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建设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目前，该学科建设中存在认识尚未统一、学科边界有待厘清、支撑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围绕学科定位、核心研究议题与支撑体系三个层面，可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建设路径。第一，在学科本体定位层面，应明确该学科立足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历史，确立兼具文明、政治与民族三重属性的本体认知；学科发展定位上，应整合多学科资源，坚持交叉融合的学科建设路径；使命定位上，作为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新兴学科，应明确其咨政与育人相统一的实践使命，使学科发展与国家建设紧密衔接。第二，在研究主轴与关键议题层面，坚持基础理论与现实关切并重：一方面，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支点，对“民族”“共同体”等核心概念开展理论溯源，并依托考古发现、文献档案等资料，系统梳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从而为“五个共同”史观提供实证支撑；另一方面，扎根本土实践，超越西方单线进化的现代化范式，从“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与“加快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两项任务并行推进的现实要求出发，构建多民族共同现代化的理论框架。第三，在支撑体系层面，倡导以“有组织”科研为抓手，整合多学科资源，构建知识链、创新链与人才链贯通的协同科研网络，并通过“再组织”培养机制打破院系壁垒，建立跨学科课程链、双导师制与实践基地协同的人才培养新生态。
关键词：交叉融合；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并将其贯穿于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国家重大战略中。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这一主线正加速向制度化与法治化轨道迈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1]，宏观的战略部署开始转化为具体立法安排。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进入制度化、法治化的新阶段。
制度层面的持续推进，对理论建设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当民族事务治理进入以规则、程序与制度为支撑的阶段，仅以政策经验加以回应已难以满足实践需要。如何在既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系统解释框架，如何为立法与治理提供相对稳定的概念体系与分析工具，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时代需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应运而生。该学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着力构建我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旨在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提供智识支持。
然而，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目前尚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面对日益复杂的民族发展现实，该学科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学科边界有待厘清、理论范式尚未统合、支撑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等挑战。基于此，可从学科定位、核心研究问题和学科支撑体系三个层面，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体系化建设路径，以期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系统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学术支撑。
一、学科定位
（一）本体定位：独特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研究对象，中华民族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持续交往、交流、交融，并跨越时空与文化而实现深层社会整合的产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3]，最终形成了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中华民族。基于这一深厚的历史与物质基础，中华民族兼具文明实体、政治实体与民族实体三重属性。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研究范畴必须全面覆盖这三重层面：既要考察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文化传承与价值内涵，也要聚焦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依托的政治共同体建设，同时深入分析多民族交融互动、共同体意识生成与认同机制。
在把握这一独特三重属性的前提下，学科需确立“基础理论—现实关切”并重的独特研究范畴。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为主线，系统阐释中华文明延续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包容多元的特性，进一步分析国家“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为理解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提供理论基石。另一方面，紧扣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转型的实际需求，着力回答“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实现各民族共同现代化”等重大现实课题，具体聚焦于共同体意识培育、民族团结进步、区域协调发展与边疆治理等关键领域。
（二）发展定位：交叉融合的学科建设路径
传统学科往往建立在相对封闭的分析单元之上，习惯将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要素分割处理。然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演进，涉及宏观国家建构、中观区域协同与微观社会互动的复杂交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演进跨越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已无法被单一学科的既有框架所涵括。
由此，该学科的发展不能停留在传统意义上多学科知识的简单拼凑，而必须走向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深度交叉融合。从中国多民族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促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与法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深入互动与创新，从而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形成新的分析范式。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以“多元一体”“五个共同”①“四个与共”②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概念为抓手，重构分析框架，着力构建我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三）使命定位：服务国家发展的学科目标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通过跨学科的理论方法整合，形成了富有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体系。这种学理创新并非自足于书斋，而是紧密嵌入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的实际进程之中，直接为促进中华民族团结、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时代课题提供坚实的智识支撑。一方面，通过对共同体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现实议题的系统研究，将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与实践方案，切实发挥咨政服务功能。另一方面，依托政学融合的跨学科课程和教材体系，培养兼具政治素养、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民族工作复合型人才，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保障。
二、学科研究主轴与关键议题
（一）基础理论构建
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在于形成可累积、可检验、可应用的基础理论体系。完善基础理论，首要任务是厘清核心概念。对于深植于历史进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而言，任何概念的界定和理论阐释都必须以客观的历史脉络为前提。基于此，有必要从概念溯源与历史梳理两方面推进该学科的基础理论建构。
1.关键概念的历史溯源与自主重构。理论创新首先需要回归概念生成的社会历史土壤。必须认识到，任何核心概念都不是悬浮于空中的抽象建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演育而成的。“民族”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概念，涉及多个领域。[4]在欧洲各国，“民族”这个概念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5]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伴随殖民扩张在全球传播，并蔓延至非西方世界。然而，当这一理论离开欧洲的历史和社会土壤后，其核心假设便出现结构性错位。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尽管大量借用了西方民族主义的理论话语，但由于继承了殖民者划定的疆域界限，通常缺乏共同的族源、语言、文化与历史记忆作为国家构建的基础，独立后往往迅速陷入族群冲突和治理困境。[6]这说明一些非西方民族主义并非内生生成，而是面对殖民压迫和国际秩序剧变的被动模仿与策略性回应。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多元一体”格局并非近代工业化的产物，而是经历数千年的社会整合、经济互补与文化交融而自然演进的历史结果。这种长期持续的内在逻辑，使得西方相关理论无法有效解释中国这种超大规模、多民族共存的文明型国家建构实践。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必须挣脱西方概念的束缚，重塑相关理论的核心概念，系统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和自主性的知识体系。
在重塑概念的过程中，学科应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起点，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法论，系统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建构。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注重分析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社会结构的动态变化和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全面阐释“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和演进逻辑，确保理论体系始终紧贴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挖掘“大一统”“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等思想精髓。通过这种系统的理论结合，将“五个共同”从宏观的历史叙事，沉淀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色且逻辑自洽的学术分析概念。
2.历史脉络的梳理。概念的重构离不开对历史脉络的系统梳理。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学界对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7]依托丰富的考古材料、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学术界生动揭示了历史上各民族在地理空间交错杂居、文化兼收并蓄、经济相互依存、情感相互融合的历史现实，积累了坚实的基础性研究成果。[8-9]
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继续深化以“五个共同”为核心的历史溯源，着力构建能够充分体现各民族共建共享特质的史料体系与叙事框架，进一步阐明客观的“五个共同”历史事实，是如何通过长期的社会互动与文化交融，最终内化为各民族主观层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的。通过明确这一从客观历史进程向主观价值认同转换的内在机制，并通过与欧洲“一族一国”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更加突出中国多民族长期共建共享、“多元一体”的独特历史路径。这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的理论认识，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与理论支撑。
（二）中国式现代化下的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创新
前文已明确定位，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是一门“基础理论—现实关切”并重的交叉学科。这意味着，对“多元一体”历史脉络的溯源，其落脚点最终必须延伸至回应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挑战。历史研究构筑了共同体演进的基础逻辑，而在具体的实践维度，学科的视域必须与中国式现代化下多民族共同发展的现实紧密衔接。唯有将纵深的史理考辨与横向的社会治理深度贯通，才能使理论创新切实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需求。
1.扎根中国多民族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创新。要构建回应当代现实的知识体系，首先必须直面现有主流理论的局限性。当前，面对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复杂问题，现有相关理论往往难以提供有效指导。究其原因，是主流的现代化理论长期由西方主导，其核心框架主要源自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并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其将社会视为一个由多个相互依存子系统构成的整体，这些子系统在功能上紧密协作、彼此支撑，从而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若按照这一逻辑，既然欧美先发国家已经率先实现了经济的高度发达，那么其现有的价值观念、制度结构与社会组织形式，就被视为与发达经济相匹配的最优解。[10]
由此推导，如果发展中国家希望复制欧美的经济增长，后发国家必须在政治制度、法律规则与文化观念上全面向西方模式靠拢，将欧美经验普遍化为现代化进程的唯一参照系。[11]这种将“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的单线进化范式，直接排斥了其他国家基于本土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探索自主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
这种单一路径之所以曾在全球流行，根源在于二战后美国综合国力的巨大优势，其军事、金融与科技实力塑造了话语霸权。然而，随着全球力量结构的深刻调整，西方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族群冲突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现代化范式正遭遇全球性反思。发展中国家在简单复制西方理论后，往往陷入社会整合失败和内部治理困境，这进一步凸显了立足本土经验、探索自主现代化道路的迫切性。
幸运的是，中国多民族共同现代化的长期实践，为孕育超越西方范式的自主理论提供了深厚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一条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并存的现代化新路径。与西方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不同，中国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重大政策，逐步塑造了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以及各民族共同迈向现代化的新格局。在该进程中，各民族在农业就业人口占比、受教育程度、城镇化率等现代化指标上的差距持续缩小，同时民族地区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一过程中既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逻辑，也积累了破解多民族共同发展难题的丰富经验。
遗憾的是，近年来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发展，学界尝试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理论构建，初步揭示了多民族共同现代化的内在机理。[12-13]然而，现有成果多侧重于政策解读与经验归纳，缺乏系统化、理论化的统一分析框架，难以充分解释和指导中国多民族共同现代化的复杂实际。因此，未来研究应从中国多民族协同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治理实践中，提炼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形成能够系统回应重大现实问题、指导民族团结进步和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自主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不仅能为国内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现代化理论和民族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将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团结的成功经验升华为可资全球借鉴的理论范式，提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方案”。
2.统一大市场建设下的现实挑战与理论困境。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现代化进程显著加速。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深刻调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社会分工的持续深化，2020年少数民族流动参与度③达到26.9%，首次超过26.7%的全国水平。各民族共同步入了第五次大流动和大迁徙的新时期，[14]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步入复杂性和挑战性空前增强的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15]国家的经济运行逻辑在未来要发生深刻变迁。这种宏观经济基础的重组，必然会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给多民族共同发展带来全新的现实考验。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意味着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将彻底跨越地域壁垒，实现自由流动。在纯粹的市场逻辑下，资本天然具有向高回报区域和产业集中的逐利性。这会产生两种社会后果：一方面，民族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会大规模流向东部和城市。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他们面临着传统乡村社会纽带的断裂，这对城市民族工作提出了新挑战。另一方面，当外部资本进入民族地区开发资源时，如果不加制度引导，极易凭借市场竞争优势，将缺乏现代劳动技能的当地群众排斥在产业链之外，导致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被边缘化。
三、学科支撑体系
（一）通过有组织科研构筑学科攻关平台
从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来看，个体学者的自由探索在处理微观经验与局部现象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已有充分体现，学者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深描，细致还原了个体经验与地方社会的连续性。然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多层级、多要素交互耦合的复杂社会系统。随着各民族进入大流动、大融居的新时期，单纯依赖局部个案的定性深描，势必陷入“见树不见林”的困境，难以揭示整体性的演进规律。因此，方法论的跨尺度整合，是理论创新的前提。这要求我们将田野访谈、口述史等微观质性材料，与人口普查、大型抽样调查、GIS空间信息等宏观量化数据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然而，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体量与复杂的工具交叉，单一学科与个体“散兵游勇”式的研究模式已力不从心。推进“有组织科研”，正是应对这一方法论与认识论转型的内在必然。
实施有组织科研，首要任务是确立战略导向与统一的问题议程，将学科发展深度嵌入国家治理的宏观全局之中。面对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必须主动对接党和国家重大需求，将学科发展深度嵌入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共同现代化的国家战略全局。在此基础上，只有不断聚焦国家关切，整合各方学术资源，才能构建目标明确、任务清晰的有组织科研体系，推动学科实现从“学者自发”向“国家所需”的根本性转变。
在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基础上，优化学科布局与组织管理体制是提升科研组织化能力的关键环节。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本身具备高度的交叉性和综合性，既需要打破学科壁垒和行政区隔，又要推动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为此，应以重大科研平台为依托，建设创新基地和新型智库，积极探索集群化、共享型的团队协作机制。通过多学科、多机构协同攻关，不断提升组织管理效能，逐步形成覆盖基础理论到应用实践全链条的有组织科研支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强任务落实与平台联动，确保学术创新与政策实践、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之间的有机衔接，使创新成果能够高效服务于国家决策和社会治理。
随着组织体系的优化和协作平台的完善，构建高水平战略人才队伍成为实现学科可持续创新的根本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有组织科研迫切需要系统培养具备战略眼光、组织协调与跨学科整合能力的学术人才，并高度重视“关键少数”的引育和团队核心骨干的成长。与此同时，要健全人才发展激励和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完善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全链条育人体系，为学科创新注入持续活力。
最后，制度支撑体系的完善与服务能力的提升，是保障有组织科研高效运行的坚实基础。应依托中国特色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党政主导、多方协同的组织领导体制，健全学科任务遴选、资源配置、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的制度保障。应避免过度依赖单一指标，对跨学科合作成果、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和方法工具开发等长周期工作给予合理认定。通过建立动态评价和多维度监测体系，推动科研活动精准聚焦国家需求和重大现实问题，不断优化学科创新生态和治理能力。同时，积极搭建多层次的成果转化平台，畅通高校、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协同创新通道，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为国家政策、社会治理和民族团结进步的实际成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持续繁荣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二）打破院系壁垒的“再组织”人才培养体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不仅在科研组织上需要重构，其高度交叉的理论范式也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要求。然而，目前传统的人才培养体系普遍采用以一级学科设学院、二级学科设系或专业的模式。虽然这一模式在各自领域内能够稳定地培养专业人才，但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复杂性较高的研究议题时，学生往往局限于单一学科的思维框架，缺乏跨尺度、跨方法的认知视野，难以有效应对共同体治理和民族事务的实际需求。由此产生的知识碎片化问题，将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高端智力供给中的突出短板。
为破解这一困境，需对人才培养体系进行“再组织”。这要求突破原有院系和学科壁垒，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学科资源、师资力量和创新平台的系统整合与优化配置，推动人才培养的组织形态由松散分割转向高度协同，实现跨学科的系统集成与知识融合。
实现“再组织”育人体系，首先应在高校顶层设计阶段确立跨学科培养的核心地位，将其有机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学科建设整体布局之中。为此，应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为核心课程，系统整合各类相关课程，形成理论、方法与实践贯穿始终的纵向课程链条。与此同时，积极开发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经济学、新闻学等多学科内容的模块化课程。这种课程体系的构建，旨在训练学生掌握“宏观—中观—微观”的跨尺度分析框架，让学生在面对复杂的民族议题时，既具备梳理历史档案、扎根田野发掘深层机制的质性功底，又掌握清洗大规模数据、进行统计推断的量化实操能力。
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完善的资源和平台保障机制是跨学科育人体系有效运行的关键。高校应设立专门的跨学科人才培养专项基金，持续支持联合课程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和多样化实践活动。通过优化硬件设施和制度环境，为教师跨院系协作与课程共建提供坚实平台，也为学生开展多元化实践和深度学习创造良好条件。
在具体实施层面，创新培养模式和导师制度至关重要。可建议推行“1+X”跨学科培养模式，即在完成主修学科课程基础上，要求学生选修若干跨学科模块课程，并积极参与实地调研及社会实践等综合性学习活动。同时，实行“学术导师+实践导师”的双导师制，由高校教师和民族地区一线干部共同指导学生，根据个人发展特点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开展学术理论与应用能力的双轨评价，确保知识体系与能力结构的有机融合，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
当顶层设计、资源平台与培养模式实现高效衔接，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人才培养体系将由表层的知识拼接转向能力结构的深度整合。经过这种系统观念武装与混合方法训练的青年学者，能够由单一学科逻辑转变为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模式，将鲜活的微观田野经验与严密的宏观统计证据相互印证。这种基于本土实证数据与复杂系统视角的交叉方法训练，彻底扭转了过去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现实的路径依赖，从方法论底层赋予了新一代学者跨越西方传统理论陷阱的学术自觉。
最终，这批深谙中国历史演进脉络与现代治理逻辑的复合型人才，将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真正主体。他们不仅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提供经得起检验的对策，更能够从这些本土经验中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进而为破解全球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普遍困境，提供具有原创性与国际对话能力的理论范式。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尚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围绕学科定位、核心研究议题、支撑体系建构三个层面，可进一步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可能路径。
在学科定位层面，需要在本体、发展与使命三个维度加以把握。在本体定位上，该学科立足于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历史，明确以中华民族整体为研究对象，深刻揭示其兼具文明实体、政治实体与民族实体的三重属性。基于这种对象与范畴的高度复杂性，其发展定位必然要求突破传统学科的封闭壁垒，走向深度交叉融合。最终在使命定位上，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新兴学科，其理论创新既要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咨政建言，也要依托培养机制的改革，系统孕育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从而为民族团结进步与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智识支撑与人才保障。
在研究主轴与关键议题层面，学科应坚持构建基础理论与关切现实并重。在基础理论构建方面，学科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方法论支点，系统开展对“民族”“共同体”等核心概念的理论溯源和范式辨析，依托考古成果、历史文献等材料，梳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进而对“五个共同”史观予以实证支持；与此同时，学科需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土壤推进理论建构。不仅要超越西方单线进化的现代化范式，将本土多民族协同发展的成功实践进行学理升华；更要回应新阶段的重要治理课题，即如何“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的同时“加快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通过深耕这些复杂现实，最终构建起具有普遍解释力与国际对话能力的多民族共同现代化理论框架。
上述理论创新与现实关切，需以坚实的支撑体系为基础。应以“有组织”科研为核心抓手，全面整合多学科资源，构建知识链、创新链与人才链相互贯通的协同创新科研体系。同时通过“再组织”，打破现有院系与学科壁垒，建立涵盖跨学科课程链、双导师制、实践基地协同的立体化人才培养新生态。
（二）讨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16]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多层级主体、多元要素共同构成、持续演化的复杂系统，若仅依靠单一学科的分割视域加以研究，便难以揭示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互动互生的深层机制，亦无法准确把握共同体演进的全过程规律。因此，系统观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首要方法论。唯有在整体框架中兼顾历史与现实、个体与集体、局部与整体，才能科学厘清该系统内部的结构关联与功能协同，从而为理论阐释、实证研究及政策应用提供坚实基础。
从学科建设的实践逻辑出发，系统观首先要求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整体视为一个“多层级的大系统”。理论创新、方法整合、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应在同一坐标系内统筹设计、协同推进，形成目标一致、流程贯通、反馈闭环的知识生产机制。为此，需要以制度化的协作网络为枢纽，打通知识链、人才链与创新链，并配套相应的组织治理与评价机制，使协同成为常态化的制度安排，而非临时性的项目拼凑。
在上述结构性统筹的基础上，系统观进一步为跨领域协作确立了具体的行动路径。围绕“什么是、为什么建设、如何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三大命题，必须汇聚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参与。通过建立“统一问题—共享议题—协同方法—共用数据”的问题导向网络，把“多元一体”不仅视作研究对象的客观属性，更升华为贯穿知识生产全过程的组织原则。由此，学科既能在历史—现实、理论—实证的双重维度上形成可检验的解释体系，也能将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资政与育人的制度化供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系统化、综合性、可持续的学理支撑。
注释：
①“五个共同”即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的“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②“四个与共”即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③人口流动参与度，是指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区的户籍人口中参与流动的人口比重，反映该民族或该地区户籍人口参与流动的活跃程度。例如一个民族在t时点的人口流动参与度为30%，可以理解为该民族平均每100人中就有30人在t时点参与了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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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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