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体是指事物本身及其本质属性，是事物之“是”与“之所以为‘是’”的结合。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组成、历史到现实的发展样态、内部结构、核心概念、理念等组成其作为“是”的本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首要之义即要做好本体认知与研究，建立知识体系。其次，马克思主义本体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体观以“两个结合”路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观，以主体观、辩证观、系统观，发展观等观念的总合形成了对西方本体观的超越，是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之所以为“是”的逻辑、价值、方法论。这一科学的本体观指导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及其发展过程中，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及其基本逻辑、价值和方法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观之，是以历史主动精神，遵循“根”“魂”、不断应对挑战，解决问题，深化本体，凸显文化主体性、以人民为中心，激发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创造力的进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一起走向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建立的重要目标。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本体哲学观；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自主知识体系
一、引言
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国家政治、社会、学界及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概念，以及我国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研究的重要理论研究范式，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新时代以来对于中华民族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演进与提升，从理论、叙事、话语、学术等方面形成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同时也需要进一步系统化。
目前，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使命，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形成理论自信，提升国家话语权的必然要求。笔者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兼具哲学社会科学“共同体”“国家民族”“民族”的普遍性意涵，以及“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性范畴，决定了对于其自主知识体系基本逻辑的建立，首要之意即要做好本体认知与研究。
对于本体的研究，包括西方本体论哲学、中国本体观哲学渊源及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本体观三种思想脉络。总体上，西方哲学的本体更形而上学，被称为“是”（being），倾向于对于本体绝对精神和绝对价值的探寻与界定，中国哲学家推进了本体论哲学，提出“体用不二”，[1]即将本体的本质性与实体的发展性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本体哲学观有着深层契合，即人类历史的发展被看作是辩证的，动态的，国家、民族、个体之“本体”是主体通过与客体的实践活动及相互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而形成。①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严庆认为，本体，是指事物的自身和原样。从哲学认知的角度讲，本体是指形成现象的根本实体，即存在物。从本体视角定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旨在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强调本体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一是反对将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虚无化，二是反对将中华民族的现实存在虚幻化，三是反对从单纯的概念出发，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有涵义狭隘化理解。[2]朱碧波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进行了研究，在论述的“实体篇”中，侧重展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之解读，认为本体要义是关注各民族的相互依存、心灵秩序和动态平衡。[3]以上两篇论文涉及了中华民族本体，但没有研究本体观。本体观是基于一定的哲学观，形成如何看待本体的基本观念，②例如，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民族、国家本体，认为民族、国家会不断融合、发展，最终会走向消亡，但在此之前依然是民族、国家与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存在的时代，认为每个民族都是平等的，民族之间在发展中具有融合的趋势。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提出和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政策。中华民族的本体观倾向于以“体用不二”，整体性等思维，以“天下”“文明”等观点看待世界和国家，发展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元一体主义”[4][21]理论。西方哲学对于民族、国家进行本质性、存在主义的论证，同时也发展出民族主义理论、民族国家理论、原生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意蕴及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关系，还没有进行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还没有从本体观角度出发，以“两个结合”为原则，进行本体与本体观互构的、宏观全面的阐释。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哲学观
在中华文明中，中华、中国、天下、四海等概念具有共通性，具有哲学上的整体性、本原性；其作为基本范畴和场域，可以产生和支撑一些基本的价值、规则，即“道”。而在现代社会，国家又成为了“元场域”，出现了“国家是元”的说法。[5]因此从本体性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可欲的，并且具有较全面的意义。基于以上，笔者试着从本体哲学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及其发展，因循“两个结合”哲学路径，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观这一哲学话语，对于相关理论进行逐一说明。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探讨。
（一）以共同体为主体的本体观：国家、文化、各族人民凝结为“广土巨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无疑是中华文明、中国国家、中国各民族人民从历史发展到当代的一个延续性的实体。这一实体的自我主体性的建立和主体观的确认经历了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中华民族明确地、将自身作为一个政治主权意义的共同体自觉，是从中国自认的天下体系被世界体系的现实所改变而加速产生；在历史上，也有中央王朝的大一统传统，包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构、治理、经营，但是，还没有明确的、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权观。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认知在古代是模糊的，实际上，自在状态的“中华”“中国”，具有强烈的文化意义的、国家意义的主体性，这与西方近现代的“民族国家”维度“民族”主体观形成有所不同，自在状态的中华、中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中华文化和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因而，在不同历史时期，即使存在着不同民族统合执掌大一统王朝的情况，但多元族性并没有影响中华民族以文化、国家、各族人民组成“广土巨族”的统一性的主体性，这一高度的文化主体性、人民主体性、国家主体性，造就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中华文明韧性，[6]这使得中华民族在近现代无数次艰难险阻的关头都克服了危机，紧密团结，通过伟大斗争和艰苦奋斗重新焕发活力。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观，首先就要体现为具有文明韧性的中华文化、中国国家的主体性，在主体精神上表现为各民族共认中华、各族互认互鉴、文脉传承、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等。③这与西方近代以来将“民族”本体与国家“本体”合而为一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本体有着明显的差别。近现代以来中国引入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建设现代的中华民族，经过理论与实践道路上的不断讨论和实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阐释形成了共识，这说明中国始终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依然不能离开文化、国家和多民族团结凝聚、交融一体的连接机制，不能仅以“民族”为主体；而是一个以各民族血脉相融为历史根基、信念相同为内生动力、文化相通为文化基因、经济相依为强大力量、情感相亲为坚强纽带，以“五个共同”为历史形成逻辑，既内涵多元族性，又聚合与超越多元族性的共同体。以共同体为主体，体现了主体哲学发展的全面阶段的“交互主体性”“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性和互为主体的主体性”[7]等深刻理念。近现代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所造成的教训，充分说明了多民族国家以共同体为主体建设国家民族的重要性。
（二）辩证本体观：“共有一元，不空不幻”与“体用不二”
西方哲学认为，实体是指那些独立存在、可以被感知的事物。它不像存在那么抽象；实体也分为精神实体、物质实体等。本体指的是事物的真正本质，是事物作为事物的“存在理由”。黑格尔认为，本体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它超越了具体的实在，指向一个更深层次的统一和真理。实体本身构成了现实世界的真实状态，而本体，是支撑这些实体现实状态的“本原”。[8]可见，西方哲学中的本体与实体具有二元性。熊十力从中国哲学思想出发，推进了本体论哲学，提出了“体用不二”论，即本体具有本质性、本原性、一元性，但同时具有实体性、功效性、动态性，本体并不是静态不动的，而是生生不息的，反对西方哲学将本体绝对价值和绝对精神化，凸显了本体与实体的结合。他指出，“孔子确实肯定万物为主，尊重万物之自力，尊重万物之威权，故肯定万物共有一元，不空不幻。但一元不是离开万物而独存、譬如大海水不是离开众沤而独存”。[1]可以看出，西方哲学的本体，被理解为“是”，即更多地倾向于存在和本质的界定。在这一点上，邓小芒指出，相比以“存在”“是”来翻译西方Ontology，在中国哲学中却以“本体”翻译Ontology，本身就体现了哲学和文化上的中国特性。他分析指出，本，《说文解字》解释为根，体，解释为人体的十二个部分，这体现了中国哲学不能将重要的范畴“绝对抽象化”的思维特性，[9]而这一思维特性实际上也避免了将宇宙万物本质化、原子化解读的理性泛化缺点。从中国的“体用不二”本体观来看，“这样的本体论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整体论哲学。世界是一个整体，此整体即本体。它不是由各现象‘聚合’而成的集合体，它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但它又表现为万物各有其‘自力’的现象世界，这个现象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它是表现整体的”。[10]
西方科技主义以来，存在着将理性主义张扬至于世间万物之本体的缺陷。实际上，理性主义被运用于纯粹的物质之解析而推动科技发展，西方文明可谓居功甚伟，但西方文明对于国家、民族、社会的本质主义与绝对精神解读，缺乏辩证的本体观，导致了很多极端主义思想的诞生。而中华文明以其延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创新性凝结而生的哲学观念，以及将这些哲学观念熔铸润泽于对国家、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及具体实践，则显示“体用不二”辩证本体观，有助于形成“生生不息”有机共同体。“体用不二”的辩证观，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各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三）系统本体观：共相与殊相的结合
本体（Ontology）哲学范畴，被人工智能界赋予了新的定义，从而被引入信息科学，本体这一概念得到了更多的发展，“Ontology的目标是捕获相关领域的知识，提供对该领域知识的共同理解，确定该领域内共同认可的词汇，并从不同层次的形式化模式上给出这些词汇（术语）和词汇之间相互关系的明确定义”。[11]从人工智能体构建知识和逻辑的过程，我们认识到任何本体、知识和价值所组合成的范畴、内容，都有着一定的“共相”，可以看作是与本体相关；也存在着可以表达共相的殊相。人工智能中本体呈现出的“共相”与“殊相”与中国的本体观哲学形成了呼应。中国的本体，并没有放弃对事物整体性、本原性规律的追问、探寻和践行，即“道”。有学者从共相、殊相的角度论证了这一点。[7]但与西方哲学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哲学将存在看作是绝对精神、将知识或认知看作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认知，而将价值作为独立的道德伦理，但是东方哲学的理念是“体用不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已经将本体、认识与价值三者结合在一起。在西方哲学的框架内，本体论关注实体和性质，即我们能够获得知识以及能够实践于其中的客观世界；知识论关注知识的获得和证成；伦理学则关注道德的基础和来源。由于大多数本体论学说已假设对象独立于我们的经验而存在，因此在知识论中会出现知识和对象的符合问题，以及在伦理学中会出现“是”和“应当”的关系问题。与此相对，中国哲学中本体论世界并没有预设一个能够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客观世界，因此对于这一世界的认识包含了认知主体所在先拥有的范畴结构以及伦理价值所提供给我们的目的论基础。[12]例如，关于民族的认知，包括国家民族，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对于民族的哲学认知，有将民族作为“绝对精神”，或者从对民族的概念界定中探求民族是什么，族性的本质等，甚至陷入不可知论，以及一族一国论的迷思。其中所反映出的是对于现实中具有变动性、灵活性的民族，试图给予本质性的界定。而中国的民族、多元文化之间的界限自古以来就没有进行本质的界定，而是可“以文化之”，即“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华文明观下的民族关系深入发展，从华夷一体走向民族平等，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系统共同体中，“共相”“殊相”作为系统共存，并相互滋养。
系统主体观与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具有一致性，西方哲学中的“是”被中国翻译为“本体”，本身就体现中国文化整体性、系统性的本体观；系统主体性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不会孤立地看待主体，而是将其看作“关系中的主体”，具有主体哲学与主体间性哲学的融合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本体构成，以及中华文明的承载者、创造者，传承者，也以整体性、系统性的中国哲学处理个体、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的智慧引导着民族的生命哲学实践，致力于和谐地处理系统内的各主体关系，例如人与自然协调、精神与物质协调、各民族共同富裕等；不同层级的认同和生活方式，如个体的人格完善与发展、多样化社群的发展、各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发展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形成和谐的系统。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系统的安全、稳定、发展是系统内主体的“大义”，中华文明的韧性浸润于共同体意识，体现为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爱国主义精神等，成为系统稳定有序的精神密码，并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形式贯穿于民族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整体性、系统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是秩序与和谐、自主性有机的统一。
（四）发展本体观：本体之“道”与有机共同体的生生不息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性，中华文明作为以国家形式延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不断地延续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从古到今，无论是人口、地理范畴、民族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都极大地丰富与发展。这充分说明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创新性、包容性，体现了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智慧。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发展，要从中华民族的文明性、基源性出发，从文化哲学、历史学意义上进行把握，研究文明韧性的历史作用下，中华民族逐步成为一个内部更加紧密的实体的发展过程。同时，考察各民族以动态的、能动性的“知行”结合，以“五个共同”的路径不断地塑造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由此形成的中国的共同体哲学，突破形而上学、二元论等，形成对于中国实践的逻辑自洽。
发展的主体观不以静态或绝对精神看待本体，而是充分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华夏到清朝的广袤疆域上的多民族人口，从中华传统封建国家的“百姓”到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变化与文明韧性始终并存，这也说明了“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塑造共同体的主观能动性。孟子曰“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人，人之本在身”；基于“人”的具身性、能动性，塑造着民族、国家、社会的形态及相互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将这一理论路径称为“文化即人化”，即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社会与自身，赋予物质与精神产品人的意志与价值。
综上，对于中华民族的自主知识和学术体系建构，从哲学上的本体论出发，在本体范畴上要形成实存、知识、价值的三者综合体；从本体共相属性上要建立基于概念模型、明确规范、形式化和共享的系统；从殊相上包容推进其各个主体的发展，殊相的演进发展也代表着共相的成熟壮大；从本体中的主体关系上要建立主体间性纽带；从本体的发展上，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现代建构、时代化建设、未来走向动态进行纵深把握，解放思想、深化建设。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及本体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
目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范畴，关于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关于历史上的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历史上的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等，具有复杂性，虽然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等进行分析说明，但还需要从哲学上进一步进行简要清晰的说明。尤其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如何看待一体与多元的关系，中华民族是保持多元一体的静态结构，还是不断建设共同性并保持一定的内部差异性，还是要推进一体化？中华民族是称为“国族”还是“国家民族”等。虽然中央提出了“增进共同性”与“包容差异性”的原则，但其内在的辩证逻辑是什么，这些议题都引起较多的讨论，而且在实践的工作中产生了“不好把握”的困惑，需要基本理论进行阐释。笔者以为，基于“两个结合”原则下的主体本体、辩证主体、系统主体与发展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及未来发展绝不是西方本体论意义上抽象化、本质化的、绝对精神、绝对意志的共同体，而是以各族人民为主体，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活力，遵循“五个共同”的历史逻辑，深化各民族血脉相融、经济相依、信念相同、文化相通、情感相近，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一）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
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需要正确的本体观，以“两个结合”哲学路径确立的本体观，即主体本体观、辩证本体观、系统本体观、发展本体观认识中华民族本体是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
第一，全面系统地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千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永远是全体中华儿女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所系。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这一段话对于中华民族的本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从“中华文明、共同情感、伟大祖国、各族人民、中华儿女、中华民族、共同目标”界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此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对于历史上中华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了中国民族学的自主知识阐释，“五个共同”“四个与共”“五个相”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机制、内涵特性、紧密纽带做出了说明。而这一最新界定从本体论意义上再次阐述，以及从更全面的意义上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彻底避开西方民族主义的话语陷阱。新时代学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认知更加具有系统性、整体性。有不少学者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论证。例如，石硕认为，20世纪我国学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完善“中华民族”概念的贡献，避免了“中国本部”陷阱，从地理上完整理解“中华民族”，打破长城区隔，赋予中华民族完整的地理空间；《中国历史地图集》廓清“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衔接，为认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完整地理依据。[14]麻国庆认为应该加强“海洋中国”的研究，海洋以其流动性、连通性与跨区域特征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传统上中国长期采取“陆地中国”的历史叙事，而忽视了沿海族群的问题，中国周边海域是连接东北亚、华南与东南亚以及推动文化互动、经济往来的重要空间。[15]刘壮壮认为，与世界其他文明区的农牧过渡带相比，中国北方半农半牧区呈现出空间连续性更强、文化交融更深、历史演变更系统的特征。自新石器时代晚期游牧生计起源后，北方半农半牧区就因异质产业引发的资源竞争，推动了社会组织凝聚与跨区域联合，进而催生了权力集中、制度萌芽，在早期国家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兼容南北的特征与中国开放包容的民族文化观等原因，北方半农半牧区推动了兼跨农牧区“大一统”国家的建构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整体性发展的历史进程。[16]笔者认为，以上研究说明学界正在加强从农耕文明、牧业文明、渔猎文明、海洋文明等更加全面整体地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
第二，动态发展地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个国家和民族自主知识体系无疑是建立在对于自身本体的历史文化、道路、发展的深刻体察和经验，但这种深刻的体察不只是抽象的思维总结，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人，其主体性、自主性、是在长期实践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化，推动历史发展的实践中而来。也就是说，主体性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践中，通过改变客体而不断深化的，而不是通过走向自我本质主义的思辨建立。因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建基于中华民族的本体发展，建基于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对于历史发展主体性、能动性实践，尤其是在广泛汲取人类文明的经验下，遵循“两个结合”的基本原则下，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不断累积和创造。这一实践过程，既是中华文明韧性、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同时也是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形成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结合数智化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体现中华民族在经济发展、治国理政、社会建设、民族凝聚力建设等方面不断创新发展，形成知识创新机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创造力以应对挑战，其衍生效应则是以中华民族文明的现代发展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
（二）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发展的历史方位
“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17]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要担负不断应对挑战，紧跟时代发展，不断解决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团结至关重要的来自民族领域的问题的过程，包括平等、团结、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例如，全球化发展导致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被更多地显现，世界范围内人口、劳动力、信息、文化加速流转交换，从世界掀起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起，到当今美西方白人种族主义、民粹主义上升，美西方屡屡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干涉其他国家；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也受到来自外部更多的干扰、限制与分化。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多民族的国家，正在经历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跃进的关键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在这一内外大局交织的历史关键时期而提出的国家战略与人心工程，也是关乎国家、民族、人民本体发展成败存亡的重大命题。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等具有着中国特色的、融通政治与学术的话语，强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和发展道路的“主体”身份和本体立场，进行哲学构建。另一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还包含着推动中华文明现代发展，以“共同体”建设为本体属性、关键词、价值理念、方法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知识体系创建，并担负着为人类现代文明提供新形态的使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共同体”是能够为这一形态提供能动性的实践场域。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及本体发展的知识体系形成及时代要求
中华民族的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的历史进程具体包括：一是来自中华文明韧性，即历史上生成的文明经验，尤其是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共创中华经验的高度凝练；二是在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外部冲击与生存危机的情况下，从自在走向自觉这一进程中，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性的奠基；三是通过对于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的追求和奋斗，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中华儿女内部团结、抗击侵略中不断增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进行民主革命，实现民族解放，以“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解放”等，实现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民族概念的政治转型，“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中国人民”是一个互相结合，彼此不分的概念；四是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推进，在内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通过“全国一盘棋”，实现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富裕不断推进等，推进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共同体的不断深化，在外团结中华儿女，以和平发展为理念，推动大国外交，深度融入全球化发展；五是在新时代国内外大局交织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与改进民族工作，进一步重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不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推进中华民族文明的现代发展，为人类现代文明发展提供新形态。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诞生于中国进入现代的百年之际，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与道路在世界具有影响力且受到外部势力关注的关键时期，国家、民族建设需要进一步提升以应对内外大局稳定发展，同时中国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呈现“新旧交替”，而对于构建美好生活具有更复杂的诉求的时代。这要求我们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论的意义上，契合时代，形成服务于中华民族现代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古老的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着自成体系的文明和叙事，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仁人志士探索形成中国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在“两个结合”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的本体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一个族性意义上的共同体，也不仅仅是古代文明的载体，而是担负、承载并主动推进中华民族文明现代发展的主体。
四、中华民族本体观与现代文明发展视野下自主知识体系创新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即中华民族本体的理想样态，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目标性样态。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论，是从人类现代文明发展与中华民族命运发展观照下，适应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文明现代发展的国家、民族、人民、文化、地理空间、经济、生态、战略安全的共同体。从中华民族的本体论出发，紧密结合“自主知识体系”，拟从以下几个方面，从两个结合道路，阐发中国基于自主创新，并对于“人类现代文明形态”具有借鉴价值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知识形成路径。
（一）正本自主：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哲学观加强本体理论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主知识体系，要立足于主体观、辩证观、系统观与发展观。在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中，虽则中央对于中华文明的特性，[18]“五个共同”[19]“五个相”[19]等中华民族本体内涵的内容进行了界定与阐释。但是，理论的传播、学理的认知还需要更多的实践工作进行贯彻落实。目前，一些基于情绪化、个人主义、族裔主义、民粹主义等生发的错误思潮频频出现于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其中不乏受到一些美西方错误思潮的渗透与影响。无论是因为认知不够还是受到错误思潮影响，都需要加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立足于中华民族本体哲学与本体知识与结合本体方法论与本体价值观进行知识建构、传播与教育，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成功的，在这一点上，必须坚持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例如，西方一些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中，曾先后采取同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路径与现实政策，都带来了不少治理难题；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形成了多元一体主义的路径，其哲学基础是关于共相与殊相、万物与一元，不同主体与系统本体之间辩证的、科学的本体观认知；在民族事务治理上，也采取了党政领导下的复合性治理，[20]突破了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二元论、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在文化上，既发展“柔性的多元”，又强调“韧性的一体”，各民族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也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作出贡献。
笔者以为，应从以下方面夯实基础，提升认知，推进实践发展：建设各民族互嵌交融、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本体，柔性的多元与韧性的一体互构的文化形态；[21]推进互嵌交融的现代化地理空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22]系统主体共同体，“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统一经济体，“国家、社会、民族、个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共建的治理共同体，情感相亲的情感共同体等。
（二）知行合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进行自主知识体系生产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多学科共建的系统工程。这一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建立在纯粹抽象的理论建构、也不是毫无方向和目标的实际经验的堆积，而是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人民，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发挥历史主动性、客观能动性，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所创造发展的知识体系。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经验，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创性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加强与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基本路径与正确目标。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对口支援、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工作实践中探索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的中国制度创新。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实践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变乱交织，我国坚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面对新时代民族工作新格局，采取一系列重大创新战略。如推进地区协调发展、脱贫攻坚，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互嵌发展，推进民族地区对外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等。这些切实的治理行动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创生园地。新时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继续推进，文化建设上呈现“柔性的多元与韧性的一体”，中华民族共同的地理空间的进一步“交融互嵌”，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下继续推进政治上的“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的“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的数字化、智能化加快发展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进程推进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
（三）“自”“主”结合：自主知识体系及其创新
人类社会各个民族、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时间不同，呈现出发展程度的层次性和差异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率先进入现代化的美西方国家在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中占据着领先地位，同时也势必造成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民族国家理论、现代化理论中具有较高的话语生产能力和话语优势。但事实证明，在不同国家、民族、文明类型中的人群如何建设共同体，如何探索适合于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复制西方经验往往水土不服，甚至造成系统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道路保障，中国国家建构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文明型国家、超大规模统一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国家”[23]的复合逻辑是自主知识体系所要遵循的基本逻辑。
毋庸讳言，现代化同样也存在着所有国家都必须应对的共性挑战，如环境资源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文化传承与创新问题、民族认同与国家共同体建设的问题，等等。基于文明互鉴，中国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依然要广泛汲取人类文明社会的有效经验，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自主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24]。“自”体现了以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为知识体系的“根脉”，“主”代表着要体现主体性，体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方位为本位、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自主目标、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关照的知识体系的“魂脉”。
“自主知识”的核心是创造力，“自”我的所有知识并不能直接认定都是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及科学发展规律，而是要将“自”与“主”结合，在“两个结合”的科学路径下紧密结合实践进行知识的创新，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要进行自主性的创新鉴取，既不故步自封，也不随波逐流。同时，“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要高度总结、凝练多样化的经验、碎片化的知识，最终形成具有系统性、科学性的知识体系，能够整体性、学理性地阐释中国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道路的自主性，而不是在面对一些已经系统化的西方知识体系时，只能以个别经验、案例，或有限话语应对④。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创新的知识体系包括自主的哲学、自主的标识性概念、自主的理论范式，其应该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成果，确证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并为人类现代文明，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自身的文明韧性独立自主走向现代化提供经验借鉴。
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主知识理论体系建设，要遵循“两个结合”的哲学观、方法论与基本原则，其中，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及其发展进行自主的、本体观哲学的深刻认知构成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与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历史与现实情况、与中国哲学碰撞融合而形成的主体本体观、辩证本体观、系统本体观、发展本体观，为全面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提供哲学方法论。在这一哲学方法论下，全面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现状、历史方位、本体构成、主体要素，发展目标，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从现代文明发展的视野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以正本自主、知行合一、“自”“主”结合的原则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与生产，为人类现代文明发展提供新形态。
注释：
①张允熠等中国哲学家都论述指出，本体论（ontology）这一翻译具有突出的中国哲学本位。主要表现在：西方ontology追问之“是”（being）为普遍抽象性；中文语境中的“本体论”聚焦于“本体”或“本根”与现象世界的不可分性。西方ontology始于逻辑追问——“何以存在”，中国本体论源于生存关切——“如何安身立命”；西方ontology依赖逻辑分析，中国本体论依赖直觉体悟，两种范式的不同价值取向确立了各自特色。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科学理性精神为沟通中西哲学搭建了桥梁，其“社会存在”本体论兼具主体性与客体性、物质性与历史性的统一近似于中国哲学中“体用”的动态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同中国哲学高度契合。参见：张允熠.体用之辩与范式转换[N].光明日报，2025-12-15(15).
②在有的研究中，将本体论与认知论分别阐释，在本文中，以本体观来界定对于本体认知的基本哲学观。“认知论”在运用中，容易滑向将对于一个事物的各种认知都综合在一起，构成庞大的体系，如对于中华民族，如果将来自古今中外的认识都作为知识体系，就会谬误丛生，甚至互相矛盾，也无法形成自主性；本文关于中华民族的“本体观”是指，对于如何认知、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建立在两个结合下的基本哲学认知观，才能清楚地界定，达成共识。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华民族本体的界定就体现了“两个结合”的“本体观”哲学。
③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写道，“所谓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在延续发展中贯穿始终的中心，它是使一个民族得以以独立的身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各种性质的综合。而民族的主体意识、主体精神则是民族主体性的精神方面，它包括民族的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参见：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13.
④例如有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西方的话语霸权有其强加给我们的一面，但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自觉不自觉的主动选择；学术体系的“失语”与“附语”不仅意味着解释权的旁落，而且深刻地折射出文化主体性的集体弱化。参见：邓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之困”与破解之道[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6，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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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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