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形态与精神家园之间存在相互生成、互为依托的内在关联。文化形态映射特定历史阶段共同体的精神特质与价值取向，而精神家园则为文化形态提供恒定的价值坐标与精神支撑。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形态，根植于当代中国各族人民的劳动创造，契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既承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彰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质与现代价值，体现出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融通统一。其基本特征在于民族认同与文化开放的辩证统一、实践逻辑与时代命题的协同共振、政治导向与以人民为主体的内在契合。建设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形态，应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任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唯有在人民实践、制度精神与文明根脉的贯通中，方能凝聚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与文化保障。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中华文化；人民性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交融汇聚生成的“精神情感体系”[1]。该体系蕴含着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认知体验、情感归属、价值共识和理想信念[2]。这些精神要素并非自发生成，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积淀和传承而成。文化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人化的创造，承载特定共同体的认知、情感和价值理想。因而，文化既是民族精神家园的关键载体，也是理解精神归属的基本路径。然而，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社会实践与制度的变迁而不断更新，其形态也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生成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语境下，精神家园的价值追求与文化形态的时代表达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培育与国家发展阶段、社会实践逻辑相契合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应当呈现怎样的结构特征与价值指向？又应如何通过文化形态建设，使精神家园从理念诉求转化为现实的文化自觉？这些问题正是当前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鉴于此，本文从文化形态与精神家园的互构关系出发，系统剖析新时代语境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内涵与特征，并进一步阐明其价值旨归与建构逻辑，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一、文化形态与精神家园的互构关系
精神家园作为民族精神世界的核心领域，蕴含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丰富的情感归属和强烈的道德关怀，是一个民族得以自我认同与持续发展的精神根基。精神家园并非静态的观念体系，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生成与更新的意义世界。文化形态则是这种精神世界的外在显化与存在形式，旨在通过揭示文化如何存在、如何构成及如何发展演变的规律来把握文化本质[3]，这是精神家园在物质与符号层面的具象呈现。二者相互生成、互为支撑，精神家园提供文化形态的价值核心与精神坐标，而文化形态则使精神家园得以可见化、可感知、可传承。这种互构关系贯穿于文化传承发展全过程，并在不同社会形态下表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与历史意蕴。
（一）文化形态是精神家园的具象表征
文化形态的本质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文化的核心是人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4]。人通常以文化作为载体表达和传递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情感心理[5]。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具有文化属性的表达载体，文化形态以可感知的形式承载着群体的精神意象和价值理想，折射出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认知结构与情感取向。
文化形态并非抽象理念的堆积，而是人的创造性行为及成果[6]。文化形态作为文化属性的集中呈现与表达，既反映社会的物质条件与制度结构，也体现历史主体的精神创造与价值追求。良好的社会环境往往孕育开放、向上的文化形态，展现精神家园的生命活力；反之，压抑的社会氛围则易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与保守，折射出精神家园的沉寂与衰退。由此可见，文化形态不仅是一种表征，更是一种活的系统，深深根植于人类实践之中。
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与流变性。“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7]，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人文政治环境，赋予了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独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属性[8]。因此，文化形态的演变史，正是精神家园的成长史。文化的历史演进，不仅记录社会发展的轨迹，也见证精神家园的生成与更新。
同时，文化形态还具有阶级属性和政治功能。个体在劳动实践以及成长历程中积淀的文化形态，亦是其社会地位和阶层属性的体现[9]。不同社会群体由于经济地位与实践方式差异，形成独特的文化样式和价值取向。统治阶级通过文化形态塑造意识形态，以维系政治秩序与社会合法性；而被压迫群体则借助文化形式表达抗争诉求，寻求精神解放。换言之，不同阶级的文化形态不仅反映该群体自身的思想行为特征，更是不同阶级获取政治利益的重要方式[10]。文化形态因而不仅是阶级意识的象征载体，也是社会变革的深层动力。纵观历史，社会冲突往往源于不同阶级间价值体系与理想信念的张力，而这种冲突最终促使文化形态的重组与精神家园的重塑。
（二）精神家园是文化形态的价值内核
精神家园与文化同源于人，皆以人的实践活动为生成根基。不同的是，精神家园是人的存在的意义世界，而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11]。文化展示的是人如何生活、创造与表达，而精神家园回答的是人为何而生、为何而为。正因为如此，精神家园为文化提供了价值坐标和精神导向，是文化形态得以生成、延续与更新的内在逻辑。
精神家园并非静态理念，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重构的精神秩序。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环境和实践形态，决定了文化形态的价值内核。封建社会以“忠君爱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精神追求，形成以家国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近代民族危机中，“救亡图存”成为精神家园的中心命题，孕育出革命文化与民族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构成文化形态的核心价值。
精神家园与文化形态的关系，本质上是价值内核与表现形态的辩证统一。精神家园为文化形态提供意义框架和方向指引，使文化创作超越经验功利，承载社会理想与人类关怀。文化形态的生命力，则取决于其所依托的精神家园持续生成新的价值意蕴。当精神家园缺乏自觉时，文化形态易流于表象化；当精神家园充盈且自觉时，文化形态便焕发出引领时代的思想力量。
进入新时代，精神家园的价值内核也呈现出一系列新内涵。理解新时代的中国，就要把握中华民族共同的认知、情感、价值与信念，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深入探寻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二、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文化不是静止的历史遗存，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生成、嬗变和革新的有机生命体。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正是在历史传承与当代创造的互动中不断发展形成的。对这一文化形态的探寻，既关乎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延续，也回应着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需求。唯有立足人民实践，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汲取中华文明的深厚滋养，才能科学揭示其内涵与特征。
（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时代
内涵文化形态并非社会制度的简单附属，而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表达，是实践、制度与精神的综合反映。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时代内涵，正是在人民实践、制度支撑与文明根脉的互动中生成的时代文化生命体，体现在以人民实践为动力、以制度文化为依托、以文明传统为根底的三重结构之中。
1.中国各族人民劳动创造的主体实践
劳动是文化的源泉，是精神家园的现实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2]，劳动不仅创造物质财富，也塑造精神世界。“‘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人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劳动实践成果”[13]。新时代各族人民的劳动实践，已超越单纯的经济活动，成为国家现代化与个人全面发展的统一过程。各族人民以创造性劳动追求共同富裕，其间凝聚的理性精神、集体意识与创新能力，正是新时代文化形态的内生动力。
文化与精神的统一根基在于实践的主体性。新时代中国人民的劳动实践，以人民主体的觉醒、社会理性的成长为核心特征，体现出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相结合的价值取向。这种实践不仅推动生产力发展，更通过精神创造塑造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正是在这种创造性劳动中凝结成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体。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制度逻辑
制度是文化形态的结构支撑，也是精神家园的稳定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中国大地，深受人民拥护，为新时代文化形态的发展提供根本依托。该制度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支点，既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又引导文化生产朝向公共理性与共同价值方向。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又实现了中华文化中“以德立国”“以民为本”思想的现代转化。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形态，正是这一制度价值内核的文化呈现，是制度精神在人民意识与社会实践层面的创造性生成与形象化表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4]。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新时代文化形态的制度逻辑，文化的发展不再是上层建筑的装饰，而是制度生命的文化外化。新时代的文化形态因此兼具制度性、历史性与人民性，成为连接政治秩序与精神生活的关键桥梁。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依托的文明根底
精神家园的源头在于文化传统和文明根底。中华文化历来以多元一体而延续其生命，这不仅是一种文化格局，更是一种文明结构。“文明是文化的内在精髓，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呈现。”[15]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与和平性，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深层逻辑，决定着民族文化的整体格局与人民大众普遍的精神气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和而不同”“仁者爱人”“天下为公”等理念，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提供了精神源泉。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正是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它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古，而是在吸纳历史精神资源的同时，通过当代价值重塑实现文化新生。同时，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赋予文化形态以稳定的历史基因，创新性保证其应时而变的创造活力，统一性维护其精神共识的凝聚力，包容性确保其开放交流的自信姿态，和平性塑造其面向未来的全球格局意识。
新时代文化形态正是在这一文化传统与文明根底的支撑下，实现了传统精神与现代价值的共振统一。“中华文化不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之源，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良田沃土”[16]，理解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内涵必定要在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传承与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深入发掘中华民族历史上所形成的精神品质和价值取向。
（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
文化形态的内涵决定其特征。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是人民实践、制度精神与文明传统协同生成的文化整体，其特征集中体现为民族认同与文化开放的辩证统一、实践逻辑与时代命题的协同共振、政治导向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契合。
1.民族认同与文化开放的辩证统一
文化形态首先体现为民族主体的精神自觉。民族认同构成文化形态的核心属性，是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延续的精神纽带。民族性意味着文化必须以本民族的历史经验、语言体系和精神积淀为基础，形成稳定的价值认同与文化自信。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形态，正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下，凝聚各民族共享的精神归属与价值认同。
文化的民族性并非封闭保守。中华文化自古崇尚“和而不同”，其生命力在于开放性与包容性。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不断延续，关键在于始终保持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互动，在吸纳外来文明成果的同时，完成文化自我更新与再生。“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7]。新时代的文化形态正体现为这种创造性开放精神，既坚守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主体性，又以世界眼光吸收多元文明成果，实现创新发展。
这种开放还体现在对内部多样性的尊重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既体现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共性，又承认各民族的文化差异与创造活力。它既是对中国各民族文化特征与精神品质的共性概括，同时也承认各民族在文化表现与精神追求上的差异性。这种多元差异，正是中华民族创造力和适应力的有力见证。只有在承认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寻求共性，中华民族才能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焕发持久活力。
民族认同与文化开放的统一，是新时代文化形态得以持续生成的精神逻辑。它既保证文化发展的主体稳定，又赋予文化以创新活力，使中华文化在自我坚守与世界融通之间形成独特的现代精神格局。
2.实践逻辑与时代命题的协同共振
文化的生命在于实践，文化的方向取决于时代。“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18]。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对某一事物的认知体验、情感归属、价值共识和理想信念，同样源自人的劳动实践。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实践逻辑，集中体现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美好生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伟大实践。
劳动实践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时间指向，其目标、性质和特征通常需要与当下时代发展的趋势相匹配，需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用时代技术，回应时代命题。《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19]因此，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时代性，就是要回应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从文化发展和精神家园建设层面调动人民群众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并利用新兴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表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价值指引。
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而言，实践性与时代性是辩证统一的，脱离实践逻辑的时代思考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抛弃时代命题的实践也只是茫无端绪的盲目冒进。因此，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课题保持深刻洞察与前瞻性把握，勇于结合时代潮流进行创新，赋予传统文化契合现实的新内容与新形式，不断充实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同时，也需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20]，不断从人民的劳动实践中汲取文化创新与精神建构的智慧与经验。
3.政治导向与人民中心的内在契合
文化形态及其依托的精神世界天然具有政治属性，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权性质、政治制度和政党意志都会深刻影响其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显著特征，是政治导向与人民主体的内在契合。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文化建设实现了政治方向与群众需求的动态统一，“文化实践的主体是人民，文化实践的目的是人民，文化实践所检验的是我们弘扬和发展的文化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21]。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人民性，指的是所有文化和精神世界皆源自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体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状态，并能够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情感需求。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在目标、主体、内容与实践层面实现了有机统一。无论是国家政权性质、政治制度，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皆以人民为中心，彰显政治导向与人民主体的深度契合。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相统一，其政治实践以维护和发展人民根本利益为宗旨。在此指导下，文化建设以弘扬主旋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文化自信。国家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人民提供公平可及的文化资源与精神滋养，使政治方向与人民需求在文化层面形成协调互动与同频共振。
综上，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内涵与特征，体现了文化发展从历史存在到实践生成的逻辑转向。它以人民实践为动力，以制度精神为依托，以文明传统为底色，呈现出民族性与开放性、实践性与时代性、政治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这一文化形态既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延续与升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鲜明标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与价值引领。
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价值追求与构筑逻辑
任何文化形态的生成都离不开具体的实践主体。新时代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国家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历史实践。个体提供创造性劳动与价值生产，国家提供制度保障与价值规范，民族以共同记忆、文化传统与语言系统提供深层认同支撑。因此，可以在个体、国家、民族三个维度上进一步提炼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价值取向与构筑路径。
（一）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
人民是文化创造与精神建构的根本主体。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价值旨归，在个体层面体现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价值目标高度一致。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劳动活动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22]。这也意味着精神生活质量与公共参与能力的同步增强。
新时代建设精神家园的文化形态应保障人民的精神文化权益和优质文化供给。通过提供丰富、健康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拓宽文化创作、文化消费、文化教育等多元化渠道，来促进人民劳动与生活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具体实践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19]“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面向基层的文化活动和全民健身运动，着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7]
同时，还需着力提升人民的文化能力和创新活力。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体系与资源供给，发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及数字化平台的作用，降低学习门槛、提升覆盖面。在教育层面，适度增加经典导读与审美教育比例，地方可设立传统文化创新基金，推动学校、企业与文艺创作者的深度合作，形成产学研用融合格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创新能力。
进一步说，应注重培育现代公民的道德性，实现德法相济。在总体原则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推动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在具体举措上，利用新媒体推广道德典型与时代楷模，大力弘扬真善美的文艺作品，增强社会成员的道德判断力与荣誉感。“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23]。同时要通过制度化路径巩固社会共同价值与文明秩序，“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24]。
（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5]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具有实践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特征，因此其建设必须主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
首先，以高质量发展夯实文化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就无法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更谈不上国家发展的现代化。对此，要“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19]。同时，要积极倡导创新创业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出勇于创新创造、公平公正竞争、诚信守法经营的市场环境。
其次，以共同富裕塑造文化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完善区域协调与公共服务均衡机制，鼓励欠发达地区以文化资源带动文旅、非遗活化、数字内容等产业。充分利用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支持欠发达地区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提升当地居民经济收入。同时，积极开展倡导公益慈善与社会责任文化，发挥“先富带后富”的示范效应，扩大优质文化服务与机会的可及性。
最后，以生态文明奠定文化现代化的文明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朴素的真理。”[26]对此，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生态伦理纳入文化叙事与审美趣味，鼓励表现生态智慧与绿色转型的文艺创作，提升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的社会共识。同时，通过教育和传播，“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习惯，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心”[27]，以此形成与生态文明相匹配的公共德性与行为习惯。
（三）致力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形态本身就具有民族性，个体在文化归属中形成“我们”的共同体认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28]。新时代的文化形态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价值取向，在精神文化层面不断增强凝聚力。
在构筑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形成多元一体、共生共融的精神格局。要强化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可感知表达，围绕国家叙事与历史记忆，打造具有影响力的主题出版、影视精品与数字文化产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民族形象，增强文化认同与精神自豪感。同时，要尊重并激发内部多样性的创造活力，以各民族优秀文化为资源，推动跨区域联合创作与共享型文化空间建设，在教育体系中系统融入共同体意识培育，促进学用结合、知行合一。还需关注青年与网络空间，在游戏、动漫、短视频等载体中创新中华文化表达方式，培育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青年创作者，增强共同体意识的网络传播力。最后，以文明互鉴为引领，拓展对外交流与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持续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与当代阐释力。
四、结语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我国各族人民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强大纽带。”[29]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建设，既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也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这一命题要求研究者以人民立场为根本坐标，以问题导向为学理支撑，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探寻文化形态生成的逻辑与时代使命。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深植于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劳动实践，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为精神根基。其核心价值追求体现为三个维度的统一，即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旨归，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为现实导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精神核心。三者相互贯通，共同支撑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
可以说，建设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形态，不仅是文化工程，更是治国理政、民族复兴与文明传承的系统实践。其理论深化在于揭示文化形态与制度文明、人民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其实践拓展在于让文化力量在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格局中实现可感、可见、可持续的转化。唯有正确把握文化形态与精神家园的互构关联，才能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形态的创新发展，使其成为凝聚民族力量、塑造时代精神的牢固基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思想滋养与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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