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两路”精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为新时代民族团结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实践路径。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生生之道”“家国同构”等核心理念体现出“两路”工程建设的整体观与实践观。研究表明，“两路”精神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哲学理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深层互动逻辑：一方面，“两路”精神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哲学基因，并以现代实践反哺哲学传统，推动“家国同构”等思想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中国哲学通过“道器之辩”重构、“大同思想”演绎、“礼乐教化”塑造等多维度赋能“两路”精神，从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根基与实践支撑。基于此，通过数字人文技术构建“两路”精神红色基因知识图谱，结合德法共治、区域联动构建制度保障，形成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相结合的创新模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哲学理路与实践进路，亦为全球视野下多元文明的和谐共生贡献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哲学；“两路”精神；实践路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两路”意指川藏公路（成都-拉萨）、青藏公路（西宁-拉萨），全长4360公里，其建成（1954年）标志着西藏现代交通体系的诞生，彻底改变了区域交通格局。“两路”不仅是连接内地与边疆的交通动脉，更是民族团结与国家发展的象征。2014年8月，在“两路”建成通车60周年纪念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将“两路”精神凝练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1]，强调要将“两路”打造成为促进民族团结、推动文明进步及助力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幸福之路。“两路”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实践智慧。从理论渊源看，“两路”精神以“知行合一”为行动逻辑、以“天人合一”为生态伦理、以“家国同构”为精神根基，这一完整的理论架构不仅体现了中国哲学“明体达用”的思想精髓，更实现了传统价值与现代实践的创造性结合。“两路”精神与哲学的深度融合，不仅赋予“两路”工程独特的文化气质，更为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实践”双向互构的经典范式。习近平总书记阐明：“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2]由此可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关键所在，已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两路”精神以团结奋斗、民族团结为核心特质，通过共识凝聚与认同强化双重机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典范和实践样本。据此，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背景下，一个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深入阐释“两路”精神与中国哲学的互构机制，为数字时代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开拓创新路径?
目前学界关于“两路”精神的研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学术脉络，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重要维度：在精神谱系研究方面[3][4]，学者们着重探讨了“两路”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部分，传承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传统，与红船精神、长征精神等一脉相承；在精神传承研究领域[5][6]，现有成果主要关注通过教育体系打造精品课程，融入思政课教学与校园育人环节，让青少年汲取正确人生观与价值观；在历史叙事[7][8]与价值阐释[9][10]层面，学界则从历史叙事角度还原“两路”建设全过程，剖析“两路”精神价值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现有研究对精神力量的时空转化机制探讨仍不够充分，从中国哲学理念视域下建立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系统性理论关联亦较为鲜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1]。习近平总书记也在《治国理政》中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12]。这些论述为解构“两路”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提供了方法论钥匙。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结晶，既深化了“两路”精神的文化底蕴，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引。探索“两路”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意蕴及实践路径，不仅使“两路”精神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更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理论-实践”循环赋能体系，还能够为数字人文、制度创新等当代语境下的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新路径，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兼具历史深度和当代价值的解决方案。
一、“两路”精神的中国哲学文化基因解码
从“道器之辩”的当代重构、大同思想的时代演绎，到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及礼乐教化的集体记忆塑造，中国哲学通过多维视角赋能“两路”精神，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中的思想根基与实践支撑。
（一）中国哲学视域下核心概念的体用互诠
“两路”精神历经时间的淬炼，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哲学理念。从中国哲学的视角探讨“两路”精神的历史生成、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以及分析其体用论、天人观、群己观等本体论特征，进而揭示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
1.精神溯源：“两路”精神的历史生成与内涵阐释
“两路”精神既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也蕴含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内涵。在历史生成维度，“两路”精神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川藏、青藏公路建设时期。这一伟大实践植根于“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理念，将国家统一的崇高理想转化为改天换地的实际行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加强民族团结，改变西藏交通闭塞的落后面貌，党中央作出了修筑川藏、青藏公路的重大决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数万名筑路军民用简陋的工具克服重重困难，历经数年奋战，最终贯通了这条“天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两条公路的建成通车，是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对推动西藏实现社会制度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巩固西南边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从1950年川藏公路破土动工，经四载艰苦建设，到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这期间每一寸公路都凝聚着筑路者的心血与汗水，“两路”精神也在这一伟大实践中孕育而生，并在后续的公路养护与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在核心内涵维度，从中国哲学理念“天人相参”的视角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体现了筑路军民面对艰难险阻时无畏的勇气与坚定的意志，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世界屋脊”，高寒、缺氧、强辐射等恶劣自然条件时刻威胁着生命安全，然而筑路大军毫不退缩，以生命为代价开辟道路。“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彰显了他们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与默默奉献的高尚品质，这正是对儒家的进取精神与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奉献理念的当代阐释：在建设过程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筑路大军攻克了无数技术难题，每一位建设者都如同坚实的路石，支撑起“两路”的宏伟工程。“军民一家、民族团结”则体现了在“两路”建设中各民族“和而不同”的相处智慧与“民胞物与”的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紧密团结、军民协作的和谐关系。汉族与藏族等多民族同胞携手共进，军队与民众齐心协力共同铸就了这条团结之路。在时代价值维度，从“守经达权”的哲学方法论来看，“两路”精神在新时代依然熠熠生辉，展现了中国哲学理念的永恒生命力。作为是推动交通强国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它激励着当代建设者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不断攻克交通建设中的技术难关，提升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这一创新实践体现了“道器相济”思想在当代的创新演绎。同时，“两路”精神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资源，在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民族发展合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民族复兴汇聚了强大力量。
2.钩深致远：“两路”精神的中国哲学理念本体论阐释
中国哲学理念中的体用论、天人观、群己观为“两路”精神注入了深厚的文化灵魂。首先，体用论强调本体与现象的辩证统一。《周易》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13]，其中太极是体，而两仪便是用，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在“两路”建设中，“不畏艰险、团结协作”的精神内核是“体”，公路建设、养护及沿线发展实践则为“用”。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地质复杂等困难，将抽象的精神理念转化为现实中交通动脉的实践，实现了体用互彰，这既彰显了“两路”精神的价值，又通过物质实践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基。其次，天人观强调人与自然、宇宙的和谐关系。儒家倡导“天人合一”，《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3]；道家则主张“道法自然”。这些天人观指引建设者在施工中充分尊重青藏高原的生态文化既保障了“两路”的可持续发展，又通过实践强化了各民族对共有家园的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生态维度的凝聚力。再次，群己观聚焦个人与群体、社会的辩证关系。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序列与墨家“兼爱”思想对群体利益的强调，在“两路”建设中转化为各民族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各民族在共建共享的实践中深化情感联结，将原本对小群体的认同感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体用论、天人观、群己观三大哲学理念相互交织，共同铸就了“两路”精神的文化底蕴，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支撑。
3.学理优势：“两路”精神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互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14]“两路”精神是引发各族群众情感共鸣、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质精神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有机融入“两路”精神，既能强化各族群众的红色记忆与集体共识，又能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其一，“两路”精神的价值内涵深植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经济依存、政治团结、文化认同与情感交融。“两路”是建立与巩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物质基础，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重大基础工程。“两路”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充分诠释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怕牺牲及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精神品格。其二，“两路”的历史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资源。党带领各族群众在“两路”修建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团结互助及和衷共济的精神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两路”精神所彰显的奋斗奉献品格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引领。“两路”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密切联系，使“两路”精神塑造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性认同。
（二）“两路”精神凝聚民族共识的三重哲学维度
“知行合一”推动精神实践转化，《周易》“生生之道”促进共同体意识动态发展，“礼乐教化”塑造集体记忆。三者相互交融，从不同维度为“两路”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哲学理论支撑。
1.知行合一：实践哲学视域的精神转化路径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哲学命题强调认知与实践的内在统一性，即“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15]这为“两路”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哲学基础。“两路”精神蕴含的不畏艰险、团结协作等理念构成了指导实践的认知体系（知），其公路建设、养护及沿线地区发展实践则是将精神理念付诸行动的具体体现（行）。数万名筑路军民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意志克服极端自然条件践行“两路”精神，正是知行合一的生动诠释。实践哲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理论要从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修路期间，藏族同胞与筑路大军并肩作战。入藏部队在“两路”建设中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有力促进了军民团结与民族和谐。他们共同在雪域高原筑路、悬崖绝壁作业、惊涛骇浪架桥，以汗水与心血为公路修筑作出重大贡献，践行了“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精神。此外，近万名藏族农牧民与参建军民携手为“两路”修路架桥和运送物资，军队与地方人民共同的付出与奉献，铸就了“两路”精神的内核。川藏、青藏公路的建成，生动彰显了军民之间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深情厚谊，是军民鱼水情的鲜活例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军民齐心协力共建边疆的实践活动，具象化为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
2.生生之道：《周易》变易观与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
中国哲学的核心精神体现为生生之道。《周易》有言：“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3]，其以“和”助成天地的生生化育。“生生”思想充分展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是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解放军入藏前，毛泽东同志明确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入藏后，面临粮荒的解放军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寺庙等购买粮食，但严令禁止向老百姓采购，全力保证当地群众的口粮需求。以真心换真心，在筑路的过程中，川、青、藏三地群众积极参与，来自四川甘孜州的6000头牦牛成为第一批支援物资，17000名藏族同胞为川藏公路建设挥洒了青春与热血。历史证明，各民族唯有和谐共生才能生生不息、共生共荣。从最初依靠人力与简陋工具的艰苦筑路，到现代化技术与生态智慧的深度融合，“两路”精神在实践中不断吸收新元素并拓展新内涵。这一发展历程正是“生生之道”中“变则通，通则久”思想的现实映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中，“生生之道”通过“两路”建设与发展的实践场域，推动民族关系实现从静态共存向动态共融转化。两路沿线各族民众通过道路衔接促使经济互动从而形成区域的利益共同体，这种经济互补、文化互鉴的新型交往模式持续强化着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生生之道”熏陶下的共同体意识生成，在哲学本质上是多元要素在矛盾运动中达成新平衡的过程。面对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沿线民族地区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将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在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等领域形成协同治理模式。这种动态平衡既避免了文化同质化，又突破了封闭发展局限，保证民族共同体沿着正确、积极、健康、合理的良性轨道成功运行，这便是中国哲学强调“生生”的意义。
3.礼乐教化：儒家伦理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功能
儒家重视礼乐教化，主张通过“礼”的规范与“乐”的熏陶塑造行为与品德。近代新儒家学者徐复观认为：“儒家的政治，首重教化，礼乐正是教化的具体内容”。在传承“两路”精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儒家礼乐教化持续建构着集体记忆。“礼”作为制度化规范，在“两路”精神传承中体现为纪念活动、规章制度等具象载体：川藏、青藏公路沿线的“两路”精神纪念馆、纪念碑等均以仪式化展陈呈现历史场景与精神内核，有效强化了集体认同。如成都川藏公路博物馆通过陈列筑路时期的工具、手稿及影像资料，配合讲解员对历史细节的深度解读，使参观者在沉浸式体验中直观感受先辈的奉献精神，完成精神符号向文化记忆的转化。“乐”主要通过文化艺术创作与教育实践等方式完成“两路”精神价值传播。以“两路”建设为主题的文学创作、歌舞演出及纪录片等艺术形式，通过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学校也通过开展“两路”精神主题教育活动，帮助新时代青年深化价值认知并构建代际延续的集体记忆。各民族基于对“两路”精神的价值认同而形成了紧密的情感联系。“两路”精神在文化传播与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步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共同体意识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强化，彰显出传统礼乐教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哲学理念在“两路”精神传承中的现代阐释
中国哲学理念为“两路”精神注入新的哲学意蕴。从“道器之辩”“大同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到“体用不二”“阴阳和合”的多维实践，中国哲学理念通过现代阐释为“两路”精神提供了实践支撑。
（一）中国哲学理念在“两路”精神传承中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哲学理念与“两路”精神的深度交融，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通过对“道器之辩”“大同思想”“巧传求故”等理念的创造性转化，为“两路”精神注入了新的哲学内涵与实践动能。
1.道器重构：从《考工记》到现代基建精神的演进
先秦工艺典籍《考工记》提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17]，确立了“器以载道”的技术哲学范式。其“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17]的四维造物法则，不仅规范了古代工艺生产，还蕴含着 “道器合一”的哲学内核。其中“道”代表着技术背后的原理、规律及道德准则，“器”则是具体的工艺与器物。《论语》中论及“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13]，揭示“道”与“器”两者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工匠将万物之“道”凝练为具体的形象特征，通过制作器物象征具体事物的特定内涵，即“立象以尽意”[13]。古代工匠们遵循着“道”来制作“器”，不仅注重工艺技巧（器），更恪守着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与社会规范（道）。现代基建领域对“道器之辩”实现了当代重构，为“两路”基建精神提供了哲学支撑。“两路”建设中的先进工程技术，如隧道挖掘技术、桥梁建造技术等是“器”的体现；而建设者遵循生态保护原则与关注工程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则是“道”的彰显。川藏公路G318林芝段（桩号 K4130～K4187）采用客土喷播技术保护公路边坡植被实践[18]，正是在遵循自然之道的前提下运用现代工程技术（器）的典范，既实现了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统一，又塑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现代基建精神，为“两路”精神传承奠定了物质基础。
2.大同新解：跨民族交往的空间正义逻辑建构
大同思想源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3]的理想图景，它为“两路”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坐标与逻辑支撑。“两路”的贯通打破了地理阻隔，重塑了区域空间格局。空间正义强调各民族在资源分配、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公平性，大同思想所倡导的平等、共享价值观念，为实现跨民族交往提供了逻辑支撑，使得沿线各民族在交通、经济、文化等资源的分配与获取上更趋平等。例如藏族地区依托“两路”发展特色旅游业来吸引内地游客与投资，实现经济增收与文化传播；内地的资金、技术也借助“两路”流入民族地区带动产业升级。这种双向资源流动正是大同思想 “天下为公”理念的当代实践。大同思想所蕴含的空间正义逻辑深刻反映了传统哲学理念对均衡发展的现代诠释。“两路”沿线各民族在文化交流和社群互动等层面的多元互动，培育了跨文化认知互鉴与价值共情。这种基于大同思想和空间正义逻辑的跨民族交往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各民族在交往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稳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联结强度与发展韧性。
3.匠心传承：墨家技术伦理与当代工匠精神的融合
《墨子·经上》言：“巧传则求其故”[19]，主张对世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探求其原理与根据，从而揭示科学知识形成的机制原理。并且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追本溯源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种科技哲学思想在“两路”建设中得到了充分的传承和发扬。川藏公路的建成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而其背后是11万筑路大军历时4年8个月，平均每公里牺牲超过1人的巨大代价。当时历史条件缺乏基础数据资料、通信工具及先进仪器设备。为在崇山峻岭与峡谷激流间勘定合理路线，10余支测量队在藏族同胞的支援下，凭借简陋工具在缺氧高原翻越200多座4000-6000米的高山，跨过数百条河流，跋涉1万多公里，完成全线勘测，获取大量一手资料和原始数据，规划7条备选线路，为比选最佳线路提供了数据支撑。川藏公路横贯高海拔山区、峡谷与原始密林，途经沼泽、冻土，沿线地震、塌方、洪水、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高发。筑路军民仅凭铁锹、镐头、钢钎等简易工具，用血肉之躯在雪域高原的悬崖绝壁上凿岩造路，在金沙江等水流湍急的江面上涉水建桥。11万筑路大军凭借钢钎、铁锹等原始工具翻越14座高山、横跨10多条大河，横穿8条大断裂带，在“世界屋脊”创造了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新时代弘扬工匠精神，不仅加速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又通过民生工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中国哲学理念赋能“两路”精神的多维实践向度
在新时代背景下，实践维度的赋能从“体用不二”方法论、“阴阳和合”辩证思维、“家国同构”理念三个维度展开，通过精神与物质的辩证统一、民族关系的调适智慧及家国情怀的培育，推动“两路”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1.“体用不二”：精神培育与物质载体的统一
“体用不二”强调本体与作用的辩证统一。在“两路”精神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实践中，“两路”本身作为物质载体（用），承载着“不畏艰险、团结协作”的“两路”精神（体），二者共同构筑起民族精神凝聚与发展的坚实根基。川藏公路博物馆等实体空间成为“两路”精神具象化、可视化的重要载体。如川藏公路博物馆基于“两路”精神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及区域条件，在G317线、G318线和四川涉藏地区高速公路沿线合适点位建设分馆与遗址遗迹展示点构建了“两路”精神的特色展览馆体系[20]，此外，四川张福林烈士纪念馆、青海格尔木将军楼、西藏的十八军军营旧址等场馆，通过实物和图文展览生动再现筑路军民克服重重困难的奋斗场景，使参观者能够直观感受“两路”精神的内涵与力量，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精神的培育与传承。同时“两路”建成后带动的经济发展、产业繁荣，更是将“两路”精神转化为推动区域发展的实际动能，使抽象的精神理念在物质实践中得以彰显和强化。在“两路”精神激励下，沿线各民族群众积极发展特色产业、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创新文化，将精神力量转化为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实际行动。这种精神与物质的辩证互动，推动“两路”精神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进一步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2.阴阳和合：民族关系调适的辩证智慧
中国哲学的阴阳和合观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阴阳两种相对力量相互作用构成，强调对立统一、和谐共生。阴阳和合观为处理“两路”沿线民族关系提供了辩证智慧。“川藏公路起于成都，终于拉萨，这条进藏陆路大动脉通车70年来，沿途文化艺术因路而兴，因路交融，更远播向海内外。……从藏民族文化到建筑艺术，从人文历史到现代公路文化，70年发展，全长2146公里的川藏公路造就了文化艺术长廊，沿路生花、沿路交融绽放”。[21]“两路”的修筑面临着巨大的施工难度与技术挑战：川藏公路要穿越密布的高山峡谷和湍急的险滩，地震、滑坡、泥石流、雪崩等地质灾害频发；青藏公路则以其海拔最高、线路最长成为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在“两路”修筑期间，各民族建设者明知要面对生死考验，依然选择了携手并肩、攻坚克难。多民族紧密协作打破了隔阂，增进了了解与信任，为民族融合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通车后，“两路”精神持续促进各民族深度交流融合，全国各地持续向西藏输送建设物资，多省份相继启动“援藏”帮扶计划，此举极大地强化了西藏与各地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西藏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沿线各民族通过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及人员往来等，不断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和尊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
3.家国同构：从乡土到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拓展
家国同构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3]儒学提倡家国同构，强调家庭和国家在内部构造机理上具有同源性。《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13]这揭示了家国同构理念的精髓，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辩证分析个体、家庭、国家的关系，实现了从乡土社会伦理秩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升华。家国同构理念在“两路”建设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筑路初期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十多万名筑路军民秉持“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信念，将个人与家庭的责任融入国家建设和发展稳定的大局中。他们将个人“责任担当”升华为“使命意识”，为“两路”精神注入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在“筑路”的过程中沿途各族群众与11万筑路军民亲如一家，体现了唇齿相依、血脉相连的深厚军民情谊，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深化了中华一家亲意识。在家国同构理念引领下，通过充分挖掘“两路”沿线红色教育资源，讲述“两路”建设中的家国故事，开展“传承红色血脉”主题实践活动，推动“两路”精神的传承弘扬，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团结进步注入新动力。
（三）“天人合一”生态哲思的工程实践
川藏、青藏公路通车70年来，不仅创造了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更成为中国哲学理念赋能现代工程的典范。“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两路”建设，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施工技术优化的有机统一。
1.道法自然：道家思想在工程建设中的生态转译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提倡要顺应自然的规律，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思想在雀儿山隧道建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川藏线雀儿山隧道全长8.955公里，主洞长7079米，隧道洞口海拔4378米，是世界海拔最高的超特长公路隧道。该工程最大特点与难点在于高海拔导致的含氧量低、气温低和超长隧道施工。洞口极端气温在零下40℃以下，冬季施工期超过4个月；洞口含氧量不到平原区60%，每深入隧道1000米，含氧量降低10%，致使施工人员普遍高原反应、效率极低；加之施工区域地处甘孜-玉树地震断裂带，滑坡、泥石流、崩坍等灾害频发，建设者们在制定施工方案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山体结构的破坏，避免因工程建设引发地质灾害。如施工团队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创新高海拔隧道生态保护技术，研发天然温泉循环的隧道洞内外路面冰害自防系统[22]；构建超长隧道水平气压差、寒区隧道洞内外温差及风墙式压差协同的通风设计技术，减少通风能耗9.5%；首创实践隧道弃渣回收、隧区植被恢复技术，实现绿色建造。这种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遵循，正是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在现代工程中的转译，既保障了工程的顺利推进，又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生态基础，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各民族共同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2.仁民爱物：儒家伦理与地方生态文化的融合
儒家生态伦理强调“仁民爱物”，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价值序列构建人与社会、自然的伦理共同体。在传承“两路”精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这一哲学理念与地方生态文化深度交融，为新时代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儒家“仁民爱物”思想将道德关怀从人类社会延伸至自然万物，强调“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藏族文化中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意识，与儒家“爱物”思想在尊重生命、顺应自然的主张高度契合。建设者充分尊重藏族的文化传统与信仰习俗，将施工规范与民族团结相结合。当道路施工遭遇宗教建筑和设施阻碍时，建设者优先选择改道而非破坏当地宗教设施；实在不能改道的，就同当地上层人士协商处理，按宗教习惯迁移或重建。这种将儒家伦理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打破了技术理性主导的工程建设模式，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从铸牢共同体意识的维度来看，“仁民爱物”思想促进了跨民族生态治理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在“两路”沿线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过程中，汉族技术团队与藏族牧民创新协同治理模式。前者运用现代生态监测技术，后者凭借世代积累的环境感知经验，双方共同合作开展冻土保护、植被恢复等工作。这种知识互补与文化互鉴的协作模式，使地方生态保护工作成为各民族交流的纽带。
3.技术创新：国际视域下“两路”建设的生态智慧
“两路”建设与阿尔卑斯山圣哥达隧道工程作为东西方工程项目的典型代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与价值取向。圣哥达隧道工程以西方效率优先为准则，追求技术突破与通行能力的最大化；川藏线建设则立足于中国哲学理念，将“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理念贯穿施工全过程，在攻克世界级技术难题中构建多民族协同创新路径。圣哥达隧道工程采用盾构机掘进、机械化施工等现代技术，完成了阿尔卑斯山脉的贯通，该项目核心在于以技术理性突破地理屏障。川藏公路面临高寒缺氧、地质断裂带密集等极端挑战，建设者面对恶劣条件和技术挑战将“道法自然”的东方智慧转化为工程实践准则。冻土的融化使得路基地基不再稳定，这给青藏公路的运营和维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热棒是安装在公路两旁碗口粗的金属圆柱体，可以将地层中的热量传输到大气中，从而降低多年冻土的地温，防止冻土融化。2004年以来的数据表明，热棒技术在应对冻土的冻胀与融沉问题方面效果显著，保持了公路冻土地基的稳定。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是施工技术的革新，而是将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了技术开发和工程施工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生态观对现代工程的重要影响。“两路”建设的技术创新突破了传统工程“唯技术论”局限，为现代基建工程建设提供了兼顾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的中国方案。
三、“两路”精神哲学理念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亟需通过创新路径激活中国哲学理念对“两路”精神的赋能。通过数字人文等方法论创新，结合德法共治、区域联动构建制度保障，开辟持久且有效的实践路径。
（一）数字人文与比较研究的赋能路径
“两路”精神的实践性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方法论启示。通过构建“精神基因”知识图谱实现数字赋能，与美国西进运动的比较研究则凸显中国道路的独特文化性。
1.数智传承：红色基因知识图谱数据库构建与应用
《庄子·齐物论》中论及“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万物齐一”关联观，其所蕴含的“万物一体”的系统论观点为工程实施提供了思路与借鉴。在数字时代，数字人文技术为“两路”精神传承弘扬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路径。有学者指出“两路”精神传承突破传统范式须依靠以数字技术构建的“精神基因库”实现“两路”精神传承的范式革命。[23]故通过构建“两路”精神的红色基因知识图谱数据库，可对其蕴含的中国哲学理念进行系统性梳理和数字化呈现。如体用论、天人观、群己观等哲学思想既是“两路”精神的文化内核，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根基。知识图谱可将“两路”建设中的工程技术细节、英雄事迹、文化内涵等要素进行结构化处理，构建全面、系统且相互关联的知识体系。如将“两路”生态保护措施与天人合一思想相链接，以建设者奉献精神映照群己观，使“两路”精神的哲学底蕴得以直观呈现。在实践层面，数据库的建设可以采用三维扫描、高清摄影及虚拟现实等技术，将“两路”遗址、文物、文献等资源进行高精度的数字化采集，运用数字技术存储数据资料存于数据库，实现妥善保存和合理利用。人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VR和AR等技术将“两路”精神材料呈现到公众面前，提升“两路”文化的教育效果和传播力。公众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数据库来了解“两路”精神的历史与科学内涵。数字技术赋能红色资源传承，不仅为“两路”精神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也为“两路”精神的传承和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此外，红色基因知识图谱数据库也为其他红色文化和红色资源的保护和传播提供了借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中国哲学理念更好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能。
2.比较视野：“两路”精神与美国西进运动的哲学对话
从比较哲学的视野出发，分析“两路”精神与美国西进运动的异同，可为理解其内涵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拓新的维度。中国哲学强调“和谐共生”“天下为公”理念，在“两路”精神中体现为各民族共同参与建设、共享发展成果，注重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民族关系和谐的统一。美国西进运动虽推动了西部开发，但对印第安原住民实施了土地掠夺、文化压制等行为，这凸显其与“两路”精神迥异的价值逻辑。美国西进运动基于个人主义哲学，“西部广阔富饶的土地使人们真正体会到了个人的自由，也由此带来了影响到生活各个领域的个人主义”。[24]这与中国哲学中的集体主义、和谐理念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这种范式对话，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两路”精神所蕴含的中国哲学理念价值。在跨民族交往层面，“两路”建设以大同思想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而美国西进运动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失败经验，从反面印证了中国哲学指导下“两路”精神在促进民族和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正确性与优越性。此类比较研究有助于在国际视野下彰显“两路”精神价值，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与深化。
（二）德法共治与区域协同的机制保障
要强化中国哲学理念赋能“两路”精神的作用，制度保障是关键。通过传统乡约与现代法治的有机结合，以及区域协同机制建设，使中国哲学理念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1.德法共治：传统乡约与现代法治的协同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25]。在“两路”沿线地区，实现德法共治对“两路”精神传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传统乡约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化知识与治理智慧。乡约倡导邻里互助、敬业乐群、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体现了儒家仁爱思想、道家和谐观念。在“两路”沿线的民族地区，道德的引领力和感召力是不可或缺的，要发挥道德在基层社会中的引领作用，将传统乡约道德要求落实到广大民众的行动上，巩固基层社会共同道德基础，筑牢基层社会治理的道德根基。一方面，通过挖掘和整理当地传统乡约文化，传承弘扬其符合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内容。如部分乡约中关于保护环境、团结邻里的条款，与“两路”精神中注重生态保护、民族团结理念相结合。引导居民自觉遵守道德规范，以实际行动践行“两路”精神。另一方面，要完善法治体系，制定针对“两路”沿线的专项法规，保障公路的维护与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权益等。如在公路沿线资源开发中，通过法律保障少数民族的利益在开发过程中不受侵害。通过德法共治，将传统乡约文化与现代法治相结合，推动中国哲学理念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在保障社会秩序的同时，通过德法共治让“两路”精神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两路”沿线深入人心。
2.区域协同：文化认同与精神共同体建设
中华五千年历史的文明是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力量源泉。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品格、大一统追求与兼容并包品质在“两路”建设中得到具体呈现，爱国主义精神融入了建设者“舍小家为大家”的集体行动。面对高原恶劣环境，建设者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边疆建设的壮举，与两岸同胞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情怀形成跨时空呼应。筑路英雄的英勇事迹的内核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为两岸的精神共同体建设架起了情感共鸣的桥梁。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在“两路”工程中升华为技术创新的实践动力。建设者突破冻土、地质灾害等世界级难题，将《周易》“天行健”的进取精神转化为热棒降温、温泉水融冰等技术创新，这与两岸同胞在经济、科技领域追求卓越的奋斗精神一脉相承。“大一统”理念在“两路”建设中体现为边疆与内地互联互通的共同发展实践。公路贯通打破地理阻隔，推动经济文化交融，使“中华民族一家亲”从理念变为现实。这与两岸同胞对国家统一的共同期盼形成了价值的共振效应，印证了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华民族追求“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与文化统一的包容情怀的理想追求。而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则在“两路”建设中展现为各民族文化的互补共生，“两路”建设中的汉族工程师施工技术与藏族群众的高原经验相结合，恰如“天下同归而殊途”[13]的哲学理念，这些文化认同实践为两岸在文化交流活动中凝聚共识提供了宝贵经验。
新时代需深入挖掘中国哲学理念对“两路”精神的赋能，探索面向未来的创新实践路径，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未来应持续推进创新实践，探索融合新路径，使中国哲学理念在“两路”精神传承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更大的效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注入动力。
四、结语
中国哲学理念与“两路”精神的互构，不仅为基础工程建设注入文化内涵，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开辟了新的实践路径。这一实践路径以哲学传统的现代转化为内核，通过“返本开新”实现传统与时代的深度对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坚实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从理论溯源看，体用论、天人观、群己观等哲学思想与“两路”精神的历史生成、核心内涵及时代价值形成高度契合，“铸牢”的哲学意涵通过思想传承实现创造性转化，知行合一、生生之道、礼乐教化等理念为中华民族精神培育与共同体意识培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中国哲学理念在新时代完成了创造性转化，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其创新实践路径为“两路”精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的实践场域，中国哲学智理念赋能“两路”精神不仅完成了对其历史经验的总结，更实现了对未来发展的战略指引，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力的价值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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