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人工智能技术从认识论、方法论及实践论之维，赋予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智能化传播属性与时代机遇。面对智能技术的“二律背反”效应，需有效识别并解决以下五对矛盾：技术规则深度应用与涉民族话语传播弱势的矛盾、算法偏见锚定效应与议题影响力扩大的矛盾、智能平台场景力不足与传播效果提升的矛盾、技术惯性依赖与各族群众能动性发挥的矛盾、技术迭代的“涌现性”与原有生态机制间的矛盾。基于此，从有力的话语体系打造、有趣的议题魅力呈现、有形的交往场域弥漫、有感的受众情感唤醒和有效的传播机制创新中求变并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智能化传播，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关键词：人工智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涉民族宣传；AIGC；中华民族故事
一、问题的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以及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特别指出：“涉民族宣传做得好不好，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形象。”[1]人工智能时代，涉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彰显出重要研究价值和丰富理论意涵。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词而言，其中心语是共同体意识，具有“经过共同语言、共同的知识和共同的回忆编码形成的文化意义”[2]；而意识的“铸牢”作为意识形态化过程，意味着特定意识的空间弥散与渗透。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即带有意识形态传播性质[3]。同时，DeepSeek、ChatGPT和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掀起智能研发浪潮，新一代媒介技术转型为受众“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技术载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催动智能化传播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向，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4]。上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涵和实践的双重属性认定，意味着智能时代传播格局的变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工作带来了新技术支撑及高质量发展机遇。
基于此，本文基于传播学理论及现实考量，提出在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智能化传播的时代机遇、潜在风险与应对路径，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势能充分转化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对内推动各民族坚定“五个认同”、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对外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团结进步故事，赢得国际舆论斗争的话语权、主动权，使新一代智能技术创新为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二、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的时代机遇
新一代智能技术呈现出多源爆发、交汇叠加的“浪涌”现象，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智能化、精准化发展带来崭新的时代境遇。因此，需从认识论（逻辑起点）、方法论（具象支点）及实践论（现实落点）之维确定研究理论框架，厘清智能技术何以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力涌现”。
（一）认识论：增强认同主客体互动，厘清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底层逻辑
从发生认识论的理论逻辑维度考量，“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相互关联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复杂结构的基础上，对国家层面最高归属感的集中表达，其关键指向是作为主体的中华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体的“认同问题”。因此，共同体成员作为“现实的人”，在主客观条件基础上，形成秉持共善价值规范、能动维护意愿的复兴凝聚心态[5]及强烈的认同使命感。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智能传播的逻辑起点。人工智能技术介入认同客体相关内容的智能传播过程，有助于突破传统媒介在信息时空和权威控制方面的束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奠定媒介基础，促进共同体内不同成员的共生状态。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形成是基于一定心理本质，在技术赋能下形成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系统与认同客体建立一体化联结的过程[5]。此认同主体和认同客体之间的技术互动过程（见图1），能弥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强化现实共同体成员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中华文化认同感等价值理性，实现个体行为与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及时连接。基于此，达成增强各族人民群众“五个认同”和发挥传播主观能动性的目标，夯筑智能传播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及思想价值高地，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二）方法论：技术嵌入关键环节，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精准传播
在方法论层面，通过将主流意识形态的普照性与算法代码的技术性互嵌[6]，发挥全流程的智能化工具集在传播中关注对象、聚焦问题和分析层次方面的优势，精准打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要素在传播关键环节中的共通空间。一是传播信息汇聚共享。通过深度学习和生成模型等手段整合并创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信息，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技术等来生成文本和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等信息，使之达到共有和共享状态。二是传播对象精准画像。利用协同过滤、聚类算法、深度学习等技术，分析行为相似度、提取多维度特征、预测未来行为趋势以实现精准画像及传播策略优化，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等优质信息精准触达，实现“需求端-供应端”有效衔接。三是传播符号具象呈现。利用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生成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图像、视频或文本，并通过多模态融合，结合图像、声音等提供沉浸式体验，实现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生动具象传播。四是传播舆情动态监测。算法支撑的关键指标设定、数据预处理、自适应学习、模型迭代和持续集成与部署等功能，可实现评估反馈闭环，反映各民族地区思想动态变化、比对民族交往的特征模式、预警与引导社会舆情热点和群体情绪动向等。基于上述智能方法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粗放式传播向精准化传播转型，促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精度瞄准与厚度深耕。
图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智能传播主客体的技术互动逻辑
（三）实践论：坚持结果导向，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实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7]。这一重要论述要求我们回归互联网实践本身去找寻现实落点，而新一代人工智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工作中的“出场”，有助于在百年“变局”中打开党的民族工作“新局”。就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智能化传播，是完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认同水平的有效治理过程[8]。新一代人工智能筑造出全新实践场域，以积极有为的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动涉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创新、传播内容丰富和传播渠道拓宽，促进相关成果在民族地区落地生根，以激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的内生动力。就提升国际话语权而言，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裹挟的时代语境下，部分西方国家陷入表达困境，或是蓄意曲解我国的民族政策和治理事务。而AIGC有助于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能够为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影响力提供新的技术动能，不断展现中华民族的良好形象。从各类AIGC短片的个性化内容创作，到多语言翻译与传播、交互式叙事及跨媒介叙事等领域成果涌现，智能技术与中华民族独有精气神深度结合，正逐渐实现“去西方中心化”文明观，彰显中华文明范式，以期重构全球传播语境下的世界多元文明新格局。从兼具民族治理现代化与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双重实践导向观之，“建立在高能量的技术和对持续增长的期望”[9]的实践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智能化传播新局面便由此出现。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智能化传播的风险识别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二律背反”属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智能传播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潜在风险。
（一）技术规则加剧智能化舆论战，涉民族话语传播相对弱势
新一代人工智能日益成为国家间“智能化舆论战”的重要工具，大国舆论博弈背后的智能技术较量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竞争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持续发展变革正深刻重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动结构；与此同时，算法技术、社会关系和人自身能力的异化，也极有可能衍生权力集中的智能新形态。换言之，国家借力AI技术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权衡与博弈，复述、勾勒、数字化和再现现实国家权力和意志的“镜像”[10]。如ChatGPT的预训练数据多数来自Common Crawl平台，其他来源包括书籍、期刊和维基百科等（见表1）。但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本质上仍是服务于西方社会的技术工具，“多语言的表达方式掩盖了训练文本所暗含的以英语为母语用户的文化价值观”[11]，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强化。话语体系建设是不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然要求与关键环节。然而，美西方国家长期通过智能平台持续开展负面关键词植入或报道，将涉民族话语纳入全球涉华话语框架中予以歪曲化呈现，以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算法渗透，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在全球算法舆论场域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对此必须要予以高度警惕。
表1 按域或来源划分的10个ChatGPT主要训练数据集示例
（二）算法偏见锚定负面形象，涉民族叙事议题影响力削弱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与政治互嵌的意识形态工具，暗含着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输出与对抗。尽管生成式AI具有拟人化特征，但这些复杂的模型也可能无法精确判断信息的真伪，有时难以辨识数据内嵌的偏见以及潜在有害信息。例如，关于西方炮制的所谓“新疆种族灭绝”指控，ChatGPT在回答中文提问时表示，“要全面理解这一问题，需要深入了解各种来源的信息，并保持开放和批判的思维”；而回答英语提问时则宣称，“这一问题的指控是有可信来源的；且由于进入新疆地区的机会受限，给独立核查和透明调查带来挑战性”。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某种意义上有主观偏好注入或源数据本身包含某些道德伦理偏见，因而复刻了某些非中立观点和不真实叙事，将所谓“人权”问题与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关联，进行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企图歪曲抹黑中国坚持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助推极端言论发酵。由此可见，智能传播生态中关涉我国民族地区的传播议题设置亟需更加主动、更加丰富多维，谨防个别居心叵测势力企图借由“人权”“宗教”等幌子及文化差异框定我国涉民族叙事议题，“宗教”等幌子及文化差异框定我国涉民族叙事议题，为海外受众了解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设置“认知迷雾”，而由此引发的锚定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受众价值取向和固化受众认知结构，从而诱发群体极化风险，使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议题的影响力受到冲击。
（三）平台场景力不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效果受限
场景力即媒介组织创造场景价值的动态能力，包括“场景适配能力”与“深度连接能力”[12]等。一是自主化的智能传播平台资源配置相对不均衡问题，可能导致场景适配力不足，让相关信息内容传播“出海”范围和效果受限。智能技术发展现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平台提出了较高的实践要求。在利用现有传播平台“借船出海”的同时，也需整合起各类资源优势以满足分众化、多元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加强建设自主化的传播平台，实现“造船远航”。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平台构造场景与受众需求不完全匹配，价值共创与共情传播效力较弱。通过算法技术嵌入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的场景，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情感体验。然而，当前部分智能信息传播平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生产与传播较为分散化、碎片化，未能形成聚合有效的信息集群及空间符号意义，智能技术语境下各民族用户的沉浸式体验以及互嵌互动相对薄弱。因此，亟需加强传播平台与各民族受众的深度链接能力，利用好现有传播平台优势，实现精准传播，最大限度地发挥智能技术平台的精神效能，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及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追求。
（四）技术惯性依赖影响共同体认知，触发主体性迷失问题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制约着人的主体性发挥。智能技术场域带来多元价值观念交织交融，既能给人们带来信息获取个性化、情感依赖性及表达自由性，也带来主体身份“延异（Differance）”和“离散（diaspora）”状态，形成主体意识的自觉或非自觉迁移[13]。一方面，智能时代政治过滤、商业过滤、用户过滤以及平台过滤等机制，在不同程度上为共同体成员筛选定位信息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以此形成的用户画像成为智能平台精准推荐的核心。例如，TikTok结合使用协同过滤、内容过滤以及用户行为分析等推荐算法系统，精准地为用户推荐感兴趣的视频，还能帮助他们发现新的、可能感兴趣的内容领域。但长期依赖智能推荐带来的习惯易使主体陷入去思维化、信息茧房和认知孤岛的怪圈，一定程度上使得共同体成员产生信息技术认同与情感认同割裂，产生“精神倦怠”并深陷主体性丧失的困境[14]，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和培育带来阻力。另一方面，随着把关权力逐渐由人工编辑向算法技术让渡[15]，智能平台无可避免地成为各类舆情发酵和各种思潮传播的天然场域。个体成员在与传统社交方式脱嵌的同时，由于新型社交方式嵌入而享有多元交往媒介形态，但在此过程中，算法素养不足易使其产生随波逐流感和无能为力感。在很大程度上，主流信息内容的权威影响及传播优势的弱化，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智能化、娱乐化浪潮中不知不觉被“遮蔽”。
（五）技术快速迭代的“涌现性”，与原有生态机制间产生矛盾
从技术现象学意义上看，作为人与客观世界间的数据化媒介，算法带来了新的媒介生态与景观。AI与传播的系统结合必然会形成很多原有系统不具备的属性、特征、行为、功能等“涌现性”[16]，这种现象使得复杂系统内的局部行为通过自组织作用形成新的宏观行为和功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智能化传播保障机制建设带来新挑战，可能掣肘其智能化传播效果。第一，“涌现性”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智能化传播组织结构和协调方式更加灵活和动态，传统的组织结构可能无法应对智能系统中快速变化的需求。第二，传统的监测评估方法可能无法全面捕捉智能系统的运行状态和效果，监测评估机制亟待更新，以适应智能传播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第三，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满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智能传播的跨学科人才需求，需构建多元化、开放式、合作式的人才培养模式。第四，技术深度应用可能带来伦理、隐私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传统的治理监管机制突显出治理与技术发展不同步、复合体治理不协调等表征，需建立动态、灵活的技术监管机制，确保智能化环境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应当强化技术应用视野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智能化传播的保障功能，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合力型传播保障机制。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智能化传播的应对转向
立足新的时代环境，需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全面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智能化传播工作的“变”与“不变”，在识别算法运行中资本逻辑导控与技术异化等风险的基础上，于“变局”中求“新局”，通过多维协同将技术效应转化为有益传播增量。
（一）话语有力：技术深度赋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
“话语有力”主要表现为智能技术赋能下兼容并包的话语内核凝练、生动具象的话语外化表达和融通中外的话语价值连接三重维度，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
第一，内核凝练——“兼容并包”的话语符号提炼及动态优化。基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从空间疆域的层次、历史生成的层次、符号生产的层次提炼最能代表中华民族形象的中华文化符号[17]，包括环境景观符号、语言文字符号、传统习俗符号、手工技艺、舞蹈符号、器乐符号为代表的历史文化符号，以及代表国家意志、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等的总概性文化象征性符号等[18]。运用算法对上述符号进行语义分析和层次化分类，根据其在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性、受众接受程度和符号复杂性，依次编号以确保符号分层逐级传播，并根据数据反馈动态调整，基于生成对抗网络（GAN）对符号进行视觉强化等方式，对低效的符号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强化中华文化话语符号的情感共振和传播影响。
第二，外化呈现——“生动具象”的视觉形象表达。AIGC大模型作为“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19]，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象化为“看得见”的符码。一是语义理解与符号分解。将凝练出的代表中华民族形象的各种文化符号进行符号语义分析和分解，提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涵。二是符号视觉化的多模态生成。用生成模型实现多模态理解并准确映射到视觉元素中，通过训练将符号从简单的几何化或符号化形式转化为具体的形象。三是视觉细节的层次化增强。用AI技术为符号添加符合其语义的纹理、光影、质感等，增强视觉表现力，并利用风格迁移算法，将中华文化的艺术风格、地域特色或视觉元素融入生成的形象。四是情感与符号叙事的强化。通过情感分析模型，在视觉设计中通过颜色、表情、构图等方式传递相应的民族情感，并生成与符号相关的交互场景，赋予各族人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感知、同一性认知及连续性想象[20]。
第三，价值连接——“融通中外”的语料库建设与传播推广。坚持权威专业、及时有效、融通中外的原则并运用“贴真建模”（Simulation Modeling）的方法，找准中西文化符号的价值连接点和共情共利点，搭建起兼具理论原创性、语料完整性、话语多样性及全球传播性的新型民族话语语料库。既要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系列重要讲话、署名文章以及各类民族语料与全球通用语言进行高效互译、在地传播，也要尽可能地根据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现象的真实情况开展数据收集、整理和标注，把关涉民族地区的文本语料、音频语料、视频语料以及静态动态图像语料集成处理，训练提升智能算法模型的知识含量、逻辑推理和泛化能力，着眼于民族话语内容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对齐”，提升语料库建设纯净度与完整度。充分发挥新型语料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智能传播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期消除西方话语框架与陷阱对形塑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国情的“真正的共同体”的消极影响。
（二）议题有趣：以AIGC为载体传播共通价值理念，提升涉民族叙事议题魅力
“议题有趣”主要表现为传播议题理论的守正与传播议题载体的“出新”的动态平衡，在统筹性、亮点性、世界性议题挖掘之余，也要借力AIGC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叙事议题魅力与“智趣”。
第一，就传播议题理论的守正而言，需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辩证关系，聚焦多维原创性议题魅力生成。一是设置统筹性议题以追求共通共享，立足技术发展语境，讲清楚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提出的大量原创性论述，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这一根本议题。同时，以物质文明为基点、政治文明为重点、精神文明为靶点、社会文明为支点、生态文明为亮点，讲好“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少数民族故事，发挥在“议题所有权”方面的强势话语力量[21]。二是设置亮点性议题以追求共情共鸣，大力宣传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故事。如纪录片《走近大凉山》及“村BA”等热点，准确把握议题传播的时、效、度规律，火爆海内外智能传播平台。此类议题讲清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所具有的显著优越性，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携手奋进现代化的形象呈现给国际社会，有力驳斥了涉民族议题的消极言论和错误观点。三是设置世界性议题以追求共利共建，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世界意义，以及中华民族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围绕“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爱好和平的故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故事”“中国对世界发展历史和现实的认知故事”[22]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故事”等，更加积极主动地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点和共利点，力争参与全球治理现代化的议题设置权。
第二，就传播议题载体的出新而言，以AIGC为载体承载相关价值理念，增强议题传播的“智趣”。新一代人工智能突破了传统议题传播载体的时空局限，利用成熟的AIGC文生视频技术特性实现创意策划、生产制作到营销推广的快速链式传播，通过共同体成员喜闻乐见的智能载体，使得关键议题传播更有技术含量，更有情怀与共享性[23]，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议题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如，中国首部文生视频AI动画片《千秋诗颂》、全流程AIGC制作的视频《AI我中华》、AI文化概念片《文化中国·尽在文博会》以及国风AI立体水墨《寻龙记》等AIGC视频或短片，围绕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叙事主题，聚焦中华传统诗词歌赋、中华传统神话故事等富含中华文明元素的表征载体以及我国文化精粹、自然风光、历史遗迹和科技发展等主题，采用各类AIGC技术形成思想内核的创新表达，既摆脱了AI叙事层面碎片化讲述逻辑，又延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价值叙事创新表达。再如，《AIGC绘中国·跟着全国人大代表感受少数民族非遗文化》等系列短片，创造性地呈现出多彩服饰以及民族文创产品，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民族发展、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等关键性议题。此类文生视频切实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新风貌、夯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智能化传播语境下议题传播的典范性载体形式。
（三）渠道有形：激活共同体意识传播平台的算法想象，加速民族交往场域弥漫
“渠道有形”主要表现为结合智能传播平台特点，特别是通过“算法想象”构成平台、用户、算法之间的互动机制[24]，赋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的传播渠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场域弥漫。
第一，加强平台各类要素投入与不同平台间的联动，通过“借船出海”与“造船远航”，加速民族交往场域的有效弥漫，促进各民族之间线上线下的信息流动与情感互嵌。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作为技术、资金、信息等各类创新要素的汇聚地，“技术性赋权和提供的个体表达空间置换了传统政治生态的宏观现实空间”[25]，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角度而言，带来了族群边界、集体记忆、族群认同等维度的场景融通与整合形塑。一方面，实现数据与技术驱动的智能平台要素升级与配置合理，依托现有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网络游戏等跨国平台的技术内化相关传播机理，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在平台的“借船出海”。如，各类将新式乡村和中华文化之美融入“中式美学”风格的短视频，以及宣介我国少数民族幸福生活的可视化视频，都是将流量思维、传播思维和创新思维相结合，建立民族间共通价值引领下的蛛网式传播结构，以达成同频共振的共同体认知。另一方面，在激励自主的技术创新方面，打造自有智能传播平台实现“造船远航”。如，由新华社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第六届世界媒体峰会，聚焦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主题，同时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疆形象；宁夏广播电视台成立人工智能（AIGC）工作室，致力于讲好宁夏故事、传播好宁夏声音；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AIGC应用研究中心（广西实验室），成为国内首个全国性的媒体类AIGC研究机构；等等。通过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智能化传播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传播动能，可以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形成强大向心力、认同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赋能。
第二，激活想象可供性视角下，传播平台的算法与用户的需求和想象交互激发，促使更多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质内容生产涌现并分发推荐。“算法想象”聚焦算法与用户相遇产生的情感连接与反馈，智能传播平台能聚合并生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信息流，并基于互动话语强度形成情感调节器，唤起或维系线上“情感公众”的传播能动性。一方面，借力AI集成处理用户在智能平台使用中的“数据印痕”，将高效捕捉的碎片化信息生成为交互式场景内容，通过基于内容或基于关系的协同过滤推荐算法传播链有效触达受众。另一方面，形成平台联动效应，激发涉民族话语的平台内容生产动能。主流媒体、少数民族博主及各类网络大V可利用跨平台联动效应引爆话题热度，探索AIGC的文本拼接、影像生成以及符码意义生成的多模态深层机理，将中华民族特色资源转化为国际传播资源。在海内外平台同步发布关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内容来形成内容集群，或者根据各智能平台的用户群体差异来精准调整传播内容。使海内外用户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信息的传播闭环中，形成积极中华民族认同。
（四）受众有感：唤醒共同体认同自觉，增强各族人民主体意识与传播能动性
“受众有感”主要体现为在智能技术辅助下，各族群众从“内化于心”的共同体心理认同形成到“外化于行”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追寻，增强主体认同感、归属感和传播力。
第一，从心理本质维度，促进各族群众认知、情感与意志的统一，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一是深化算法技术的底层逻辑认知，树立正确的算法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使西方意识形态呈现弥散化、泛在式的隐蔽渗透趋势。因此，必须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共同体成员，使其深刻认知智能算法技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中的重要意义。如，了解推荐算法的运行机制以及使用推荐算法的相关社会和伦理问题，解读剖析算法推荐技术的设计思路、工作机理、运作逻辑等，使其在明晰算法应用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反思个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传播自觉与智能算法的关系。二是培育共同体成员在复杂技术环境及舆论场域中的信息整合、辨识意识及批判思维等能力，强化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底线思维。根据媒介传播过程的“情感一致性”效应，进一步深化情感转化与意志导向，使各族群众成为具有理性意识和思维自觉的“情感公众”，引领其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
第二，从行为实施维度，发挥共同体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追寻“外化于行”。一是鼓励共同体成员适当增加对平台负反馈的自我探索及纠偏，走出主体在“自我剥削”情境中的自由悖论迷雾以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14]，解决用户与算法“自适应”导致的信息茧房等问题，实现技术“祛魅”，避免在技术的“挟持”下走向“迷失”[26]，以期涵养共同体成员的凝聚力与使命感，塑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动力。二是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激活各民族人民、各类传播主体的传播能动性及实践意志，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工作更加“有感”，引导各族群众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共塑多彩和谐的中华民族形象。如，YouTube上拥有超千万粉丝的“滇西小哥”，以自耕自种、自养自产的云南美食结合滇西乡村风景的短视频形式，向海内外用户展现“云南味道”，是少数民族网红“走出去”的典范。再如，通过将“洋网红”等各类传播群体“请进来”深入中国民族地区，用“他者”话语表达及叙事视角呈现真实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面貌，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并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
（五）机制有效：凝聚民族各方传播合力，以形成“技术赋能+多元共治”机制
“机制有效”是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智能化传播，需凝聚各方传播合力，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形成技术赋能下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传播机制。
第一，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原则，压紧压实党委（党组）责任，垒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态的基本架构。针对美西方国家涉民族地区话语的“议题讨论陷阱”和“舆论关注怪圈”，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以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充分发挥党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领导优势，以及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开展宣传工作的关键变量作用，主动占领意识形态制高点，夯实思想高地，使新一代智能技术创新为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发挥出最大功效。
第二，完善技术应用生态治理机制，确保智能技术应用的自主性、能动性、安全性和创造性。一方面，依法保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智能化传播工作，保障相关数据与技术使用安全并明确智能技术使用权限，最大限度地应对和处置伴生的各种风险类型。另一方面，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智能化传播的技术伦理规制，坚持人本主义的技术创新观、价值观与伦理观，找准技术与意识融合的契合点。既要以柔性治理的理念激发传播主体内生动力，也要尊重技术发展逻辑规律，在更大范围内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智能化传播的价值共同点。
第三，确保“产学研用”链条畅通，培养技术精、信念强的智能传播人才。一是以政治性、科学性和规范性为原则，优化建设学科布局及交叉融合，深化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研究。二是整合各类资源，助力搭建立体综合的育人结构，促进各学科、各民族人才交往交流交融，培养具备算法素养又熟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优秀人才。三是鼓励人才潜心研究，形成立足中国历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为民族地区智能技术落地与应用贡献智慧和力量，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
第四，建立符合媒介多元化传播情境、全球数智化传播趋势的智能监测与评估体系，以有效应对智能传播环境下涉民族舆情分布弥散、多点生成的问题。一是打造集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恶意样本检测与溯源、“水军”甄别与防范、政治风险研判、安全情报推理等于一体的智能监测体系，识别某些似是而非、充斥臆想甚至歪曲的媒体信息。二是从传播主体（政策制定与执行、政策整合度、信源属性、媒体互动度）、传播内容（理论阐释度、内容创新与渗透力、内容认可与感召度）、传播渠道（技术研发、平台搭建、矩阵布局）、传播受众（认知深入度、情感共鸣度、行为转化度）及传播效果（政策效益、技术效益、社会效益）等维度，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智能化传播力评估体系，精准把握智能传播背景下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及时解决民族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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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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