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数字化实践深刻影响政策、组织以及主体层面的注意力分配，不仅其本身体现着政策层面的高度关注，也影响着教育科层组织的运作逻辑以及教育主体的行动秩序。具体而言，教育数字化建设中的注意力分配主要通过嵌入机制、分层机制以及同步机制实现，教育数字化建设改变了注意力嵌入的时空环境、分层的先后次序以及同步的运行逻辑。这使得教育领域中的注意力分配更加高效的同时，也导致了注意力脱嵌、注意力失序以及注意力错位等潜在风险。对此，需要从韧性嵌入、规范引导、数字赋能等层面入手，开展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注意力治理，助力教育数字化建设的高质量推进。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注意力治理；治理机制；风险应对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数字化是“数字中国”建设中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选择。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并将这一工作列入教育部年度工作重点，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再到如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要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显示出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正迈向新阶段，教育数字化成为中国教育发展和教育治理转型的普遍共识、重要趋势，并将进一步引领教育5.0时代。在将“教育数字化”作为共同任务予以推进的同时，其背后的复合意涵有待进一步关注，本文将其概括为三个层面：一是技术嵌入方面，作为数字媒介与教育活动深度融合的产物，教育数字化本质是以大数据、物联网等为关键驱动要素的教育新生态，这也意味着教育数字化在技术维度方面指代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嵌入与应用，例如线上课堂、数字课程、多媒体授课等；二是主体交互方面，教育数字化通过技术手段将数字化教学资源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式广泛共享，助推教育治理者、教师团队、学生群体、家长等教育行动者能够实现多元协同、资源互换，助力数字素养提升和在线学习共同体构建；三是情境延展方面，通过构建场景化、智能化等智慧教育体系改进教育手段、拓展学习时空、重塑教育形态，教育数字化实现了教育场域的整体性变迁，在突破“时空场域”限制的同时，也进一步向线上数字时空延展。

循此而言，教育数字化是集技术嵌入、主体交互以及情境延展于一体的复杂交互系统，背后往往凸显着政策性、组织性以及行动者等协同性结构的有效联结，这也进一步决定着教育数字化建设的实践成效。然而，实践过程中却发现教育数字化建设存在不少误区，如违背教育复杂性规律，盲目更新数字设备，陷入“技术跟风”等技术本质主义陷阱；或是无视教育工具应用条件，生硬地将其套用于任何教学环节，这不仅无益于学生全面发展、教学模式优化，反而造成教学资源大量浪费等。作为一种强调技术推动教育创新和变革的过程，教育数字化不是简单的关涉计划安排与个人技巧的技术问题，而是作为政策实践、组织环境与主体行动交织的复杂产物，人们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环境交互影响，其中“注意力”充当着重要的过程引导机制。一方面，数字时代的来临使得“注意力”愈发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认知方面海量信息与行动方面无限自由共同作用，教育数字化实践过程中的“注意力”治理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注意力”也是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教学课堂学生的有效学习需要注意力管理，“政策—组织—行动者”之间的有效协同也离不开彼此的注意力同步，教育数字化建设的快速推进背后也蕴含着政策层面的注意力分层。因此，“注意力”在教育数字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渐趋凸显，“注意力”治理成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的关键议题，而教育数字化建设也在客观上影响着教育领域的“注意力”治理。

就“注意力”治理而言，主要是指代个体、组织、社会层面对于自身注意力的分配和管理过程，以及不同层次主体的注意力协调问题。在“注意力”分配的理论脉络中，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相对具有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时间社会学理论家刘易斯和魏格特在索罗金和默顿研究的基础上，将时间划分为个体时间、组织时间和整体时间，并进一步讨论注意力分配的嵌入、分层和同步过程，提供了分析“注意力分配”议题的重要框架。其中，“嵌入”是指个体注意力嵌入在组织注意力中、个体注意力和组织注意力嵌入在社会整体注意力中，以此构成行动上的有机体；“分层”是指在资源和注意力有限的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同时完成全部事项，必须根据轻重缓急对各种事项进行分类，实现注意力分配上的分层排序；“同步”是指注意力分层之后的协调问题，需要通过注意力协调保证不同事项之间的有序进行，若协调不当则会导致注意力分配的扭曲和行动的紊乱。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的逐步推进，数字技术的急速更新换代对教育实践中的“注意力”治理问题产生了更为迅猛的冲击，教育数字化转型本身的复杂性、系统性、组织性也要求我们进一步关注实践过程中“注意力”如何平衡这一难题。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借助“嵌入—分层—同步”的分析框架，对教育数字化中“注意力”治理的实践机制、潜在风险及其应对策略展开探究，这一研究的开展不仅有利于我们从“注意力”分配这一重要的中介处理机制去理解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政策设置、组织安排与主体行动等具体事项，也有利于以此为落脚点回应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若干痛点、难点，在此基础上通过技术支持和教育发展的互动演化，为推动形成开放性、适应性、协调性的教育数字化场域提供重要理论借鉴和实践参照，助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有效落地。

二、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注意力治理机制

如前所述，教育数字化转型既是国家数字教育战略自上而下推进的政策实践过程，也是层级教育组织根据上级行政指令、资源条件而展开的组织化治理过程，更是教育管理人员、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等行动者的主体实践行为。其中，“注意力”治理作为重要中介机制引导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全过程实践，甚至影响着教育数字化的转型成效。“注意力”如何发挥其治理功能，本文认为主要依托于“嵌入—分层—同步”三者共同作用。具体而言，“嵌入”以时空延展机制决定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脱域程度，“分层”以序列分置机制影响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事项优先等级，“同步”以主体协调机制整合着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个人、组织以及社会等行动安排。本部分将具体结合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注意力治理机制展开探讨。

（一）注意力嵌入：教育场景中的时空环境延展

教育数字化是多层次、多主体、多形式共同推进的结果，其前提条件是教育政策、教育组织以及教育主体能够嵌入到教育数字化建设和教育体系之中，形成相互关联的有机体。因此，教育数字化的基础便是政策、组织以及行动者层面的注意力协同嵌入，而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经由制度嵌入、资源嵌入以及时间嵌入达成。

就制度嵌入而言，中国教育数字化建设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国家政策为规制保障，教育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嵌入到数字中国战略之中。具体而言，在我国自上而下的层级治理体系中，国家顶层设计层面的政策要求会具体化为行政指令并逐级下沉，下级部门需要按照上级要求行事。同时，考核评价体系作为教育领域和教育治理转型的指挥棒，教育数字化建设也会被操作化为普及范围、程度、形式、服务人数等具体指标，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之中。层级治理组织会根据上级政策要求制定各种具体的制度规范，教育治理者、教师、学生以及家长通常需要遵守这些制度要求。简言之，围绕国家顶层设计而展开的教育数字化相关的制度体系为政策、组织以及主体方面的注意力嵌入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规制保障。

就资源嵌入而言，教育数字化建设离不开必要的资源投入。例如，无论是网络信号还是学校信息设备的普及等教育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教师数字胜任力的提升以及线上学习平台的开发、数字课程的录制等，都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这些资源最主要来自伴随制度政策而向下分配的国家资源，同时层级教育治理组织也会根据政策要求和行政指令，充分调动职权范围内的资源进行配合。此外，数字教育也正在从学校向家庭拓展，学生家庭也需要在数字教育上投入部分资源，如安装家庭宽带网络、基本的网络信息设备等，以满足家庭数字教育和课后教学活动需求。实际上，围绕教育数字化建设的规制要求和实践安排，政策、组织以及主体层面的资源也嵌入其中。显然资源注入本身，便直接体现着注意力的嵌入。

就时间嵌入而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客观上也造成了数字教育实践的“脱域”特征，以“不在场”的形式开展教育活动，打破了教育的时空限制。这也导致注意力从传统社会的“时空嵌入”转化为“时间嵌入”，即空间的同时在场已不再成为开展教育实践的前提条件，通过虚拟的数字空间可以将相隔甚远的主体统纳于一个空间展开线上互动。然而，时间上的嵌入仍然必要，就正常的课程教学活动而言，无论是线上教学还是线下教学，师生都需要遵从制度化的实践安排，而教育治理者和家长等相关主体也需要据此调整自己的时间。主体、组织以及政策层面的时间安排仍然紧密相关，构成了有机体。这种时间上的嵌入也体现着注意力的安排，而空间的嵌入虽然仍存在却已不再成为一种必要条件。

（二）注意力分层：教育事项中的先后次序设置

注意力分层指向的是个体、组织以及政策层面对于不同事项之间的分层排序，这直接体现着行动主体的认知判断，并且将演化成为行动上的先后次序。

从政策层面看，教育数字化转型受到数字中国建设驱动，目前得到了极大的政策关注，在政策注意力分层上处于较前序列。在中国教育层级治理体制的规制作用下，这种政策层面的注意力分层逻辑也在向主体层面和组织层面传递。从主体层面来看，教育数字化建设正在成为层级教育管理者以及教师的重要任务，在教育考核评价体系这根指挥棒的影响下，教育数字化建设在他们注意力分层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他们需要按照政策要求执行上级行政指令，并如期完成。尤其是对于部分希望在教育数字化建设上做出成绩以获取晋升通道或者因自身数字胜任力较差而担心难以通过考核的教师和管理者而言，他们会将大量注意力分配到教育数字化建设上，将其放置于较高的优先级。而对于学生和家长而言，他们也需要按照学校和教师的要求积极参与到教育数字化进程中，这意味着数字技术运用成为他们需要进行注意力分配的潜在事项。在教学课程、课后作业以及素质拓展活动等领域的传统形式和内容之外，学生和家长还需要考虑到数字技术在上述事项中的应用。例如，家长需要通过线上平台开展家校沟通、完成学校指派的家庭任务等。这种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学生和家长的接受范围无限延展，各种形式的信息涌入其中，在根本上重新塑造着注意力分层逻辑。

从组织层面来看，政策注意力分层对于组织注意力分层的影响是深远的，能够通过政策要求、制度规定、行政指令、领导关心等形式向下传递。正如前文所言，层级治理部门在执行上级政策的同时，往往根据管辖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更为具体的“数字教育”制度。围绕“数字教育”而形成的制度体系嵌入在中国教育体系和科层组织之中，并成为组织注意力分层的重要依据。就当前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而言，层级教育治理组织都将此视作最为重要的组织目标之一，并充分调动组织内部各种形式的资源，促使多元主体共同达成组织目标。目前，教育数字化在组织注意力分层序列中的位次也显著提高，教育组织不仅会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资源条件，整合组织资源，推进数字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会对组织管理范围或影响范围内的教师、学生以及家长参与程度和形式作出要求，激发各主体的数字化应用意识。由此，“教育数字化”成为应试教育之下通过成绩开展注意力竞争的另一赛道，改变着注意力分层的内部结构，体现着组织注意力分层的新逻辑。

（三）注意力同步：教育实践中的主体行动整合

在政策、组织以及主体层面的注意力嵌入和分层之后，最为关键的是注意力的同步问题，即需要通过注意力的同步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数字教育实践以及教育数字治理实践过程中的行动整合和有效协同，提升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成效，这种注意力的同步根源于价值共识和利益协同，并以外显合作为表征。

教育数字化中的注意力同步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层次：一是主体层面的同步，即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主要表现为他们是否能够相互合作，共同开展形式多样的数字教育和其他类型的教学活动。二是组织层面的同步，同时包括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同步以及上下级组织、平级组织之间的协同，主要是看他们是否能够按照政策要求，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例如，教育治理部门与技术研发部门之间能否达到有效合作。三是政策层面的同步，即不同教育政策、教育制度之间的同步。四是上述主体、组织以及政策三者之间的同步，这也与前面反复强调的政策实践、组织实践以及主体实践的统一相对应。当然，这里所说的同步具有较强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色彩，完全的同步在现实情境中并不存在，而总是在“完全不同步”和“完全同步”的连续谱系中游走。在一般情况下，同步程度较高有利于提升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效果，反之则不利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教育数字化建设的推进需要注意力的同步，但其本身也为政策、组织以及主体三个层面以及相互之间的注意力同步提供了重要工具和支撑平台。注意力的同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沟通，在网络信息数字技术普及之前，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面临很多时空条件上的限制，而数字技术的普及推动数字空间深度嵌入到社会时空之中，数字交往方式也随之快速兴起，为教育数字化建设中的注意力同步提供了重要便利。就此而言，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各级政策内容能够快速向下传播和推广，同时基层行动者的利益和需求也能够相对便捷地向上传播。并且数字技术的优势还在于其“脱域特征”，能够打破传统社会的时空限制、保持动态的沟通交流。而注意力同步在本质上也不是一种静态的特定状态，而是不断磨合、不断协调的动态过程，数字技术显然为这种动态过程的进行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注意力治理的潜在风险

数字教育快速兴起并嵌入到教育体系之中，演变成为一种新的教学形式、能力素养以及实践情境，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塑造着教育注意力的治理机制。数字技术本身具有显著的高效性，同时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特征，这在提升注意力分配效率的同时，难免引发一些意料之外的非预期后果，渗透在注意力的嵌入、分层与同步过程之中，制约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成效。本部分将继续从“注意力治理”的独特视角出发，借助“嵌入—分层—同步”的分析框架，对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潜在风险展开深入剖析。

（一）注意力脱嵌：教育环节的数字排斥与技术负担

在当前国家政策的倡导下，体量庞大、形式多样的资源注入教育数字化建设过程之中，为其提供了根本上的规制保障，直接影响着层级教育治理组织以及基层多元主体的行动选择。就其结果而言，教育数字化建设中的制度嵌入、资源嵌入以及时间嵌入共同推动着主体、组织以及政策注意力的嵌入，形成了有机体。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以政策规制为基础的嵌入具有刚性特征，在维持注意力嵌入的同时，却也造成了诸如过度嵌入所造成的注意力紧张与技术负担以及资源分布不均衡条件下的脱嵌风险和数字排斥等现象。

就前者而言，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主要依靠规制力量推进，这在为其提供有力保障的同时，顶层设计的政策注意力却也转换成为行政指令，经由层级教育治理体制逐级自上而下传递。因此，这一政策实施过程通常伴随着行政压力，并且这种行政压力经由考核评价体系会直接影响到层级教育治理组织以及教育治理者和一线教师的注意力分配。在教育数字化建设相应政策制度体系的规制作用下，各层级教育治理组织以及多元教育主体尤其是体制内部的教育主体紧紧嵌入其中，一时之间很多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中小学校以及一线教师都将数字化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以便按时按量完成上级任务并通过绩效考核。这样的逐级传递过程实际上极易造成基层行政压力过重和过度嵌入，由此导致注意力紧张，并且造成新的技术负担。

就后者而言，中国教育数字化建设所依赖的规制性制度通常更加强调“共性”，尤其政策传递过程是自上而下的，因此更难以兼顾地区差异性和主体差异性。但事实却是，目前我国教育资源的分配并不均衡，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并不一致，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也不均衡，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能要远远超出很多欠发达地区，而城市的条件通常也比乡村优渥。虽然从数据来看，中国数字教育基础设施的覆盖率已经显著提高，但从实践应用层面来看，很多地区的条件并不理想，甚至难以满足数字教育的基本条件。还有部分年龄相对较大且学习能力较弱的教师，可能也不具备数字教学能力。除此之外，数字教育资源在家庭层面的分布更不均匀，例如很多家庭都没有开通宽带网络，数字设备也是缺乏。更为关键的是，家长群体的数字胜任力也呈现出较高的内部差异性，很多父母可能并不具备辅助孩子开展数字教育的能力。“数字鸿沟”在中国教育领域中广泛存在，难免导致新的数字排斥，限制了部分弱势群体和个人的参与，因而导致注意力脱嵌的潜在风险。

（二）注意力失序：教育实践的事务增多与行动失衡

数字化技术的嵌入带来了相伴而生的繁杂信息与注意事项，进一步对原有的注意力分层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学生在课后很多时候需要借助数字设备搜集资料、提交作业等，但家长的监管难以实时落实，学生网络成瘾问题便由此而生，这种网络成瘾其实很大程度上便是由注意力失序导致。此外，教育数字化建设本身也直接对相关教育主体和教育组织的注意力分层产生冲击。长期以来，教育实践主要是以面对面的时空在场形式进行，教育数字化建设则打破了这种时空限制，改变了教育的传统形态。相关教育主体与教育组织都需要经历这种转变过程中的短暂失序。教育数字化建设以及数字教育作为具体事项加入注意力分层的序列之中。从主体层面而言，在政策的规制作用下，数字教育在相关主体的注意力分层中的序列都处于较高位置，他们既需要加强自身的数字能力建设，同时还需要在传统线下教学与新兴线上教学之间自如切换。但注意力始终是有限的，并且教育数字化建设的快速推进留给人们的转变时间也是有限的，很多教育主体都是被动地卷入“数字狂欢”之中，极易面临注意力上的失序，并演化成为行动上的迷茫。这种注意力分层的失序和行动秩序的失衡，在客观上削弱着学生和家长的“本体性安全”，导致“存在性焦虑”。从组织层面而言，教育数字化建设作为顶层设计层面的政策要求逐级下沉，成为层级教育治理组织需要完成的行政任务，但除此之外他们还面临着其他类型丰富的治理事项，尤其是教育数字化建设不是相对独立的单一事项，而是教育形态的整体性改变，会对众多其他治理事项产生影响，例如学校管理、课程改革、拓展活动、家校互动等治理领域都在经受数字化转型。有限的注意力在繁杂的事项面前极易失序。

在导致注意力失序的同时，教育数字化建设也提供了新的教育竞争赛道。伴随着数字教育的推进，各种形式的数字教育活动快速兴起。这在导致部分学生、家长陷入迷茫的同时，也有大量学生和家长加入其中展开竞争。例如人工智能教育、数字编程等活动快速成为素质拓展领域和教辅行业的新宠，大量注意力和资源被投入到其中。从组织层面而言，很多教育组织还会通过打造数字教育亮点项目、数字精品课程、示范区、试点以及人工智能竞赛、教师数字技能比赛等事项，希望在这些新赛道上的良好表现获得上级认可、领导注意，从而获取更多资源或者实现自身的晋升。这种注意力竞争从功能论视角来看，极大地推动了教育数字化进程，但也容易导致注意力分配上的失衡。尤其是在教育数字化建设推进期，技术的应用、制度的建立以及主体的价值认知可能并不完善，很容易导致“顾此失彼”，影响到常态教学活动的开展，甚至酝酿出新的“内卷”旋涡。

（三）注意力错位：教育主体的协同困境与精力分散

注意力同步的关键在于价值的共识和利益的协同。教育数字化转型在为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协助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主体、组织以及政策层面的注意力同步带来了多元挑战。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主要包括技术进路和规制进路。前者的核心是教育数字技术的更新创设。但就目前的教育数字化建设而言，作为教育技术研发者的科研部门和作为教育技术使用者的学校以及学生、家长等群体之间却存在脱节。技术研发部门主要是遵循工具理性思考，在大数据调研的基础上，按照共性数据来结合数字技术创新各种形式的数字教育技术，宏观教育政策的制定也是如此。学生、教师以及家长的用户体验至关重要，但是很难在技术创新环节和政策制定环节得到体现。这就造成了一种角色上的脱节和分化，即政策制定者、技术研发者与技术使用者之间缺乏联动，数字教育政策和数字教育技术未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基层教育行动者的实际需求和利益。虽然在教育政策的规制作用下，教育组织以及多元教育主体都会保持刚性整合，但对主体利益以及需求的忽视会限制其能动性的发挥，容易造成注意力的分散和错位。

此外，数字教育兴起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个体化时代的价值分化和利益分化。多元教育主体在数字世界中承受着“爆炸式”信息的冲击，个体相对性意识的崛起以及主体认知、心理和情感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都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这在提高主体认知和行动能力的同时，也使得社会民众自身的价值分化和利益分化进一步加深，这更为教育数字化建设中的注意力同步带来挑战。尤其是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而言，他们作为成长在数字时代的新生代，可能一开始接收到的便是这种数字化的教育，而形成了不同于上一辈人的新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教育中的代际分化加剧。数字平台中网络信息获取具有便捷性，很多学生可能会超前获取信息，例如现在孩子在两、三岁时可能便会抱着手机刷抖音，无差别地接收着、学习着海量信息。

教育数字化建设还对教育注意力同步造成了根本挑战。数字技术对于现代社会的改变是彻底的，其显著特征是在不断加速的同时迈向充斥着不确定性的时代，这将造成教育形态以及教育注意力分配逻辑的根本改变。在快节奏的数字时代，我们可关注的事项无限延展，注意力分层序列时刻变化，行动上相关联的主体也从地方时空迈向超地方情境。通俗地说，传统社会的注意力同步我们可能只需要对自身所处地方时空中的人与事展开交流，但是现在需要与超出地方时空之外的多元主体，围绕无限延展时空中的诸多不确定性事项展开协商，进而在一种高度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脱域情境中重新获取注意力的同步和联结。这一切显然都极具挑战。

四、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注意力治理策略

当前中国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正处于迅猛推进时期，建设速度较之发展质量位于注意力分层的更高序列，这导致大量潜在的风险被掩盖在所取得的诸多成绩之下。但随着中国教育体系数字化整体水平的提高，应当从注重速度的粗放式发展转向强调质量的精细化发展阶段，提高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成效。如何从注意力治理角度推进高质量教育数字化转型，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优化。

（一）韧性嵌入：加强教育数字基座建设

在高流动性和个体化的数字时代，以规制保障为基础的刚性嵌入模式不利于教育数字化建设的实际成效，需要引导主体、组织以及政策层面的注意力向韧性嵌入转变，加强教育数字基座建设，为各要素制定匹配标准，形成内在协调标准体系。

对此，需要从规制层面入手，在明确政策宏观导向的基础上，赋予基层教育组织更大的自主性空间，并且增强教育资源的宏观分配与调控，尤其是需要注意向资源弱势地区和乡村地区倾斜。此外，还可以推进校企、校校之间的帮扶工作，推进各类各级教育平台、教育设施融合发展，构建互联互通、协同服务的“互联网＋教育”统一化大平台。同时，层级治理部门在制定具体政策、制度和行动安排时，不能僵化执行上级政策要求和行政指令，甚至是层层加码，而是应当加大对管辖区域内实践现状、资源条件以及实际需求的调研工作，制定符合本区域现实情况的建设方案，并且在实践过程中需要动态调整具体策略。在制度之外，层级治理组织也应当优化辖区内的资源配置，在有效利用政策资源的同时，发挥数字技术的超地方优势，积极借助外地资源和开发线上资源。

在减轻行政压力避免注意力紧张的同时，更加需要关注数字化浪潮之下被隐蔽的数字弱势群体。首先，要从基础设施层面缩小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并且需要重点监测数字教育基础设施的均衡性、普惠性、可及性以及使用情况，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数据层面。其次，要加强对数字胜任力不足的弱势教师以及弱势家长的关注。对于教师群体而言，可以在减轻不必要数字负担的同时，开设常规化的数字技能培训课程，还可以在校内建立一对一的结对帮扶机制。对于家长而言，可以通过学校、社区等平台，开设家长群体的数字教育培训班，同时需要尽可能地简化家长的参与环节和参与步骤，警惕和预防将技术负担转移到家长身上的做法。最后，要以城乡社区为平台，加强课后数字教育的阵地建设。很多家庭受制于复杂因素确实不具备参与数字教育的条件，或者说由于时间安排等难免存在家长不在场的情况，尤其是在许多隔代养育家庭中，老一辈人更加无法有效承担开展家庭数字教育的职责。此时，应当发挥社区功能，在从基础设施层面打造社区数字学习空间的基础上，增强社区公共服务和志愿服务建设，为低数字胜任力家庭提供补充性支持。简言之，数字教育相较于传统教育形式在基础设施、教育能力等方面都有更高的准入门槛，应当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数字赋能，避免由数字排斥而导致的注意力脱嵌。

（二）规范引导：构筑数字教育保障体系

数字教育不仅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出现，更是对所有传统教育形式的颠覆，打破了一直以来的行动秩序，深刻影响着注意力的分层。对此，要从外部环境入手，净化数字教育的整体环境并建构起新的行动秩序。首要的是需要加强对网络环境和数字空间的整治力度，在加强网络信息监管的同时，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违法、网络犯罪行为，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与此同时，制度环境作为数字教育环境的重要构成，层级治理组织需要建立起一套与数字教育相匹配的数字治理体系，并有机嵌入到原有教育治理体系之中，推进新旧制度之间的融合和转换。尤其是需要深入剖析教育数字化建设所引起的各类新变化，并且建构起与之相符合的制度规范。例如，需要对当下兴起的各种形式的人工智能竞赛，教辅行业的人工智能培训、编程培训等活动加以规范化管理，为多元教育主体提供注意力分层和行动选择上的参照和依据。

但当前正在迅猛推进的教育数字化建设不仅引发了技术层面的变革，更是对主体能力的直接考验。这里的主体能力不仅包括基础性的数字技术使用能力，还包括主体认识方式、价值理念、交往方式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数字素质。就目前的显著状况是，数字使用能力与数字综合素质之间的脱嵌，即很多主体从技术层面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数字使用能力，但是却未能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数字素养，由此而引发了大量新的不确定性后果。对此，需要加强对教育治理者、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等行动主体的数字素质教育。重点需要加强对学生尤其是低龄学生的心智教育，增强他们的信息甄别能力、自控能力、隐私保护意识等等，避免网络成瘾、网络犯罪等问题的发生。这种数字胜任力和数字素养的提升，构成了行动主体在数字教育中有序进行注意力分配的前提条件，是个体注意力能够适度嵌入、有序分层的基础能力。总体而言，我们需要从包括网络环境、制度环境等在内的外部环境建设和包括数字使用能力和数字综合素质在内的主体能力建设入手，内外共通，建构起多元教育治理主体的行动秩序以及教育组织运转的行动秩序，为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注意力分层提供确定性基础。

（三）数字赋能：探索教育合作共享路径

教育数字化涉及众多业务场景，包括教学场景、管理场景、家校互动场景、教研科研场景、评价场景、资源场景等，每一个业务场景都需要不同主体、科层组织与制度政策之间达到“注意力”分配的同步，这种注意力的同步植根于需求和利益层面的整合，需要在此基础上探索一种数字教育的共享合作路径。对此，要加强多元主体、科层组织与制度政策之间的协调，尤其需要畅通自下而上的意见反馈渠道，尽可能地保证作为技术使用者的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的意见能够反馈到技术研发部门和政策制定部门，打通教育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环节之间的壁垒，贯通自上而下的政策实践与自下而上的主体实践。当然，面对纷呈复杂的主体需求，很难一一在政策设计与技术研发环节得到反馈和详尽照料，对此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学校的枢纽作用，向下宣传政策、向上反馈民意，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本身的优势，积极搭建意见反馈的层级数字平台，从基础的班级微信群，到层级治理部门的数字信箱等。

在推进数字教育的同时，还需要同步加强心理健康与情感教育。数字时代繁杂的信息、快节奏的速率对行动者的心智造成极大的挑战。在数字能力之外的价值认知和心理情感因素也对主体、组织以及政策间的注意力同步产生影响。最为深层的是，注意力同步是一种持续的互动过程，教育的意义也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还在于“言传身教”的在场体验。而数字技术在使教育实践不断加速的同时，也造成了我们的注意力常常分配给数字时空中的“远方”，而丢失了行动者所身处的“附近”，忽视了与身边他人的现实交往与互动。但实际上，相较于高度不确定性和身体不在场的线上交往，围绕“附近”而展开的身体在场互动更能够建立起我们的本体性安全感和行动秩序。因此，在推进数字教育的同时，更应当以学校为平台，组织形式多样的拓展活动，为学生、家长以及教师相互之间提供沟通与互动的情境。此外，面对当前社会不断加深的个体化、陌生化趋势，还需要加强社区的教育功能和公共性建设，为学龄儿童找回“丢失的附近”，在社区场域内开展形式多样的学生活动和亲子活动，建构起社区场域中的朋辈群体和代际关系。总言之，需要通过加强在场互动，增强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提供注意力同步和行动协同的韧性基础。

五、结语

数字化发展浪潮已然而至，教育数字化转型是紧跟国家教育方略、推动教育生态优化的必然要求。数字技术对教育领域的全面渗透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教育主体、教育组织以及教育政策的注意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围绕数字教育进行再分配。数字技术在使得注意力的配置更加高效的同时，客观上也造成了诸多潜在风险。但教育数字化建设的进程难以阻挡，对此我们既要从本体论的视角出发，阐释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注意力分配的机制演变及其分配逻辑，也要从冲突论的视角出发，剖析教育数字化过程中由于注意力分配而导致的潜在风险，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从功能论的视角出发，重新理解“注意力”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功能，以此提出相应治理策略应对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多重风险。总而言之，我们希望以“注意力治理”这一独特视角作为进路，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展开理论层面的探讨，以期助力其实践进程的推进。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注意力“嵌入—分层—同步”机制不是完全孤立、割裂地产生影响，而是相互叠加、复杂作用的，三者共同构筑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注意力治理机制，因此如何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进程中进一步整合三类机制打造一种融通式的注意力治理模式将是未来研究的关键性议题。此外，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将对传统教育模式、现有的教育数字化生态产生颠覆性影响，本文所构筑的数字化典型场景实际上还是以现有通用性、普遍性的技术嵌入案例为主，事实上伴随着教育数字基座不断主动介入大模型服务平台，积极推进大模型、大数据等在教学场域的全方位实践，教育教学全要素结构性变革、全领域整体性数字化转型的时代似乎已然不远，而这应当是一种具有一定“后人类”属性的注意力发展转变，如何避免教育主体的主体性、能动性不被人工智能操纵，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共鸣”关系，推动向智慧教育转变将是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阶段所必须考量的深层次问题，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目前教育数字化转型仍处于较为初级阶段，如何深层次理解其运行逻辑、发展内核并进一步推动以数字化为引领的教育领域系统性变革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注意力”对于理解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决策安排、组织策略与主体行动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分析进路，希望能够以此文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投身于数字教育治理中的“注意力”议题研究并展开多学科、多范畴、多层次的探讨，助力于教育数字化战略的实施。

（本文参考文献略）

Attention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Mechanisms, Risks and Governance

LiuYuhang FangShumin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digitization profoundly affects the allocation of attention at the levels of policy, organization and subject,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a high degree of attention at the policy level, but also influences the logic of ope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order of action of educational subjects. Specifically, the allocation of attention in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the embedding mechanism, stratification mechanism and synchronization mechanism, and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has change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nvironment of the embedding of attention, the sequential order of stratification, and the logic of synchronization. While this makes the allocation of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more efficient, it also leads to potential risks such as de-embedding of attention, disorder of attention, and misalignment of attention.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level of resilience embedding, normative guidance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etc., to carry out the governance of atten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help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 digitization; attention governance; governance mechanisms; risk response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