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城市的老街巷里，在农村的打谷场上，每逢传统节日，各族人民欢聚在一起，放歌起舞；春节到来，各族人民写春联、包饺子，红纸黑墨间洋溢着喜庆，呈现和交流着各自独特的过年习俗。润物于无声，日用而不觉，各民族在活态的“非遗”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互嵌，情感相依，亲如一家，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常生活化的生动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高悬于理论云端的抽象概念，不是书本课堂里的形而上学，而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形感物觉，充满泥土味，发散花草香。正是这种从草根里生长出的共同体意识，能够真正做到“地天通”“六合连”，成为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根。在当今时代，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国内社会也处于快速发展与深刻变革之中，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其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巩固与强化，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中国古老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思辨理路、德里达的“延异”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颇有相合之处，为我们思考“铸牢”之道提供了崭新视角。我们可以沿着这条思路，深入挖掘日常生活的丰富内涵，破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藏的“铸牢”密码，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扎根之处，发现实现其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这对于新时代的民族团结与文化传承而言，有着深远的意义，也正是该文着力探讨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遗；道；延异；踪迹
中国古人说“道可道，非常道”，遵循的是一个“无常”的思辨理路。德里达解构永恒在场的本原，要走一条超越肯定或者否定形而上学的第三条“非常道”。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需要走这样一条“非常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当前而具有时代性，但这个时代性中埋藏着过去的踪迹，从这个过去的踪迹中可以追溯更早的踪迹，而且这个现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给未来留下不断延续的踪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把握好这个踪迹系列，以“道可道，非常道”的日新精神，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在润物无声的过程中，持续书写新篇章，不断打开新局面。
一、理论脉络：“道”在“解构”中生发智慧
（一）“道可道，非常道”的深邃哲思
“道可道，非常道”[1]，《道德经》开篇的这句箴言，宛如一把打开秘境之门的钥匙，为我们敞开了领悟古老智慧的新天地。第一个“道”，是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超越人类感知与理解，它是天地万物生发、运行的根本动力与内在法则。第二个“道”，则是言说、表述之意。真正的“道”不可言说，“可以用语言描述清楚的道，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大道”[1]。
从自然现象来看，四季更迭、昼夜交替，看似平常却蕴含着无尽奥秘。春天，万物复苏，花草树木焕发生机，这是“道”在生命萌发阶段的体现；夏天，草木繁茂，生命绽放，展现着“道”的蓬勃力量；秋天，果实累累，金色灿灿，呈现生命的收获与沉淀，彰显“道”的成果；冬天，寒风凛冽，万物蛰伏，看似沉寂，实则为下一轮生命循环积蓄力量，是“道”的潜藏与孕育。这些变化并非偶然，而是遵循着某种内在规律，然而我们却难以用言语精准地描述这一规律，它时刻变化，不拘泥于固定模式，这正是“道可道，非常道”的生动例证。
在人类社会中，文化的传承与演变也遵循着类似的“道”。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各具特色，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交融，汇聚成共有精神家园的海洋。以中国传统节日为例，春节从最初的祭祀祈福活动，逐渐演变成如今集团圆、庆祝、传承文化于一体的盛大节日，其中蕴含着家庭观念、民俗传统、道德伦理等诸多元素，其内涵随着时代变迁不断丰富和深化，难以用简单的言语概括。文质代隔，不同辈分的人对春节的理解和体验都有所不同，春节在传承中变化，在变化中传承，体现着“道”的无常与恒常。
这种对“道”的理解，启示我们在追踪“铸牢”之道时，要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一种固定不变的概念，它如同“道”一样，在不同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我们不能用僵化的思维去定义它，而要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去理解和把握，尊重其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和发展，顺应时代潮流，不断丰富和深化其内涵。
（二）德里达的“延异”与“非常道”的共鸣
雅克·德里达，这位解构主义的领军人物，以其独特的思想对西方传统哲学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传统哲学追求永恒不变的本质、真理和意义，认为存在一个固定的形而上学“中心”，一切事物围绕这个形而上学“中心”展开，形成稳定的秩序。而德里达却大胆质疑这一观念，他提出的解构主义，旨在打破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强调事物的不确定性、相对性和开放性。在德里达的理论体系中，“延异”是一个核心概念。“延异”包含“差异”与“延缓”两层含义，它表明意义并非固定在某个符号或概念之中，而是在与其他意义的差异对比以及时间的延续中不断生成和变化。就像“正义”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文化、历史时期以及社会语境下，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在古代社会，正义可能侧重于等级秩序的维护；在现代社会，正义更多地与平等、公平、人权等观念相关联。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不断的差异和延异中演变，没有一个固定的、终极的定义。
这种解构主义思想与“道可道，非常道”存在相似之处，两者都突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反对将事物的本质固定化、绝对化。“道可道，非常道”强调“道”的不可言说和无常性，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则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性。在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时，解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延异、替补、踪迹，虽然是三个词，但其实说的是同一回事：都是对自身同一、永恒在场、自我封闭的形而上学的本原的解构，因此它们的含义也必须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指涉才能被更充分地理解，德里达往往更愿意用“延异”这一个词来统称这一解构策略[2]。
在德里达看来，不存在理念和自在之物之分，“本原”是无尽的延异，“就是本原和终点的最初的或最后的踪迹”[2]。“道”“走之”而行，“延异”不断指向差异的踪迹，“道”与“延异”都是无尽的过程，当前隐含过去，过去指向未来，守正创新日日新就是这个道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面临着传承和发展的挑战。从解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不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一成不变的传统，而应看到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延异”。例如传统戏曲，在现代社会中，通过与现代科技、艺术形式的融合，如利用多媒体技术丰富舞台表现、结合流行音乐元素创新唱腔等，其表演形式和内涵都发生了变化，吸引了更多年轻观众，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种变化并非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在新的语境下对其意义的重新诠释和拓展，如同“道”在变化中保持其本质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变化中传承和发展着其核心价值。
在追踪“铸牢”之道的过程中，解构主义提醒我们要尊重多元文化的差异，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差异互补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我们不能以单一的标准去衡量和塑造它，而应包容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促进文化的多元共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丰富多样的文化土壤中茁壮成长。
二、非遗：“铸牢”之道的文化载体
（一）时代与历史交织的非遗印记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繁星般闪耀，它们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时代的记录者。每一项非遗都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文化密码，同时又与悠久的历史紧密相连，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纽带。
北京时间2024年12月5日，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通过评审，决定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其中，列入代表作名录39项，列入急需保护名录项目4项，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1项[3]。其中含多个少数民族族别遗产项目，如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格萨（斯）尔史诗传统、侗族大歌、玛纳斯、中国蒙古族呼麦、热贡艺术、藏戏、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等；多民族共享遗产项目，如端午节、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中国剪纸、花儿、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此外，《急需保护名录》中属族别遗产项目的有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麦西热甫和赫哲族伊玛堪等。这些数字表明，在遗产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非遗进入国家知识体系和叙事体系中，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贡献了“中国色彩”[4]。
以蒙古族长调民歌（蒙古族乌日汀哆）为例，它是2005年11月由中国和蒙古国联合申报，成功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作为承载着北方游牧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的传统音乐形式，蒙古族长调民歌因其悠扬、辽阔、深沉、粗犷、豪迈的多元音乐形态，呈现出游牧民族的生产劳动、情感表达以及审美旨趣的多维表征[5]。它是蒙古族音乐中具有代表性和普及性的一种音乐形式。目前有昭乌达长调民歌、乌珠穆沁长调、苏尼特长调、扎鲁特长调、察哈尔民歌、科尔沁长调、乌拉特民歌、布里亚特民歌、土尔扈特民歌、杭哈民歌、准格尔民歌、扎赉特民歌等20多个风格，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全境，并影响了其他地区和国家。
蒙古族长调民歌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延续至今，并形成了很多风格流派。除了日常生活以外，在各类活动——如那达慕、祭敖包、婚宴、寿宴、逢年过节等民俗活动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随着时代变迁，长调民歌也在不断演变和发展。内蒙古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和多种传承方式。如组建了内蒙古长调艺术交流研究会、乌珠穆沁长调协会、阿拉善民歌协会、扎鲁特长调民歌协会、乌拉特民歌民俗协会等30多个非政府组织，对长调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内蒙古各地区每年举办长调民歌比赛、展演和研讨会；在民间通常以线上的方式传播和学习蒙古族长调民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作为负责全区非遗保护工作的单位，近几年开展了一系列大型活动。如与蒙古国合作开展了蒙古族长调民歌调研；开展了《千校计划》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全区多所高等院校和中小学进行了长调民歌教学和展演；举办了《聆听天籁之音·守护精神家园》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蒙古族长调民歌、蒙古族呼麦专场展演和学术研讨会。这些工作对进一步推进长调民歌、呼麦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此外，每年组织完成《云游非遗》线上平台宣传内容，在各大官网、微信平台、服务平台等进行宣传；出版《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宝音德力格尔长调演唱技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巴德玛长调演唱技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莫德格长调演唱技法》等成果；从2016年至今，对70岁及以上蒙古族长调民歌国家级传承人进行了抢救记录；在内蒙古自治区各地方建立了长调民歌传承基地和传承驿站；长调民歌传承人和研究者出版发行了多部专著和作品。蒙古族长调民歌从过去的口耳相传，逐渐发展为舞台表演、研究成果、多媒体传播等方式，成为展示蒙古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为振兴中华传统文化、丰富世界文化多样性做出了贡献。
再看剪纸艺术，它起源于民间，最初是人们为了满足日常生活中的装饰需求而创造的。在过去，剪纸常常出现在春节、婚礼等喜庆场合，人们用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剪出各种寓意吉祥的图案，如龙凤呈祥、连年有余、福字等，贴在门窗上，增添节日的喜庆氛围。这些剪纸作品不仅具有装饰性，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
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项目《和林格尔剪纸》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林格尔剪纸的形成与发展深受当地文化流脉的影响，作为“北派”剪纸的典型代表，在剪纸的造型、创作手法以及应用场景等方面，受到山西剪纸的影响。在山西剪纸的基础上，历经多年的发展与积淀，逐渐形成了具有当地独特气息的剪纸文化[6]。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运用他们喜爱的剪纸形式反映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理想情感的抒发。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了牛、马、羊、兔、骆驼、猪、鸡、鹅等艺术图案。还有象征团结和长寿的盘肠纹、祈盼风调雨顺的连年有鱼（余），鹿鹤同春；生命轮回的万字图门贺，象征吉祥的云纹哈木尔；有寓意四季如意，表达男女爱情和自由的双鸟、金鱼、扣碗、莲花、蝴蝶、喜上梅（眉）梢等；有对人类生命繁衍赞美的石榴、葡萄、西瓜、蛇、鹰抓兔、龙凤、蛇盘兔等；有佑护家人平安的老虎、狮子、公鸡。也有些内容反映了人们自由自在放牧和农耕场景，如《蒙人进城》《牧羊图》等，还有些剪纸的图案具有原始民族图腾、远古神话变异的神秘莫测的含义，如在《鹿还阳》作品中，反映了在该区域积淀传承了数千年的北方游猎民族（如鲜卑、蒙古）鹿图腾的古老文化遗存。在《龙戏鱼》作品中，则反映了该区域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古老遗存，揭示了“子孙繁昌，长乐未央”的生命转化、生生不息的本原生命哲学观。和林格尔剪纸还展现了近现代走西口的文化交融史，晋、陕等地区汉族人民移民此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流、融合，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孕育了和林格尔民间剪纸艺术的丰富艺术内涵。根据和林格尔剪纸学会多年普查，和林格尔剪纸有大批传承人，其中张花女的《龙戏鱼》《鸡蟾仰蛇》和段建珺的《鹿还阳》《生命树》等作品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林格尔剪纸艺术不断创新发展，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应用到了更广泛的领域，如服装设计、书籍装帧、文创产品开发等。
这些非遗项目的时代性与历史踪迹紧密相连，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传承和发展，每一次的演变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把握好非遗的这一特性，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了解非遗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感受到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共同创造和传承文化的伟大历程，从而增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创新转化，让非遗焕新
在时代的浪潮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其传承与发展的关键路径。许多非遗项目积极与现代社会接轨，结合时代需求和科技手段，实现了华丽转身，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力量。
乌拉特刺绣，是蒙古族刺绣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拉特刺绣由一帮“能工巧匠”进行家族式传承，发展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这期间游牧经济的发展、宗教信仰的影响、满族文化的融合及不断迁移所改变的民俗因素，造就了乌拉特刺绣历史久远、形式多样、内涵深刻的民间刺绣特点[7]。乌拉特刺绣是一项集手工、绘画、刺染等工艺为一体的非遗项目，主要分布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中、后旗和包头市部分地区。乌拉特刺绣分为绣花、贴花和综合类三种类型，也是三种风格各异但又相互关联的刺绣种类。绣花主要体现在牧民日常用品中，如：鼻烟壶褡裢、针线包、银碗袋、耳套、绣花坎肩、绣花胸针、绣花发卡、绣花发带等。这些日常用品的刺绣图案以莲花图为主，是一种祈盼吉祥、象征美好圣洁的形象依托。除此之外，还有荷花、牡丹花、蝴蝶、山水、树枝、各种动物图案等。这些图案源于乌拉特蒙古族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贴花主要是在一些毡具上贴图案，综合类是二者的融合运用。
在现代社会，乌拉特刺绣积极探索创新发展之路。乌拉特刺绣传承人娜仁高娃的刺绣作品，在保留传统技艺精髓的基础上，应用场景、文化元素、材质以及传统手工艺融合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创新。在应用场景方面，传统乌拉特刺绣常见于绣花坎肩、针线包、银碗袋、毡具、耳套等日常用品，主要满足百姓的生活与文化需求。娜仁高娃创新推出了刺绣胸针、耳环、项链、手环、戒指等饰品，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的书签、车载香水装饰、包包挂饰等，这些产品适用于更多社交场合，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个性化需求。比如，以秦汉时期琵琶与蒙古扁桃为创作元素的刺绣胸针饰品，无论是搭配现代时装还是传统蒙古族服饰，均能彰显佩戴者的文化品位和独特气质，拓宽了乌拉特刺绣的应用领域。在文化元素融合方面，传统乌拉特刺绣图案多以花鸟鱼兽为主，蕴含着蒙古族人民对吉祥如意的美好祈愿。现在的作品在保留这些传统元素的同时，融入了其他民族文化元素和现代设计理念。如将蒙古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元素相结合，展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些作品融入现代流行的简约、大气、时尚风格，使其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观念。比如以高度概括和夸张的表现方式展示自然界花草元素神韵的设计，既传承了乌拉特刺绣的传统风格，又具有现代艺术性。在材质融合方面，以往乌拉特刺绣常用绸缎等传统面料，在娜仁高娃的作品中，除了运用传统材质外，还大胆引入了玛瑙玉石、皮革、黄铜、银饰等材质。将刺绣与皮革结合，使用金属线等增加了作品的耐用性与质感；与银饰、黄铜搭配，增添了古朴典雅的气质；和玛瑙玉石融合，提升了作品的奢华感与艺术价值。如把精美的刺绣与黄铜复古镜相结合，不仅体现了高超的传统手工艺，还富有深刻文化内涵。在传统手工艺融合方面，乌拉特刺绣原本遵循“梳针方法”，使用纯手工捻制绣线。现在的作品在保留这一独特技艺的基础上，融合了其他民族传统刺绣技法，如在绣制双石榴果时，运用乌拉特刺绣的梳子绣和套针绣等传统绣法，同时花芯部分采用苗绣轴绣，使作品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艺术效果。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乌拉特刺绣的表现形式，也促进了各民族传统手工艺之间的交流与发展。通过这些创新举措，乌拉特刺绣不仅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还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再举创新发展的内蒙古地区非遗项目为例。2015年，国家开始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内蒙古自治区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从2016年实施以来，目前有13所区内外高校参与，先后举办了100余期研修班、培训班，培训5000余名学员，延伸覆盖1万余人次。其中内蒙古师范大学2019年被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部认定为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参与院校。到2025为止，已举办多期研修班。2020—2021年举办了“蒙古象棋木雕技艺”“马具制作技艺”“好来宝”研修班；2022年举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蒙古族刺绣”研修班、“剪纸”培训班；2023年举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弓箭制作技艺”项目；2024年举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北疆服饰、乌力格尔2个项目研修班。培训班、研修班学员来自全区各盟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从业者、专家学者，培训内容包括理论授课、实际操作、参观学习、经验交流和汇报展演等5大板块，聘请知名专家教授及自治区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授课，帮助学员提升理论水平，不断丰富传承内涵，全面记录并保存实物，并将这些珍贵资料转化为学术研究成果和教学资源。这一系列培训为内蒙古非遗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此外，还充分利用“新媒体+非遗”的传播模式，促进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多种新媒体平台传递中国声音，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了力量。
这些非遗项目的创新转化，不仅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现代社会中得以传承和发展，更让人们在接触和体验非遗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使非遗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文化载体。
三、生活实践：“铸牢”之道的日常践行
（一）生活中的文化传承点滴
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里，文化传承如涓涓细流，默默滋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文化传承的第一课堂。在许多家庭中，长辈们会在春节期间郑重地拿出族谱，向晚辈们讲述家族的迁徙故事、先辈们的奋斗历程，让家族文化的火种代代相传。那些泛黄的族谱、质朴的言语，承载着家族的记忆，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使年轻一代深刻感受到自己与家族与民族的紧密联系。
学校，是知识的殿堂，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不少学校将传统文化课程融入日常教学，开设书法、国画、传统音乐等兴趣班。在书法课堂上，学生们一笔一画临摹着古人的字帖，感受着汉字的独特韵味和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一笔一画间，不仅是书写技巧的练习，更是对中华文化的敬畏与传承。一些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历史遗迹，让他们亲身触摸历史，感受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底蕴。当学生们站在古老的城墙下，聆听着讲解员讲述过去的故事，历史仿佛在眼前鲜活起来，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在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共同空间，同样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每到传统节日，社区里便热闹非凡。端午节时，社区组织包粽子比赛，居民们围坐在一起，互相学习包粽子的技巧，分享着各自家乡的端午习俗。小小的粽子，包裹着糯米的香甜，更凝聚着邻里之间的情谊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在这些社区活动中，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居民欢聚一堂，共同参与、共同体验，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欢声笑语中深入人心。
（二）潜移默化的文化教育力量
在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媒体、文艺作品以及科技手段成为文化教育的有力武器，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
媒体，犹如一张无形的大网，覆盖着社会的各个角落。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平台通过丰富多样的节目形式，传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一些电视台推出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以生动有趣的方式解读经典诗词、讲述历史故事，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这些节目不仅提高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更激发了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认同。又如，各大媒体在重要节日和纪念日，会推出专题报道，宣传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和伟大的民族精神，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
文艺作品，是文化的瑰宝，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一部优秀的电影、一首动人的歌曲、一本精彩的书籍，都能成为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桥梁。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通过七个不同的故事，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普通百姓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感人瞬间，激发了观众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歌曲《爱我中华》，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唱出了各民族兄弟姐妹团结一心、热爱祖国的心声，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之作。这些文艺作品以艺术的形式触动人们的心灵，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情感的共鸣中得以升华。
科技手段的飞速发展，为文化教育开辟了新的天地。互联网、移动终端等现代科技设备，让文化教育变得触手可及。各种文化教育类APP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欣赏艺术作品。在线博物馆、虚拟展览等数字化平台，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人们能够足不出户，领略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例如，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线上展览，通过高清图片和3D建模技术，将故宫的珍贵文物和建筑细节全方位展示给观众，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灿烂。这些科技手段的应用，使文化教育更加便捷、高效，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传播开来。
（三）多元交融，凝心聚力建设共同体
在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尊重包容其他文化，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成为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所在。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在日常生活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随处可见。在一些民族聚居地区，汉族与各民族居民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习俗和文化，共同举办传统节日活动，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例如，在新疆，汉族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共同生活，他们在饮食文化上相互影响，汉族人学会了制作馕、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各民族同胞也喜爱上了饺子、面条等汉族传统食物。这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更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
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中华文化也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元素走向世界，如中国的传统武术、京剧、剪纸等艺术形式，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这些文化元素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也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中华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主体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和创新。以佛教文化为例，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的发展与融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渗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多元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也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如和平、正义、善良等。正是这些共同的价值追求，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共同构建起和谐包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案例剖析：“铸牢”之道的现实样本
（一）传统手工艺的重生之路
马鬃绕线堆绣唐卡制作技艺是阿拉善左旗的一种宗教艺术品，是藏传佛教造型艺术的主要形式。马鬃绕线堆绣唐卡是以马的鬃毛为芯，缠绕以黄、红、蓝、绿等各色丝线，缝于画面边缘进行装饰的堆绣唐卡。马鬃绕线堆绣唐卡在材质、工艺、内涵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8]。选用马鬃绕线的方法制作，使得制作出来的佛像更具立体感。马鬃绕线堆绣唐卡制作技艺分为平剪堆绣和立体堆绣两种，其工序有图案设计、剪裁、堆贴、绣制、个别图案部分上色等。然而，在现代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下，马鬃绕线堆绣唐卡制作技艺面临着严峻的传承困境。一方面，马鬃绕线堆绣唐卡制作工艺复杂，学习周期长，年轻人不愿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在制作过程中不许艺人留名，加上唐卡在用途上的局限性，寺庙里的喇嘛又多因为没有扎实的绘画功底而放弃了学习的念头。另一方面，参与手工制作的技艺及相关的文化传统也因为追求效益而简化或淡化而导致有能力承担并独立完成唐卡制作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面对这一困境，马鬃绕线堆绣唐卡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格日勒积极探索创新突破之路。她到蒙古国和我国西藏、青海等地的藏传佛教寺院及普陀山、五台山、九华山等汉传佛教寺院考察、交流后把马鬃绕线工艺技艺和堆绣工艺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马鬃绕线制作的工艺技术水平，丰富其内容。她退休之后，专心扑在了马鬃绕线堆绣唐卡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上，建立了工作室。
如今，马鬃绕线堆绣唐卡不仅在国内市场上重新焕发生机，还走出国门，远销海外。2024年度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案例中，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金钢马鬃绕线丝绣有限公司申报的“蒙古族唐卡（马鬃绕线堆绣唐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就业、带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成功入选。2015年格日勒成立了阿拉善左旗金钢马鬃绕线丝绣有限公司，2022年该公司被认定为自治区级非遗工坊，拥有唐卡非遗博物馆、培训基地，是集展示、销售、制作、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场所。该公司通过设立传习所、工作室，为当地农牧民提供学习传统手工技艺的机会。截至目前，累计培训800余人次，灵活就业100多人，平均年增收2万余元。马鬃绕线堆绣唐卡非遗博物馆还馆藏红色文化唐卡、华夏文化唐卡等300余幅作品，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8万余人次，极大地丰富了阿拉善地区旅游业发展，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马鬃绕线堆绣唐卡技艺的重生，让人们深刻感受到了传统手工艺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生命力，增强了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二）传统节日的现代演绎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情感寄托。2024年12月，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申遗成功，“对增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9]。春节寄托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人伦情感，体现了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
线上拜年和智能红包成为春节新习俗。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通过社交媒体、视频通话等方式，实现了远程祝福和问候。无论身在何处，人们都能在春节期间与亲朋好友“面对面”交流，传递新春的祝福。智能红包的兴起也为春节增添了现代色彩，通过智能手机应用，亲朋好友之间可以便捷地发送红包，既保留了传统红包的寓意，又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求。这种新颖的拜年方式和红包形式，让春节的氛围更加浓厚，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春节期间的文化创意产品和旅游也成为新的亮点。各类以春节为主题的手工艺品、春联、年画等文化创意产品层出不穷，不仅丰富了节日氛围，也传承了传统文化。同时，春节旅游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人们利用春节假期，参观名胜古迹、体验民俗风情，为传统节日注入新的活力。一家人在春节期间前往历史文化名城，游览古老的街巷，感受传统文化的韵味，或者到民俗村体验传统的春节习俗，参与舞龙舞狮、包饺子等活动，让春节过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这些创新的庆祝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春节的内涵。线上拜年和智能红包让春节的社交更加便捷和多样化，打破了时空限制，让亲情和友情在虚拟空间中得以延续和升华。文化创意产品和春节旅游则为人们提供了更多了解和体验传统文化的途径，让人们在享受节日快乐的同时，也能深入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这些创新的春节庆祝活动中，人们的归属感和共同体意识得到了显著增强。线上拜年让身处异地的人们感受到家乡的温暖和亲人的关怀，智能红包则成为亲朋好友之间情感交流的纽带，让人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情谊。文化创意产品和春节旅游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共同参与春节庆祝活动的过程中，人们感受到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无论地域、年龄、职业如何，都因春节这一传统节日而紧密相连，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总结与展望：持续追寻“铸牢”之光
在生活的广袤天地里，我们对“铸牢”之道的探索从未停歇，且收获颇丰。从理论基石的奠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珍贵载体的传承与创新；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文化传承，到多元文化融合中的共同体意识构建，每一个环节都紧密相连，共同编织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网络。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于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通过文化传承、教育熏陶以及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得以不断强化和发展。
展望未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征程依然任重道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持续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创新文化传承的方式和途径，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家庭、学校和社区应进一步发挥各自的作用，形成文化传承的合力。家庭要注重家风建设，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念融入日常生活，通过言传身教，让子女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学校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社区要积极组织各类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让居民在参与中增进对不同民族文化的了解和尊重，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文化教育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拓展文化教育的广度和深度。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可以开发更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教育产品，如虚拟博物馆、在线文化课程、文化创意游戏等，让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地学习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要加强媒体和文艺作品在文化教育中的作用，创作更多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感染力的作品，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
在多元文化融合的道路上，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积极的行动，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要在尊重和保护各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鼓励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要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努力、不断探索。让我们以“道可道，非常道”的日新精神为指引，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播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让它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持续书写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崭新篇章。
参考文献：
[1]老子.道德经[M].北京：中华书局，2021：1、3.
[2]朱刚.本原与延异——德里达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283、289.
[3]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EB/OL][2025-10-20].https：//www.inchina.cn/chinadirectory.html.
[4]巴莫曲布嫫.申遗与履约：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年进程看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J].民俗研究，2023(6).
[5]都贵玛.蒙古族长调民歌的钢琴伴奏实践及经验启示[J].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25(1).
[6]王斯雨，门小勇.和林格尔剪纸文化特性分析[J].艺术与设计（理论），2021(8).
[7]陶海巍.蒙古族乌拉特刺绣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5.
[8]赵志红.论马鬃绕线堆绣唐卡的保护与创新[J].大理大学学报，2021(9).
[9]周永穗，朱雨博.“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N].中国文化报，2024-12-05(1).
（责任编辑：陆刚）
初审：王紫瑶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