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教育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自身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自主”是“自”与“主”的统一，“自”为前提性根基，含知识体系底色、立场与使命；“主”则循“自”而生，是具有主体性的方向、主动性的行为和主张性的成果，二者的主谓关系演化出“由自而主”的建构逻辑。深入“自”的结构，其底色是知识体系的底层逻辑，而民族性因其所内蕴的中华民族最深层文化基因与价值共识，回答着知识体系的根本问题以及中国教育学的核心问题，是对底色具有最大通约性的表征。然而，民族性又具象显化于中华文明之中。因此，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以中华文明之民族性意涵为底色，同时还要以其创新建构而丰富中华文明成果，这样，方可立本土理论于自主而育时代新人，破话语依附于自立而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民族性；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华文明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1]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锚定时代坐标。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的战略任务；[2]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这不仅阐明了构建“三大体系”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更为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概念”潜藏着前提假设、思维方式，[4]对自主知识体系进行概念解构是建构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的前提基础。当前已有研究中，学者或从理论逻辑、实践路径等维度，[5]探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规律、[6]生成逻辑，[7]或从历史演进、[8]中外对比视角探究西方话语影响及本土突围策略，抑或从研究者、[9]数字时代[10]等语境探究体系建构的新命题与新方向。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逻辑、影响因素以及行动路径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若要充分彰显“中国自主”，还需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确自主知识体系中“自主”的本质内涵、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以及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内核。
一、自主知识体系的本体阐释与建构逻辑
自主知识体系根在“自主”，理清“自主”这一核心要义的概念边界与内在结构，才能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方法论基石。
（一）自：自主知识体系的底色、立场与使命
“自”的本义与“自我认同”密切相关。古代，人们以手指鼻指代自身，故“自”引申为自己、自身，暗含着任何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与知识建构，都需以“自我”为起点。在自主知识体系中，这种“自我”起点通过底色、立场和使命实现整体表达。
最初，“自”通过区分“我”与“非我”形成对主体性的确认，而这种确认正使得“自”中“底色”这一核心要素得以存在。底色是自主知识体系始终保持的主体性根基与逻辑原点，缺乏底色的知识建构，既不能有效解释本土实践中的特殊矛盾，也无法回应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进一步说，底色回答自主知识体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根本问题，解答中国教育学“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的核心问题，划定着知识体系的主体性边界，避免知识体系会在他者话语的冲刷下模糊自身轮廓。
立场是主体基于本土历史文化、制度特征与实践需求形成的认知视角和价值准则。“自”以“自我”为认知起点，其立场作为精神生产的产物，根源于物质生产实践。[11]这意味着知识体系与社会发展共生，而“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制度、发展阶段以及文化独特性的本质彰显，正是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实践语境，[12]决定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立场必须是中国特色的。我国制度（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新，从关注人民中展现着“中国特色”立场，[13]为知识体系提供了独特的研究对象。中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这一具有独特性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生态文明建设”等本土议题，西方知识体系难以充分解释，需要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回应。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在传承中华文明这一具有文化独特性的语境中展开的，诞生于当代中国实践并超越传统中华文明，[14]在彰显“中国特色”的过程中为知识体系提供着独特的立场坐标。
使命是特定主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动力，是“自”区别于他者的对“自我延续与发展”这一价值实现的追求。知识体系是文明的理论载体，文明的发展需要知识体系的支撑，[15]这使得传承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文明自然成为当代中国知识体系建构的使命。[16]中华文明的本质旨在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又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理论形态。而这一思想理论形态的建构，离不开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系统的话语表达。
（二）主：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主动性以及所承载的主张
“主”的本义与核心、主导相关。主，“灯中火主也”[17]，灯中之火是照明的核心，故“主”引申为核心、主导者，后进一步衍生出主动、主导之意。[18]这种从物理核心到行为主导的语义演进，暗含着“实践始于主导”的逻辑，即任何有目的的实践活动，都需以主动行为为途径过程，以明确主张为行为的成果。
“主体性”方向是指知识体系构建过程面对“个体—家庭—国家”等多层面主体时遵循的根本价值准则。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体与家、国、天下视为有机整体，这种“家国同构”并非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包容天下主义。[19]当代语境下，“家”指向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如家庭伦理、社会治理知识），“国”聚焦民族复兴，[20]“天下”呼应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传统价值与当代民族复兴需求，彰显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家国天下的“主体性”方向，既要解决中国家庭的现实难题、指向国家的核心愿景，也要将中国知识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
“主动性”行为是知识体系对建构目标、路径及价值指向的自觉选择与主动塑造。这一行为的理论内核彰显于“内圣外王”之中，“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21]，《庄子·天下》将“内圣”与“外王”视为统一的实践逻辑。[22]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内圣”转化为知识体系的理性建构，体现对知识深度与系统性的主动追求；“外王”转化为知识体系的积极进取，彰显知识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回应社会需求的主动意识。二者相互支撑、循环递进，共同构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主动性”行为的完整逻辑闭环。[23]
自主知识体系的最终呈现是基于“自”的价值底蕴所形成的具有“主张性”的理论成果。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果始终坚守“和而不同”，在当代转化为体系完整、张弛有度的特质。“张”体现为主动吸收不同来源的有益成分，而“弛”则体现为对自身主体性的坚守，避免因吸纳多元而迷失本土立场。例如，噶玛寺的汉藏融合建筑风格[24]、关公—格萨尔信仰的交融等，[25]都是民族文化层面守特质而融整体的体现；徐光启译《几何原本》时以传统算学实用性融合西方公理体系，[26]敦煌壁画用西域凹凸法却保中原线描韵律，[27]均是知识层面纳多元而守根本的典范。
（三）由“自”而“主”：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逻辑
建构逻辑源于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其彼此间的关系，“自”“主”合成一词，呈主谓结构，内蕴由“自”而“主”的运行机理，延伸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使“自”成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性根基，形成着主体性的方向、主动性的行为和主张性的成果。在学科建构中，由“自”而“主”旨在先明确学科的身份认同（自），再推进学科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主）。没有身份认同，学科会陷入依附性困境；没有实践创新，学科身份认同会沦为空泛的口号。在传承、建设中华文明的语境下，这一逻辑也是学科发展服务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先明确文明建设对学科的需求（“自”的使命），再推进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主”的实践），才能让学科在服务文明建设中实现自身价值与持续发展。
同时，这一逻辑也是学科发展实现原创性创新的关键路径，只有先从“自”的底色、立场与使命中汲取创新源泉，才能通过“主”的实践实现理论突破。“自”为创新提供了独特素材，“主”为创新提供了转化机制，将独特素材转化为理论成果，并通过实践检验其有效性，从而实现“素材—理论—实践”的闭环创新。可见，由“自”而“主”既符合学科建构的一般规律，也契合文明建设的特殊需求，更能推动学科发展过程的原创性创新。只有遵循这一逻辑，才能避免知识体系建构陷入盲目性或依附性的困境，真正实现自主与创新的统一。
二、民族性：自主知识体系底色的最大通约性表征
自主知识体系的本体内涵以及建构逻辑，决定了“自”在整个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且只有深度把握其内在结构中的决定性因素—底色，知识体系才能够准确突出“中国自主”。
（一）民族性的本质属性
米勒(Miller， D.)认为，民族性应该包含信念共同体、历史共同体、积极共同体、地域共同体以及文化共同体。[2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29]清晰阐释出我国民族性的根源。我国的民族性肇始于中华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进程中，古代各民族通过疆域开拓多元一体的空间实体，借由《史记》华夷共祖的历史书写构建共同记忆，让民族性初显包容统一的精神内核；[30]近代全民族在救亡图存特别是抗日战争等反帝斗争中休戚与共，将共御外侮的集体行动转化为中华民族命运一体的价值认同，为民族性增添了团结抗争的精神特质；当代各民族共同投身国家建设、“一带一路”实践，又赋予民族性开放创新、天下情怀的时代内涵。这些实践既体现了米勒意义上的民族性，更将我国民族性沉淀为贯通古今的深层共识。可见，我国的民族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长期共同奋斗中凝聚的集体精神特质，以各民族共创共享的中华文化为纽带，以“五个共同”铸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既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底色”（见图1)。
图1 “民族性—自—主—教育学知识体系”关系示意图
任何知识体系都需与民族品格、民族特性的价值逻辑相契合。[31]民族性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知识体系的建构全过程，决定“自”的内容，规定“主”的方向。我国的民族性贯通历史与现实，承载先秦诸子等古代文明基因，也包含近代各民族共同抗争、共同体建设的现实经验，形成跨越时空的文化通约性；统合知识生产与价值立场，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从何而来”的历史源头，也规定“为谁服务”的使命方向，避免底色因多元要素冲突而陷入碎片化，成为支撑知识体系主体性的最大通约性特质。从文化基因传承到价值立场锚定表明，民族性具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深层文化基因与价值共识的最大通约性的本质属性，是自主知识体系之“底色”最具包容性与凝聚力的本质体现。
（二）民族性的价值阐释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强调：“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32]，暗示着任何精神标识，都必然与其当下的知识系统深度契合。民族性正是聚焦中国实际与本土实践的深层探索，为适配未来发展需求提供清晰方向与坚实支撑。
1.铺就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底色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决定其建构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族性始终为其发展需求提供清晰方向。唯物史观揭示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形态决定知识形态这一规律，由此也界定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身份（我是谁）。我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赓续中华文明的现代知识体系，[33]是在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提炼总结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科学体系，[34]是源于自身文明基因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基因是中华民族共同形成的基因，是民族性的真实写照，明确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天然承载中华文明特质、呼应中华民族实践需求、彰显民族精神内核的独特知识逻辑”这一身份定位。
“我从哪里来”是知识体系的源头所在的问题。中国知识体系在建构中始终遵循自身深厚的思想、实践、历史、现实、文化和逻辑基础。[35]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6]，揭示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结晶，是在民族实践沃土中生长、在文明传承脉络中延续的民族性知识生命体。
“我要到哪里去”是知识体系的发展方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列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明确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37]可见，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使命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破解国家治理难题、推动文化传承创新、探索共同富裕等时代课题提供原创性理论支撑，同时以开放姿态参与人类文明对话，为解决全球发展困境贡献中国智慧。[38]
2.铸就中国教育学的精神魂脉
民族性在元理论内核层面动态回应着中国教育学的根本问题（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我国明确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核心培养目标，为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随着“两个大局”的深度演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39]列为核心目标，以应对复杂内外环境下的民族发展需求。尽管育人目标随时代背景迭代，但始终以“中华民族发展”为根本着力点。
教育不仅要满足个体发展需求，更要为实现共同富裕、破解民族地区发展难题提供人才支撑，这是对“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40]教育方针的理论诠释。这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教育学“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始终围绕服务民族与国家展开。改革开放时期，教育培养具备专业素养、适应时代变革的建设者，助力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经济腾飞。当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41]“国之大计即民族之大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无疑是保障民族生存、推动民族发展、助力民族复兴的基础性奠基工程。”[42]将教育目标与国家、民族绑定在一起。
“怎样培养人”旨在探索如何将育人目标转化为具体实践。从生活即教育到文化浸润，从劳动教育到“五育融合”，民族性指引教育方式方法的方向—在遵循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以及“知情意行”的认知规律前提下，通过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民族实践需求、融合时代技术手段的育人路径实现育人目标。这种方法论坚守着经世致用的传统，在开放包容中不断丰富内涵，成为中国教育自主发展道路的鲜明标识。当下，面对人工智能浪潮，有学者从教育政策出发强调平衡技术赋能与人文引领，[41]这种“技术为体、文化为魂”的实践逻辑，正是民族性为现代教育方式方法划定的价值边界。
三、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审思
“自”“主”的内涵、“由自而主”的建构逻辑以及民族性的底色属性，决定着中国教育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应从民族性出发。民族性是民族文化特质与精神内核的抽象标识，唯有对其进行具象化理解，才能全面深入落实建构工作。
（一）中华文明是民族性的具象表征
中华文明是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文明形态，[43]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基因与价值共识，并在时代发展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象表征着民族性。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见证民族性的一脉相承。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的文字传承、先秦子学到当代学术的文脉延续，更具象为核心特质的代代相传。[44]先秦“民为邦本”理念延伸至当代民生工程，让文明延续成为日常中无处不在的民族印记，维系着民族的身份认同与精神传承。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明“大一统”理念与多元一体格局，在当代转化为强大凝聚力。各民族携手参与西部大开发、守护共同的文化遗产，在重大灾害面前众志成城，生动践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核心价值，让“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人心，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45]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永葆民族性的活力，彰显守正不守旧的进取品格。[46]“数字非遗”让传统戏曲突破时空限制触达年轻群体，故宫文创将古典美学融入日常用品，榫卯工艺与现代建筑技术结合打造新型民居。[47]这些实践让民族性从静态历史符号，变为随时代生长、焕发新生的动态特质。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呈现着民族性的开放胸怀，延续“海纳百川”的包容品格。当代中国吸纳国际先进公共服务经验、数字技术等优化民生实践，民族舞与芭蕾技巧结合创作出兼具特色与国际审美的作品。
这种“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实践，是民族性在开放中承担“为人类谋大同”的历史使命的真实写照。[48]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彰显着民族性的精神旨归，“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理念具象化为民族的处世之道。从丝绸之路的商贸互通到“一带一路”的互利共赢，中华民族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基因融入民族血脉，成为区别于他者的鲜明特质。
（二）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取向
民族性的底色铺陈与中华文明的表征承载所形成的内在关联，使得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与发展始终与中华文明深度交织。未来，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以中华文明之民族性意涵为价值底色，以知识体系创新丰富中华文明成果。
1.以中华文明之民族性意涵为价值底色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着两大核心考验：一是如何吸收人类教育文明成果而不陷入“以西解中”的话语依附，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49]二是如何让知识体系精准回应国家发展对育人的时代诉求，避免理论与实践的悬浮脱节。[50]
中华文明中的“和而不同”，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如何保持文化主体性筑起抵御话语依附的防护堤，引导教育学者跳出全盘接纳或全盘拒斥的二元思维。以语文课堂为例，教师可以设计“经典诵读+角色扮演”融合环节，先引导学生通过诵读体悟文本韵律与思想内涵，再让学生以角色扮演的形式还原作者的志向表达，教师则根据不同学生的理解深度与表现特点进行个性化点拨，既实现建构主义倡导的主动学习，又延续因材施教的传统智慧，最终将外来理论转化为具有中国文化底色的教育学知识。[51]这种转化在吸收外来成果时始终锚定中华民族的教育传统与实践需求，为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守住文化边界。
针对“如何回应时代育人诉求”的命题，中华文明创新性中的“创新驱动”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开辟对接国家发展需求的突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对科技自立自强、创新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要求教育学知识体系必须向能力培育、创新赋能方向突破。学界需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深度对接国家产业升级与科技发展需求，形成具有落地性的理论框架。[52]在高校“新工科”建设中，通过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参与芯片设计、新能源开发等实际课题；依托“校企联合”，让学生接触行业前沿技术，将课堂知识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49]
2.以知识体系创新丰富中华文明成果
中华文明建设的核心使命，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文明赓续。[53]这一使命直接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设定了“为谁培养人”的培养趋势：即为夯实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培养生力军（为建设中华文明培养人）。中华文明要突破西方话语垄断、构建自主精神坐标，不能仅依赖经济或科技的单一发展，更需要在知识体系创新中培育理解文明内涵、践行文明价值、传播文明理念的“文明建设者群体”。
基于为建设中华文明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目标便自然从文明的具体需求中衍生。中华文明的发展，关乎延续五千年文化根脉避免文化断代、突破科技发展瓶颈实现科技向善，以及在全球文明对话中发出中国声音避免话语失语。这使得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培育文化传承与创新兼具的文明继承者、科技素养与人文精神共生的文明建设者以及本土根基与全球视野兼备的文明传播者，引导继承者、建设者以及传播者既能理解本土教育逻辑，又能以国际视野讲清文明内涵。
“怎样培养人”贯通于中华文明的标识底蕴，通过构建“三大体系”落地见效。中华文明彰显着中国自主的本土话语，话语体系的构建需以中华文明为核心标识，构建具有文明辨识度的教育话语，守住主体性；文明的发展追求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54]学科体系的构建需打破学科割裂，实现“五育融合”，确保培养路径与文明“系统推进”的逻辑一致，加强系统性；中华文明始终遵循理论源于实践、服务实践，学术体系需以中国教育真问题为起点，如从“教育公平”等实践中提炼育人机制，聚焦实践性，确保学术知识能直接服务于文明建设者的培养。
四、余论
由“自”而“主”的建构逻辑，为各学科实现特色发展提供了建构取向的指引，亦为中国教育学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的知识框架提供了思维路径。民族性是自主知识体系底色，像阳光、空气、水一样不可须臾分离，但是它也像阳光、空气、水一样不容易让我们感受到它的重要性。在“十五五”规划推进之际，“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等目标，[55]不仅是中华文明建设的关键抓手，更清晰勾勒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未来蓝图，让教育发展与国家战略、文明发展深度绑定。当下，我们还需进一步明确自主知识体系之“自”的民族性时代内涵，探索其“主”所体现的主体性的方向、主动性的行为和主张性的成果，让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扎根民族文化土壤，回应全球发展难题，如此方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中，依托本土理论培育时代新人，凭借自立打破话语依附，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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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沙丽娜）
初审：高 婵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