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并重塑着人类活动空间的形态，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域由空间数字化到数字空间化的现实转向，并呈现为物理空间由“静态封闭”向“动态开放”的数字空间转变；精神空间由“中心主导型”向“多元异质型”转变；交往空间由“平面线性”向“立体网络”转变。同时，基于“数字空间+情感空间+社会空间”的三维坐标体系，共同体数字空间呈现出聚合与离散、深层与浅层、交往与认同等相伴而生，且相互抵牾的双重面向。为此，要通过加强数字空间知识生产，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强化历史与文化的深层认同，夯实共同体数字情感空间；坚持疏堵结合与协同共治，优化共同体数字空间治理；重构共享与信任的联结纽带，密织共同体数字交往空间等优化进路，打造虚实与共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新空间。
关键词：数字时代；数字空间；空间转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数字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间转向何以必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多民族国家建设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话语和实践路向，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离不开空间这一关键性要素的考察。马克思主义认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1]空间不仅是人类生命寄居的寓所，构成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基础和依托，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场域，持续形塑共同体的内在结构并深刻影响着共同体成员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特质。胡安·诺格在《民族主义与领土》一文中指出：民族是被“‘位置’在空间里，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的共同体”[2]，正是辽阔、美丽、富饶的中华大地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3]，提供了丰沃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和对外开放的包容性[4]，亦催生出义利相交、尚和合、重秩序等独特文化心理。
当前，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元概念，学界展开了大量论述。典型的如本体论[5]、关系论[6]、结构论[7]等。然而，对上述元概念阐释及其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研究中，似乎对空间特别是日益生活化的数字空间这一关键要素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理论界针对当时的理论研究只注重时间维度的构建，忽视空间的重要性和对等性，并陷入有意无意的“空间漠视”和“空间健忘”的状态[8]，为改变“时间优先于空间”的研究传统，把空间从依附于时间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于是，出现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研究。亨利·列斐伏尔、米歇尔·福柯等“空间转向”理论的主要代表，通过“把空间置于本体范畴展开理论研究，使空间从物理地理的范畴转变为社会批判的本体，并在元哲学的本体论意义上获得与时间同等的地位。”[9]因为空间不仅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也成为“具有生产性”的变革力量，“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10]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ChatGPT、Sora等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加速步入数字时代。持续更新迭代的数字技术日益深度嵌入人类日常生活世界，数字与空间的深度耦合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场域发生了由空间数字化到数字空间化的现实转向[11]。这一转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身主体、实践场域、载体路径、作用机理等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颠覆性变革。空间不仅是单纯的物质存在，也成为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变量”。
人是时空性的存在，意识总在一定的时空坐标下展开并得以生成发展。在时空交织、高度压缩的数字时代，时间通过历史叙事和文化叙事的方式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与实践，如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叙事书写、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的整理挖掘，中华文明叙事以及“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阐发等，使得时间要素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境中得以延展并焕发出新的意义。然而，与之相对的是，尽管“液态社会”“流动的社会”“网络空间”等不断受到民族学的关注，并作为分析族际关系、阐释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视角。然而，更多是建立在物理空间基础上的延伸和映射，作为独立的、映射现实、虚拟现实并且超越现实的数字空间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数字时代，空间转向问题已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研究议题。我们需要主动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命题纳入数字空间转向的崭新视野，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研究，这既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时代之需，也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理论之要。
二、数字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间转向如何呈现
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与物质空间的交互耦合赋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样态和新动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理空间呈现“静态封闭”向“动态开放”的数字空间转变，精神空间呈现由“中心主导型”向“多元异质型”转变，交往空间呈现由“平面线性”向“立体网络”转变，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重空间的演化与变革。
（一）物理空间由“静态封闭”向“动态开放”的数字空间转变
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认为：“信息革命的加速推进正在催生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网络社会，这一社会样态将通过重构时空来生成无时间性的时间和流动的空间这一新的时空类型，即数字空间。”[12]伴随全球化与数字化发展趋势，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元宇宙、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数字信息技术纷至沓来，掀起了一场数字革命，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依存的物理空间正在经历着由“静态封闭”向“动态开放”的数字空间转变的深刻变革。
其一，个体劳动由物理劳动转向数字劳动。数字空间以消弭物质社会地缘与族群界限的公共性基调，重置了各民族物理空间的生产要素，创设了各族人民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新场域，促进个体由固定场所的依附性劳动转向普遍联系性的数字劳动。数字时代以前，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主要依托物理空间的活动载体展开，而新兴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传统的社会劳动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引导着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逐渐步入数字空间的快车道，促进了个体自由时间和活动空间的延伸，以及生理和精神边界的拓展，使得星罗棋布的多民族空间日渐弥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空间。从劳动的组织形式看，数字化生产方式以数字平台为基础，将传统的产业活动进行整合与重塑，把原本分散的经济活动聚合到统一的平台上来，实现生产、销售、金融、物流等各个环节的数字化重组和管控，这种数字联结把从事不同生产活动的个体作为同一生产链上的其中一环，并以自由的数字劳动方式实现自我价值的再造与共同体价值的增值，打破了传统上明确的地域界限和相对固定且封闭的存在状态，实现了空间的立体开放与延伸拓展。
其二，公民身份由物理身份转向数字身份。数字技术革新正在推动人的身份和地位获得全面发展，以及数字公民的诞生，数字空间为人类开辟了另一个实践公民身份的场域。传统的公民身份通常作为一种凝聚力将个体团结在所属的国家或团体，因此受到时空、地域等物理条件的限制。而数字公民是公民在数字空间中实现权利与履行义务的身份象征。基于数字化活动提供的离散信息源和线上互动环境的“去中心化”空间，公民突破了物理空间与实体在场的场域束缚，跨越了阶层差异、地位高低、身份属性等现实壁垒，在动态开放的数字空间平等地享有更多主体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和实现共有身份认同[13]。一方面，不同的民族个体均能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统一身份转化为数字公民，在数字空间牢固地凝合起“共同在场”的交往场景，营造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实践场域；另一方面，数字时代，跨国、跨区域流动成为常态，人类进入变动不居的“加速时代”，在提供前所未有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数字鸿沟扩大、文化冲突加剧、共同体式微等诸多挑战。
（二）精神空间由“中心主导型”向“多元异质型”转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核心精神力量，在传统媒介环境中，其精神空间总体呈现出“中心主导型”的特质，即信息传播主要由政府、权威机构、主流媒体等中心主体掌控，信息传播的内容与方式较为单一化。然而，数字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主体和内容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促使这一精神空间日渐由“中心主导型”向“多元异质型”转变。
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主体由集体化转向原子化。话语主体是话语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传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主体主要有党中央、各级各类地方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大中小学校、官方主流媒体等，以恢宏昂扬的话语叙事风格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走向，通常呈现出鲜明的“科层制”纵向组织架构特征，即“国家—单位—个人”的自上而下单向度传递话语信息的“集体化”政治样态[14]。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话语传播层级结构，促使每个用户都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评论者，信息不再依赖于特定的中心节点进行传播，个体可以直接与其他个体进行话语交流和互动。各民族成员可以借助数字社交平台相对自由地表达对民族关系、民族文化融合等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形成了“去中心化”的多元话语场域和“原子化”的独立话语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传播注入了更多独特性与个体性的元素。除了现实的话语主体外，人机协作的复合型虚拟话语主体也日益成为话语原料的生产者，比如，我国新闻界运用新闻机器人写作新闻报道，人民日报的“小融”、腾讯的“梦幻写手”、新华社的“快笔小新”、今日头条的“张小明”等，具有明显的传播优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内容与方式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传统环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内容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等方面，多借助于书本、报纸、电视、广播、宣传栏等传统媒介，信息的传递相对单一化。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壁垒，降低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成本，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趋多元化的传播素材和渠道创造了更为广阔的数字空间。除传统的历史文化领域以外，数字空间帮助人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来自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具象的现实景象。比如，通过展示民族地区翻天覆地变化的崭新面貌，使各族民众共同见证“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团结气象和奋斗精神。同时，多元数字平台的崛起不仅拓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路径，还显著提升了传播的速度与效率。据QuestMobile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3月，中国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已达到12.32亿，同比增长超2000万，微信、支付宝、百度、抖音平台流量分别达到9.45亿、6.48亿、3.89亿、2.32亿，形成了强大的“流量池”效应[15]。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以其简洁、快速、生动的特质展示各民族成员的生活故事、民俗风情、价值观念等丰富多彩的传播内容，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提升了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与向心力[16]。
（三）交往空间由“平面线性”向“立体网络”转向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时空分离”和“脱域机制”两个核心概念，“在现代社会中，时间和空间不再紧密绑定，社会关系可以从具体的地域性场景中‘脱域’出来，通过符号和专家系统等媒介在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重新组织，使得人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如网络）与远方的人建立联系，从而实现了‘在场’与‘缺场’的结合。”[17]传统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往空间囿于物理世界的地域性、制度性、文化性等诸多因素束缚，呈现出线性和单向度的特征，不同民族成员间的交往互动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将自然存在的物理世界“压缩”为随时可达的微空间，共同体成员可以脱离现实固定场景束缚形成“去时空化联合”，以更加自由而丰富的人际链接与交互网络重构出各民族“超时空”的立体化交往空间与互动模式，以生动直观的信息传递形塑着内在情感与思想的深度交融场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
其一，媒介化交往关系愈益“立体化”。数字技术的兴发突破了行为者的时空区域、身体所在、地位阶层等因素对社会交往的局限，带来了社会关系和交往格局的整体转型，形塑了数字时代“媒介化交往”的社交新形态，即通过符号性媒介技术（语言、文字、图像等）和物质性媒介技术（书籍、电话、电视等）构造线上与线下、现实与虚拟、物理与精神交往相合一的多主体、多层次和多维度的立体化社交模式。微信、微博、QQ、知乎、小红书等平台为人们提供了泛在的、流动的、网状的社会连接方式[18]。在这些数字平台媒介上，无论是天山脚下的维吾尔族青年，还是东海之滨的汉族网民，都能随时随地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观念的多个主体进行互动交流。同时，线下交往可以延伸至线上的语音视频通话、大众论坛、实时直播、虚拟活动等多种形式的互动，个体可以在多维社交层面与不同的群体建立多层次的关系结构。此外，数字平台提供的多样化情感表达工具，如表情符号、表情包、GIF动图等创造性工具既赋予了个体情感传递新的内涵与感染力，也增强了社交互动的趣味性与松弛感，有助于调动共同体成员在数字空间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积极性，推动中华各民族互嵌为无边界交融的“中华民族大家庭”[19]。
其二，民族性符号意象的数字化具现愈益“立体化”。元宇宙、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通过从物理世界收集各民族历史演化中生成的独特符号意象，进行跨时空虚拟再现，重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具象化情境，使得置身数字空间中的各民族群众产生全方位的创作灵感碰撞，生动立体地展现出以音乐、舞蹈、语言、服饰等元素为主题的数字创作成果，并进行实时动态化调适，进而加深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感知与认同。比如，在大型跨民族文化实践的虚拟景观建构过程中，各族群众通过嵌入本民族独特的视觉、听觉、味觉等文化符号（建筑、乐器、美食等）来体认中华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体化特质[20]。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将文字、图像等形式的单一叙事方式转变为立体化综合叙事方式来生动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Sora可以契合人类的需要将简洁的文本符号演绎为高质量的动态视频，更为立体形象地展示各民族特色历史文化，赋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的发展动力[21]。此外，数字时代的大数据分析和智能推荐系统通过准确洞察用户的行为模式和偏好，精准、高效地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同立体网络空间的导航引领各民族成员共同擘画中华民族和衷共济、美美与共的宏伟蓝图。
三、数字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间转向的功能检视
空间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反映，既生产着社会关系，也能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22]。伴随数字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数字空间转向，共同体的空间结构、社会关系等发生了深刻变革，呈现出聚合与离散、深层与浅层、交往与认同等相伴而生甚至相互抵牾与矛盾的功能特征。
（一）聚合性与离散性悖论：共同体数字空间结构的双重
面向团结性和聚合性是所有共同体都致力追求的核心目标。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数字空间转向过程中，一方面，数字技术全方位嵌入社会生活，为共同体的聚合和团结注入强大动力。数字技术打破时空壁垒，为各民族跨区域、全方位的交流活动创造了便利条件。根据群际接触理论，族际交往的不充分往往是导致各种针对其他民族错误认知及负面交往情绪产生的重要原因，并且妨碍民族间相互理解能力的建构。”[23]借助新型社交媒体，资讯平台、即时通讯软件以及各种具备实时翻译功能的数字软件，可以帮助各民族跨越山海阻隔，突破物理空间和语言交流的拘囿，实现实时沟通、在线畅聊、丰富了彼此交流互动的方式，对于促进各民族间的理解与交流，增进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数字空间丰富拓展了中华文化传播与共享的方式。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数字交互引擎等技术制造的数字空间，推动各民族文化以丰富灵动的方式加以传播。“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使各族群众以沉浸式在场实现精神享受的共同在场，促进人们形成价值共识，提升了文化传播与价值转化的实效。智能与文化的深度嵌合也让历史‘活’起来，让文化‘潮’起来，使各族群众在文化交流互嵌中更好地‘融’起来，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4]
此外，广阔的数字空间也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资源共享化和交流便捷化提供了新机遇，成为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动能。
另一方面，数字空间呈现的日益个体化、用户圈层化和价值去中心化等倾向对共同体构成消解隐忧。首先，“把社会成员铸造成个体，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25]数字时代，网络空间进入门槛大幅降低，以往需要凭借一定专业背景、技术能力方能进入的限域被打破。今天，只需借助简单的图片、短视频，甚至是随手拍便能轻松地在网络空间现身互动、抒发自我、彰显价值。在“流量为王”“眼球经济”的催化下，个性化潮流更是被推向了极致，求新求异的“独异性”价值追求持续削弱着个体对共同体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共同体面临离散风险。
其次，资本与算法技术的“联姻”，使得个体日益陷入“算法茧房”所编织的“数据牢笼”并钝化了对共同体的感知力。在资本驱动下，算法将个体简化为可量化、能管控、可变现的数据商品，通过对用户日常浏览、消费记录、停留时间等全方位收集整理，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和聚类分析，并根据其兴趣偏好进行“定向投喂”，而陷入算法定制化“喂养”舒适区的个体更倾向于接受同向同质的“圈群主流声音”。长此以往，个体如同置身回音壁，只能听到相似观点，对共同体多元诉求充耳不闻，感知力日益钝化。而伴随圈群交往的“区隔化”、议题传播的分众化、圈群之间价值同质、圈际之间价值分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价值难以聚合的困境[26]。
同时，我们注意到，数字空间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本质上是具有独特社会政治属性的‘人化空间’”[27]。在数字技术精心雕琢，并看似中立的空间景观背后，隐匿着复杂多元且激烈碰撞的价值观念，处处渗透着资本逻辑和权力宰制的影子。数字空间中各类智能平台凭借其独特的技术优势，借助算法黑箱，悄然将各种掺杂着意识形态元素的内容内嵌到程式化的技术原件之中，借机输出错误意识形态。各种“非主流”“去中心”的网络亚文化蓬勃兴起，不断解构既有权威体系所构建的意义框架和共同价值基础，侵蚀共同体的思想根基，数字空间成为各种势力竞相争夺的角力场。
（二）丰富性与浅表性交织：共同体情感空间的双重面向
数字时代，由各种数字技术及其新型交往方式所构筑的共同体情感空间呈现出丰富性与浅表性相互交织的情感景观。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虚拟与现实融合。各类新型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以及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不仅极大拓展了人际交往的空间，也构筑了个体情感表达与自我展现的关键场域。过去因地理条件、环境因素等隐匿或隔绝于世的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借助数字化平台得以全方位展演，从色彩斑斓的苗绣、蒙古长袍，到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朝鲜族的长鼓舞……从瓜果飘香、山川秀丽的大美新疆到碧草万顷、牛羊成群的内蒙古草原，再到村落星布、阡陌纵横的西部贵州，借助数字空间展演，各族人民跨域山海、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情感联结，在一次次视觉震撼和心灵触动中，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得以升华。同样，通过数字空间对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真实还原和沉浸式体验，以及对新中国成立后辉煌成就的持续展演，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情感世界，激发各族同胞的家国情怀和身为中华民族一员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另一方面，数字泛化也带来了共同体情感空间的浅表化隐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架构中，深层次的情感与认同是极具韧性和黏合性的关键要素，其不仅深植于厚重的中华历史和中华文化土壤，也离不开情感积淀和理性的思考。数字时代，“流量为王”逻辑驱动下的社交平台呈现出信息碎片化、形式简洁化、内容通俗化，以及更新即时性等特征，极大限缩了公众深度思考空间，严肃的公共议题“被割裂、封装在一个个信息包中，以快速、碎片和随机的方式，出现在用户的信息流里。”[28]在数字世界，人们通过点赞、表情包、格式化短句等快速完成人际互动的流程，群际关系因缺乏耐心细腻的深层交流使得情感浓度消退。而情感的日益数字化和商品化趋势使得情感成为可变现的经济形态，人际关系的功利化倾向日益加剧。
此外，数字时代“娱乐至上”“后真相”等价值选择不断挤压公众对公共议题的深度思考和理性的情感表达。在“眼球经济”“娱乐至上”等短期性、逐利性价值追求主导下，庄重严肃的公共议题或历史人物经常成为戏谑、恶搞的对象。如对历史事件的恶意篡改传播，对革命英烈的网络恶搞、对灾难事件的随意“玩梗”等，崇高庄重的情感体验被降格为庸俗化、歪曲化的低俗狂欢。同时，在海量信息构筑的信息丛林，公众极易陷入“情感先行、事实在后”的“后真相”情感认同陷阱，自我认知易被算法操控而盲目屈从于情感与冲动。一旦发现基于情感冲动承认的“事实”被戳破，又极易陷入对数字信息和周遭环境的普遍质疑，导致因害怕再次被骗而对社会共情望而却步，致使由无数个体构筑的共同体信任大厦面临情感无视或情感冷漠侵蚀的危险。
（三）交往与认同的堕距：共同体社会空间的双重面向
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数字时代，一方面，数字技术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人际交往的社会空间，密织了群际交流的关系之网。借助各种社交媒体，人们可以以在线、离身、分身等多种形式建立其与外部世界的关联，通过“键对键”的指尖轻触便能实现千里传音，瞬间“会面”。各种建立在趣缘、业缘、文缘等基础上的虚拟社交圈喷涌而出，从游戏组队的“战友”到知识付费的“同学”，形形色色的数字圈层在数字土壤中萌发。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极大促进了跨区域经济交往、文旅融合与社会互动，跨区域、跨时空的人际交往愈加频繁高效。借助数字赋能，人们甚至可以足不出户便可以跨越山海，开启领略华夏文化和多彩中华的奇幻之旅和心路历程，客观上促进了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广泛的交往与内心认同并非绝对的线性关系，交往也并非自然而然带来群际间的心理认同，有时甚至出现了交往与认同的堕距。首先，在网络社交看似繁华的表象下，线上交流日益频繁，但网络世界的数字居民“缺乏聚集的内向性，即一秒可以把他们变成‘我们’的特性。他们组成的是一种‘汇集而不聚集’的特殊形式，构成了‘没有内向性的群体”[29]，在看似热闹的网络圈群中，很多是缺乏共同体稳定意义和实质结构的临时圈群。在网络交往中，各种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的表情包、点赞、格式化语言等维系群际交流廉价且快捷的符号，以及无处不在的“数字之网”如同一个个数字牢笼，将个体置于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陷入“交流的强迫”，剥夺着人的自由和闲适，人际交往频繁但情感卷入程度低，深度的情感认同难以实现。
其次，按照亨利·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了意识形态的表现。”[30]在众声喧哗的网络舆论场，数字世界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开放之窗，拓展了多元交流的通途。与此同时，日趋多元化和“泛中心化”的数字空间也成为各种文化思潮竞相角逐的舞台，“每一种现实的力量，都希望在互联网上得到表征，进而征用互联网的力量以扩大自己的优势”[31]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乘虚而入，对公共精神、共有价值、集体秩序构成一定的侵蚀和消解。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利用数字平台的开放性和隐匿性，肆意兜售错误史观，散布反动言论，如果不加以有效管控，数字空间极易沦为解构权威、消解认同的温床。
此外，在流动性日益增强的当代社会，对于个体或集体而言，是否拥有良好的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已成为其能否充分融入现代社会，享受数字时代红利、提升自我发展的关键要素。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囿于信息与数字素养不足而出现的“数字鸿沟”“信息洼地”“智慧鸿沟”正成为横亘于不同阶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实现充分流动、机会平等、资源共享，以及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藩篱。长此以往，社会成员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认同感被逐渐侵蚀，群内圈层化与群际割裂化的风险加剧，对共同体的稳定和谐构成威胁。唯有弥合这道堕距，数字时代的社会空间才能成为承载和实现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理想之地。
四、数字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间转向的因应之策
数字时代空间转向问题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必须面对且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在理论层面，要主动加强数字空间知识生产，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则要从夯实共同体数字情感空间、优化共同体数字空间治理，密织共同体数字交往空间等维度努力构建一个虚实共生、内外联动的空间结构，为数字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一）加强数字空间知识生产，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32]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33]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中，要自觉加强数字空间理论研究与知识生产，不断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首先，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共同体学视域下传统空间的理论研究。就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沃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空间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数字时代，要善用数字技术积极赋能传统空间，拓展共同体学研究新视野。要借助数字技术精准呈现传统空间。可以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虚拟现实（VR）等技术，将中华民族多元复杂的地理结构进行数字化建模，直观展现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使研究者更清晰地理解空间对共同体社会结构的形塑作用。要在文化内涵挖掘使用上，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从海量文献、典籍和各种史料中挖掘整理与传统空间相关的文化心理元素，如通过对历史中国走廊、通道文化等史料分析，深刻理解中国内聚性地理空间背后蕴含的中华文明尚和合、重秩序、内敛又进取、包容又涵古的丰富文化心理要素，这些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生存发展的地理空间，也成为中国人寻根溯源、绵延不衰的精神家园和情感纽带。
同时，数字技术还能打破时空限制，活化和拓展共同体研究的空间。例如，线上博物馆、数字档案馆等平台，使更多学者能便捷地获取传统空间研究资料，促进学术交流，拓展研究边界，为共同体学视域下传统空间理论研究汇聚各方智慧。
其次，加强新型数字空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知识生产。一方面，随着数字社会全方位、深层次嵌入人类生活世界，虚拟社区、数字平台等新型数字空间不断涌现，为共同体学空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样本与崭新的研究视角。如社交媒体上的海量信息、数字化的行为记录等，为精准分析共同体的形成机制、运行规律，以及空间特征提供了数据基础，推动共同体学空间理论从传统的定性分析向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如线上的文化交流会促进线下各民族广泛的“三交”，而线下的民族文化活动又会在数字空间中得到广泛传播和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把握各民族在不同空间维度和场景下的互动机理和发展趋势，做到科学分析、准确研判和精准施策。
（二）强化历史与文化的深层认同，夯实共同体数字情感空间
数字时代，共同体情感空间展现出丰富性与浅表性交织的双重面相，形成对共同体情感强化与稀释的双重影响。历史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脉。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存在共同历史叙事、集体记忆和命运关联的历史命运共同体[34]。为此，要以强化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为“神”、为“实”，辅以数字化之“形”、之“名”，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数字情感空间。
首先，因势利导，强化共同体数字情感空间的历史文化厚度。数字时代，以数智化形式存在的文本、符号、图像、视频本身承载着丰富的情感意涵[3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感叙事的铺展离不开富有亲和力和感染力的情感元素。在海量信息堆积的数智化资源库中，要以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充盈数字化情感空间叙事元素。从万里长城、布达拉宫、避暑山庄等承载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建筑实体，到诗词歌赋、典章古籍等凝聚着中国人独特智慧与情感的艺术瑰宝，从翔实记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珍贵史料，到生动展现中华各民族代代相传的维护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共同构成数字化情感空间中极具价值的叙事内容。要以此为元素，借助数智技术强大的逻辑推理、情感认知、审美识别和组合加工能力，以数寓情，提供丰富多样的情感叙事元素[36]。
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字情感空间的营造不仅需要情感叙述元素的充盈，还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情感体验升华和情感叙事传播的有感有效。要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AR）等技术，对革命文化、历史文化、社会主义道德榜样，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等开展智能化展现、全景化渗透和立体化传播，促进铸牢宣传教育的普惠制和共享式建设，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
其次，趋利避害，提升数字情感空间内涵和质量。要善用算法技术，优化算法价值介入和情感干预机制。积极革新算法设计理念，科学设定算法参数，善用算法推荐平衡机制，优先推送具有思想深度、价值内涵和历史文化厚度的议题，引导公众接触高质量信息，打破信息茧房，培养公众批判性思维和理性情感表达能力。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开发能够实时监测用户情感状态和信息传播情感倾向的技术工具。精准开展用户数字空间情感互动与潜在趋势的数据分析，为科学引导和精准干预提供数据支持，对于监测到的不良情感信息（如恶意篡改历史、歪曲灾难事件等）传播时，自动启动预警机制并及时采取干预。
（三）坚持疏堵结合与协同共治，优化共同体数字空间治理
首先，积极构建数字空间多元治理机制。加强数字空间多元治理主体联动，激发多元协同治理优势。政府注重加强顶层设计与数字治理整体布局，统筹社会、高校、平台各方利益，形成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协同治理生态。要强化平台主体责任落实，建立严格的用户实名认证和内容审核机制，强化正向内容生产与供给，把好内容发布前置关。在确保数据安全前提下，加强利益相关方数据共享共建，为协同开展数字空间治理提供数据支持。
其次，加强正向数字信息的传输引导。积极发挥社交平台舆论引导作用，通过设置话题讨论、开展线上活动、邀请专家学者同题共答、给予一定的奖励等激励措施，鼓励用户发表有深度、有价值的评论和观点，激发用户的参与热情，促进用户之间的深度交流和情感共鸣，营造良好的数字情感空间氛围。
最后，加强平台社会责任治理。加强对数字平台、用户，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监管与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一方面，加强智能算法“去中心化”“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等带来的技术伦理问题，强化技术伦理约束[37]。明确数字内容生产者、传播者和平台的责任和义务。对于恶意篡改历史、恶搞英烈、传播不良信息等违法行为，要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形成强大的法律威慑力。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制定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准则，引导数字企业和从业者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规范，共同维护数字空间的良好秩序。
（四）重构共享与信任的联结纽带，密织共同体数字交往空间
首先，建立信任与共享价值引领机制，校准数字交往方向。针对数字空间可能带来的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透明社会”带来的信任缺失、关系异化等现象，要积极构建以信任与共享为内核的数字空间。通过提升数据平台透明度，公开数字平台信息传播与算法推荐逻辑，建立数字平台信任评价体系和价值引导机制，强化数字技术人本属性和数字空间价值伦理，构建风清气正的数字文化氛围。
其次，发挥主流媒体在技术、信息、政策、制度等方面优势，通过优化叙事内容、升级传播手段、加强价值引导、聚合资源力量等，“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空间地位，消解去中心化结构下众声喧哗带来的信息流瀑效应”。“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主流价值体系的整合性功能。”[20]
最后，强化各族群众媒介素养培育，提升数字交往能力。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教育、科技等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发挥学校、社区和乡村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等场所作用，充分发挥数字化平台与工具作用，开展面向各族群众的媒介素养培训活动，提高各族群众信息甄别、媒介使用等能力，克服“智慧鸿沟”“信息洼地”导致的信息素养短板，提升数字交往能力，增强各族群众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此外，要注重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尊重和包容文化差异。通过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化活动、公益活动等，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了解和互动，打破隔阂，促进情感和心理的深层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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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汤洋）
初审：蒋秋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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