地区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二）社会服务——产业结构推动专业调整
国家出台“少干”政策的目的是让少数民族学生获得更好的教育，为国家和民族地区培养更多的“少干”人才，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对“少干”政策变迁逻辑产生了深远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不仅直接影响着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同时也推动教育政策适时变革，以更好地适应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和社会服务多样化。在此过程中，民族地区面临着如何培养符合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少干”人才的重大挑战。首先，随着国家经济转型深入推进，传统产业逐渐向新兴产业和服务业转型。这一转变对人才专业背景和技能要求提出了新的标准。以信息技术、绿色能源、文化创意和现代服务业为例，相关领域对人才需求迅速增加，而民族地区在这些领域的专业人才储备相对不足。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明确产业导向，调整人才培养专业设置，以满足各行业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这种产业结构推动专业调整，有助于解决人才短缺问题，也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活力。其次，社会服务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也促使“少干”人才培养政策变迁。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服务等领域对专业人才需求日益增强。民族地区独特文化和社会背景决定其在这些领域人才需求具有一定特殊性，因此培养具备相应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人才成为推动地方社会服务发展必然选择。产业结构变化也促使教育模式的创新。在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逐渐向能力培养和素质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少干”人才的培养政策也在不断演变。以项目为导向的学习模式、跨学科综合课程以及实践性强的实习安排，成为人才培养趋势。这种转变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还能增强其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适应现代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不断探索新教育模式，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少干”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国际化视野引入也是促进“少干”政策变迁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化发展，民族地区越来越需要与国际接轨的人才。这不仅体现在语言能力、专业知识的获取上，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通过引入国际合作项目、交流生计划以及海外实习等方式，学生能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锻炼自己，培养全球竞争力。这种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策略，不仅有助于提升民族地区的人才素质，也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面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服务需求的多元化，“少干”政策还需注重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培养路径。不同的学生在专业选择和职业规划上存在差异，政策应当鼓励高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提供更多的选择与支持。这种个性化的培养策略，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为培养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提供了保障。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社会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共同推动了“少干”政策的变迁。
（三）价值共生——推动理念由自生到共生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要求着眼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国家民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少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之一在于价值共生，推动理念由自生到共生。在“少干”政策变迁中，内在逻辑之一是价值共生，在推动理念由自生到共生的过程中产生。“少干”在发展过程中，其政策变迁体现出从自生到共生的价值理念转变逻辑。随着时代发展，这一培养计划理念也经历了由自生到共生的转变，体现了价值共生政策变迁逻辑。首先，从自生到共生的理念转变，源于对人才培养价值观的深化认识。早期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更多地强调自我发展，注重在本民族内部培养和挖掘人才，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全球化，单纯自我发展已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国家认识到，只有通过各民族之间协同合作，才能实现共同进步，因此政策开始倡导共生的理念，强调各民族在人才培养中互补性和协同性，实现价值共同创造和共享。其次，政策变迁反映了对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方式的革新。在自生阶段，培养方式主要以传统教育和本地培训为主，资源相对匮乏，视野也较为局限。这种模式难以培养出具备国际视野和现代化素养的“少干”人才。进入共生阶段，政策鼓励少数民族人才走出去，与其他民族的优秀人才共同学习和交流。通过跨地域、跨文化教育合作，“少干”人才不仅可以获取先进知识和技能，还能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激发创新思维，提升综合素质。再次，理念转变体现对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追求。在自生理念下，各民族之间互动较为有限，容易形成文化隔阂和认知偏差，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共生理念强调各民族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携手共进。这种政策导向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同时，政策需要引导“少干，人才培养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多元。共生理念下，各民族可以共享教育资源和发展机遇，形成合力，提高国家整体人才竞争力“此外，通过线上教育、远程培训等方式，少数民族人才可以更方便地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与其他民族的同行开展合作。这种技术手段的应用，加速了理念从自生到共生的转变过程。政策变迁旨在通过加强人才培养计划，使之与全国发展战略和需求相结合，实现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的价值共生。通过共生共赢的发展模式，政府可以更好地推动民族地区高层次骨干人才的培养，实现地方与国家、个体与集体的共同发展目标，为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四、趋势预见：“少干”政策变迁的创新路径
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优惠必将永久存在，政策随着社会发展也在不断微调改变。
（一）培养“少干”人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培养“少干”人才过程中，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得尤为重要。帮助“少干”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铸牢“少干”学生的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ア。“少干”人才作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中坚力量，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仅影响着其个人发展，更承担着对社会和民族的引领作用。在全球化冲击之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凝聚中国人心的纽带，更是形成精英群体凝聚力的重要因素。首先，培养“少干”人才应紧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源于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中华文化植根千年，彰显了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孕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高校要加强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引导“少干”学生传承中华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次，“少干”人才培养应当突出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在于对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认同和奉献精神。培养“少干”人才应当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强化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观念。另外，在强调个人成长的同时，“少干”人才还应当注重团队协作和集体奋斗精神的培养。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集体主义意识，推崇团结协作、互助支援的价值观。“少干”人才在所处的社会团体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应当懂得团队合作的重要性，牢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忠诚与担当。只有以团队为单位，协同合作，才能更好地凝聚全民族之力，谱写中华民族发展的壮丽篇章。
（二）加强“少干”数智型人才转型
加强“少干”数智型人才转型，是适应新时代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趋势。要实现这一转型，需要从政策支持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布局。首先，政策支持是“少干”数智型人才转型首要条件。政府应制定支持“少干”数智人才培养的专项政策，包括资金投入、优惠政策以及人才激励机制等。如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民族地区建设数智化基础设施，鼓励高等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开设数字化、智能化相关课程。其次，技能培训是，少干，数智型人才转型的核心环节。民族地区需要加大数智技能培训的力度，为人才提供切实有效的学习机会。可以通过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开展数智技能培训项目，培养学生和现有员エ的数智技能。应根据不同民族的特点，设计适合当地需求的个性化培训内容，帮助他们掌握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前沿技术，以应对未来的行业挑战。同时，可以考虑建立远程学习平台，使“少干”数智型人才能够突破地域限制，随时随地获取数智技能。再次，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少干”数智型人才转型的重要基础。要确保民族地区具备良好的数智化发展条件，需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特别是网络通信和数据存储设施。通过改善民族地区的网络覆盖率和速度，能够为“少干”数智型人才学习和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支持。地方政府应与相关企业合作，共同建设智能化创新园区和产业基地，为“少干”数智型人才提供实践和创新的平台，帮助他们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加速转型进程。此外，文化多样性融合是“少干”数智型人才转型中的关键因素。“少干”人才不仅要具备技术能力，还要具备跨文化的适应能力。在转型过程中，应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习俗，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增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企业和教育机构可以开设文化适应课程，帮助“少干”数智型人才更好地融入数智化发展环境，并在多元一体格局背景下发挥自身优势。这样的文化融合措施能够在“少干”数智型人才转型过程中，促进民族团结，增强人才的中华文化自信和归属感。最后，加强国际合作是推动“少干”数智型人才转型的重要途径。应积极创造机会，推动“少干”数智型人才参与国际数智技术的学习和交流。政府和企业可以设立国际交流奖学金项目，资助“少干”数智型人才赴海外学习先进的数智技术，同时邀请国际专家到民族地区开展交流活动，分享数智领域的最新动态和最佳实践。通过国际合作，“少干”数智型人才能够拓宽国际视野，掌握全球领先数智技术，从而提升在全球数智化竞争中的地位。
（三）提升“少干”人才培养质量
历经多年培养“少干”人才应由量转向以质为主方向。提升“少干”人才高质量培养的措施可以从多个层面展开。通过系统性综合措施，可更好地促进“少干”人才全面发展，满足社会各领域对多元化人才需求。首先，政策支持是“少干”培养的重要保障。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如通过专项资金支持和优惠政策，鼓励“少干”人才进入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此外，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确保少数民族人才在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时享有公平的机会。其次，教育资源投入是提升“少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增加对民族地区的教育资金投入，以改善教育设施、增加教学设备，并引进高质量的师资力量。同时，应鼓励国内外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民族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合作办学，增加少数民族学生接触前沿知识和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此外，可以通过奖学金、助学金等多种形式，支持少数民族学生完成学业，降低经济负担，确保他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学习研究。再次，创新培养机制是提升“少干”人才培养质量的内在动力。“少干”人才培养应注重个性化、多样化培养方式，结合实际需求，开展有针对性培训项目。如可以根据少数民族的文化背景和产业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培养方案。同时，推动产学研相结合，促进少数民族人才在实际工作中积累经验，将所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还可以通过建立导师制度或双向交流机制，让少数民族学生在实践中接受指导，从而加速其成长。此外，培养“少干”人才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更是中华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培养。在培养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习俗，营造包容、多元教育环境。可通过开设民族文化课程、举办民族文化活动等方式，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中华文化自豪感。最后，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是提升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应积极创造机会，让少数民族学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活动，拓宽他们的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意识。政府和教育机构可以通过奖学金、交流生项目等方式，资助少数民族学生赴海外学习或研究，接触国际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从而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或邀请国外专家到民族地区授课，分享先进经验和理念，促进少数民族人才的国际化发展。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Logic of the Policy Change of the High-Level Backbone Talents Plan for Ethnic Minoriti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YangZaifeng PanYanting
Abstract: The policy of backbone talents for ethnic minorities is the sum of a series of policies implemented by the stat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Since 2002, the policy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budding preparation stage,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stage, professional deepening stage and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stage. The internal logic of policy change is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un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the shortage of talents to promote policy change; social service-industrial structure to promote professional adjustment; value symbiosis-to promote the idea from autogenesis to symbiosis. It is the direction of polic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cultivate high-level backbone talents for ethnic minorities with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strength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igh-level backbone talent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to digital intelligent talent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training of the high-level backbone talents of ethnic minority groups.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ies high-level backbone talents; institutional chang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