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党中央阐明了“两个结合”的最大法宝是我们实现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最根本的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魂脉指导下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民族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突出文明特性，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中华民族文明独特精神特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新时代党中央创新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实践历程的理论成果，为我们紧紧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魂脉；根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华大地上活动着的众多的族类群体（即后来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也是必然结果。百多年来，我们党矢志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并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中华民族的发展状况紧密结合，同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相融，经过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开创性地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凸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特色，还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为各民族和谐共生、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条道路充分彰显我们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魂脉”和“根脉”的精准把握。“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1]“魂”与“根”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理论观念和思想文化重要性的比喻，“脉”则是指连贯相成、延绵不断的系统状态。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只有从“魂脉”和“根脉”相结合的高度，把握巩固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主体性，才能全面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规律，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促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理论依据。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魂脉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魂脉。与经常使用的“旗帜”“灵魂”等比喻相比较，“魂脉”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等，是马克思主义“魂脉”的主要表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和旗帜，与时俱进地认识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实现中国目标，才能守住“魂”、把好“脉”。具体到民族工作领域，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统一、汇聚交融的历史发展过程及规律，把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求。
（一）用马克思主义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
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政党与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支撑与带动。在鸦片战争前，中华民族共同体长期处于存在而不自知的自在状态，显著特征是封建王朝统治下的臣民虽然具有天下一家、华夷有别的观念，却无现代民族意识和国家主权观念。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从而使得中国开启了从封建帝王统治的王朝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借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发动民族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后从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转而提出“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并最终通过辛亥革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中华民国。然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得中华民国对外不能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任务，对内不能完成各民族平等解放与团结发展的任务。故而无法解决作为中国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发展和内部民族关系的平等团结问题。1917年，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提出，应该激发出中国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主张整体上实现中华民族的觉醒，首次提出中华国家的再造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活”。[2]1949年，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3]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不断与时俱进阐释中华民族科学内涵。1939年《抗日战士政治课本》指出：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的庞大人口，共同构成我们自豪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夷等几十个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4]各民族同胞，命运紧紧相连，在生死存亡之际，利益与共，祸福相依。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一切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5]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内涵，侧重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详述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凝聚塑造的多元一体构成格局，系内聚力强大、坚不可摧之民族实体。此实体具有独立自主、捍卫统一之鲜明特征，亦为由各民族平等共存、交融而成之“复合性”共同体，彰显中华民族独特多元与包容性。[6]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7]，“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间的关系；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8]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结构认识的最新成果。正是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刻论述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关系的重大意义，强调务必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不移地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摆在首位，促使各民族意识自觉服务于更高一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在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进程中，确保各民族具体利益得到合理实现与保护。此间，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均为阻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负面因素，需坚决抵制和克服。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着重指出要妥善处理好中华文化主干与各民族文化枝叶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必要构成部分，唯有在中华文化主干强健的基础上，方能获得充分滋养与支持，实现繁荣发展。
（二）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规律及过程
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华民族发展规律和指导其建设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既有与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相同的一面，又有体现自己民族文化特性的一面。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意义上指出，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5]长期的生产生活斗争，塑造了中华民族鲜明独特的民族性格，即“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5]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并成立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并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平等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达成了由生产力较弱、发展滞后状态，到经济总量升至全球第二的历史性重大飞跃。民众生活质量亦实现由温饱难及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这一系列显著成就，不仅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至逐步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铺设坚固基石，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全新活力、更为高效的体制保障，以及更为稳固、高速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经济支撑。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立足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时代需求，从“两个结合”的高度总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人民史观，并提出“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史观。他全面把握国家与民族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详尽梳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不难发现，该历史进程深刻展现出一部中国国家（中华）民族史，实则即为一部各民族在漫长时光里相互交融、汇聚，最终铸就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宏伟历史。它全面呈现出各民族并肩同行，共创、发展并巩固这一伟大统一国家的历史长卷。他全面把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相互塑造、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关系，强调“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9]。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10]
（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法要求
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原则，深刻回答了事关民族工作全局的方向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原则同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致力于推进中华民族全面发展和团结进步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建设。1957年8月，周恩来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重要讲话中指出，各民族互相杂居、交叉影响的自然同化过程的进步性，是中国民族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和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现实依据。他着重强调，“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11]社会改革是我们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性的问题，“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11]1961年9月，李维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纪要中指出，我国绝大多数兄弟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以后，对于这些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兄弟民族来说，他们大都具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文化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面貌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等方面的共同点。这些共通之处不仅表示，我国绝大多数民族已步入社会主义民族的新时期，而且深刻体现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已转化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构筑起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基石的中华民族大家庭。[12]此大家庭于结构上已趋完善，实至名归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各民族及民族地区间的这些差异必然会随着社会主义即共同基础的发展而发生变化[12]。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强调“社会主义阶段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兴旺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继续存在。”[13]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法原则的深刻总结和正确把握。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准确把握我国各民族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新起点的基础上，一方面着眼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精准掌控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内在联系，在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深刻融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之举。此举旨在不仅展现民族精神精髓，更力保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严斥任何分裂行径；另一方面着眼于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强调要客观看待我国各民族共同因素随着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而日益增多的现实。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问题上，要分清主次，把握方向。决定事物发展方向、前提和根本的“同”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虽然是具有从属性“异”，却也具有基础性要素性和动力性的作用，只是后者的存在应不以削弱及危害前者为前提。削弱及危害共同性的举止须严加警觉并抵制。于维护差异性之际，我们的宗旨绝非僵化或强化落后、与民族整体前行相悖的要素，而是以尊重与理解为基，探寻和谐共存之道。增进共同性的目的在于加深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从而夯实国家意识、提升公民意识、加强法治观念。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根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中，“根脉”所表明的是，党的创新理论是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之所以能站稳脚跟，实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坚实根基和精神命脉，也是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根”。而我们在道路、理论和制度方面的坚定自信，根本上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文化自信植根于五千多年文明传承的坚实基础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马克思主义，只有融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话语体系，为中国人民所理解、掌握和运用，才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而中华文明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尤其在价值追求、社会理想、根本立场、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以其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的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丰富的滋养，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精神和中国特色。具体到民族工作领域，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突出文明特性，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中华民族文明独特精神特质，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灿烂文明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一）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之间是相互塑造、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关系。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孕育出我们伟大的祖国与民族，其演进历史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华文化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只有从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高度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才能在发展路向和演进格局上阐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和多元一体构成。
第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认识中国，就要把握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中国的古代状态、现代形态和未来趋势。在世界文明史上，许多文明因异族入侵、政权更迭而中断、衰亡。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朝代政权更迭、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但这些都是在中华大地上生存发展并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中华文明不绝如缕，这突出表现为历代王朝追求和认同“正统”的政治实践和历史书写。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任何一个民族，都自称正统，都对中华文化自动尊重和一致奉行，都自觉地把自己归位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统绪。元代大修《宋史》，明代认可元代为中华正统，清代兴建历代帝王庙，共同表明“中华统绪，不绝如线”[14]。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突出特征是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和民族团结。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独特发展路径，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主要支点。
第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得益于中华文明具有的大一统的独特品质，以及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正因为中华民族不因循守旧、不僵化保守，勇于接受新挑战、新事物的无畏进取品格，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才能生机勃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5]，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学习吸纳，求“变”创新，“变则通，通则久”[16]。历史上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都是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的重要标志。除了变法，还有哲学思想与治理体系上的与时俱进，如儒法佛道的融会贯通，民族交融的治理经验等。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进行系统性重塑与整体性变革，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因马克思主义而生机盎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三，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在中华大地上生活着的各族类群体（民族），因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原因，相互之间不断交往交流，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特别是秦统一六国后大一统国家建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等措施，国家政治的统一性，经济活动的统一性、语言文化的统一性、社会生活的统一性等加强。汉继秦制，并强化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统一性；“五胡”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主动融入中华，为隋唐大一统奠定基础；元朝为大一统贡献了行省制、土司制、管理西藏事务的宣政院。正因为大一统，中华民族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如清末民初中国孱弱时，312个政党林立100个军阀割据，背后都有各列强支持，但国家领土保持了完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源头是“天下一统”，铸就了国土坚决不可分割、国家绝对不容动乱、民族深深不能离散、文明悠久不可断裂的共同坚定信念，正因如此，“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在中华民族身上演绎出非凡奇迹。这一信念从根本深处牢固地塑造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紧密融合，即便遭遇重大挫折与挑战，亦能维系强大凝聚力；它确立国家统一作为中国核心利益中最为根本、不可替代的部分；同时，它也造就全体人民命运所依的坚强统一的共同国家。
第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统一性不仅靠政治制度的“大一统”，也有赖于文化认同的“大包容”。因包容而赢得各民族认同，因认同而维护大一统，因大一统而从未中断。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鲜明地体现在中华民族包容多元文化并存汇聚、多种宗教共存和谐、多种民族共存和睦等。在包容中和谐共存，在共存中增进认同。在认同基础上，各民族文化以“一体”相互贯通，以“多元”存续互动，共同塑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包容性特征。认同来源于包容。越包容开放就越能得到认同，越认同就越会共同维护，越维护就使得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在全世界唯一延绵不断。包容性深层次地、从根本上构建了中国宗教多元共存、互尊互敬、和谐共融的独特风貌，并且，铸就了中华文化面对世界文明时兼容并包、广纳百川的开放气度与宏大视野。
第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史，除了弱而不分，更有强而不霸。即便国力雄厚，中华民族也从没有向外武装侵略和殖民统治，从没有对外强制文化输出和革命输出，从而走出一条在多元性中寻求共同性的中正之道、和平发展道路。不理解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就会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帝国民族混为一谈，进而对我国民族关系产生种种错误认知。和平性深刻地、从根本上指引中国不懈追求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文化多样性与共同繁荣，而非推行文化霸权或单边主义。和平性亦决定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开放包容态度，尊重各国主权与人民选择，不强加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此外，和平性促使中国坚持对话协商、合作共赢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对抗与小圈子思维，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中国作为疆域最为辽阔和较为稳定的原生文明实体，是唯一历史悠久、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性格经由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来塑造和提升。习近平总书记于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之际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优秀传统文化乃国家民族世代相传、持续进步之基石。轻率弃之，即断自身精神血脉。[17]他在2015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作为民族之魂、命之所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必需源泉。在全球文化交融碰撞之时，它乃是我们坚守立场、屹立不倒的坚固基石与强大支撑。[18]
第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浸润着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意识。自觉研究学习历史和传承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自有文字以来积累了浩瀚如海的历史记载材料，具有悠久的文化传承传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学习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对于研究学习历史，2021年他在承德考察时指出：“要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研史学史工作，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19]对于文化传承，他在2015年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清晰表明，传承中华文化，不应单纯将其复古化视为行动，亦不可盲目抗拒外来文化。实则，应将古代睿智与现代需求相融，即实现古为今用；同时，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精髓，达成洋为中用。此间，需运用辩证法思维，对传统文化进行甄选，去芜存菁，既要剔除消极元素，又要承扬积极思想[18]。
第二，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浸润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始终是保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连续性的内在精神动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担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能动意识，都体现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春秋时，管仲变法九合诸侯；战国时，商鞅变法为百年秦汉建立大一统制度打下基础；北宋王安石变法，留下一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20]始终激励中国人锐意进取；清末戊戌变法，存留“不变法，毋宁死”的无私无畏精神遗产；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拉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幕。中国共产党忠实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古老中华文明结合起来，通过“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大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焕发生机，使中华民族的全面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持续创造制度建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技术变革等方面“中国奇迹”。
第三，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浸润着中华民族天下为公的整体思维。整体思维即主张从整体上对事物进行多维度的系统综合分析，从而全面把握该事物的本质和关系。中华先贤运用整体思维来把握国家治理的制度构建就是“大一统”思想。“大一统”之道统，在合法性基石上就是《礼记》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21]。“大一统”思想力倡华夷一体，五方之民共天下，强调能否在政治上实践天下为公、仁者爱人、一视同仁、天下归心的王道仁政，主张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反对残忍无道、相互仇杀、种族歧视，不看重执政者种族和地域群体的差异，这才能吸引各族先民的政治精英和广大群众前赴后继地投身到维护这样公平公正的天下秩序的统一大业中。
第四，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浸润着中华民族兼收并蓄的开放理念。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交错杂居、互鉴学习、多元共存、融合发展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形塑过程。多元一体中的“元”，深刻展现中华民族与文明内部的多样与丰富特性。在此架构下，所论多样性不仅限于民族多元，还涵盖地域、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文化表达的多元。这些要素共绘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绚烂图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内部多元之“元”非孤立，而是持续交流交融。从宏观民族至微观家庭，均深刻烙印“多元”文化基因，成为联结不同个体与群体的纽带。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包容性为内部多元提供广阔舞台，使多元要素在尊重与学习基础上不断会通融合。
第五，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塑造出中华民族仁者爱人的交往原则。和平性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化解民族冲突的宝贵经验。中华文明立足“仁爱”，注重以“和”文化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互鉴；以“中和”的博大包容，融汇天下、聚合四方，巩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春秋时期，孔子明确提出“礼之用，和为贵”[21]“和而不同”[21]，主张吸纳不同意见，倡导对立双方协调统一，避免极端。推崇“中和”，并以此作为行世之道和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对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维系内部团结、稳定社会秩序起到重要作用。中华各民族团结友爱，正是“和为贵”理念在民族关系上的生动体现。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两个结合”是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党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践行“两个结合”，我们需立足于中华民族悠久辉煌历史，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丰富实践、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民族发展内在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发展之理。[22]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中，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结合成效的判断标准和根本尺度。人民实践既是理论之源，也是真理检验的唯一标准。认识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现象时，需紧扣各民族共拓疆域、共筑强国、共书历史、共创文化、共育精神的丰富实践过程。这些实践过程，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融合“魂脉”与“根脉”提供了坚实基础与判断依据。为丰富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紧密结合“魂脉”与“根脉”，挖掘提炼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化精髓，构建深刻有力、感染力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过程叙事。
（一）各民族血脉相融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
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生共荣，其间蕴含着极为繁复且牢固的血缘与亲缘纽带。这些纽带交织错杂，把各族人民紧密相系，逐步建立起一种血脉交融、骨肉相连、无法割裂的关联。在如此紧密的联系之下，各民族相互交融，彼此依存，共同构筑一个多元而又统一、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对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精辟总结。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族体构成中，每个民族都杂糅了多个民族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记忆。如商人起源于东夷，周人起源于西羌，秦人崛起于西戎，楚人源于南蛮，吴越来自百越，南北各族都杂糅着彼此血脉。孔子就有东夷血脉，隋唐统治集团更是胡汉混合血脉。考古学证据表明，汉族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南方山地民族交融而成的。北方汉人至少有匈奴、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多个民族交融的血脉。南方汉人也广泛交融吸收了南方其他民族的血脉。各民族也基本上都有与汉族交融的历程。历史充分证明，各民族唯有矢志不渝地推进团结、深化交往交流交融，方能携手开创更为辉煌、充满希望之未来。
（二）各民族信念相同的内生动力下中华民族具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便坚决秉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23]及“天下大同”的崇高理念，深知“大一统”不仅是国家昌盛的基石，更被视作天地间恒久不变的法则，历史长河中广受认同的道义。中华文明史中最重大的脉络就是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大一统凸显中华文明的国家统合之道，并把各民族融汇成大中华。中国国家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每一次发展都伴随着民族交融，“大一统”的巩固发展来自多民族共同推动。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实现“大一统”为己任，都为“大一统”做出独特贡献。西戎血脉的大夷“秦国”创建了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王朝国家；辽宋夏金不同民族政权并称“中国”力图统一；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推行行省制与宣政院，将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范围；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开创理藩院体制与驻藏大臣制，经略边疆、改土归流、因俗而治等多种措施，奠定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这些巩固和发展“大一统”的重要制度，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就是说，各民族汇聚成的中华民族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遭遇亡国灭种的危机，但“大一统”理念已经深刻地融入中国人的血脉基因，各民族精英和民众共同书写了“流而不断、乱而不散、弱而不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大一统”等信念相同的各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具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历史充分证明，国家繁荣稳定、持续发展及未来辉煌，离不开民族团结、相互尊重与共同努力的维护与推进。
（三）各民族文化相通的文化基因里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
各民族文化在彼此借鉴交融中，彰显了非凡包容力与吸纳力，逐步跨越地域、血缘及信仰界限，汇聚交融，催生出凝聚力强大、吸引力广泛的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之独特风貌。“混一天下”四字，精辟总结中华文化发展之兼容并包、互学互鉴特性。“混一天下”的概念出自东汉无神论思想家王充，后来成为中原王朝和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共同追求。如氐人苻坚志在“混六合以一家”；北齐政权声称“华我混一”；北周政权声称“混一区宇”；辽朝政权声称“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金朝政权声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明朝朱元璋评价忽必烈是“混一天下，宽恤爱人”；清朝皇帝们更是声称“定鼎燕京，混一宇内”。[24]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同化四邻，而是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不断学习借鉴其他文明之长，吸收转化成自己的东西。每一次民族大融合都促使中华文明大发展，草原文化、绿洲文化、海洋文化和农耕文化体系不断交流交融，最终诞育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质言之，辉煌的中华文化非某一民族独自创造，而是各民族于漫长历史岁月中携手孕育、共创的成果。正因这般的多元共存，中华文化才拥有深厚且独特的内涵。故而，新时代铸就中华文化新篇章，就必须日益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持续促进各民族文化在尊重与学习的基础上交流互鉴、融会贯通，不断丰富中华文化主干。
（四）各民族经济相依的强大力量下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资源分布特色鲜明，彼此间经济互补性强，相互依存度高。长久以来，各民族互通有无、互惠合作、共赢发展的经济交流持续不断，这一传统极大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与持续发展提供源源动力。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不断融合发展，推动形成共同的市场网络。如南北朝时期，草原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两大经济形态逐渐融合，内迁胡人实现定居化与农耕化。辽宋夏金时期，市场网络的经济圈超过政治与军事力量，成为整合政治共同体的深层力量，各政权虽各铸钱币，但宋钱却在诸政权间广泛流通。无论朝代如何更替，施行统一度量衡与税收修建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打通分离的经济文化畛域的政策都是一贯的。如秦朝“车同轨”连接全国交通路网；北朝开创的均田制推进到新疆的麴氏高昌与吐蕃；唐朝的两税法与明朝的一条鞭法，促动全国经济的货币化与一体化；元代建立横贯欧亚、兼容海陆、整合农牧的金融物流网络，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打通，实现连通农耕、游牧与海洋的经济大循环。国家力量还力推大运河、全国驿路网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历代财税政策与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加速边疆地区开发、区域经济整合、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原王朝为抵御北方游牧部落而构筑的长城，不是简单的军事隔离防御，也是农耕与游牧社会的交流通道，游牧与农耕社会长期互为依存，草原的马匹皮毛与内地的粮食盐茶常态化互换。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经济互补相依的强力推动下中华民族统一经济体逐渐形成并发挥重要作用。总之，各民族唯有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并强化经济交流合作，方能更有效地推进国家经济持续繁荣，圆满达成地区与民族的经济发展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五）各民族情感相亲的坚强纽带下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家亲
和谐共处、手足情深、守望互助的观念，自古以来便牢固扎根于我国绚烂多彩的民族交往交流之中，构筑起我国民族和谐发展的主旋律。各民族间那份紧密相连的兄弟深情，恰似温馨拂面的春风，曾吹遍中华民族历史的每个角落，镌刻下无数动人心弦、流传百世的历史美谈。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中华民族相对独立的发展环境，中华民族共同体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受到冲击，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面临空前危机。各民族在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意识，中华民族从自在进入自觉发展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团结带领各民族外争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内促各民族一律平等，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在各民族心中扎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各民族情感相亲的纽带引领下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家亲，守望相助。历史有力证实，情感上的亲近与融合是驱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蓬勃前行的坚固纽带。各民族必须重视发展和完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综上所述，只有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才能从“魂脉”高度把握住统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科学理论的灵魂、核心和命脉；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才能从“根脉”深度把握住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文化的根本、源泉和血脉。只有从“两个结合”的角度，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着眼于亿万人民在实践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历程，才能正确认识各族人民共育中华文明，共塑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也才能在“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基础上，不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伟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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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薛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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