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多样性不断扩展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和把握多元一体的思想基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亟待回应的重要问题。中国思想史传统逐步形成以“一”统合差异的基本原则，为多民族国家构建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思想借鉴。在实际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文化要素通过持续互动与整合汇入整体结构，多元一体格局的稳定运行依赖于大一统观念。基于这一认识，对近五十年来书籍大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元民族文化”概念构成了一元主导与多元共生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当代文化环境中，坚持以共同的文化主体性引领多元文化发展，将有助于增进认同、凝聚共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主体性；多元一体；观念变迁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道路上，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多元族群则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风貌。如何准确理解“一体”与“多元”的内涵，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前提。“多元”意味着多个民族的多样历史文化基因，“一体”反映了各民族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性和统一性，即具有共生的整体利益、共同的价值取向、共通的情感心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认同[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2]。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则，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明传承。但具体到文化层面，如何在坚持“一体”价值取向的前提下理解和引导多元文化，仍然值得探讨。
中国思想史传统强调“一”与“多”的辩证统一，重视差异互动所生成的圆融秩序，构成了中华文明从古至今包容团结、和谐共生的思想底色。这一思想资源在当代社会转型背景下具有全新价值。随着大规模工业生产模式日趋成熟，大众媒介与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文化产品选择显著增加，进一步放大了文化差异。在这一文化纷繁复杂的背景下，如何维系价值共识、增强文化认同，成为亟需回应的现实议题。文化主体性作为“一”的当代表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统合差异、凝聚共识的关键作用，并由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内在支撑。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从文化层面出发，围绕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多元一体的思想源流及实践，并结合当代文化环境，分析以文化主体性引领多元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及其现实意义。
一、“一”与“多”的思想源流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幅员辽阔、民族多样、文化多元的基本国情。根据费孝通的观点，民族格局反映了地理生态结构，中央政权为各地区的多元统一建立了制度化的规范[3]。辽阔的疆域孕育了多样的民族，在历史上，各地区异质性的经济、文化、政治特征构建出不同的文明形态，各文明所产生的不同风俗与审美，在不断的交流和互构过程中融铸成统一的中华文明。在复杂地域环境、多变历史进程的背景下，倘若要增强中央政权的核心凝聚力，就必须在强调文化认同的同时，考虑到各地区、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需将对“多”的探讨融入统一规则的制定之中，达到以“一”协调多元社会、兼容并包的理想状态。因此，对“一”与“多”的辩证思考深深镌刻在中国思想史之中，这些思辨与历史事实结合，发展出与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治理策略。其中，宇宙秩序与天人关系互为表里，均指向“一”与“多”之间的调和，下文对二者分别进行阐述，旨在展现思想源流的不同切面。
（一）阴阳交融的宇宙秩序
纵观中国古代哲学史，可以发现，道家和儒家的典籍虽然将“阴阳”之道作为宇宙秩序、万物生态的本源，承认其相互作用推动了天地万象的生长与发展，但并不将“阴”与“阳”视作不可调和的矛盾，更没有设立凌驾于一切生命之上的超然存在，与致力于从纷繁复杂向简单纯粹上升、追求宇宙唯一真理的古希腊哲学产生根本性的区别[4]。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宇宙观中，“一”对“多”的统治以及二者之间的对立被“多”内部的流动变化所替代——“一阴一阳之谓道”解释宇宙规则的多元基础[5]，“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指出阴与阳不断激荡交融的过程方能诞生“和”的秩序[6]，以上两者都暗示了“一”与“多”之间的辩证性，阴阳特征此消彼长的终极目标是达到共生统一。对于宇宙从诞生到发展的动态过程，思想家们进一步超越了二元论，如“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7]，揭示了混沌、单一的“太一”之气与包含有序阴阳规律之“合”的不同之处；“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8]，则描述了宇宙从最初的“一”走向两仪四象的多元世界，再经由变幻流动达到最高和谐境界的过程。在阴阳论的基础上，也诞生了对异质性的探讨，通过对立统一的观点来阐释“同”与“异”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同、异交得，放有无”就展现了这样的辩证思想[9]，认为共同性与差异性互相渗透，能够集中在同一种现象或事物上。
以阴阳论为核心的朴素辩证法在西汉及之后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诠释。尤其是崇尚“阴阳交感”的董仲舒，用宇宙秩序解释人世间福祸灾异的现象，如“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10]，并将其发展为务实的统治手段，如“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10]。但在将阴阳论作为经世致用的方针时，董仲舒表现出一定的偏向，强调代表“阳”的德治，相较于先秦哲学，更强调现实秩序，尤其是“人治”在天道规律之中的重要性。到了宋朝，儒家的代表性人物朱熹也提出“两一”辩证的观点。在理气论中，万物统一之“理”与“一”分殊，通过“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的表述[11]，朱熹认为“太极”也即“理”只有一个，在不同的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分支，如纲常伦理，但都是宇宙之理的一部分。而“虽说‘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此所谓‘一对万，道对器’也”聚焦于辩证[11]，论证多元差异的普遍存在，即使在看似和谐统一的环境中，甚至事物内部也是如此。该论断与“理一分殊”的结合，相较于“理”的本体论意义，更强调“理”和“道”在包容矛盾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对于宇宙秩序的思考，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源泉。不同的区域地理特征造成了差异性的社会文化现象，而经世致用、为大一统中央政权服务的目的，使得单纯的社会现象被提升至形而上的层面，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辩证的思考不断深入，进而再次加深对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理解。早期以阴阳论为基础的二元、多元论解释了多民族、多地区之间差异与共同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动态变化过程。其后，正如古希腊的一元宇宙论挑战了原有的二元论立场，中国古代哲学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思想家们转而强调“理同”等整体性概念的现实作用，也即人的统治在构建万物秩序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对大一统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二元、多元论的消失。朱熹等理学家承认矛盾与差异性的无所不在，将其视为宇宙总法则之“理”的不同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古代思想家对于“一”与“多”关系的争论，为应对多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现实提供了应对之策。各地区文明特征之“异”百川汇海，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等各个层面的一体是统领多民族国家的必须之“道”。一体与多元相互依存，通过对多元性的包容，并用统一之“理”的分属之“道”加以引导，方能使各地区、各民族之间联系紧密，并保持多元整体总格局的稳定。
（二）天人关系的冲突调适
当我们将中国古代宇宙论置于历史背景下加以研究，而不是作为孤立的形而上叙述加以思考时，我们会发现，对宇宙的探讨在根本意义上指向对“天”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而对天人关系的表述与中国传统宗教的实践密不可分，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思想源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周时期，中国人就在占卜、祭祀过程中将祖先以及其他自然神灵融合在统一的体系之内，从而达到对“天”的转化，并通过人的力量将包含天与人的整个宇宙纳入秩序化的范畴之内[12]。春秋战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天人思想来自《庄子》和《孟子》。《庄子》一书主张顺应天时，倡导无为，如“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13]，但否定了人在制定天人规则方面的能动性；《孟子》则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4]，在承认天人关联、认为人需要接受天命的同时，强调人的修身养性能够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包容天地的境界。孟子和庄子虽然在看待人的力量上出现分歧，但都试图避免天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到了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0]，标志“天人感应”以及“天人合一”思想的诞生，通过“圣人法天而立道”的主张[15]，将天与人更紧密地结合在人所建立的宇宙规则之下。以孟子与董仲舒等为代表的重视“人道”的天人观，也吸引了张载、二程等理学家的探讨，尤其是二程更进一步，认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16]，让天与人进入浑然一体的境界，抹消了天与人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即使是“道”在各领域中由于表现形式的不同所产生的差异，也并不影响其统一性。
根据以上观点，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总体上倾向于缓和天与人之间的矛盾。史华慈认为这是中国式思想逻辑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因为古希腊、古埃及等同时期的古代文明都更多地将这两个领域看做相互竞争的关系[17]，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较早意识到人的力量，也没有完全将对泛灵论的祛魅进行到底。因此，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追求对外扩张，中国的统一之“道”对旁支乃至外来的思想相较于古代西方文明更为包容，且能够从外来文化中汲取养分，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宗教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儒学通过两汉经学的改造成为统治集团的指导性思想，拥有一套以礼乐制度、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规范，并在后期出现“儒教化”的趋势；道教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同时吸收了先秦道家、神仙家、阴阳家的观点和道法，以及一些原始宗教信仰与巫术，尤其受到隋代到北宋时期统治阶级的尊崇；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在受到统治者重视的同时，迅速吸引大量民间信徒。这三大传统宗教在历史上出现“三教鼎立”“三教合一”的趋势，并出现了诸多仪式和文本的重叠——佛教在刚传入中国时，曾大量援引道家黄老思想，与儒家玄学合流，论证三教的共同之处，使之建立在中国的根基；在魏晋南北朝之后，道教和儒家开始借鉴佛教元素，佛教华严宗、禅宗等本土宗派的出现代表了三教的思想交汇，并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如二程提出的圆融无碍的境界之说，就借鉴了佛教的心性论。
儒释道三教在上千年的历史中互相依存，其思想、经典和仪式出现重叠，说明这些中国传统宗教与其他信奉唯一真理的世界性宗教存在根本性的不同。虽然都以整体主义的大一统观念为基础，但是三教都发展出了深刻的辩证性思维，更强调和谐、包容矛盾，拥有相对较少的教条主义与本质主义。佛教避免确定造物主的“唯一”，而是将万物共有的业力作为自然规律的主宰；道教广泛吸纳了民间信仰中的神祇，属于多神教的范畴。这决定了它们核心教义的非排他性，以及接纳其他宗教的多元主义态度。早期得到认可的天人观念以及三教，实际上都有大一统观念划定其发展边界，随着三教不同的文化象征性意义被包容、吸纳，最终构成了三个具有多元特征的精神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思想史上对浑然一体境界的追求为三教并存提供了合理性，但三者之间并不是全无冲突，其相互之间的借鉴也大多出于争夺威望、发展信徒的目的。由于中央政权一直遵循政主教从的政教原则，三教的地位在历朝历代不断地流动变化，例如，在明清时期，儒学作为正统思想在国家层面得到强化，客观上影响了道教等宗教的发展空间。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变革与宗教政策的逐步完善，儒、释、道等传统宗教与文化体系，在当代已形成更加多元、包容的发展格局。
二、“一”与“多”的历史互动
对于“一”与“多”概念的讨论贯穿了中国思想史。虽然在进行哲学探讨时，思想家们大多以辩证、包容的态度看待“一”与“多”的关系，但当追溯历史进程时，我们会发现，中央政权对待“多元”的态度会随着国力的盛衰而出现摆动[18]，也会因为多元主体的不同特征而采取或包容或排斥的具体措施。总体来看，在中华大地上，多种文明的百花齐放大多出现在国力强盛的时期，大一统王朝倾向于以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促进各族群之间的融合，并博采外来文化之长。作为文明的重要象征，文化通过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与艺术表达等形式，在不同族群与地区之间持续流动与重组。多样民族文化与大一统观念之间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正是“一”与“多”辩证思想在社会层面的现实展开。
（一）多元文化的历史整合
如果以中原文化为锚点，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中原王朝对“胡”“夷”的吸纳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赵武灵王下令“遂胡服，招骑射”（《史记·赵世家》）就是中原政权主动吸纳西北戎狄先进军事技术的典型案例[19]。而在汉代，随着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开启，对外文化交流呈现欣欣向荣之态。佛教也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原，它与其他西域元素一起，为中国本土宗教提供了多元发展的机遇。例如，汉墓中西王母等仙界形象的塑造借鉴了佛教的造像传统，祭祀方式则借鉴了佛教中的拜塔仪式[20]；而西王母这一形象本身也可能来自异域，甚至其造像中所戴的“胜”形头饰也可能是对西方女神形象中宝座椅背的借用[21]。
到了唐朝，随着政治、军事与外交实力的显著提升，社会文化呈现出开放自信的整体面貌，其灿烂夺目、逸兴遄飞的艺术风格由此形成，对西域文化的吸纳与融合程度亦远超两汉和魏晋时期。来自世界各地的胡商带来了异国的食物、服饰、音乐、器具、书籍，乃至思想宗教，让当时的长安成为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中心。在文化艺术方面，胡乐对唐朝音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来自龟兹等地的四弦曲项琵琶、羯鼓、横笛演奏出的二十八调受到所有阶层民众的喜爱，并创作出《醉胡乐》《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等与西域具有紧密关联的著名乐曲[22]。唐代还有大量从外邦流传而来的文献，根据笔记小说《酉阳杂俎》的记载，从天竺流传而来的由棕榈树叶制作的“贝多”记载了大量西域经文[23]，而在书法方面，也有胡书、天竺书等外来字体。文化的交流、融合、革新诞生了气象浑成、神韵轩举的“盛唐之音”。这一历史经验表明，在相对稳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主体性支撑下，多元文化并不会削弱共同体，反而通过吸纳、转化与创新不断强化共同体的凝聚力，构成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格局较为成熟的实践形态。
（二）一体观念的演进轨迹
根据现有历史文献，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一”与“多”的观念始终相伴相生，大一统观念长期与多元民族文化并存。但基于个别史料或经典文本的分析，仍难以从整体层面把握相关观念在不同时期公共语境中的演变及相互关系。为弥补传统文本解读在规模与时序上的局限，有必要引入能够反映长期话语趋势的经验证据，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元民族文化”等观念在公共话语中的关联形态进行考察。
谷歌图书语料库（Google Books Ngram）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该语料库基于对全球多家大型图书馆藏书的数字化处理，涵盖公元1500年以来出版的海量文本，并通过词频变化反映特定概念在不同时期公共语境中的关注程度，已被广泛用于社会思潮与文化观念演变的研究。其中，简体中文子语料库包含高质量的中文文本数据，能够为观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关概念的长期变化提供基础条件。
本文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多元民族文化”为关键词，以1949年为起始点，在简体中文语料库中检索其词频变化，并对二者的长期趋势进行比较，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1）的原始词频曲线来看，“多元民族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进入公共话语视野，并呈现出相对平缓的长期增长趋势；相比之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较长时期内处于低频状态。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重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性，以及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进一步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出现频率迅速攀升，并在2020年之后仍保持上升态势。这一原始曲线主要揭示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制度性话语在进入公共话语体系之后迅速被强化和广泛使用的过程。
为了便于比较二者的长期趋势，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并采用三年滑动平均进行平滑，如图1（2）所示。从趋势上看，“多元民族文化”的上升早在1978年之后就已经出现，并在2000年代逐步进入高位区间；尽管在个别年份存在波动，但其整体水平在2010年代仍保持相对稳定。相较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在2014年之后呈现出明显的加速上升。二者虽然并未构成短期内的同步波动关系，但在历史阶段层面呈现出方向一致的演化轨迹。
我们进一步通过统计推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否在“多元民族文化”高位阶段亦处于较高表达水平加以检验。结果显示，在1978–2022年区间内，当“多元民族文化”概念的词频处于高位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平均出现频率显著高于其余年份，并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①。这一发现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元民族文化”形成了同步推进的表达结构。二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在一元主导与多元共生的并行关系中，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话语与思想格局。
三、“一”与“多”的现实挑战
当代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经与近代欧洲形成的、以单一民族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民族国家模式存在本质差异。后者往往依靠地理边界划分文明范畴，并以军事扩张推动融合统一。而当代中国则长期呈现多民族共处、群体间与群体内异质性并存的现实，其价值共识的形成更依赖持续的沟通交流与文化互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停留于古代思想中关于“一”与“多”的朴素辩证理解，而需要在继承其核心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结构与文化条件加以深化和拓展，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为基础，凝聚价值观、情感与文化上的共通认知。尤其在数字时代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可接触和选择的文化形态之丰富已前所未有。碎片化、原子化的个体价值观，与地域和族群差异相互叠加，会进一步催生新的多元文化形态。文化主体性所形成的引领力量，能够将文化差异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
（一）当代社会的多元文化
在当今的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地域、族群区隔对社会分化的影响有所减弱，而生活环境、经济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更能解释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异质性文化选择[24]。世界性文化产业中成熟的工业生产、产品包装和营销手段，让琳琅满目的音乐、书籍、影视作品，以及其他的文化商品迅速销往世界各处；大众媒体技术、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则拓宽了信息获取渠道，令人们的眼界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文化市场和消费者的双重变化产生了文化品味的多样性——人们既欣赏高雅的演奏会、经典名著、艺术电影，也喜爱通俗的说唱音乐、网络小说、热门短视频；既观看国外的影视剧、娱乐节目、体育赛事，了解西方的艺术品，也穿着“华服”，支持国潮发展；既追捧最新的网络流行元素，也偏好复古潮流，热爱传统文化。凡此种种，皆为当代消费社会的表征，并与原生的地域文化结合而形成新时代的差异性审美特色。
然而，当人们处于完全富足的文化空间之中时，并不意味着其文化选择会走向绝对“自由”的康庄大道。事实上，迅速增长的生产力会使人们陷入一种“富足危机”，也即人们因为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和过量的信息轰炸而产生的一种茫然、无所适从的心态。在茫然之后，没有特定规则约束的多样性必然会招致争端、混乱和割据，这也是当今互联网生态的现状。在富足危机之中，个性化推荐算法应运而生，根据人们的喜好，帮助人们作出选择。然而，平台推荐、广告营销投放，包括算法本身的偏向，都会对个体的选择造成影响。可以认为，互联网平台既为人们的沟通交流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也由于其开放性和匿名性，以“自由”之名对人们的选择进行规训，从四通八达的“社交网”变成收割资本猎物的“捕兽网”，从而使网络空间成为矛盾冲突的放大器。族群争端、地域歧视等现象皆表明，在当下网络空间中，若多元文化表达缺乏文化主体性的引导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支撑，便容易放大差异并激化对立。
在全球化、数字化与现代性交汇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需要警惕当代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演变为“文化混乱”或“文化无序”。身处数字时代的个体能够跨越时空边界，通过更频繁的交流互动培养新的文化兴趣和消费习惯，但也更容易因差异而引发矛盾，甚至仅因观念分歧就出现“观念的割席”[25]，以至于削弱共同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认同。但由上文的海量书籍语料分析可知，一体意识与多元文化并非对立，而是在公共话语中呈现出持续的正向关联。因此，将多元文化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框架之中，并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价值引领，有助于将多元文化所蕴含的创造力转化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从而在复杂多变的文化现实中形成相对稳定而有序的文化结构。
（二）多元一体的整合思路
传统民族国家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中央集权与文化整合。然而，这种以强制性手段推动统一的方式，难以有效回应当代文化现实所呈现出的高度复杂性。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代中国面临的是由数字化与全球化共同塑造的多元文化格局。在信息高度流动的网络社会中，高通量、强互动的传播结构不断放大差异性表达，多元文化更多表现为不同群体的自我界定与立场呈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文化主体性的意义得以凸显。文化主体性通过在价值层面提供稳定坐标、在意义层面形成共同指向，为多样文化实践确立可持续的整体框架。在新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强化以文化主体性为引领的文化发展路径，有助于在保持文化包容性的同时防止价值碎片化。通过发挥引导与规范功能，文化主体性既能够对新兴文化形态形成示范效应，也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供持续支撑，从而推动多元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框架内的有序整合。
基于上述逻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文化主体性为核心。文化主体性不仅是价值核心和精神坐标，也是“五个认同”得以落实的重要前提。各民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只有在稳定而清晰的文化主体性支撑下，才能转化为持久而稳固的社会共识。早在中国思想史传统中，一元主导的力量就已经得到证实：共通之“道”能够容纳差异，指导方法各异而思想统一。正是这种以一体统领差异的智慧，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得以凝聚并延续。
历史经验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性之间始终处于深度交融、相互形塑的关系之中[26]。唐代吸收西域音乐、乐器和诗歌，形成了开放包容而又高度自信的文化格局，不仅推动了文化创新，也巩固了大一统观念。这种以多元滋养主体的逻辑在当代依然延续。在数字化与全球化情境下，从古风音乐到国潮风尚，从对外来流行文化的吸收借鉴到对传统文化的再造创新，均体现了文化主体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持续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塑造“文化自我”的根基与动力，又通过主体性的文化符号与价值框架，形成对复杂多元文化的引导与调适。由此可见，延续“一”与“多”的思想源流和多元一体格局的经验逻辑，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文化形态能够为当代多元文化提供方向性引领，并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由此，文化主体性为应对当代中国的复杂文化现实提供了根本保障。面对日趋细分、多样的文化选择，在坚持包容多元的同时，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领作用，防范全球化背景下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过度消费主义等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侵蚀。基于这一现实要求，应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文化主体性确立为统领多元的核心力量，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共识，在赓续中华文脉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创新创造，以主体性之“一”协调多元文化之“异”，从而夯实中华文明之树的主干。同时，还需发扬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精华，并与新兴融媒体传播方式结合，推动文化创意、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27]，以带动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提升关注度与影响力，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团结与和谐，使中华文明之树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考虑到文化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更需要依托文化主体性来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文化主体性既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也是引导多元走向和谐的关键。为此，有必要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如和谐与仁爱的观念，并在博大深厚的文明体系中挖掘“理一分殊”等思想资源，使之在当代社会建设中发挥调和作用，缓解多元碰撞引发的矛盾与冲突，防止极化和对立在公共空间蔓延。同时，还需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价值引领中的作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持续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
结语
本文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多元一体的思想源流与现实挑战，从文化层面系统考察了“一”与“多”在思想史、历史实践与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互动逻辑。通过对古代思想典籍的阐释，结合当代大规模书籍文本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集中体现了各地区、各民族在情感、观念、文化、历史等层面的共同基础，也在文化主体性的引领下，持续吸纳与整合多元文化要素。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思想史脉络与公共话语的演变，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元民族文化”两个概念的关联方式，表明二者构成一元主导与多元共生的辩证统一关系。多元文化并非共同体的对立面，而是在文化主体性的引领下不断被转化与重组，进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
“一”与“多”之间的辩证贯通、对圆融和谐境界的追求，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思想意识的核心。这种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一元论与二元论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的治理逻辑与历史经验——在大一统格局下处理地区发展、民族与宗教等差异性议题时，关键不在于压抑多元，而在于以主体性加以统筹、吸纳并转化差异之长，从而推动“分殊”回归“理一”。保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先进性，包容多元并将其精华纳入主流建设框架，以激发各族人民的文化创造力，依然是当下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路径。当我们将视野延展至更广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同样需要以主体性为轴、多元为翼，运用多元一体的文化策略来巩固“协和万邦”的价值共识，促进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28]。
当代文化市场呈现时间维度上的古今并置、文明维度上的中外并陈，以及族群维度上的多民族并存，由此衍生出多元而复杂的消费选择与品味偏好。针对这样的文化现状，更应以文化主体性为引领，运用对多元一体的辩证思想进行深入剖析，在承认差异、化解矛盾的前提下，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新路径。在促进文化繁荣的同时，唯有在数字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持续巩固共同的文化主体性，才能对多元文化进行有效引导与统合，从而将其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力量。
注释：
①条件均值差异的检验以“多元民族文化”年度词频的中位数为基准，将样本划分为低位与高位两个阶段，并比较不同阶段中“中华民族共同体”词频的平均水平。显著性采用非参数检验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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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启涛）
初审:高 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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