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一个主体生成与巩固的精神实践过程，其核心在于回应“谁来构”“为谁筑”的主体自觉与确立问题。面对古今之变、中西之辨、体用之争交织叠加的三重精神张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防范化解“主体缺位”风险隐患的构筑逻辑。“结合”即“构筑”，通过“结合”，可以熔铸古今，构筑起现代人的主体性；可以融通中外，构筑起中国人的主体性；可以体用贯通，构筑起文明人的主体性。由此，在突破古今对立、中西对峙、体用分离等二元困境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精神主体得以确立、精神脊梁得以挺立、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系统把握“第二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主体构筑逻辑，不仅有助于防范化解民族领域精神主体迷失的风险隐患，更能激发各族人民的主体自觉与文化能动性，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精神文化支撑。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主体性；精神主体
一、引言
一个民族心向何处、何以为家，不仅关乎精神归属和文化根基，更关乎民族命运和国家方向。对此，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1]那么，何谓新的历史起点？如何把握精神家园的构筑逻辑？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反思当下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精神状况，领悟新时代新的文化理论命题，更要关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基础。
当代社会面临着深刻的精神危机。有人固守“传统”，拘泥于陈规陋习，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理念，陷入“唯古是崇”；有人盲目膜拜西方，向西寻祖、向外寻根，呈现出“唯西是从”的认同危机；更有甚者，沉溺功利与消费主义，陷入“唯用是本”，“出现了人际疏离、文化漂泊和意义虚无等问题”[2]。这些精神现象虽表现不同、各具语境，却共同揭示出精神文化主体性的弱化与迷失。主体一旦缺位，精神家园的建设便会失去方向与目标。
十余年来，出于对上述问题的学术回应，围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研究不断深化。有的研究聚焦中华文化的深厚基础，强调在把握“文化性质、特点及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构筑精神家园[3]，以夯实精神家园的文化根基；有的强调“共有性”[4]“共同性”[5]，注重从维系良好民族关系[6]、充分尊重和吸收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7]的角度，凸显共有文化符号和精神标识的重要性，以凝聚整合为目标“培育民族共有精神”[8]，打造各民族共有层面的精神家园；还有研究着眼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9]，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10][11]角度，探讨如何通过制度与政策机制推动精神家园的系统构筑。
这些成果在拓展理论体系与丰富研究维度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总体看来，仍存在显著的“重体词、轻谓词”倾向。研究多集中于“精神家园”的概念阐释与内容描述，却忽视了“构筑”这一核心动词所隐含的主体能动性与行为指向，由此带来双重缺失。一方面，主体维度未被作为基本问题域加以系统揭示。无论是文化认同研究、共有精神研究，还是国家建设研究，所关注的多为精神家园内容、精神家园形制、精神家园功能，却较少追问“谁来构”“为谁筑”的主体性命题；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第二个结合”逐渐成为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线索，但在精神家园问题中，关于“结合”所蕴含的主体性理论内涵、实践机制和精神价值，尚缺乏系统阐释。尤其是从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的角度来看，对“主体缺位”可能引发的认同危机、文化依附、精神漂泊等后果，尚缺少学术回应。
因此，亟需从客位视角转向主位视角，从外在叙述转向内在逻辑，进一步探寻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主体意蕴[12]。本文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第二个结合”为新的历史起点，尝试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对象性存在转化为主体性生成，从“结合即构筑”的逻辑出发，将精神家园置于主体构筑的理路中加以考察。在这里，主体并非孤立的个体意识，而是经由“结合”过程而生成的精神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在面对古今中西体用之争时能够实现自我重塑、自我确认、自我表达的核心支点，也是中华民族共有民族精神家园得以构筑的主体向度和根本力量。
二、古今之变与构筑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体构筑逻辑中，古今之变构成最基本的精神张力。古今之变并非古人与今人的简单对立，而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认知困境与文化立场问题。要理解精神家园的主体构筑逻辑，必须厘清古今之变的意涵，并在“第二个结合”的语境下，紧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激活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古今之变
讨论古今之变，实质上是回应民族精神如何在历史变迁中保持同一性的问题。这是古与今或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深层张力，也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精神定位问题。传统与现代并非简单的文化更替，而是主体认知方式、价值取向与存在感受的延续与转换。“古”承载文明起源的精神典范与价值基石，“今”直面现代性的加速变革与多元冲击。在这种张力结构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便无法逃避对古今之变的回应。
现实中，视古不见与唯古是崇成为两种极端倾向。前者表现为对传统的漠视乃至抛弃，是历史虚无主义与精神短视的表现，受到官方与民间的一致抵制。后者则不易反思，甚至还略带合理性。面对精神困境，一些人转向自身传统以寻求依归，这一选择本无可厚非。然其容易陷入唯古是从的窠臼，将特定人群、特定地域或特定历史阶段的局部性文化实践，奉为不容置疑的圭臬。这种将传统绝对化与神圣化的倾向，极易滋生文化原教旨主义、极端保守主义乃至民族分裂主义。与此同时，在“国学热”“民族服饰热”等复古浪潮中，形式化的复古风也容易遮蔽精神家园真正需要回应的现实问题。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唯古是崇削弱了现代人作为精神家园主体的能动性。古代被神化为理想时代，而今人则沦为仰望模仿者，导致民族精神失去与时代共鸣的能力。文化主体性的弱化，使精神家园陷入静态守成与精神停滞，难以回应现代社会对价值认同与精神秩序的深层诉求。要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必须超越这种主体遮蔽，重建现代人的精神主体地位。
（二）以“第二个结合”破解古今对立
“第二个结合”为化解古今之争提供了方向和突破口。“‘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13]。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关键在于通过“结合”来实现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性自觉。
当然，“第二个结合”并非简单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加以机械拼接，而是在历史规律与时代逻辑的统一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打破古本今末的思维模式，超越古今对抗的零和博弈，从而确立起“古今熔铸”的能动机制。各族人民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精神资源，因此被转换为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活态资源，而非高悬于现实之上的静态偶像。
进一步而言，“第二个结合”彰显了一种以现代主体为核心的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精神家园的构筑不再是向古人致敬的仪式，而是为现代人安顿精神的现实实践。构筑的出发点必须是为今人确立自我表达的主体方向。
因此，从实践层面看，“第二个结合”具有了三重效能。第一，作为认知方式，帮助现代人重新理解传统的开放性、生成性乃至现代性，超越对传统的静态理解与固化想象；第二，作为价值转化机制，让传统资源在当代表达中再生，实现精神延续与文化活化；第三，作为主体构筑行动，确立现代人作为民族文化创造者与承载者的主体地位。由此，“第二个结合”不仅克服了“唯古是崇”带来的历史停滞，更以结合即构筑的逻辑，确立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历史主动性与现代性。
（三）在现代人的主体构筑中建设精神家园
在“第二个结合”指引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是一项面向现代人的主体工程[14]。由现代人来构筑精神家园，为现代人构筑精神家园，既非复古理想，也非抽象口号，而是回应时代现实、安顿现代心灵的文化实践。
首先，在精神定位上，现代人的主体构筑就要回应现代人的精神焦虑与意义缺失问题。现代社会的高度流动化、碎片化与消费化，使人们普遍面临价值焦虑与精神迷失。精神家园的核心任务，是为现代人提供归属感与超越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家国天下、天人合一等思想，正是现代人重建秩序与确认尊严的重要资源。“第二个结合”的构筑行动，就是将这些传统资源的现代性因素转化为现实的精神秩序，而非静态观摩的文化遗产。
其次，从路径机制看，现代人的主体构筑需嵌入现实生活中。构筑精神家园应嵌入教育制度、社会文化与公共空间。教育体系的创造性传承、主流媒体的多元传播、城市景观的文化设计，都是“结合”落地的具体场域。唯有让传统精神融入现代生活的日常经验，才能使精神家园成为各族人民可感可及的公共精神空间，并由此实现人人参与、共建共享。这种构筑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象化[15]，也是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
最后，从历史视野看，现代人的主体构筑，不是对过去的背叛、对传统的否定、对文明视而不见，而是对历史的继承性超越和文化再生。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正是因为其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正是因为其在“旧邦新命”的张力中不断更新。构筑精神家园，不是复原旧时代，也不是创造新传统，而是在动态传承与创新转化中实现文化生命的延续、更新与再生。
因此，“结合即构筑”既是一种文化方法，也是一种文明生存逻辑。精神家园不是彼岸圣境，而是此在归处，是现代人确立主体、安顿精神的现实支点。它既关乎文化自信的生成，也关系民族精神的延续创新，更决定中华文明在现代世界中实现新的跃迁与主体性确立。
三、中西之辨与构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体构筑逻辑中，中西之辨构成另一向度的精神张力。若古今之变关涉历史文化的延续性问题，那么当下的中西之辨以及传统的华夷之辨更体现为一种身份意识的确认与主体立场的确立。这一张力关乎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独立自主。精神文化虽无形，却可以随时跨越地理及法理意义上的国界疆域，深刻影响民族主体性的形成。从传统华夷之辨到当代中西之争，始终关乎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中，摆脱唯西是从的认知惯性，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立场，已成为精神家园构筑的又一关键。
（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中西之辨
过去数百年间，伴随西方现代性的扩张，科学技术、制度模式与全球影响力构成其显性优势，西方文明被许多人视作现代文明的唯一范式和标准，甚至被称作历史的终结。唯西是从模糊了现代化的多元道路，也折射出深层的文化焦虑与主体失位。一些人误将西式现代化等同于现代化本身，从而陷入精神依附与文化自卑的精神状态。
这种唯西是从的文化姿态呈现出三种精神错位。首先，精神归属他者化，盲目效仿西方语言、礼仪、节庆与审美，导致本民族文化边缘化；其次，认知标准工具化，忽视了西方价值体系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局限，将其机械地移植为评判一切的标杆尺度；最后，主体意识虚无化，在外来价值面前否定自我、割裂传统，丧失内在精神的自信与肯定，陷入方向迷失的困境。
需要明确的是，“学习西方”与“唯西是从”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主体自觉基础上的借鉴与融通，是文明自觉的体现；后者是精神漂泊与主体缺失的结果。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中或西的选边，而在于谁来判断、以谁为主。精神家园的构筑应实现以民族为轴、以时代为场的文化超越，在比较中实现自我革新，而非在依附中丧失自我。
（二）以“第二个结合”破解中西对峙
破解唯西是从的精神危机，不能从唯西走向唯中，而是要超越中西对峙、二元对立的迷思。“第二个结合”不仅要实现中西汇通，更需要在文明互动中确立中国人自身的主体位置、价值坐标与话语立场。
“第二个结合”打破了“西化”与“中守”的二元桎梏，确立起一种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文化整合逻辑。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转换机制，其根本在于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经验为依据，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根基，将世界的先进思想文化资源进行吸收与转化。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言：“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6]学习他者，从来都不是盲从，而是在回应自身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主体性重塑。在近代救亡图存与当前现代化建设中，中国人始终都在人类文明中借鉴吸收优秀的精神文化资源。这表明，只有以问题为导向、以主体为前提，文化结合才能转化为精神家园构筑的内生动力。
“第二个结合”的意义，在于为精神家园的主体构筑确立起一个植根于民族、超越地方的文化坐标。它既坚守中华文化根脉，又具备开放包容的世界视野，使中国人在本国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参与世界表达和叙述，进而确立起主体姿态。
因此，“第二个结合”并非在中西之间求折中，而是以文明主体自觉为核心，重建民族精神的内在逻辑。它回答的不仅是“中”还是“西”的争论，更是“谁来构、为谁筑”的根本命题。精神家园是根植于中国人现实生活、历史经验与精神需要的共同体，既立足本土，又通向世界。
（三）在中国人的主体构筑中建设精神家园
在中西关系层面，结合即构筑的逻辑就体现为“为中国人构筑，由中国人来构筑”的精神主体实践。这既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一种文明创造，核心在于以中国人为对象、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确立精神家园的主体方向。
首先，中国人的主体构筑要实现中国人的自我表达。精神家园的构筑关乎中华民族如何在人类文明格局中表达自我、塑造形象。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中国人不能任由他者决定自身的命运。中国人不应仅作为世界叙述的观众，而应以讲述者的姿态参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共建。这种参与不是文化排他，而是基于自信的自我呈现。在全球多元互动中，只有具备主体意识与文化自信，才能实现平等对话与精神共创。
其次，中国人的主体构筑要回应更深层次的问题意识。现代化带来制度重构与价值解构的双重挑战，全球化引发身份漂移与意义缺失。精神家园应成为整合集体记忆、重建价值秩序的基石。“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13]，它既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根脉力量，也能实现制度与文化的现代转化，使精神资源转变为共同生活的重要力量。
再次，中国人的主体构筑必须形成开放包容的精神文化结构。故步自封不可行，但文化开放并不意味着文化依赖，对外学习不等于放弃自身价值。真正的开放必须建立在主体确立的基础上，只有具备文化自主性的民族，才能与他者平等对话、互鉴互通。“第二个结合”就是要在多元文明交流中确立自我，在世界叙事中实现中国表达。
因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必须从中国人自身出发，着眼中国特色[17]，立足中国经验，回应中国问题，将民族性的文化积淀转化为世界性的文明贡献。只有这样，这一精神家园才能行稳致远，既能在国内凝聚共识、强化认同，又能在国际上传播价值、贡献智慧。
四、体用之争与构筑文明人的精神家园
体用之争既承接古今之变、中西之辨，又是二者在更深层结构中的汇聚。无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抑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根本均指向“体用”之间的张力。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体用关系表现为“本与末、实体和功能、内在根据与外在显现等关系”[18]，体通常指涉真如、本体、道德理性、价值追求等内在精神维度；用则指向功效、技术、制度安排、经验实践等外在行为向度。体用结构映射出终极关怀与现实行动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提醒我们重新审视精神家园的本体意义，因为“人们为之奋斗始终的，正是承认自己和被承认为自己行动的主体”[19]。在现代社会加速变迁与工具理性膨胀的背景下，唯用是本蔓延，精神价值被功能化、碎片化，甚至空心化，实质是主体虚化与价值坐标的丧失。如何在明体达用中完成价值整合与精神安顿，成为破解中华民族精神主体缺位问题的又一重要向度。
（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体用之争
体用之争关涉一个民族文明秩序的根基与走向。当问题退化为“精神家园有什么用、能带来何种效益”时，便以“用”遮蔽了“体”的本原意义。一旦“用”脱离“体”，文化易沦为消费符号与情绪容器，被功利化、工具化，丧失安顿心灵、凝聚人心、涵养文明的能力。
在流量逻辑与技术理性的支配下，唯用是本的现象尤为突出。一方面文化生产围绕效率与变现展开，挤压思想深度与价值厚度；另一方面社会趋利，对于有用之事趋之若鹜，对无用之善、无用之美、无用之精神则常常冷漠以待，缺乏耐心与敬意，甚至被讥讽为空谈空想虚妄。其结果是，精神空间被工具化与消费化填满，现代人被异化为工具人，精神家园面临空心化、碎片化甚至野蛮化的风险。
在精神家园构筑中，体用之争直指何为文明人的本质问题。若以用为唯一尺度，文明人被简化为技术熟练、规则合规的机械执行者，而忽略其作为意义创造者、精神承载者的本质。文明人不只是仪式与规则的执行者，更应是精神家园的信仰者、建设者与塑造者。一旦体用分离或失衡，就会造成文明主体的精神裂解，文明人就会沦为被动适应社会节奏的工具人或野蛮人，而无法成为主动创造和构筑文化空间的精神人，精神家园也就失去生命活力。
（二）以“第二个结合”破解体用分离
“第二个结合”为化解体用分离提供了兼具哲理与实践的路径。作为文明构筑的主体，“结合”在精神价值与社会实践之间实现有机贯通，于体用不二的传统上实现当代表达与主体生成。
首先，“结合”强调以现代实践激活文化之体。中华文化一贯主张明体达用、道器合一，主张理念与实践的内在统一。精神是文化之体，正如贺麟所言：“精神乃是主体。文化乃是精神的产物，精神才是文化真正的体。精神才是真正的神明之舍，精神才是具众理而应万事的主体。”[20]这表明，精神之体必须由具备能动性与理性判断的主体来实践、展开、生成。精神家园的构筑，不能停留在抽象理念，要在明体达用中呈现其生命力。
其次，“结合”提供体用转化的制度化路径。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为依据，目的不是取消精神维度，而是强调精神在现实中的生成与落实。这一理论内核与中华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高度契合，使体的价值经由教育制度、公共政策、社会治理、文化供给等机制转化为用的结构性成果，实现从价值理念到制度安排、从精神资源到公共产品的系统性联动。
最后，“结合”表明构筑本身即体用兼备。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则是文化工作上的部署要求[21]。也就是说，精神家园要构筑起文明主体性，这种构筑既是价值理念的体现，也要具备实践机制的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内在一体，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公共节日与纪念活动的塑造，到历史记忆的共享、精神标识的共建，皆是在国家文化结构与公共精神生活中不断重构与激活体用关系，为文化主体性的现代转化提供持久支撑。
（三）在文明人的主体构筑中建设精神家园
在体用维度上，结合即构筑落实为“为文明人构筑，由文明人来构筑”。这里的文明人，既非守旧者，亦非纯粹的技术工具人，而是具备精神自觉、历史认知与文化能力的现代民族主体。一个文明的现代人、文明的中国人既理解文化之体所承载的历史深度与道德理想，也能将文化之用转化为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与个人成长的具体行动和实践能力。
由文明人参与的精神家园构筑，需要把价值理想转化为生活秩序。构筑不是空洞说教，也非与现实脱节的宣讲，更不是工具化设计，而是通过公共教育、公共服务、基层治理、城市空间与数字平台等多重路径，把文化理想沉淀为日常可感的行为规范、审美趣味与公共精神，使民族精神扎根日常经验，进而在体用互动中形成稳固的文化认同与文明秩序。
更为重要的是，文明人的主体性意味着防止局部主体取代整全主体。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能沦为少数人的精英叙事或某一民族、某一区域的单一叙事。必须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将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结合起来，“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22]。要顺应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就必须将各民族共享的精神追求纳入体，把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发展的实践纳入“用”，使家园成为全体人民的精神共同体。
尽管精神家园的构筑难以直接解决经济问题或物质问题，但回应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以及精神层面的终极关怀。体用之争从来不是抽象难题，而是关系每个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与文明未来的根本命题。其要义不在折中，而在于通过“第二个结合”的文化哲学与制度化路径，把价值之体生成为社会之用，以文明人为主体实现精神自立、灵魂安顿与面向未来的创新与创造。
五、结语
“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13]。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是一个破解精神文化领域“古今中西之争”的重要工程，究其实质，就是在古今之变、中西之辨、体用之争三重张力的交织中，回应精神主体的构筑问题。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看，精神家园的根本，在于主体的觉醒。家必有主、庙必有神，精神家园亦须回答“谁来构、为谁筑”的根本问题。唯有从精神主体出发，方能重建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否则，中华民族的精神主体就容易面临错位、模糊甚至缺位的风险。
因此，在结合中确立主体，在构筑中实现自我，才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新的历史起点。“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13]可见，精神家园不是一种先验的超越存在，也不是一种经验的自然生成，而是各族人民作为主体，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通过自觉的主体实践所创造的精神成果，也是文化主体性得以安顿的根本依托。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是要为现实中的中国人——既作为现代人，又作为文明人——确立精神定位、提供主体支撑。唯有实现三重向度的主体构筑，熔铸古今、会通中外、贯通体用，中华民族才能挺起精神脊梁，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才能巍然耸立起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求是，2024(3).
[2]胡海波.精神生活、精神家园及其信仰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14(1).
[3]周伟洲.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J].民族研究，2008(4).
[4]郝亚明.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J].广西民族研究，2009(1).
[5]朱永梅，陈金龙.以共同性引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5).
[6]马伟华.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解读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
[7]苏振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9).
[8]柳建文.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途径探析：一个比较的视角[J].贵州民族研究，2008(6).
[9]刘吉昌，金炳镐.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11).
[10]青觉.从政治凝聚到心灵认同：新时代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基于国家的分析视角[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11]马俊毅.国家建构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国话语的理论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12]徐欣顺.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代文明意蕴[J].民族研究，2024(6).
[1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4]姜术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工程学三个基本问题[J].民族学刊，2024(11).
[15]龙金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透视与认知拓展[J].贵州民族研究，2025(2).
[1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7]青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内涵新解[J].贵州民族研究，2024(6).
[18]杨国荣.体用之辩与古今中西之争[J].哲学研究，2014(2).
[19]Vanessa May. Connecting Self to Society：Belonging in a Changing World[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
[20]贺麟.贺麟选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
[22]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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