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形塑的集体形象，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具象化表达，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关键作用。作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中观呈现，地标文化景观是与地标物象紧密相关的视觉形象，镌刻着相应地域民众的文化基因并寄托着其共同的情感依恋，发挥着地域精神标识的象征功能和地域历史文化的记忆功能。就类型构成看，地标文化景观基本分为统领性、方俗性、传续性、建构性四种类型。以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相应内在逻辑，既可通过空间叙事催生地方依恋，又可借助历史叙事激活集体记忆，更能依托文化叙事促进共情交融。鉴于地标文化景观的理论内涵和类型特征，应基于类型特征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知维度，基于形态特质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基于空间属性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共鸣。依托地标文化景观这一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空间构成，借助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感官的协同运作，将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中华民族视觉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地标文化景观；公共空间；文化资源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各民族共同熔铸的集体结晶，也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鲜活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进一步强调：“要端正历史文化认知，突出中华文化特征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要多角度全方位构建展现中华文化共同性、新疆同内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的话语体系和有效载体，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得到充分展现、直抵人心。”[2]从语义上看，“中华民族形象”与“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分属广义、狭义两种性质，前者是在宏观层面对中华民族精神、品格，以及体现这种精神、品格的视觉形象的统称，后者则指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品格的视觉形象，或可称为“中华民族标识”[3]。这一表述变化，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民族形象的视觉属性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高度关注。深化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合研究，既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客观要求，又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前，有关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整体研究，学界主要关注其源流梳理和概念界定层面。如邓启耀认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形成源于中国各民族在文化和体质上的融合，随着社会接触点的增加，各地民众的融合面扩大使文化认同逐渐深化并形成民族共同体式的视觉形象。[4]在此基础上，孟凡行将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界定为“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创、共享和共用的视觉形象构成的多元一体的视觉形象体系”，将之细分为各民族自享的视觉形象、多民族共享的视觉形象和中华民族共享的视觉形象等层次[5]。沈骑等则立足国际传播视域，从当代主体性建构层面对之考察，认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各民族主体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所设计和创作的多模态符号组合[6]。学界对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学术界定虽未达成一致，但均有共同指向，即将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予以观察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及其演变脉络得以从中管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7]“五个共同”是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观的逐步完善。[8]而基于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历史生成逻辑，其正是“五个共同”的立体式呈现，集中地反映出“五个共同”的历史图景与发展趋向。因此，对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研究，实质上是对“多元一体”格局的阐释，也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然学术延伸。
目前，有关中华民族视觉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基本呈现出以下路向：在宏观层面，学界不仅基于文化符号的指涉性与可视性，讨论中华民族形象视觉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9]，而且从文化形象学视角探索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在增强民族凝聚力上的叙事策略[10]，更关注中华民族视觉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价值逻辑和实践路径[11]；在微观层面，学界既以土族盘绣图案为案例解析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在各民族互动交融中的实践模式[12]，又以国庆视觉形象等典型案例透视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强化共同体记忆、激发共同体情感，以及提高共同体意识等功能机理[13]。综上以观，既有研究从概念源流和研究框架讨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已渐趋成熟，而基于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案例解剖分析仍然相对薄弱，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的实践性和丰富性。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具有系统性的文化结构。正如有学者所言，这一体系是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示意图和身份标识系统，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生产方式、风俗惯习和审美趣味等理念在英雄人物、地理景观、建筑器物等载体上的视觉化呈现[5]。由此可见，考察中华民族视觉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将之置于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中观层面进行综合性透视，以更为丰富的类型案例和更为全面的材料类型共同深化研究。这不仅能规避微观层面“以偏概全”的研究陷阱，而且能以更具现实性的例证克服既有研究缺少实证性材料的理论堆砌弊端。为此，本文立足中华民族视觉形象论域，以地理景观这一中观层面为基点，探讨以地标文化景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方向，以拓展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的应用范畴，继而在公共空间维度深化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二、地标文化景观的理论内涵与类型特征
作为人文地理学的术语，地标是在某个地方范围中独具特色的显著标志物，其是“地方标志”或“地方标识”的简称，涵括自然物与人为创造物两类，通常用之概括某地的基本风貌，是人们识别方位和理解地方的关键凭证。地标是具有公共意义的物理空间。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从哲学视域审视了“空间”的本质属性，继而提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14]的核心观点。空间不但是供事物生产的自在场域，更是一种社会关系交织而催生的自觉场域，故地标可视为建立并持续深化社会公共关系的核心场域。有研究发现，公共空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往往充任着承载定位功能、链接情感指向的工具性媒介，公共空间的积极营造将有助于“想象的共同体”的情境化呈现。[15]由于地标是某地具有独特性和经典性的标志物，凝结着地方生活习性、文化内涵和审美趣味，故其不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而且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切口。
（一）地标文化景观的理论内涵
景观是一定区域内的空间视觉形象，其基本分为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前者是未经人类活动所干预的自然现象，而后者则是经由人类创造或改造而成的社会现象。相较于山川湖泊等自然景观的原始状态，文化景观更强调生成过程中的人文因素，其是人类为满足某种实际需要，自主地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有意识地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自身所创造的景观[16]。进言之，文化景观是具有文化隐喻的视觉空间，经由人类创造并持续对所处地域产生复杂而持久的影响。从社会互动的角度看，文化景观是地域民众建立社交关系、情感交流和信息共享的公共空间，在人类社会交往中具有关键的枢纽作用。地标文化景观则指与地标物象紧密相关的视觉形象，这种视觉形象是人类围绕地标这一具象载体进行再生产的实践结果。由于地标属于某一地域的核心空间，其通常是所在地域民众的栖息之地，因此，与一般性的文化景观相比，地标文化景观镌刻着相应地域民众的文化基因并寄托着其共同的情感依恋，更具独特的文化内涵。
一方面，地标文化景观发挥着地域精神标识的象征功能。地域精神标识是某一地域的文化系统中历史最为悠久、象征意义最为深远和影响最为广泛的符号公约数。也就是说，地域精神标识是生活在其地的民众共同创造的典型符码，承载着深刻的文化精神、基因信息、情感隐喻，是集体性的象征。同样，地标文化景观是某一地域民众共同创造的标识性景观，因其独特性和群体性而成为地域中最有知名度的存在物。由此观之，地标文化景观可等同于地域精神标识，是地域民众生活世界的文化坐标，发挥着象征功能。“象征有如隐喻，它或者借助于类似的性质，或者通过事实上或想象中的联系，典型地表现某物，再现某物，或令人回想起某物。”[17]换言之，象征是一种符号化表达，是民众在历史演进变迁中的经验沉积，对内是增强身份认同的标志物，对外是“他者”认知、感悟和理解地域特质的视觉镜像。正因如此，作为地域精神标识，地标文化景观不但是民众历史记忆和社会经验的浓缩表达，更是地域信息和身份归属的符号象征。例如，“北京中轴线”串联钟鼓楼、故宫、端门、天安门等多处空间，因其统领着北京的空间格局和城市功能，堪称北京地域精神标识的典型代表，是北京乃至中华民族的城市规划象征。
另一方面，地标文化景观发挥着地域历史文化的记忆功能。由于人口和民族的迁移，一个地区的文化景观通常是由各种文化叠置形成的，文化层的沉积叠置印证了文化景观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18]加之地标具有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特点，地标文化景观通常是经受历史演进考验并具有厚重底蕴的公共空间，如长城、故宫、圆明园、天坛、黄河、长江等中华民族标识性物象无不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存储装置。与静态历史遗产的话语表征不同，地标文化景观更强调一种动态的历史观，试图使作为历史遗产的地标建筑融入民众日常生活，进而在当代语境中进行重构和再生产。当文化传统由过去静止的时间进入流动的选择框架中，过去的经验便能汇集到现实进行文化印证和历史传承。[19]进言之，地标文化景观不但是历史经验的创造地、流传地和存储地，更是唤醒地域民众跨代记忆的关系纽带，存储着地方民众的历史记忆，并根据现实语境的需要对共有记忆进行持续性唤醒，进而实现记忆再生产，最终激发共同的身份意识。如凌驾于长江之上的桥梁是长江地标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每座长江大桥的结构造型和空间要素均存在相似之处，但就单体而言，通常因所在地域历史文脉的特殊性而存在景观差异，这从长江大桥的命名即可感知。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因《鹦鹉赋》和“芳草萋萋鹦鹉洲”的文学底色而得名，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因巴蜀朝圣天子职能而得名，南京栖霞山长江大桥因历史悠久的六朝古迹栖霞寺而得名……这种取名实践将长江这座共同意象与地方城市文脉相融合，关联着地域历史记忆，使长江地标文化景观深嵌于民众的日常交际[20]，由此唤醒集体记忆和传递历史经验。
（二）地标文化景观的类型特征
地标文化景观既是地域民众所共享“地方性知识”的核心场域，又是各民族交流互鉴并由此组织关系的公共空间。地标文化景观大致可划分为共时、历时两大维度和统领性、方俗性、传续性、建构性四种类别。有学者基于“民族—地域—国家”层级嵌套结构，将中华文化符号划分为“各美其美”的民族象征符号、“美美与共”的地域象征符号和“天下大同”的国家象征符号。[21]这种层级嵌套结构内蕴于四类地标文化景观，各民族得以在不同文化符号的交融互摄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在共时维度上，地标文化景观可分为统领性和方俗性两类。中华民族发展史是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历史，各民族在经济往来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共同形塑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方李莉指出，在中华民族这个实体之上存在着一套“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它们充当着公共性象征，将共生在同一个地理空间的民众组织起来，持续巩固着这个具有共同意识的民族实体[22]。循此逻辑，从文化主体上说，作为地域象征的地标文化景观同样会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并呈现为统领性和方俗性两种样态。统领性地标文化景观是指具有共同性并能使多民族进行来往互动、沟通交流的公共坐标，通常由多民族共创、共享和共传。从价值内涵上说，统领性地标文化景观对多民族具有象征性意义，其符号语义极具指示性，是多民族往来互动的共通媒介，持续指引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共有方位。无论是黄河、长江、五岳、昆仑等自然地标，还是长城、故宫、大运河、都江堰等人文地标，由于它们均记录着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活动及其生活图式，昭示着中华民族共同的身份属性，故均属统领性地标文化景观。
方俗性地标文化景观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独特性。方俗代表区域文化特质，彰显着地方文化表征，凝结着地缘群体的文化记忆。[23]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具象载体，方俗性地标文化景观通常承载着所在地域的价值理念、审美趣味和情感思想，其一般由特定地域民众所创造，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场域。在此，同一地域的民众可交流感情和传递信息，其他地域民众则能从具身体验上加强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感知。华南地区的骑楼、开平碉楼，东南地区的土楼、古厝，西南地区的屯堡等均是方俗性地标文化景观。在中华传统民居的基础上，它们充分吸收相应地域的自然生态、历史传统和生活习性等因素而锻造形成。值得注意的是，统领性地标文化景观和方俗性地标文化景观并非完全割裂，而是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文化特征。以长江为例：从宏观层面看，长江是具有统领性的地标文化景观，它全长6300多公里，以磅礴伟力孜孜不倦地哺育着流域沿线的中华儿女。从中观层面看，长江可基本分为羌藏、巴蜀、滇黔、荆楚、湖湘、赣皖和吴越七大文化区，因沿线自然生态和地方传统的差异性，七大文化区自成体系，孕育出具有方俗性的地标形态。如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等三大江南名楼，它们既是方俗性地标文化景观，又因之坐落于长江流域沿线，故可将之视作长江这一统领性地标文化景观的微缩化。可见，统领性与方俗性地标文化景观具有交融互摄的动态特征。
在历时维度上，地标文化景观分为传续性和建构性两类。文化景观是历史上人类生活实践叠加的结果，文化史的变迁表现为文化景观的相继替代。[24]也就是说，文化景观是地域文化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主观实践的象征物，其形成与发展历程不但彰显着地域民众的身份信息和文化标识，更叙述着地域演进和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援此逻辑，传续性地标文化景观即历史层累的样态，是地域核心文化从古延续至今的实体象征，不但承载着世代相传的集体记忆和价值观念，更在时间流变中被赋予时代意义，以此保证其核心内涵与时代精神的深度融合。以城市公共空间为例，地标文化景观通常代表着城市独有的历史内涵和集体象征，透过城市地标文化景观，人们可以管窥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辙和演变脉络，并在具身体认中感知城市文脉。诸如北京南锣鼓巷、成都宽窄巷子、福州“三坊七巷”、南宁“三街两巷”等积聚城市记忆的历史文化街区便是传续性地标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传续性地标文化景观以历史积淀为核心基础，以记忆链接和地方感知为生产机制。作为中国近代四大海关之一的江汉关，从殖民统治与经济侵略的中部据点，到改革开放的关键支点，再到城市文化记忆的有形载体，其角色变迁印证了这座地标文化景观的历史层累，稳定地建构着个体对于历史、文化和地方的认知[25]。人们通过漫步钟楼、观看展览和聆听钟声，既能具身感知武汉的城市肌理和文化特质，又能借助景观要素钩沉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英雄历史。于此而言，江汉关不再只是城市景象的历史缩影，更是增强各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景观媒介。
建构性地标文化景观则是因当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而创造的新兴样态，其通过地域精神标识的重新组合，帮助地域民众寻绎自我在历史和社会上的身份定位，进而实现文化认同。与传续性地标文化景观不同，建构性地标文化景观旨在通过提炼地域文化，在灿若星河的地域符号中抽绎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的精神标识，这种精神标识超越了文化符号的解构主张，而具有“元符号性”的文化精髓，充分体现了国家意志的建构过程[26]。例如，长江文明馆以“长江之歌，文明之旅”为主题，以水孕育人类文明的叙事主线，围绕“水”这一精神标识，力图彰显长江流域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的交相辉映；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以大运河发展变迁为轴，以大运河的全流域为空间，在经纬交织中钩沉运河历史变迁，展示“运河带来的美好生活”的核心理念；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溯源长征光辉岁月，借助人工智能虚拟交互、全息影像、全维度机械运动等科技手段，强化人们对红色文化的深层理解和情感链接……这些建构性的地标文化景观，从中华民族的共同生活经验中萃取地域精神标识，进而通过唤醒地域文化记忆，凝聚和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集体认同。
三、地标文化景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民族形象为基点，以视觉为媒介的主体性实践。但这并非意味着以视觉感知为唯一凭借，还需发掘各民族的主动性，从眼、耳、鼻、舌、身五感形成综合感知，最终指向“入眼悦耳、身体力行、无象入心”三重境界[27]。因此，地标文化景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上是以视觉为原点，通过相应的叙事法则和方式，综合调动人类各项感官，在空间叙事中催生地方依恋，在历史叙事中激活集体记忆，在文化叙事中促进共情交融，持续强化共同的身份意识。
（一）空间叙事催生地方依恋
叙事是人类社会互动往来的关键纽带，它通过对结构要素的合理组构实现经验传递和信息流通。不同性质的媒介具有各自特殊的叙事属性，既有长于表现“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的时间性媒介，又有长于表现“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的空间性媒介。[28]就工作方法层面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空间维度上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在空间叙事中生成共有认知体系的实践过程。作为空间叙事的典型样态，汇聚着地域文化的地标文化景观既是特定地域民众的栖息之所，又是供各地民众互动往来的核心场域，各民族在此交往交流交融，具身体认“地方性知识”，进而实现心灵和精神的浸润交互。段义孚（Yi-Fu Tuan）指出，空间的意义常与地方的意义相交融，最初无差异的空间会变成我们逐渐熟悉并赋予其价值的地方[29]。人们行走于空间，并非一种转瞬即逝的身体行为，而是会从空间中感知地方、理解特殊以及共享情感。实质上，地标文化景观的空间叙事也正是地方感的塑造过程，人们集聚于地标空间，不仅能感知地域文化肌理，而且也建构了自我与地域的情感链接，并由此催生出地方依恋。地方依恋,是人与所居住环境或其他地方的一种感情联系，抑或一种在情感上融入地方的感觉，希望与情感依恋的地方保持亲密距离。[30]换言之，地方依恋是人们经由空间接触后对地方产生暧昧情愫的心理状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张从物质生活到精神世界的情感润化，本质上是依托空间体验来推动各民族开创认知切口并以此建立亲密关系的主体实践。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建立在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之上的专题性纪念馆，通过丰富的实物、史料和遗址真实地再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场景，因负载着苦难记忆而成为南京城的独特地标。这种承载抗战记忆的地标空间能帮助主体划清“自我”与“他者”的边界，增强主体身份认同[31]，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视死如归、百折不挠等抗战精神经由空间布展而呈现，各民族共同的抗战意识凭借空间叙事突破时间限制而向大众传递，催生各民族对南京城苦难历史的悲悯情愫。这种民族情感建构着“人地关系”，各民族不仅通过空间感知生成对南京城的地方依恋，而且因抗日战争的历史镜像而生发情感共鸣，共同的苦难记忆及其抗战历史持续强化着各民族有关中华民族这一共同身份意识。
（二）历史叙事激活集体记忆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32]中华民族发展史是各民族携手共进的奋斗史，各民族共同创造璀璨文明、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共同推动历史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借助历史叙事激活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身份的集体记忆，使各民族在历史叙事空间中理解中华民族“为何一体”“何以一体”的根本性问题。此过程并非直接去回忆事件，而是经由社会机制进行储存和解释的，人们通过将自我的现在与自我建构的过去对置起来而意识到自身存在[33]。也就是说，具有历史记忆功能的社会公共空间的历史叙事将有助于人们理解和内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轨辙，并从集体记忆的持续唤醒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进而生成共同的身份意识。正如有学者所言，超时空的叙事现象并不存在，我们需找到某一社群或人类共同体的“神圣空间”，对之进行编排和创造，赋予历史事件一种空间性结构[34]，而地标则是这种“神圣空间”的典型体现。特别是深蕴历史印记和文化内涵的地标文化景观是各地核心文化延续数十年乃至千年的实体象征，存储着地域民众宝贵的历史记忆，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的关键场域。从统领性地标文化景观看，因其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见证而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民族基因，乃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标识，其历史叙事逻辑是侧重借助重大历史事件激活各民族共有记忆，巩固身份意识。如天安门广场不仅是国家政治象征，而且是见证中华民族兴衰荣辱的公共标识，“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五二〇”运动都在这里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留下浓重色彩。通过组合这些各民族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天安门广场由此具有追求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伟大寓意，并持续激活各民族的集体记忆。从方俗性地标文化景观看，其蕴藏着因历史演进而生成的地域信息，故成为各地民众身份标记的象征空间。身处其中，相应地域的历史基因和身份信息得以借助空间而实现具身化解码，有助于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发生深度互动。布达拉宫最初是为纪念文成公主入藏和亲而建。它不但是藏传佛教的圣地、政教合一的历史见证和藏族文化的代表，更是汉藏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象征。而作为方俗性地标文化景观，布达拉宫的历史叙事既诠释着藏区发展史，又可追溯中原与藏区来往交流的历史状貌，在地标空间演进脉络的叙写阐释中完成各民族集体记忆的纵向延续。
（三）文化叙事促进共情交融
露丝·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认为，“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35]。地域民众通常依托特殊的社会机制促进个体进行身份上的自我确证，并以此实现世代文化传承，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地域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既是民众身份的集体象征，又是区别于“他者”的显著标志。不同地域的民众会因属地差异而导致在各自心理上对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其他民众产生距离感，这种距离感的产生“往往体现于民族内部与民族间个体生活场景心理距离的远近”[36]。这是源于各民族在历史传统、地理区位以及社会关系等诸多层面的差异化因素而生成的文化隔阂，导致各民族沉浸于群体内部的关系生产，而忽视中华民族基因对其文化结构濡化的历史过程。由于对中华文化圈缺乏足够了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共同性往往被忽视，而差异性则被过度凸显，这导致彼此的心理距离逐渐扩大。作为空间形态的文化景观，地标积聚着彰显区域个性的标识性元素，尤其是内蕴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和独特的民族符号，其内在结构具有难以言说的“气氛”，这种抽象的观感是一种精神感觉的形体构造，经由身体上数种器官相互作用而成。[37]在景观“气氛”的运作下，地标所携带的民族文化特质得以向“他者”扩布，使身在其中的人得以释读、感知和内化地域人文密码。究其原理，是因为地标文化景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叙事，其通过显性符号和隐性符号的有机整合，将所在地域的人文信息依托空间予以呈现，使人们对地域或民族文化生成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促进各民族的共情交融。在地标文化景观内，人们或将之与自我主体的文化模式相结合，试图寻绎共同的生活图式；或借此契机全面感知全新的地域人文气质，在文化叙事中加强互动交融。例如，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人生轨迹堪称“跌宕纵横”，他分散于各地的言辞行状、故事传说以及与之相关遗迹皆生成丰富多样的地标文化景观，既是当地民众的精神标识和情感符号，又是理解地域文化的微观切口。因个体生命史的动态变化，苏轼的出生地、仕宦地、贬谪地、归葬地等各自地域内的文化景观虽自成体系，但又因东坡这一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得以跨域共情、互相呼应[38]。由此，以苏轼为基点的地标文化景观在个体文化叙事中实现跨域联动，最终使苏轼名人符号成为链接“他者”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得以在相应的地标空间中共情交融。
四、地标文化景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39]这意味着，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置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予以观察分析。区别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叙事，日常生活是“熟知非真知”的微观领域，深蕴着价值认同和社会共识建构的内在机制，塑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空场域和活动图式[40]。为此，应立足地标文化景观这一日常生活空间，通过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日常生活场域和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有效生成。
（一）基于类型特征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知维度
作为时空复合的视觉形象，地标文化景观具有统领性、方俗性、传续性、建构性等四种基本类型，对润化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景和形塑主体的精神世界发挥着特殊功能。以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基于地标文化景观的类型特征拓展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知维度，使各民族能在共同象征、地域标识、历史脉络和精神共创中生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石榴籽意识。
一是以统领性地标文化景观塑造“一体”的身份共识。统领性地标文化景观是具有共同性并能使多民族进行沟通交流的公共坐标，能代表中华民族整体身份认同的标识性符号，在国家层面具有至高的象征意义。在这些统领性形象空间中，应在地标展览陈列、解说系统中强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描叙写，特别是依托此类景观透视其所附带的文化隐喻，以地标历史叙事激活中华各民族共有的集体记忆，以形神兼备的形式诠释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的真实图景。如作为抗日战争的立体史书，卢沟桥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地标景观，对之进行阐释，既要讲清楚、道明白“七七事变”的缘由始末，又要通过这一统领性地标诠释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集体记忆，突出各民族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精神意识，以真实、立体的地标形象生动地诠释中国各民族共同取得抗战胜利的不朽篇章。
二是以方俗性地标文化景观彰显“多元”的互动交融。方俗性地标文化景观是凝聚“地方性知识”的公共空间，充分彰显着特定地域民众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思想情感。其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具象化标识，而且是各民族相互认知、理解和交往的关键场域。一方面，要立足方俗性地标设计中华民族方俗地标数字地图或旅游线路，如对万里茶道、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文化线路上典型地标景观的串联式呈现将有助于各民族从宏观视域管窥中华民族文化样态的弥散性。另一方面，要从方俗性地标文化景观勾勒多民族来往交融的动态图景，从各民族差异性中寻绎中华民族共同性，以地域文化要素增进各民族身心交互和情感相连。例如，万里茶道作为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其文化内涵从特定民族的表达载体，转变为多民族共有的活态实践，持续推进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建构。为此，应充分利用沿线茶叶加工、金融商贸、宗教建筑、馆舍、交通等各节点的典型地标，动态呈现多民族互动的历史镜像，在地标符号的串联中凝聚价值共识。
三是以传续性地标文化景观强化历史记忆。传续性地标文化景观因其内在属性，主要通过借助历史叙事来激活集体记忆，因此，可以将这种集体记忆称作历史记忆，人们借此记忆机制回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变迁，以此诠释当前主体所在社会人群的认同和区分[41]，进而回答“我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的本源问题。为此，要加强传续性地标文化景观的历史叙事能力，特别是关注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地标景观，如黄帝陵、炎帝陵、孔子故里、三星堆、敦煌莫高窟等具有历史身份标识的地标，运用其祖源象征性强化历史记忆，塑造“中华儿女”“龙的传人”等共有身份认同。
四是以建构性地标文化景观促进文化认同。文化景观是人们因某种现实需要而利用自然物质加以创造的空间形态，建构性地标文化景观尤其如此。它是当代民众立足自然地域，自主利用源于历史、社会等各种材料建构而成，目的是使文化信息借助场域“氛围”进行扩散，对处于空间内的人们加以濡化，故其本身具有促进文化认同的实践功能。为此，要以建构性地标促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集体认同，以符号标识指引各民族完成对共有身份的准确定位和意识觉醒。例如，首义广场是武汉纪念武昌首义的文化景观，其以孙中山像至黄兴拜将台为中轴线，设十八星旗喷泉花坛、辛亥革命博物馆（红楼）、彭刘杨烈士雕像、“走向共和”大型群雕等不同要素，共同彰显出武汉“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穿梭其中，便能在串联式景观中感知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壮阔历史以及寻求民主共和的先贤精神，使各民族形成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清晰认识。
（二）基于形态特质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记忆
中国地标文化景观凝聚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追求，是各民族所创造和共享的文化空间，积淀着地域历代民众的文化记忆，并在历史空间的层累迭代中实现世代传递。文化记忆是以文化符号、文化象征等形式存在的集体记忆，由于其具有建构性，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将过去的意义保存并不断激活和重构[42]。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仪式性关联”对文化记忆的持续重复，“通过重复，这些行动路线构成可以被再次辨认的模式，从而被当作共同的‘文化’元素得到认同”[43]。这种“重复”不只是意味着时间上的“重复”，更是空间建构中对“文化”反复标记和操演。只有通过提示性符号的频繁复现，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集体记忆才能以“文化”形态融入当代日常生活，并在各民族群众的意识世界中稳定并延续，持续濡养着民众的精神世界，确保中华民族这一共同身份意识的世代流传。为此，要利用地标文化景观的形态特质，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记忆，使地标成为各民族对身份认同的关键记忆符码。
地标文化景观的呈现方式大致分为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种类型，前者是以实物遗存为基本载体，后者则是附着于实物遗存之上的精神性元素，二者都是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关键要素，它们共同熔铸于地标空间之中。一方面，立足物质形态层面的文化景观，强化地标的象征功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大叙事与地标文化叙事相结合，使地标文化景观成为各民族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空间媒介。不仅要在空间外观上通过建筑构造、场景设置、色彩搭配和空间装潢等方式增强地标的独特性，使之成为有别于日常生活场域的神圣空间，提升地标文化景观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而且要依托标语设计、解说词编排等方式精准阐释地标文化景观的历史脉络、基本特征和文化内涵，借助地标空间的合理组配，促进各民族群众“以小见大”地透视中华民族的演进轨迹，培育“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集体意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非物质形态层面的文化景观，发挥地域精神文化的作用，提升地标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实际效力。应依托物质遗存，提炼传说、故事、神话、节日等地域非物质形态中蕴藏的文化精粹，以故事化和活态化的形式强化地标文化景观的人文气质，将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的身份意涵借助精神性载体予以充分诠释。与此同时，应将地标文化景观融入地域文化形象的建设实践。地域文化形象是社会层面的视觉叙事，决定着人们对特定地方文化的认知和评价，塑造良好的地域文化形象有助于人们接收、感知和理解地域信息，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彼此的差异性。应有机融合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文化景观，相互增益，依托法定节日、传统节庆、纪念日等特殊时间节点，形成各民族周期性的记忆点，使地标成为感知地域文化的立体式空间和解码人文风情的神圣性空间。例如，作为我国历史上的和平使者，王昭君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名人符号，其故乡湖北兴山既有昭君村、昭君宅、昭君台等物质遗存，又有王昭君传说国家级非遗和昭君姑娘、桃花女等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传说。与王昭君有关的地标文化景观应在原有实地遗存的基础上，借助非物质形态的昭君文化叙事，凸显昭君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对民族团结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利用昭君这一民族符号，活态地演绎中华民族交融汇聚的历史图景。还可以昭君生平、昭君事迹、昭君品格、昭君评价为不同单元主题，依循史实昭君、文学昭君、艺术昭君等人物面向[44]，以层次丰富、内涵深刻的人物叙事共同形塑真实可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并根据昭君出生、昭君出塞等关键时间节点创设地标节庆活动，在特殊的周期性空间中强化文化记忆，使昭君文化成为地域文化形象的重要元素。
（三）基于空间属性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共鸣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一个高度凝练的符号体系。它通过对中华文化符号进行提炼与组合，将抽象的文化内涵转化为具象的视觉呈现；其特有的空间构成方式，能有效强化人们对中华文化的深度感知与文化认同。列斐伏尔所提的三元空间辩证法认为，空间生产可划分为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三个维度，分别被表现为感知的（the perceived）、构想的（the conceived）与亲历的（the lived）[14]。循此逻辑，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同样呈现出三种状态：一是经由二维视觉空间所呈现的平面符号，二是由视觉运动进入人脑后的概念化符号，三是生发并反哺于社会实践的动态符号。就地标文化景观而言，地标的外部形态、视觉效果和构成元素即二维平面符号，人们可以通过直观的形象设计形成对地标的第一印象（空间实践）；经由视觉平面设计，人们会结合主体经验，在头脑中生成对地标的空间想象，也就是对地标进行构想和定义的过程（空间表象）；随着主体进入物理意义上的社会空间，平面静态的地标设计和概念化的地标形象得以被具象化感受和体认（表征性空间）。至此，“感知—构想—亲历”的空间生产链条被完整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是增进各民族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源于人类心灵深处对相应文化结构及其所产生的情感依恋。因此，以地标文化景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基于视觉形象的空间属性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共鸣，在多维空间的共享感知中实现情感交融。
首先，在地标形象设计上要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择取能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符号、色彩标配和地域元素，将中华民族共有的情感内涵与地域文化因子相融合，在直观的视觉空间中架构起各族人民手牵手、心连心的文化桥梁。其次，在地标实体空间中应遵循概念叙事化的原则，利用符号叙事诠释地标外在形象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由于地标形象设计是直观的静态图像，这就需要在地标社会空间层面对静态图像进行全景式和动态化阐释，使各民族从单维形象设计的“一次叙事”进入地标空间体验的“二次叙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实体从直观的图像认知转化为身心感悟，最终激发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共鸣。例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由“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唐风建筑群构成，井然有序、错落有致，馆内陈列以古代文明为主，直观地呈现陕西在周、秦、汉、唐等历史阶段上的角色地位。恢宏气派的宫殿空间，配以唐兽首玛瑙杯、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和唐三彩骆驼载乐俑等千年文明珍宝，视觉感触的“一次叙事”和具身体认的“二次叙事”使各民族得以感知中华文明的“一体”和解密关中文化的“多元”。最后，要拓展数字技术在地标文化景观呈现上的应用范围，构建能促进各民族情感共鸣的数字空间。数字技术强调人本身与机器的主体交互，智能技术可强化人对外界的感官感知并内化于心。在地标文化景观的形象设计上，在尊重历史遗迹的基础上，积极应用视差屏障、柱状透镜及瞳孔追踪等技术，以“裸眼3D”使地标景观实现立体视觉效果，增强人们对平面符号的整体感知。在地标空间内部，应通过融合VR、AR、全息投影、环绕音效等前沿技术，创设全方位、多感官的沉浸式空间，以手势体感互动系统为技术支撑，仿真化地呈现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要素和多彩的地域文化，真正实现各民族的数字化交互，使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由静态变动态、由单维变多维，从而激发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情感共鸣。
结语
空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地理居住场域，其对微观社会行为具有独特的阐释力和引导力，作为社会存在的空间从根本上生产着作为社会意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5]特别是按照社会的公共性生产逻辑，公共空间是促进社会有机团结的关键要素，维护公共空间的安全性是各民族实现在场性交往的重要保证。[46]各民族依托公共空间的共同体表达溯源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巩固着中华民族这一共同身份。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不仅是一种二维符号铺陈，而且是一种综合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为一体的公共空间。溯源既有研究，学界主要从平面视觉设计关注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却忽视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空间立体性和社会公共性，进而遮蔽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公共空间维度。本文着眼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中观层面，之所以将地标文化景观作为讨论对象，是因为其兼具平面与立体的二重属性，能从公共空间视角透视中华民族视觉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特殊功能和实践路径。地标文化景观具有地域精神标识的象征功能和历史文化的记忆功能，基本可分为统领性、方俗性、传续性和建构性四种类型，以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通过空间叙事催生地方依恋，历史叙事激活集体记忆，文化叙事促进共情交融。就当前二者融合实践看，应注重基于类型特征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知维度，基于形态特质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基于空间属性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共鸣。通过三位一体的实践方向，依托地标文化景观这一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空间构成，借助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感官的协同运作将有助于全面映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状貌与生活图景，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于各族群众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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