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中华文化为精神纽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本质上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为核心的是要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本质，回到中华文化共同体这一客观本体上来。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表征，中华文化主体性以自觉性、独特性、独立性、能动性、共同性等为突出特点，形塑并维系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以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为重要前提。新征程上，要以思想指引、文化根基、精神基石、实践基础、宏大视野为着力点，增强中华文化自觉性、巩固中华文化独特性、坚守中华文化独立性、发挥中华文化能动性、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性，以此丰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内涵，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个结合”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关涉文化的内在本质属性及其外在作用力的哲学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党更好坚守文化主体性和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理论指南。目前学界围绕“文化主体性”主要展开了以下研究：一是着眼于文化主体性本体的研究，分析其生成机理、核心要义、内在逻辑、问题指向、时代价值、实践旨要等；二是从担负文化使命的角度探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本体意涵、发展脉络、价值意蕴、建设路径等；三是文化主体性与其他研究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比如文化主体性与“两个结合”的关联研究、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关联研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联研究等。综观学界对这一论域的研究，不难发现，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相关联的研究成果鲜见，但实际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文化主体性之间又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性。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是中华文化共同体这一视角，分析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如何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问题，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参考借鉴。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本质上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新时代首创，早在1962年考古学家夏鼐在探讨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时已经使用该词[2]，并从考古学意义上进行了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代表着各民族间关系的联合，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共同体形态的有机整合，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稳固的社会性关系。若从文化维度进行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呈现的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共同体。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种社会性关系的存在
人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单位，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单元。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社会性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相互往来、相互交融中形成的，体现为一种社会性关系，并且是一种稳定的、共生的社会性关系。
首先，从内在构成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的自觉凝聚与有机结合，而非机械性的、无意识的简单相加。在共同体内部，中华民族与各民族是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始终以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状态存在。其次，从整体演进和主体构成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经了数千年，经历过无数政权的更迭换代，但最终形成了极具稳定性的共同体。翻开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史不难发现，“祖国大部分疆域从汉代起，就实现过统一，历经两千多年，虽有不同民族政权出现，而大一统始终是大多民族政权的政治目标，中原地区的政权，始终被认为是正统。更何况有两汉、魏、晋、隋、唐、元、明、清，一直到民国两千多年的统一局面”[3]。在政权长时间统一的情形下，各民族交流融合形成稳定的共同体。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亲如一家，共同维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发展。再次，从近代民族意识觉醒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经过国破家亡的生存危机、生死与共的救亡图存、自尊自信的文明自强历程，经过时代淬炼、涅槃重生而成的“自觉的民族实体”[4]，依靠共同血缘关系、历史记忆、使命担当、前途命运以及稳定的精神内核，形成了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塑造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
（二）文化属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社会性关系存在的核心属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多种存在形态和多重属性相互交织融合的有机体。其中，文化或精神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5]，文化属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属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本质上是文化共同体或精神共同体。
首先，从文化创生发展来看，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和民族精神，在形成文化多元一体的过程中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一方面，“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6]，中华民族是一个带有极强文化属性的共同体。另一方面，中华文化整体上呈现出百花齐放、多元并存的特征，各民族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这一文化格局又反过来“塑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体多元和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不断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向发展”[7]。其次，从共同体的内部支撑来看，中华文化及其认同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稳定发展的精神纽带。之所以能“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1]，尤其是将其塑造成向心力、凝聚力极强的共同体并促使其不断得到巩固，根本就在于各民族基于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品格、民族心理、价值追求等而形成的高度的中华文化认同。对民族、国家特别是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汇成了维系中华民族内部稳定、引发情感共鸣的精神联结。再次，从共同体的外在表征来看，中华文化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具有显著标识的文化符号、文化形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外在地呈现为一个符号共同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以及全国统一庆祝的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时间符号”[8]，陶瓷、丝绸、茶叶、功夫、熊猫等文化象征，都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标识。
（三）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基于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聚集而成的共同体存在本质不同，其之所以能够形成共同体形态的最深层次原因在于文化的有机联结，也由此表现为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这个“体”，是各民族基于共同的文化记忆、价值追求、理想信念等文化层面的共性而自觉聚集为整体，并在自觉聚集的过程中形成了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以此浸润各民族发展过程，标定其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增强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使其从文化心理上自觉归属于这一共同体。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多元”体现的则是各民族文化，尊重并保留各民族在语言、文字、习俗等文化层面的个性，依法维护各民族实现自我发展的文化权利，使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民族文化特色充实中华文化内涵，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与生命力。总体上说，中华文化共同体中“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 [9]，既从文化意义上保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又以中华文化的整体繁荣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蓬勃兴盛，实现了中华文化统一性与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有机统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形成这一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是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并始终以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文明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化的萌芽最初呈现为“满天星斗”的形态，这种形态是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迥异而造成的，并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圈。随着各民族的深入交往交流，不同区域的文化逐渐走向融合，极大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转型发展，并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最终交织成“一种既相互认同又彼此接纳的依存关系”[10]，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总而言之，以多元一体为具体表征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是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伴相生、相互成就的共同体形式。也正因如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在文化层面上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维护好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进而维护好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
二、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需要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本质上是以中华文化为纽带的多元一体的共同体，这就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强化中华文化共同体理念，而由于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根本依托，由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
（一）文化主体性的哲学阐释及其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塑与维系
廓清文化主体性问题，首先需澄明何谓主体性。“主体性既是主体之为主体的特性，又是主体之为主体的根据和条件”[11]。在马克思看来，主体从根本上区别于客体及对象，主体是指从事社会实践的人。主体性则是“人通过实践和反思而达到的存在状态和生命境界，展现了人的生命活动的深度和广度”[12]，具有独立性、有意识性、自觉性、主动性、选择性、创造性等特征。马克思从“类”本质角度回答了人的主体性问题并区分了人与动物。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动物进行着维持生命的活动，但人具有自我意识，能认识自身、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类社会，从事的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3]，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而动物进行的只是本能活动，因而只具有自然属性。马克思认为，在原始社会中，人认识世界的能力极其薄弱，以至于自然界被神秘化，“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发展受到自然界的牵制及自身能力不足的羁绊”[14]。随着私有制以及阶级的出现，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日益增强，主体性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但在阶级社会，人的主体性受到束缚，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意识、发展需求被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虚假的自由、平等、人权所掩盖，资本取代人成为了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人反而成为资本的奴隶，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马克思在对人的生命和生存反思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思考中展开资本逻辑批判，揭开了物的神秘面纱，促使人摆脱对物的依赖，确立起人最终“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5]的崇高目标，其目的就在于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复归人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关键规定性，“文化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在文化层面的表达”[16]。文化是人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人又是在文化创造中与动物相互区别，因此，文化与人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脱离人的文化，也没有脱离文化的人。人在文化实践活动中呈现出来的独立自主性、继承创新性、主动创造性、过程交互性这些人的关键规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化主体性。进言之，文化主体性是人正确认识和处理古今文化、本土与外来文化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自觉性、独特性、独立性、能动性和共同性，是在与他者文化相较中自我确证的文化表达。中华民族是由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人汇聚而成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也在数千年变迁中形成并彰显了独具特色、别具一格的文化主体性。新时代，这一文化主体性是基于文化自觉基础上的中华文化独特性、独立性、能动性、共同性的凝结与体现，对内表现为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以自立自强的姿态形成和发展新的文化生命体，展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对外表征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超越资本至上、利己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普世价值等西方文化观，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世界文明百花园。
毫无疑问，中华文化共同体承载着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华文化主体性也从根本上形塑着兼收并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保持各民族文化个性与中华文化共性的基础上，使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在历史长河中绵延至今，使得中华民族以一个完整的文化共同体形态显现于世，向内凝聚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融合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主体性不仅从根本上形塑了中华文化共同体，也是维系中华文化共同体生存发展的灵魂和支柱。中华文化共同体依托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价值追求聚合而成，近代以来曾因外来文明入侵而陷入岌岌可危之中，这实质上是遭遇文化主体性危机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以降，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华文明蒙尘，中华文化主体性以及以文化主体性为支柱的中华文化共同体都受到极大冲击。一批知识分子围绕中华文明的出路问题发生过多次文化论争，出现了诸如“中体西用”论、“本位文化”论、“全盘西化”论等各种文化观点。这种失去了文化自我意识、陷入了文化自我怀疑之中的文化主体性危机，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7]，中华文化主体性才得以坚守与巩固，中华文明才走上了荣光重焕之路，以中华文化为精神纽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才变得更加牢不可破。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要回到中华文化共同体这一客观本体上，依靠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坚实托举，借助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价值追求、精神标识以维系共同体情感、增进共同体认知、强化共同体身份。但正如前文所述，中华文化承载着独特的文化风貌、独立的文化品格以及鲜明的民族气质等厚重的主体性特征，缔造出一个多元一体、荣辱与共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并维系着这一文化共同体不断演进、发展、成熟，故而可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文化共同体内在的、最为本质的规定性。
其一，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有助于巩固中华文化共同体，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正如前文所述，中华文化共同体既有多元性的特征，也有整体性的内涵，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基础上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这也就决定了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从而构建一个坚固的文化共同体必须正确处理好“部分”和“整体”的辩证关系，即：既要尊重和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又要强化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嵌和融合，注重“一体”建设。进言之，以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为价值牵引，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以及强化多元文化一体建设，自然而然地能为以文化共同体为本质呈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主体性建设，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对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其价值指向不仅是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供文化资源，也是为推动中华文化共同体建设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必然有助于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提升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从而更加坚定地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今世界文化传播格局中，中华文化共同体正遭受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本至上等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也正遭受着西方国家凭借话语优势、经济优势而进行的无端抹黑、攻讦，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得尤为重要。历史表明，文化危机必然引发民族危机乃至国家分裂，而避免文化危机必须坚守作为文化内在规定性的文化主体性。概言之，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不仅是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强化民族认同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西方分裂主义思想渗透的有力回击，有助于构筑一个更加坚固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从而从文化和精神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二，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有助于彰显并巩固中华文化共同体内蕴的文化建设主体的能动性和文化内核上的共同性，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坚守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就在于坚守中华文化共同体所内蕴的这种能动性和共同性。中华文化孕育、形成以来，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中，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创造力、发展力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并依托文化共同体极大彰显出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领导的文化建设过程中，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性文化表征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得到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的自觉性、独特性、独立性、能动性和共同性也得到进一步彰显，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内生动力。具言之，党在推进文化主体性建设中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立足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独立自主地推进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创造出跨越国家、民族观念的独特文明观，开创了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现代化发展新模式，既赋予了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又重塑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相匹配的新的文化共同体，也由此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毫无疑问，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彰显、新的文化共同体的具象呈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华文化创新创造过程中不断坚守与提升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结果，而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彰显、新的文化共同体的呈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又极大提振了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自信心和凝聚力，这显然有助于提升各民族铸牢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性、主动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大的动力撑持。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向
在不同的时代，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容、面向、要求也各不相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新征程上所肩负的文化使命的核心内涵，强调了文化主体性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原则要求，为更好地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指明了前进方向。从巩固中华文化共同体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域来看，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就是要在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自觉意识的基础上，坚守、巩固和提升中华文化的独特性、独立性、能动性、共同性。为此，应重点把握以下几方面。
（一）强化“五个认同”“四个与共”理念，为增强中华文化自觉性提供思想指引
“五个认同”即“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18]，“四个与共”即“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18]。“五个认同”理念以共同体认同为现实语境，“刻画出中华民族在推进统一多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整个现代化生活中的文化底蕴与道德内涵”[19]；“四个与共”理念则从精神层面揭示了各民族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密切关系，“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内核，布展了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同向同行的精神场域”[20]。“五个认同”“四个与共”理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基。在这一理念的指引和浸润下，各族人民必定能够加深对民族、国家、文化的认识，树立起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从而使各族人民自觉承担起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共同肩负起新时代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与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由此可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强化“五个认同”“四个与共”的思想引领，通过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和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实践，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
具体而言，坚持“五个认同”的思想引领，在认同中加深对中华民族和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推动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为此，要深刻认识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保障，以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自觉性；要开展面向全体成员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21]，在培育中华民族认同的过程中树立中华文化共同体理念，达到强化中华文化自觉性的目的；要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教育力度，在不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要在坚定对党的信任、认同的基础上强化党的文化领导权，这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觉的根本所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也能为增强文化自觉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要坚定“四个自信”，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夯实道路之基、提供理论指引、强化制度保障、筑牢精神支柱，为增强文化自觉意识注入强大动力。同时，还需坚持“四个与共”理念的引领，加深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为增强中华文化自觉性提供坚实基础。
（二）正确处理“魂脉”与“根脉”关系，为巩固中华文化独特性筑牢文化根基
“两个结合”是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遵循，是更好巩固中华文化独特性的依托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1]。正是依照“两个结合”这一根本遵循，我们党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坚守根本、兼收并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在坚定自我、守住本我、实现超我中维护并巩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在“两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是“魂脉”，这一“魂脉”在保持中华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引领中华文明走向现代。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照亮了中华文明的前进方向，实现了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是中华民族的力量之源和精神之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非常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实践沃土。在二者的相互契合和彼此融通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1]。
很显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巩固中华文化独特性，“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22]，需要正确处理好“魂脉”与“根脉”的关系。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推动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在铸就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不断巩固与提升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现代性。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审视和指导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工作，使各民族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深入激活各民族文化的优秀基因并赋予其以现代力量，为巩固中华文化独特性扎牢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以此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巩固中华文化独特性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坚守中华文化独立性构筑精神基石
民族精神家园是民族文化独立性的重要体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是支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精神支柱，也是坚守中华文化独立性、维护“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的精神基石。“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23]，才能汇聚起坚定维护中华文化独立性的强大精神力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坚守中华文化独立性，无疑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避免精神世界的空虚荒芜和心灵的无所寄托，整体提升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境界，为中华民族的绵延不衰、永续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方面，要深入推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社会活动，建设好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世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能只停留在单纯的理念层面，而是要将其落实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之中，将各项民族工作“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24]。为此，必须采取切实行动营造良好的民族文化交流环境，通过举办民族文化庆祝活动、组织民族服饰展演活动、开展跨民族的文化合作项目、搭建更多文化交流平台等方式，加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让各民族设身处地感悟其他民族文化之美，从而在文化层面增进彼此的尊重与理解，强化彼此的文化联结，促进各民族文化的深度交流与融合，由此增强各民族对共有精神家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坚守中华文化独立性构筑精神基石。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凝练表达，要将其融入我国民族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以现实可见的人物模范和先进事迹激发各族人民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主动性，夯实确保中华文化独立自主的精神之基。
（四）推进各民族物质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发挥中华文化能动性夯实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发展程度和分工中出现的利益矛盾深刻影响着各个民族关系。事实上，不同民族之所以能走向联合从而成为一个共同体，除了拥有血缘地缘等天然联系、历史记忆等民族印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民族之间存在利益契合点。共同的利益诉求是促进并维系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重要纽带，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牢不可破的关键所在。在新时代，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最高实现形式是共同富裕”[25]，是各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上的全面富裕。实际上，只抓经济社会发展而忽视培育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会不恰当突出某个单一民族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形成狭隘甚至极端民族主义”[26]。相反地，只倡导提升精神境界而忽视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精神文明建设也必然是空洞的、是不现实的。
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对物质世界具有能动作用，但这种能动作用的大小是受到社会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等社会物质条件制约的。这是因为，文化的创新创造是基于一定社会物质条件下的创新创造，其对物质世界的能动作用也必然受到社会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影响与制约。由于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发挥文化的创新创造性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支撑，而推进各民族物质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本身就蕴含了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内在需求，因此，推进各民族物质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能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也能为更好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中华文化的能动作用夯实实践基础。新时代，包括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诉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为此，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推进文化的创新创造，要从推进各民族物质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着手，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大程度上增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各族人民在享受物质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迸发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增强文化创新创造的能动性夯实基础。
（五）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发展中华文化共同性宏阔视野
在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之势日益激烈的今天，坚守文化主体性进而保持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一项时代课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民族文明存在被外来文明同化或消解的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回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隔绝状态，而是要以更加自信的态度、更加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宏大的国际视野铸就文明的现代叙事。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与伟大创造，既融合了中国大地上各民族文化的精髓，也积极吸收借鉴了世界其他优秀文明成果。也正是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中华文化得以不断丰富与发展。世界文明发展史也表明，任何文明包括中华文明要持续凸显出包容性，必须虚心学习、借鉴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以其他文明中积极合理的因素涵养自身，也唯有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才能更好地凸显出文化共同性，充实并延续文化生命力。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具备宏大视野，必须在世界语境中彰显出并发展好中华文化的共同性。一方面，要树立科学的文化交流理念，开阔文化胸襟，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长，增强中华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创造力。迥异的自然地理条件塑造了不同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中都凝结着人类智慧和思想结晶。学习借鉴其他文明成果既可以跳出狭隘的文化边界，以更广阔视角、更长远目光看待人类文明整体发展，塑造美美与共的文化格局，也能博采众家之长，丰富自身文化内涵，为中华文化发展注入鲜活生命。另一方面，在学习借鉴外来文明时，要坚持独立自主、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态度。学习借鉴外来有益文化成果，要保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品格，深耕中华文化五千年土壤，以现实国情和时代特征为依据，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目的，自觉甄别外来文化，“主动地、自觉地、创造性地开展文化交流和融合”[27]的同时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始终做到展现民族风格、彰显民族气派。
结语
以自觉性、独特性、独立性、能动性、共同性等为精神特质和突出表征的文化主体性，是文化最根本的内在规定性，也是一个民族增进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以中华文化为精神纽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本质上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因此，从文化意义上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承载着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华文化主体性也从根本上形塑并维系着兼收并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就说明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耦合性。由此，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就应将其放置于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进步的视域下进行观照，放置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域下进行观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观照如何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思想指引、文化根基、精神基石、实践基础等方面的内在要求，注重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概言之，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坚固中华文化共同体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然之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丰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内涵，是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实需求。新时代新征程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守好中华文化主体性，以中华文化主体性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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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启涛）
初审：高 婵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