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代—现代—全球”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多元凝聚一体、传统走向现代、历史走向未来”内在演进历程的三个重要维度，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三重论域。深入剖析三重论域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演进逻辑，有助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进行深入的学理性阐释，展现完整连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体系，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三重论域；自主知识体系
202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提出要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1]。加快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仅是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消解西方知识、话语、文化霸权的现实要求，更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历史问题以及各种困境作出的积极回应。随着时空语境中话语观念的流变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价值，我们通过三重论域即：“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全球治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时空发展及其逻辑演进。每个论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叙述，反映了与该阶段社会文明发展相适应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生产。本文认为，三重论域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多元凝聚一体、传统走向现代、历史走向未来”内在演进历程的重要维度，深入剖析三重论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演进逻辑，有助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进行深入的学理性阐释，展现完整连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体系，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三重论域
（一）“以中国理解中国”：“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2]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起点并不是从世界现代文明开始，而是要在我国中华文明体系中，以客观真实地反映中华文明起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历程、变迁融合。只有“以中国才能理解中国”，因为只有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稳定的社会结构、农牧互补的生产方式、开放包容的文化思想等才能阐释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的特殊性和中华文明统一的必然性，才能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发展，也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国家建构道路的独特性。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3]这一独特地理环境促成了我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依赖补充的生计结构，孕育出了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中华文明哲学思想，在对待多样性问题上，中华文明遵循“合”的哲学思想，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深嵌于历代王朝“大一统”理念和“天下一家”观念的实践中。“大一统”是我国历代王朝国家治理的政治追求。虽然中国历史上有“五方之民”或“夷夏之辨”的话语表达，但都在“大一统”的话语叙事和时空中展开的，正是历史上对“大一统”理念的推崇和实践，才有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指出：“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体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4]千百年来，王朝政权虽有更迭，但“大一统”理念的传承却从未被颠覆，正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以及“天下一家”观念，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交往融合的深度、广度不断提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共同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国加快自主知识的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脱离中国历史视野或脱离中华文明思想支撑，中国自主知识的生产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学理性阐释，首先要“以中国理解中国”，这就是要在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话语叙事中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演进，为架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历史基础。
（二）“以世界理解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族是现代国家特有属性，民族现代性建构是世界现代化发展重要内容，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将视野聚焦于世界现代化发展。19世纪以来，处于传统王朝体系的中国被迫卷入现代文明体系中，在西方知识体系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懈追求的目标。此时的中国既需要何为中国的“民族”，也需要思考如何使这个“民族”成为主权独立和疆域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对何为“中华民族”以及建设怎样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当时学术界展开了“中华民族是一个”[5]的学术争论，政党精英层面也历经了建设“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建设“多民族国家”的争论。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担负起独立解放的历史重任，为中华民族现代转型探索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古老封建王朝国家被重塑为新型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和内涵得以重构与发展。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指明了发展方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制度保障，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精神依托、情感认同和历史记忆，使马克思主义从“抽象”走向“具体”，使民族国家建设展现了更多的民族性和特色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在这种互动交织中得以全面发展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这种意义来自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价值理念的指引，各民族积极主动参与到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在不断互动进取中，最终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稳定共同体。因此，在“以世界理解中国”视域下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能够更加深刻理解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三）“以中国理解世界”：全球治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当前，世界格局在政治、经济、文明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政治上，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均衡，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并存。与此同时，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激烈交锋，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调整，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之增加。全球化进程在曲折中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的蓬勃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制裁等逆全球化现象频发，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文化交流互鉴日益深入，多元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多样性得以更加充分展现，但“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思潮依然存在，给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这些深刻变化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挑战，加剧了全球治理危机。破解当前全球治理困局亟需建立一个能够聚全球共识，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治理新体系。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彰显了我国国家治理成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创造性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大一统”的理念，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把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为协调多元与一体关系的根本原则，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民族政策，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整体性发展，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充分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合法权益，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繁荣与进步，彰显了我国国家治理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科学地继承了中华文化“和合”思想以及“求同存异”的哲学智慧，将文化多样性转化为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动力和资源。在对待多民族和多元文化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尊重差异性、增进共同性为导向，通过保护与传承各民族文化，鼓励引导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并成为维系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重要纽带，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包容性和整体性。民族事务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将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等与各民族的发展诉求和福祉紧密联系起来，使各民族在共同发展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的人民性和创新性，也是我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独有的经验优势。
面对世界格局变迁和全球不断出现的各类治理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秉持着平等、包容、和谐、互助的价值理念，强调建立尊重包容、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回应了“多样性和共同性”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智慧和全球治理方案，从这一角度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需要置于时代需求和全球发展的视域中。
二、三重论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逻辑演进
在解读民族现象时，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既能关照传统历史又能关注现代发展的视野。“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6]大历史观就是要以大视野和长时段探究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既要深入“历史长河”以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同时，要基于“时代大潮”发挥历史主动，更要站在“全球风云”中思考人类走向。三重论域下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正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规律大历史观的体现。“大一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主要突出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形成及其自在状态，展现了“共同体”形成的客观性和实体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各民族在共同开拓中国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中国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以及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这一形成发展过程是各民族自然凝聚和“大一统”理念的有机统一过程，多元并存的各民族在“大一统”的协调统摄下，从物质交往到文化交流再到情感和心理互融层层深入、紧紧抱拢凝聚为一体，形成了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共同心理认同和深厚历史记忆，这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迈向自觉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转化力量。
中国共产党以“共同体”话语推动“多元”与“一体”辩证统一的治理智慧，展现了中国民族国家现代性发展的独特道路，体现了“共同体”的建构性和能动性。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趋势，也是建构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形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既尊重包容各民族文化差异和特色，又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和整体发展，通过理论建设、政策引导、制度保障，以及文化交流等多种方式促进各民族在共同繁荣发展中，实现更深层次的交融与整合，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不断强化。伴随着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深刻转型过程，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得到延续，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统一多民族国家为主脉的中华文明也在这一进程中，成功向现代跨越，焕发出现代力量。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交往更加深入和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更加频繁和紧密。从“大一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发展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处理“多元”之间、“多元”与“一体”之间上形成了独特系统的理论经验，为人类协调“多与一”关系、处理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更为深远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路径中蕴含的“人本”逻辑以及和平、包容、公平等价值理念与全球治理中日益凸显的人权、发展权等理论不谋而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
三重论域不仅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形态和价值内涵，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多元凝聚为一体，从古代发展到现代，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发展逻辑，形成了完整连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体系，也贯穿了古今中外文明的发展视野，突出了中华民族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连续性，破解了“古今之争”，同时也实现了中华文明现代形态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破解了“中西之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既需要从历史维度展开中华文化与共同记忆的挖掘与再塑，也需要在现代治理体系下进行现代身份建构和国家认同引导，更需要挖掘其内在价值，展现重要的世界意义。
三、三重论域下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维转换
（一）从“王朝更替”到“文明演进”的范式转变中深入理解“大一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并在传承延续中不断发展创新，推动其不断向着更高层次前进，使之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消失的文明体系。因此，中华民族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中华文明演进史，以文明演进的视角看待中华民族发展史，会将我们带入到一个更宏阔的发展视野和更高的认知境界。“长期以来，‘二十四（五）史’所承载的历代王朝叙述体系对学界乃至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历代王朝被视为‘中国’，而非历代王朝则被认定为‘边疆’是普遍认识，诸多中国通史以及中国疆域史论著无不以历代王朝历史和疆域沿革为主体来诠释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和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7]历史上王朝政权的更替必然导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秩序、民族关系等多方面变化，这种变化随政权周期性更替多次发生，在王朝更替的视角下这种变化被视为历史现象的不断重复，所以，如果只是从王朝更替视角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我们很难理解中原与边疆的互市、朝贡、和亲、战争、文化等跨区域、跨民族的互动融合，也很难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历史进程。多元文明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竞争、交融与协同发展，并非对立、冲突与压迫、消灭。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各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彼此依存、互为补充，不断融合，共同丰富发展了中华文明，“茶马互市”“茶盐贸易”“胡服骑射”等都是各民族交流融合的生动写照。“任何二分法理论如“游牧—农耕”“内亚—汉地”都无法正确描述中国，因为中华文明不是多元文明对立冲突的结果，而是多元文明以融合会通解决对立冲突的产物。正是在这样的文明生成发展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开始孕育生成。”[8]在文明互动、交融、演进的视域下，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有助于理解各民族互动融合历史逻辑，展现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互动共构的关系，以及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发展趋势。
历史上中华各民族在共同缔造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创造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滋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持续向前发展。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格局、追求统一的历史传统，以及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等特质，而在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正是凭借着深厚的共同体力量的和文明的强大韧性，在曲折历史中克服了一次次离散考验，实现持续而稳固的发展。因此，在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基础上，以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与内在规律为脉络，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属性、国家属性与文明属性的贯通性与整体性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刻地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和发展规律，而且对于理解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多元一体格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与现代文明形态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必要视角，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价值。
（二）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指导下，理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最重要理论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两个结合”的提出，是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内在规律性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9]“两个结合”不仅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性认识，也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两个结合”具象化体现。“两个结合”的提出是不断深入和成熟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认识尚未成熟，因此未能上升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境界。同时，受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激进态度的影响，此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也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因此，也很少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文化相融合以及如何从其中汲取有益成分的问题。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通过平等联合各民族，推动建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深刻认识到我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明确民族领域的重点任务就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政策，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深入探索出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此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更加深入成熟。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许多重大现实问题，不管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工作的短板和弱项而言，还是当下多元化、碎片化的思潮对我国民族国家可能带来的解构性冲击，抑或是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外部挑战和威胁，从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引。“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10]“两个结合”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如果说“第一个结合”旨在解决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展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这个理论系统中的理论必然联系性和内在规定性，那么“第二个结合”则体现为两点：第一，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思想内在契合性的“中与西”的思想理论之间关系。如我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一统”“天下观”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国家观结合的必然结果，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现代因素与中华文化传统因素的结合与创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民族平等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因俗而治”等创新性结合。第二，凸显了“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之间内在连接性。中华文明史中蕴含着丰富的资源，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支撑着多民族国家治理，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构是民族国家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这种现代性发展需要借助传统文化做出更多的支撑，特别是在多元化、碎片化的思潮对民族国家可能带来的解构性冲击情况下，就更加需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以助力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突出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这些并不是简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制，而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贴合时代、面向未来进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使之内化为各民族的共有的价值准则和思想理念。
（三）从“特殊规律”到“普遍规律”的认识升华中理解全球治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西方早期主要围绕经典民族主义理论展开民族国家建设，虽然民族主义在西方现代化早期发展进程呈现了积极的历史意义，但由于西方民族主义天生的“理论漏洞”，西方国家在历史上都曾通过同化的方式推进民族国家建设，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大多都是建立在‘少数民族’被同化、压迫和边缘化的基础之上的……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就是残酷的流亡和驱逐过程，就是强迫迁徙和剥夺权利的过程，直至种族灭绝。”[11]19世纪一度盛行的同化政策在20世纪不再奏效。认为“佯作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是建立在主体文化的基础之上。”[12]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不得不提出自由多元文化主义以应对国家族群多样性问题，然而，由于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在共同体建设方面难以提供系统的制度性保障，西方国家一体性建构又面临着多元性张力破坏的可能，多元文化主义在协调“多元”和“统一”时，还难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正因为如此，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北美、欧洲等国家开始实行系列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这项政策总被认为是失败的重要根源[13]。西方现代文明在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依然面临着族群冲突频繁、种族歧视严重、民粹主义抬头等社会危机。
西方对待多元群体社会都是在自由主义框架中的建构模式，他们认为，在自由主义框架中建构民族国家是一种文明的、先进的模式，特别是西方话语中对民族主义关于东、西对立的二分说[14]，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西方现代文明虽然在推进全球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西方现代文明以资本为核心的发展具有天然的排他性、狭隘性以及对抗性，并形成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强国必霸论”“西方中心论”等，这些理论不仅不能给予人类更多安全保障和公平正义，还明显滞后于全球发展的现实需求。“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就能产生理论，需要思想就能产生思想的时代。”[15]时代发展呼吁全人类共有价值的出现，这种全人类共有价值体系应该更加关照“共同性”，即全人类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理想追求以及共同的责任担当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对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哲学智慧和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高度凝练，这一理论建构“无疑超越了西方世界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民族国家建构理论，为世界范围的多民族国家如何正义且有效地实现全体国民的团结和凝聚奉献了‘中国智慧’。”[16]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大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17]这就是说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的经验总结好，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的智慧和方案。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理论难以在一体性与多样性之间找寻更好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最大的优势正是在于超越了西方模式，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共同体”独特的治理能力和智慧。对全球治理而言，中华文明更加具有全球视野和人类情怀，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多元共存和交流互鉴，蕴含着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置于古代—现代—全球的时空交错中进行观察与理解，有助于站在历史的深度、全局的广度以及前瞻的高度把握其内涵价值、发展规律和独特优势，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提供了深邃宏阔的视野，既能有效规避厚古薄今及片面强调现代忽视历史连续性的解读方式，也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性分析，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深入与创新，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3-10-29(1).
[2]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求是，2022(4).
[3]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18.
[4]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9-28(2).
[5]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2011：94.
[6]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20.
[7]李大龙.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需要观念更新[J].西北民族研究，2024(1).
[8]本书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22.
[9]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而实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7.
[10]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1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64.
[12][土耳其]乌穆特·奥兹基瑞穆里.当代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批判性参与[M].于红，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114.
[13]常士訚.超越多元文化主义---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的反思[J].世界民族，2008(4).
[14]Hans，Kohn.，The Idea of Nationalism：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4.
[1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5-19(2).
[16]杨须爱.“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演进史钩沉[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3).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0.
（责任编辑：王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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