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全球化与文明互鉴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文化叙事体系，已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战略选择。当前，我国在这一叙事实践中仍面临国际传播“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西方污名化叙事策略的持续干扰以及自身系统性传播能力不足等现实困境。本文基于文化叙事理论视角，系统阐释了以“多元一体”理念为核心，坚持正确历史观与文化自信、辩证把握叙事主客体关系的核心叙事原则。从叙事主体、叙事内容与叙事媒介三个维度，提出“多维协同—全域深耕—融合创新”的立体化实践路径。研究表明，通过整合官方机构、教育组织与社会公众的多元协同叙事机制，发掘服饰演变、苗绣复兴、茶文化传播等物质载体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并积极推进影视、社交媒体等融合媒介与教育传播体系深度结合，可有效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本研究创新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嵌入对外文化叙事体系，为全球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范式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文化叙事；国际话语权；叙事范式
在全球化与文明互鉴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文化叙事体系，已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好中华民族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这一论述不仅是对国际传播格局“西强我弱”现状的精准回应，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2]的战略部署，为推动文化叙事实践、讲好中国多民族国家故事指明了方向。文化叙事作为一种“通过故事建构意义网络”[3]的文化实践，具有形塑国家形象、传递意识形态、培育价值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重要功能，[4]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表达。
一、研究缘起及文献述评
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文化叙事以“多元一体”为核心理念，旨在通过系统化、立体化的文化表达，向世界呈现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共享文明的现实图景。其创新性在于超越传统“民族国家”叙事框架，致力于构建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范式。在本研究中，这一创新范式的建构，根植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精神纽带—实践载体”的辩证关系中：中华文化为共同体提供价值认同与历史记忆；而共同体则推动中华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种相互建构的关系，既构成了对外文化叙事的深层逻辑，也为叙事内容的选取与表达确立了基本准则。当前，学界围绕该议题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路径已展开多维度探索，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历史资源转化与符号媒介创新。学者强调应通过符号转译，将“多元一体”的历史根基转化为可感知的叙事载体，以此建构面向文化认同与全球对话的话语体系。李然指出，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文化线路是跨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凝聚历程的有力实证；敦煌莫高窟作为体现中华文化多元交融特质的载体，通过数字化活化，成功将静态历史遗产转化为承载“中华民族共有记忆”的生动叙事。[5]杨玢、苏泽宇聚焦符号生产路径，认为构建中华文化符号体系需确立核心象征（如“龙”“长城”象征国家精神）并包容多元表达（如“敦煌舞”“黄河”体现地域文化共性）。[6]罗兰进一步强调技术革新的作用，如敦煌VR“丝路穿越”体验馆通过智能算法构建沉浸式场景，赋予静态遗产动态交互能力，以增强文化表达的媒介属性和国际共鸣。[7]
二是双向传播促进价值共鸣。研究者关注如何通过情感化、生活化叙事实现从单向输出到共同建构的转变。张劲松、曾城皓认为，微观日常生活叙事具有较强的情感穿透力，如阿克苏“民族团结车”、浙江援疆“一棵树”等故事，以人情味解构宏大话语，通过个体命运生动展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进程。[8]杨鹍飞、张璐进一步分析指出，该类叙事实践遵循“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的框架，核心是以文化共情消解意识形态对抗，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基础上，有效呼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9]
三是理论积淀与话语建构。学界致力于夯实文化自信根基，并通过话语权建构推动国际表达体系的创新转化。叶子鹏、杨曼曼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10]杨洋主张构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为核心概念的学理范式。[11]胡正荣提出应以中国传统“和合”哲学阐释民族政策与实践，超越西方“民族主义”的理论预设。[12]孙绍勇、杨文琪则强调须运用中国话语清晰阐释“多元”如何凝练为“一体”、“传统”如何滋养“现代”的辩证关系，方能在国际舆论场实现从“他者想象”到“自主表达”的范式突破。[13]
尽管上述成果丰硕，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仍存在深化空间：理论深度与受众视角不足，对“符号转译”“双向传播”等核心概念多停留在功能描述层面，缺乏理论剖析与对国际受众接受习惯的探讨；国际比较视野欠缺，较少将“他者叙事”作为参照系，难以充分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独特价值与跨文明共通性；教育维度缺失，尤其缺乏从教育学、教育传播学视角，探讨叙事如何系统承载和传递共同体意识的教育目标，使得叙事实践在实现深层次价值认同和意识培育方面存在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的空白。
基于此，本文从文化叙事角度提出一个整合性的叙事原则与策略框架，重点推动叙事主体多元拓展、叙事内容系统深化与叙事媒介融合性创新；尤其关键的是，探索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理念、内容与方法，有机融入对外文化叙事体系的设计与实施，以提升叙事的系统性、说服力与教育实效。从而为全球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一种超越西方民族国家范式的叙事理念与实践方案，助力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
二、战略需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文化叙事的现实逻辑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实践，逐步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也为全球多民族国家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同时也应看到，我国民族理论政策在国际上的声音较小，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情况，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格局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这要求我们须以时不我待的忧患意识，进一步加强民族理论政策和中华文化的研究与输出，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国际感召力，增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
（一）应对话语挑战：解构西方污名化叙事与历史虚无主义
伴随中国快速发展，西方反华势力凭借科技媒介的比较优势和学术话语的霸权，不断打压、抹黑中国发展，持续在民族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其手段主要体现为两方面：其一，20世纪以来，日本及西方学界相继炮制“内亚史观”“新清史观”“征服王朝论”等错误史观，刻意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渔猎、草原、海洋文化等割裂对立，为肢解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生造理论依据；其二，进入21世纪后，部分受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的西方学者，罔顾中国各民族数千年历史变迁与文化发展的客观事实，对“民族识别”工作展开根本性误读。[14]
从批判话语分析（CDA）视角①审视，这种污名化策略呈现出“词汇选择—框架建构—意识形态植入”三位一体的运作逻辑：先通过制造“内亚”“征服王朝”等概念标签完成词汇操控，然后构建“农耕—游牧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最终植入“中国历史断裂论”的意识形态，服务于西方“文明冲突论”的预设命题，以削弱中国文化的国际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误读尤其体现在对回族及西南瑶族、苗族、壮族等少数民族的认知上———这些民族被歪曲为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统治而“人为创造”的产物。[14]此类“他者叙事”本质上是用中国案例验证西方预设命题，既曲解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涵，也漠视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历史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15]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国际政治文化博弈的深层逻辑：若不能有效阐释自身，就必然被他者阐释；若不主动表达自我，就必然被他者定义。相较于亨廷顿的“多文明冲突范式”[16]，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采用费孝通“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对话主义路径解构历史虚无主义。从唯物史观角度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阐明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主干—枝叶”的辩证关系，建构客观立体的中华文化对外叙事体系，已成为破除西方话语困局的关键路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交融的文化气象。
（二）塑造多元一体形象：消解刻板印象与文明冲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部分西方国家基于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考量，持续渲染“中国威胁论”。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中国亟须向世界阐释弘扬和平发展、维护公平正义、崇尚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坚持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的坚定立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民族和睦，形成了“多民族一家亲”的优良传统。因此，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文化叙事，充分展示我国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命运与共的整体和民为邦本、天人合一、自强不息的核心价值，对于增进国际社会理解、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而言，文化叙事能够深入官方外交难以触及的领域，潜移默化地柔化固有刻板印象。这不仅能直观展示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及其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成果，更能通过阐释党和国家关于少数民族的相关政策法规，讲述各民族平等互助、繁荣发展的生动故事，向国际社会证明：既然中国境内不同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的各民族能和谐共处，那么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的全人类同样可以和谐共生。这清晰地表明，中国的崛起建立在对各国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交往、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其民族政策映射在外交层面即体现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坚持避免文明冲突、寻求文化对话、求同存异的行为准则。这种文化叙事有助于消解部分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崛起的负面认知和忧虑，推动国际社会从捕风捉影的怀疑转向有据可考的认同，深刻理解中国崛起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是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与世界进步大势。
（三）赋能文化强国建设：提升全球文化竞争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以民族复兴梦想的名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中，成为全体中华儿女文化认同的显性时代话语。[17]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中华文化振兴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又为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重要环节。
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过卓越贡献。然而到了近代，伴随着国力衰弱，中华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国际影响力显著下降。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发展，文化建设取得全面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工作成效显著，但规模和影响力与中国国际地位仍旧不匹配。相较于欧美文化的强势输出，中华文化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不擅长讲故事”仍旧是制约中国提升软实力和价值体系国际影响力的短板。而当今世界各国的国力比拼，除了传统的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文化愈来愈成为一国精神凝聚力和创新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各国在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中，往往是润物于无声，运巨变于无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18]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成就，持续丰富文化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和民族故事，传播正能量，阐释中国的情怀与担当，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议题设置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着力点。
三、叙事原则：历史观、文化自信与主客体辩证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叙事与普遍意义上的“讲文化故事”有本质区别。从中华传统文化角度对外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坚定文化自信和辩证对待叙事主客体的叙事原则。这关系到能否对千百年来各族人民推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行恰切的叙述，关系到国际社会如何定义中华民族的重大问题
（一）融入历史观民族观：夯实叙事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19]这一重要论述为文化叙事提供了根本遵循。
首先，以“五个共同”与“四个与共”构建文化叙事的理论基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中华文化，共同培育民族精神”的“五个共同”理念，与“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理论框架。这些理论创新不仅凸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明确了文化叙事的核心指向———客观公正地看待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明确现实国家的历史过往和发展历程，尊重历史即承认当今中国是从历史中国发展而来。
其次，以问题导向应对现实挑战。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散布质疑中华民族历史、否定新疆西藏与中国关系、歪曲党的民族政策等错误言论，试图混淆视听。对此，文化叙事需超越“就事论事”的语言窠臼：既要依靠翔实史料、客观文本，从五千年文明史中提取素材，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陈述事实；更要紧扣叙事的根本目的———通过讲述中华文明的璀璨品格、多元文化融通故事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强调“多元一体”的传统，传递“和而不同”的价值观，最终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与传播力。
最后，以“多元一体”理念塑造立体民族形象。习近平总书记用“石榴与石榴籽”的生动比喻，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本质属性。这一民族观要求文化叙事既要展现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更要强调交融性：从中华民族整体视角出发，以真实、立体、全面的民族故事，呈现内在的文化多样性与共同体结构的统一性；同时需避免陷入“国家情怀”与“少数民族气质”的二元对立，而是传递多元文化共生、历史记忆共融、各族人民共进的真实图景，为全球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二）坚定文化自信：彰显共同体底蕴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传播特点的民族外宣话语体系，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需以文化自信为根本导向。文化自信是民族叙事的灵魂。失去文化自信，就会陷入“失语”困境，就只能依附他者的话语体系与叙事框架。究其根源，文化自信一方面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自豪地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成就并给予高度评价：“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是如此强大、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20]数千年来，各族先民共同缔造的灿烂文明与厚重文化传统，经当代实践激活而迸发出新的时代活力，是中国人民拥有文化自信的底气。文化自信也源自良好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良好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反映并体现一个国家文化发展蒸蒸日上的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文化政策为文化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振聋发聩，更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方向指引。文化自信还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工作实践。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党带领各族人民积极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文化自信注入现实生命力。
遵循文化自信原则讲好中华民族故事需把握几个核心维度。一方面要追溯历史脉络，系统阐释自上古时期起，华夏与周边民族共同构成历史舞台的主体，各民族交流互动与融合发展的具体故事；阐释浸润于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一家”思想和大一统传统，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根基，揭示西方“民族国家”范式和民族自决理念不适合中国国情，阐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成功实践。必须明确的是，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基本政治制度。它有效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了民族地区发展，是符合中国国情、得到实践充分检验的正确道路。另一方面需坚持实事求是的叙事原则。叙事表达避免自吹自夸，在目标展示上切莫急功近利，立足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关切，既要呈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同时也要客观揭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唯有真实的中国故事，才能增强叙事吸引力与公信力，避免国际负面解读。尤为关键的是，需突出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基础作用，通过其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纽带功能，为文化叙事建构坚实统一的价值内核。这种活态的文化传承实践，既是共同体底气的来源，也是对外传播中凝聚共识、抵御风险的关键支撑。
概言之，对外讲好中华民族故事的文化自信，是立足五千年文明沃土与新时代实践的双重自信。它既根植于历史纵深，又生长于现实创新，最终指向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三）辩证调适主客体：提升叙事效能
“善启迪人心者，当因其所明而渐通之，毋强开其所闭。”叙事是叙事主体与客体共同建构的意义生成过程，讲故事由说者和听者配合完成，需要双方建构一个“会意空间”，达成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实现价值共鸣。因此叙事既要考虑表达内容，也要兼顾叙事客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时空特点，顾及对方能接受什么，不能过分强调本我而忽视对象的理解与共鸣。
从叙事主体来看，中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核心讲述者。充分发挥叙事的主体性，在全球化语境中体现文化叙事的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是叙事的核心，也是目标和归宿。因此不能为了迎合叙事客体需求而摒弃本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21]面对西方反华势力蓄意制造涉疆涉藏等议题，反复编造谎言，篡改或解构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行径，我们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着力提高文化叙事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用事实说话，驳斥谬论、澄清事实，义正词严地向国际社会讲清讲好中国的新疆故事和西藏故事，破除“陷阱”打破“怪圈”。例如用左宗棠抬棺入疆的故事表明“大一统”思想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愿景，体现古代统治者长期秉承淡化族裔色彩、重视治理绩效的行政制度，奉行以积极态度解决边塞事务、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地位的治国理念。历史实践证明，任何企图分裂中国的行径，搞颠覆政权的一套，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能成功。同时，叙事主体（包括教育主体）需提升跨文化教育传播的素养与能力，既要深谙中国历史文化与民族政策的内涵精髓，也要熟悉国际传播规律与受众文化心理，能够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易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信息失真或误解。
从叙事客体来讲，国外公众大多缺乏主动且长期获取中国民族政策信息的渠道和耐心，且受众群体的教育背景与学习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叙事策略需建构分层设计框架：针对文化背景差异显著或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受众，宜采用互动性、沉浸式的叙事形式，例如动漫、交互游戏、短视频等，以具象化故事为载体，在情感共鸣中传递核心价值；面向学术研究者或教育传播主体，则需提供学理性、体系化的叙事内容，如专题研究报告、学术研讨会等，以满足其深度认知与专业阐释需求。这种基于受众特征的分层叙事框架，能够有效跨越认知壁垒，提升文化叙事的穿透力与接受度，实现从“被动接收”到“主动理解”的传播转化，增强传播实效。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便是典型案例：作为藏文化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宝藏，它以口承史诗形式流传于青藏高原，反映当地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展现自元朝以来青藏与中原的紧密联系，歌颂藏汉等多民族间的团结友谊。因其跨越民族边界和语言障碍，《格萨尔》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多种语言蜚声海外，成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窗口。这种通过隽永民族故事表达各民族融通发展的方式极具借鉴意义———重视情感交流本就是中华文化的卓越特色，而差异化的叙事设计则能让这种特色更有效地触达不同受众。
四、实践进路：多维协同的叙事体系构建
对外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一定要处理好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的问题，涉及叙事主体、叙事内容与叙事策略等要素，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叙事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是叙事效果的决定性因素。
（一）叙事主体多维化
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交相激荡的历史交汇期，地缘政治格局加速演进，国际舆论和科技、文化竞争日趋激烈，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文化叙事深受国际政治“西强东弱”、人文环境认知差异及传播媒介迭代等因素影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需要前瞻性地整合拓展多维叙事主体，建构官方与民间叙事协同互补的立体化、复合型、动态化传播矩阵。
官方文化叙事主体（如国家机构、地方政府、主流媒体、公益社团）凭借政治资源整合能力与公信力优势，将民族特色文化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在外交层面讲好中华民族故事。例如，中央民族歌舞团在日本大阪举办“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专场演出，以民族音乐为文化载体实现中国声音的国际传播；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赴欧洲、非洲、亚洲多国开展文化交流，推动马头琴、呼麦等非遗艺术的世界传播。除官方主体外，教育领域在对外叙事中扮演着日益关键的角色。民族高等院校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哨阵地和理论高地，通过整合民族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资源，建构多元交叉学科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体系，形成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等话语创新机制，能够为讲真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提供理论基础和学理支撑。不仅如此，高校及研究机构正积极将研究成果转化为面向国际受众的教育资源，如开发在线课程（MOOC）、教材读本，组织国际研讨会与学者访学，进行深度学术交流。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理解中国”系列国际暑期学校便专门开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专题”，吸引了众多海外学子的关注。教育型主体的作用还可进一步向下延伸，如鼓励中小学及教师开展国际学校交流项目，组织学生通过绘画、书信、视频等生动形式，讲述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进行“童心叙事”。云南民族中学与东南亚国家学校共建的“民族风情云课堂”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实践。此外，像孔子学院、华文教育机构这样的教育类社会组织，也系统性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融入日常的汉语教学和文化活动中，例如开发《中华文化中的民族交融故事》等教学辅助资源，使文化叙事与语言学习、文化体验紧密结合，润物无声地传递共同体理念。作为“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的社会公众，对沧海桑田洪流巨变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是感触深切，大众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生产者，也是讲述故事的最佳人选。不同于国家机构和官方媒体主导的宏大叙事，网络时代去政治化的个人叙事，更能触及受众内心的柔软情绪，能够规避西方在意识形态以及制度差异方面对中国文化叙事持有的质疑、隔膜甚或抵制，从而从海外媒体的意识形态滤镜中突围。
（二）叙事内容系统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21]对外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叙事内容的学术建构与规范表达是核心支撑。
从服饰流变看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构建“物质文化—社会变迁—文明交融”的叙事框架，讲好中华民族“三交”的文化故事。服装鞋帽首饰配饰作为日常物质文化载体，兼具实用功能与符号意义，其既有隔热御寒、美化装饰的物理属性，又承载着历史文化记忆的象征功能。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打破传统观念，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赵国的军事实力因此大幅提升。裤装形制作为军事改革的重要成果，逐渐从军事领域渗透至民间日常穿着，被广泛接受。从“上衣下裳”到“上衣下裤”，这是我国各民族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的真实写照。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秦扫六合实现大一统后，实施了书同文、行同伦和匡饬异俗的文化措施，开启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随着中原与边疆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原人穿的“裳”也传到了边疆，出现了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的生动景象。作为文化形式的一种，服饰文化贯穿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远历史。这种历史记忆正在转化为教育实践，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开发“行走的服饰史”研学课程，组织学生考察辽代古墓壁画中的服饰特征，对比现代蒙古族、达斡尔族传统服饰，通过实物观察与文献研读，有效深化了学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知。
从苗绣的传承发展看乡村振兴，构建“历史传承—产业发展—教育赋能”的叙事框架，讲好民族地区的发展故事。苗绣是中国苗族独特的刺绣文化，历史悠久，广泛分布于贵州、湖南、湖北、海南、广西等地的苗族聚居区。在我国古代史书及地方志中，早就有关于苗族妇女刺绣织锦的记载。一代代苗家妇女以针为笔、以线为墨、以布为纸，用刺绣的方式体现着少数民族别具风格的审美情趣，记录着历史和文化信息，创造了“穿在身上的史书”。进入新时代，苗绣产业在苗族地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大放异彩。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赴贵州考察调研，在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扶贫车间，他鼓励乡亲们发挥智慧和力量，把苗绣技艺传承下去，用产业拉动经济促进就业，赋能乡村振兴。[22]总书记为包括苗绣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点赞”，让各族群众备受鼓舞。各族群众携手努力，苗绣已经发展成为知名优势产业。这一进程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支撑。贵州民族大学开设了“非遗传承人研修班”，对300余名绣娘进行现代设计培训。更令人感动的是“西藏班”学生的参与———来自西藏日喀则的藏族学生索朗卓玛，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期间，将藏族氆氇编织技艺与苗绣结合，创作出《雪域苗岭》系列作品。苗绣故事应该成为讲述现代成就如何呈现“中国模式”创造性成果的民族故事，更是展现教育赋能文化传承的生动教材。
从茶文化看中华文明特性，构建“文化源流—交流路径—文明互鉴”的叙事框架，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球中国开放故事。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西南茶马古道以云南、四川的产茶地为起点，一路向西通往拉萨、日喀则等青藏高原腹地，使中国人民同南亚人民的友谊成功跨越喜马拉雅，使青藏高原成为中外交流的枢纽和亚洲内陆的文化高地。西北茶马互市则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当今的俄罗斯及欧洲各国，它在“一带”与“一路”之间架起海陆交汇的桥梁，为古代中国对外交流开拓了新路径。茶文化与茶马古道的历史，对我们今天讲述中华文明包容性、连续性的突出特征，对外讲好中国以全球化为诉求，围绕共建“一带一路”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开放包容故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叙事媒介融合化
叙事离不开媒介。媒介叙事作为跨越多种平台的叙事方式，能通过电影、电视剧、游戏、漫画等多元形式丰富故事表达，增强吸引力与感染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国际传播的斗争形势，牢牢把握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23]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当下，对外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需要构建平台媒体与专业媒体、机构媒体深度融合的传播体系，实现数据资源、算法资源、技术资源与优质内容的有效对接。[24]
作为核心叙事媒介，电影与社交平台在文化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中扮演重要角色。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1936年在美国上映的《天伦》通过家庭四代人的孝道故事，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传递至西方。新时代以来，2023年在海外上映的《小马鞭》，以“马背文化”的微观叙事与儿童视角，展现了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蔚为壮观的自然地理资源，增强了海外观众对中华文化传承的理解与接纳。2025年春节档（数据截至2025年2月），魔幻神话电影《哪吒2》口碑爆棚，再续辉煌。自2月份在北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上映以来，获得海外观众盛赞。影片聚焦的亲情、友情以及爱与团结的力量等，既是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语言，其精准捕捉到了对外文化叙事的核心神韵。
除国产电影的文化叙事创新值得关注外，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社交平台不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而逐渐成为一种跨文化的互动媒介。数字叙事增强了国家战略实施者讲民族故事的综合能力。线上用户通过社交媒体主动分享的方式，搭建了一座跨越文化差异和传播隔阂的情感桥梁。2024年底，TikTok用户迁移事件时，舞蹈短片《龟兹》以艺术形式呈现西域文化的神秘瑰丽，迅速成为被置顶推荐的作品，引发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广泛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媒介融合策略需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合。在教育实践中，可依托融合媒介搭建沉浸式学习场景：例如将《哪吒》《龟兹》等文化IP纳入课程体系，通过书刊、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多元载体，将中国梦的叙事框架、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内核转化为生动的教学素材，引导学生从文化认同走向国家认同。此外，应鼓励师生通过社交媒体开展国际交流，组织青少年通过数字文学创作、绘画、短视频等多种形式讲述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让共同体意识教育在跨文化对话中自然生长。媒介融合不仅是技术手段的升级，更是文化叙事与教育实践的双向赋能。通过挖掘更多像《哪吒》《龟兹》这样的文化IP，结合教育场景创新传播方式，既能打破文化隔阂、增进国际理解，又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媒介支撑与教育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文化叙事是文明解释权建构与话语体系创新的双重实践，其本质在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叙事范式，建构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文明型治理方案。这一实践需要扎根“多元一体”的理论根基，通过服饰流变、苗绣传承、茶马古道等物质文化载体，全景式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同时依托媒介融合与教育赋能的双向互动机制，将《哪吒》《龟兹》等文化IP转化为跨文化传播的载体，最终形成“历史资源转化—符号媒介创新—双向传播共鸣”的三维叙事体系。从全球治理维度审视，该实践不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辟了国际表达路径，更通过破除“文明冲突论”的西方预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了“和合共生”的中国智慧。未来该领域研究需建构“他者叙事”比较机制，完善教育维度与叙事策略的融合范式，方能在全球文化竞争中赢得更大话语主动权，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想图景。
注释：
①CDA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融合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罗杰·福勒在《语言与控制》（1979年）中首次提出“批判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奠定了CDA理论的基础。诺曼·费尔克劳夫在《语言与权力》（1989年）中系统提出CDA理论，并提出著名的三维分析模型（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成为CDA的经典框架。批判话语分析理论的核心命题即：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反映并塑造社会权力结构；批判性分析的目标是解构话语中的霸权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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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李雪昆.机遇+形式=好故事[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04-24(2).
（责任编辑：谭忠秀）
初审：蒋秋圃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