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对人类社会转型困境，西方“经济人”假设与工具理性导致人的原子化、文化抽离，而中华民族共同体超越了“虚假共同体”的物质主义逻辑，形成了人与人联合、人与自然和谐、人与文化共生的“真正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高度契合，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滋养下，不断增强文化认同的共同体。“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结果，人与人的有机联合需要建立以文化为纽带关系，需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聚合和传承的机制，在生产力包括物质生产力、文化生产力和新质文化生产力提供的原动力下，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样一个新型质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人从“物化”向“人化”翻转，回归人与人有机关系的“人本”社会，为全球多元文明共生提供了中国范式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两个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范式转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①“两个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更是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精髓，凝聚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经验。通过“两个结合”，我们能够深刻把握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精华，从而超越“虚假共同体”的局限，构建起一个“真正共同体”。
一、人类社会转型困境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范式显现
（一）问题缘起：人类社会转型困境
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引发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批判和对新社会经济秩序的探索[1]。在工业革命以前，全球的劳动生产率几乎停滞不前，人均收入也基本没有增长[2]。相关证据来自帕金斯对农业经济中人均产量稳定的假设，和罗兹曼对唐朝至清初城市人口比例变化甚微的评估。[3]。而工业革命之后，全球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经济实现迅猛发展，但现代性问题亦逐渐显现，例如，“商品拜物教”“理性的铁笼”“消费社会”“单向度的人”“孤独感的人”“无意义感的人”等。一方面，个体化甚至原子化的现象日益明显，人群高度分化，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极端化的“经济人”；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呈现出工具理性化的特征，效率和效益成为社会追求的核心目标。地方政府致力于推动GDP增长，企业专注于利润最大化，个人则追求效用最大化等工具性目标[4]。另外，文化抽离民族精神内核，注重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例如“一部电影创造多少票房收入”之类的理解[5]。在资源有限而欲望无限的矛盾中，对物质的追求变得异常强烈，却似乎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货币原本作为交换中介的“手段”变成争相追逐的“目的”。在这一发展阶段，呈现“亢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这一转变标志着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也引发了对现代性问题的广泛探讨，并寻求解决方案。
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出发，运用“共同体”这一概念来探讨这些问题，期望通过共同体的力量将分散的人群重新整合起来。因此，共同体理论再次成为思想界的热点，其内涵也得到了扩展[6]。许多思想家都对共同体的社会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划分和分析。例如，涂尔干区分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社会类型[7]；滕尼斯提出了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分法[8]；韦伯则将统治社会分为传统型与法理型[9]，这些理论为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视角，虽有启发，但是，西方共同体理论与经验的“参照系”不适合中国的发展实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类文明的新型质态。
（二）范式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范式地位凸显
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表现为范式的变革，学术范式对于刻画和解释现实世界有重要意义。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成员所公认的研究纲领和实践模式。它构成了学术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和价值观，为成员们提供了一种共同的研究框架和行为准则[10]。社会科学无法做到像自然科学的“数学简洁之美”，必然需要抽象掉“干扰因素”，在无限多的因素中进行选择，研究者用还原的手段从复杂世界里抽象出来一般性的东西，使得假设的世界代替了观察的世界。人们观察现实世界所基于的范式视角不同，所获得关于现实世界的图景就不同。
近来学者们从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问题，将逻辑起点从“实在或理念”转向“关系或结构”，以中国本土色彩的关系和行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逐渐丰富。②其实，最早关注到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理论成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11]。马克思从批判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出发，基于唯物史观，将古典经济学推向理论高峰，具有高度的逻辑抽象性。但《资本论》的内在逻辑仍然坚持“史观”，而不是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后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亚当·斯密基础上，将历史因素抽象掉，将人简化为理性经济人，在后人的努力下推演整个“精致”的经济学大厦。于是出现了经济学的微观范式，把人假设为“经济人”，不承认“人”还有经济目标之外的追求。但是，中国讲究“义利观”，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与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13]。因此，人是由经济和文化建构的“社会人”。也就是说，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基于“工具理性”的经济人，转向基于“关系理性”的社会人[14][15]。经济人要求独立，社会人要求关联，需要从西方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物质逻辑，转向“见物见人见生活”的人文逻辑，也就是钱穆所论述的人文界事物之间有意义的交互关系[16]。人最高的需要在于自我价值实现，而自我价值实现往往需要以社会关系为载体。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共生关系，它为个体提供了自我价值实现的条件。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逐渐积淀形成了文化；而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文化又反过来形塑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世界往往是同质化的空间，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人和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塑造。个体的社会行动常常受到内在深层文化的影响。中西方在个人和社会层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在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和社会结构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以上可以推出关系中的“社会人”才是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因此，“关系”的范式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实践和发展，关系性是中华文化的世界观中重要理念，根植于中华文化的长期实践，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15]。秦亚青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基于底层元关系的双方互为对方提供生存、存在和转化的条件。这也是太极图中两者在互容性关系中，形成共生共存有机整体。③正是在这种互荣共生的关系中，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客观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又是一个关系性概念，④是一个人与人联合的、具有共生共荣关系的有机共同体。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可以诠释“第一个结合”的要义
“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其认识从实践层面跃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两个结合”的关键是既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准确把握中国的具体实践的发展变化。追溯历史，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结成的共同体，在对抗自然灾害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互助合作思想，该思想来源于农业文明中人与自然抗争、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历史基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于认同给出过清晰的脉络，即人类的群体认同沿着亲缘认同、地缘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顺序阶梯式前进，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最终实现世界大同[17]。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共同体”概念，他认为共同体是在血缘关系或在自然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有机体。他认为共同体分为亲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理想的社会类型应该是由血缘共同体发展为地缘共同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最终对共同的居住地产生认同和归属感，形成人们的精神共同体[8]。中华民族大家庭有着“手足相亲”的亲缘纽带、“守望相助”的地缘纽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援纽带[2]，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思想动员机制，进而形成“天下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马克思依据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逻辑，依次提出了“自然共同体”“虚假共同体”以及“真正共同体”的概念，认为只有“真正的共同体”才能为人提供自由的发展空间。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构成人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8]。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经历对人的依赖的自然共同体阶段、对物的依赖的机械共同体阶段和人与人联合的有机共同体阶段，即“正—反—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互动的情况下演进发展，吻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对人依赖的自然共同体
传统社会中，人们通过地缘、亲缘纽带形成的生活世界整体性，具有“自然联系”的性质，整个社会共同体以稳定的“集体意识”维系生活的共同体[14]。自然共同体的主要活动是：灾荒管理和自然经济。由于人类自身和知识积累的有限性，导致人对人的依赖性增加，尤其是来自共同体的“负外部性”影响，更加促进了自然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9]，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把家庭、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组成了一个序列，人们的认同从血缘认同、地缘认同、文化认同发展到了世界大同。这种共同体的演进过程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就像恩格斯所说：“劳动越不发展……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20]。也就是人就越依赖于人，进行形成互助的联合。
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首先是原始人类即时地向大自然索取自然食物，没有任何剩余。根据地理环境决定论阐述的自然界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过于强调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将社会发展的动力归因于自然界，弱化社会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这点来看，其具有片面性。但是，自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启发意义。⑤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东面朝太平洋，北部是蒙古高原，西部及西北部是帕米尔高原、天山、阿尔泰山屏障，南部与西南有喜马拉雅山脉阻隔，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地理结构。⑥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既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格局[21]，又形成了中华民族经济互补性的初始条件，所谓“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⑦古代中国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造成各民族地区不同的经济类型，中原地区适于农耕，北方适于牧业和狩猎，南方适于小规模农业和渔业，使互通有无成为必然。在经济生活本身所需的物质交换的推动下，形成各民族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⑧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写道：“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27]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有了剩余，各民族之间发生了最早的偶然的商品交换。马克思说：“商品交换是在一个共同体的尽头处，在一个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或与其他共同体的成员相接触的地方开始”[22]。认为不同的共同体，是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内，发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的。所以，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物是不同的。也就因为有这种自然的差别，群体间差异越大，或者说群体间产品的差异性越大，交换需求或者好处就越明显。所以，在诸共同体接触的地方，引起彼此间生产物的交换，并使这种生产物渐渐转化为商品[22]。因此，在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初始条件自然分工基础上形成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之间的第一次大分工、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第二次大分工、商人群体出现的第三次大分工。
另外，从中国历史上有互助文化传统来看，一般有生产互助、资金互助和生活互助三种形式。这些互助形式主要基于亲缘、地缘关系展开，基本发生在村落共同体内部的家族、邻里之间，区域间也存着不同类型的援助形式，历朝历代跨区域修建水利工程共同治理黄河，春秋时期的发生灾害之时的泛舟之役，清代的协饷制度，协饷制度的拨协-受协以达到有余补不足的目的，从非战争省份调拨钱粮支援作战区域军队作战需要[23]。古代中国跨域济急的制度储备丰富，无论是移民就粟，还是移粟救民[24]，也体现为对人的依赖阶段自然共同体特征。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强调物质生产的基础地位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为理解和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类历史的起点，无论是从自然中获取生存资源以满足基本需求，还是从中国历史上互助文化、治水实践的基本事实来看，都体现了自然共同体中，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真实写照。
（二）对物依赖的机械共同体
工业革命之后，人们大踏步走向成熟、自由竞争的“市民社会”，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自然联系”[11]。人们通过业缘纽带形成的物质世界整体性，具有“机械”的性质，整个社会共同体以资本的逻辑所构成的人对物依赖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机械共同体的主要活动是：繁荣的商品经济、繁忙的工厂流水线作业和繁华的大都市生活，高度工具理性化的社会逐渐展开。同时，商品经济的发达，既会带来繁荣的经济活动和密切的人员往来以及形成新的商业文化，又会孕育着各民族优秀文化的融合，各民族共同文化成分的逐步增多[25]。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6]。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以及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劳动分工细化导致个体的人只能专注一个方面，沦为摩登时代都市机器的齿轮，无差别的劳动者围绕在工业化大生产中，时间被生产的时间所格式化。物质财富的创造极大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极度缺失。人越被丰富物质所包裹，就越需要人文关怀。传统社会基于血缘地缘依存的生活，更大地域方位的人被重新组织到工业化的工厂。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与西方工业化相似的变化，但同时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表现出独特的调试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在工业化过程中，中国政府和社会更加注重保障工人的权益和改善劳动条件，避免了西方工业化初期工人被严重剥削的情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工业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员工之间形成了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这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凝聚力。面对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中国注重可持续发展，倡导绿色、低碳的工业化道路。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契合，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对物依赖的弊病，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通过其浸润作用，为疗愈弊病提供有益的滋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文化秘籍，也根植于“第一个结合”之中。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里，“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27]。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技术进步，生产力的提高，机器化[4][5]大工业，城市得到极大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商品经济极大丰富，市场的范围不断地扩大，交通网络的拓展，将分散的区域连接，人的活动连接，促进人的流动。在进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分工的发达使社会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被紧密地组织起来，新的组织结构替代原来的环节结构，使以往在“环节”之间相互分离的个人也日渐在实际生活中被联系在一起[28]。工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发明而非技术创造。工厂不是新工具，而是一个生产组织。
当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我国各民族经历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空间范围从血缘、地缘的乡村经济到地缘、业缘的城市经济。商品交换穿透了地域的边界，联系了不同群体，突破地理的边界，进而扩展了全体的想象的边界，这种互补互赖关系，扩大了共同体的范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历史上各民族形成的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发展成为有机整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演进，经济关系互嵌共融，内嵌于社会关系当中。
此外，虽然人类认识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能力有了提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共同体外部环境，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工业革命之后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可能加剧经济周期的波动，带来经济危机。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人们的社交方式也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转变为线上互动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社会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变得越来越突出，世界呼吁包容性、开放性、共生性的可持续发展全球规则体系的产生。
（三）人与人联合的有机共同体
人与人联合的有机共同体是对人依赖的自然共同体和对物依赖机械共同体的“合题”，也就是马克思认为的超越对人依赖，对物依赖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的联合[18]，从“物本位”向“人本位”的回归与超越。人与人之间互为前提，彼此形成深厚的互依情感联系。在生存、生活、生产、生态和生命活动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不断加强相互依赖，共同构建和谐共生的关系。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们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学会包容和尊重彼此的差异，从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正如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9]，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0]，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6][31]。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强调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实现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人的发展，使每个人都能在多元和谐的社会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潜能。人们的文化关系、经济关系等得以全面生成，从贫乏走向开放，从片面走向全面，并且实现了协调和谐的发展[32]。以上是马克思在其经典文献中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设想。
有机共同体除了具有人与人联合和面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外，推论到更大的组织和群体，就是共同体的均衡、可持续发展。从西方主流经济学来看，它长期相信用一个最大化或最优化函数形式来表达微观经济学的最大化目标，但是现实不是抽象出来的，最大最优最强也不是这个世界的行为目标。经济学思维的牛顿力学或机械论的隐喻已经不适应了，经济体不是“机器”而是“生命体”，我们正处于“机械体工业化”向“生态体后工业化”过渡的过程中。生态体的目标并不是最大最优最强，其目标为适应、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工业化时代，中国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在高铁、5G通信、航天技术等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这种跨越式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生动体现，通过发挥制度优势，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进程，实现了弯道超车。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多边外交，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促进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危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
世界各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逆全球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以及俄乌冲突等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共同体面对的外部环境在不断改变，尤其是全球化格局的变迁。无论是帝国列强殖民主义瓜分世界的第一次全球化，它从陆地向海洋扩张，以海洋优势争夺陆海空间资源，还是霸权主义的经济第二次全球化，它形成了全球海洋霸权和碎片化的陆权空间，现在看来西方排他性、一维线性逻辑的全球化模式没有成功。面对不同国家、地区利益多元、文化多元、制度多元的共同体相容难题。每个国家都有不同文化深嵌于自身，人类的文明形态多种多样，建立多元共融关系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生动体现，是超越“虚假共同体”、不断迈向人与人联合的有机共同体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选择了”中国。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并实现有机结合。
三、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导增进中华民族共有文化认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分化派生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形成“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尤其“第二个结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契合性。主要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一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相近，“革故鼎新”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观相似，“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与天下同利”“贫富有度”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观点相容，“天人合一”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中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世界观相通[33]。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生动展现，又吸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养分，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纽带，来增强对内凝聚和对外扩延，将不同的人群结合在一起，并发挥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机制作用，形成共同行动、共同生活，具有一致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有机共同体。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关于文化概念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广义的文化，可分为物质、制度、习俗、精神等层面；狭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也就是上述广义理解中的第四个层面[34]。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所谓文化或文明，如在最为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考虑，则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能习得的其他能力或习惯的综合体”[35]。按照他的定义，我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后天习得的，由此可以推论，人类进行的一切改造自然的活动，都属于文化的范畴。钱穆在《文化学大义》中认为，文化是对集体的、一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所谓“集体人生”，它是“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有相当时期的“绵延性”与“持续性”。文化学研究人生总体意义的一种学问[16]。因此，文化有其“传统性”“综合性”与“融凝性”[16]。
文化在塑造人方面具有以下作用：文化的规范作用，协调行为的一致性，为人的行为提供方向，形成一种秩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一词的含义也较为丰富。文化归根到底是作用于人的，以文化人可谓是文化的本质所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5]。例如，在《周易》中，文化被解释为“以文教化”。文化的融凝作用，即相互配搭，互相融洽，互相渗透，而相互拧成一个整体。文化的扩续作用，即钱穆所说的多方面之扩大与配合，长时期之延续与演进。根据钱穆“物世界”“人世界”“心世界”的文化阶层说，我们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为：表层物质文化、中层社会文化、深层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表层物质的文化，包含物质载体，语言、文字等符号系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和文化符号系统构成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表层特征，也是人类感知系统的直接方式。中层社会的文化，包含人与人关系等行为系统。文化在维持共同体秩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各族人民在长期共同生活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经过比较和选择，形成了一套被认为是合理且被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这种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为人们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指南，有助于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和谐与秩序。深层精神的文化，包含文化认同等意义系统。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体认同，就在于各族人民不仅有亲缘、地缘、业缘等纽带，而且存在着连通其价值生存方式的“文缘”纽带，坚实的“文缘”纽带持续强化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和价值认同，不断塑造着中华民族生成和聚合的基本方式[36]。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它通过显层语言文字等符号，形成共同体的行为规范，内嵌到人们内心深处，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
以上进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静态分析，如果从文化的传续机制来看，许倬云的论述很有启发，维系“中国”这个观念的真正力量可能是文字系统，它以视觉符号为基础，超越语言文化的区隔，超越时间的媒介，作为交流的载体，使得文化得以赓续[3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语言文字系统得以传承和传递。语言不仅是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更是文化的“蓄水池”，将世代仪式活动的产物“储存”在历史文化的积淀之中。因此，语言的力量在于其作为人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以及将世界转化为人的世界的“中介”[38]，以文化认同来汇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类亲缘”纽带。《礼记·王制》也有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有了可以用来相互沟通、交流的通用语言文字，才逐步实现“达其志，通其欲”。⑨因此，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文字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载体，文字的使用打破了语言的界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要素资源，在打破地域限制，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发挥了动力凝聚作用。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作用体现在对内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文化底蕴与价值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单一民族的成果，而是由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共同抵御外敌、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过程中携手创造的。各民族共同开发、优势互补，都对国家的缔造、文化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团结凝聚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和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从文化的内隐性来看，文化是一个日用而不觉“慢”变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文化可以直接形塑人的行为，文化也可以通过影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影响人，进而调节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民族关系。“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⑩中华文化为各民族文化提供营养，各民族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大树才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作用体现在对外扩延。中华文化以其极大的包容性，构建了一个以人为核心的独特文化系统。从“夷夏之辨”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扩展和稳固，推动了中华文化圈规模和范围的持续延展，使得周边民族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圈。这种融合并非依靠武力征服，而是通过“文统”来实现，表现为中原王朝秉持“王者无外”（《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天下一家”（《礼记·礼运》）的思想，以文化的力量吸引其他民族群体臣服于中原王朝。这一过程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使其不断吸收和浸润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元素，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朝着更高文明形态迈进。起初，“蛮夷戎狄”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以及中原诸夏列国“合纵连横”的融合进程中，逐渐被纳入“华夏”体系。秦朝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王朝后，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的制度设计，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历史文化传统。此后，百代皆沿袭秦政制，大一统理念成为不同朝代的共同追求。到了汉唐时期，通过朝贡体系、藩属体系等制度设计，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草原上的民族和文化逐渐被中国核心文化所吸收，融入中华优秀文化之中，使得“中国”的范围扩展至北方、西方和东北方的草原地带。隋唐时期，中国内部各民族经济社会交往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同时，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往交流也日益频繁，中国的文化吸收了这些外来的影响，并将其融入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之中。随着西方远洋航行的兴起，西方国家凭借先发的航海优势对中国形成挑战。中国则依靠中华民族积累多代的文化优势进行应对，以中华文化的“仁”和“礼”为基础，先后提出了“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吸引周边国家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应对挑战。虽然其间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中华民族积累的文化资源和政治智慧始终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根基，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在这些波折中不断巩固和拓展。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生产力的进步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还为其演变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机制。分工协作通过对生产力产生作用，进而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在《政治哲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26]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关系。按照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经济维度一定意义上也是作为生产关系集中反映的，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表明它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产物，并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39]。随着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突破了彼此隔绝的民族和地域界限，人类社会交往日益普遍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40]。随着生产力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各民族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形成，各民族之间交往密切，并呈现出螺旋式循环上升的发展路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在共同体内外不断形成更高发展程度的分工与协作，从初级形式向着更高级形式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文化生产力概念，并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强调“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文化生产力”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概念”，兼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属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19]。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41]。马克思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42]。“文化生产力”作为文化经济的外化体现，其本质内涵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43]。近来学术界提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认为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内呈现出的新型质态，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在“两个文明”的战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以及“新质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重要阐释。“两个结合”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及其领导作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将物质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力有机结合，实现人与人有机联合的物质和精神创造力，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生产力，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化生产力，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二者结合形成了人、自然、社会三维有机关系。无论是物质生产力、文化生产力还是文化新质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的价值取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实现人的主体性建构，并转化为社会的集体行动，提升各族人民向心力和聚合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使人类活动摆脱“物质纠缠”，回归“人文化”，由“物本”社会跃迁“人本”社会，实现对西方经济理性的物质主义的超越，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
结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新时代孕育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特别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在本质上超越了西方那种单纯追求工具理性式物质文明的发展模式。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表现为生产力与文化力的深度融合，汇聚起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合力，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高度契合，经历了从对人的依赖的自然共同体阶段，到对物的依赖的机械共同体阶段，再到人与人联合的有机共同体阶段的演进过程。孕育于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共同体模式，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作用，经由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形态。它创造性地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重要论断。运用“两个结合”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问题，能够深刻阐释其相关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集体主义智慧和和合共生的底层逻辑支撑，促使人类活动从“物本”社会跃升到“人本”社会，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追求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和合共生的优秀基因。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主张不同文明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地理空间的国家或地区实现多元有机共融共生的文化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包容性、开放性、共生性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化的新范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本研究以社会关系为切入点，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民族关系视角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核心议题，未来可沿着“人”的关系这一微观起点，推论到民族关系的宏观结构，实现从个体互动到民族耦合的逻辑跃迁，从而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推向更纵深、更精细的学理层面。
注释：
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8/content_6901250.htm。
②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构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徐勇：《无治理不成共同体：政治学的视角》，《理论学刊》，第4期，2024年；何明：《民族研究认识论转向与民族学知识体系重构》，《思想战线》，第6期，2019年；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2009年；边燕杰，缪晓雷：《如何解释“关系”作用的上升趋势？》，《社会学评论》，第1期，2020年；杨明洪：《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属性与建设逻辑》，《学术界》，第3期，2023年。
③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构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④徐勇：《无治理不成共同体：政治学的视角》，《理论学刊》，第4期，2024年；沈桂萍：《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2015年；陆春梅，王希恩：《从“共同体”“中华民族”两个视角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广西民族研究》，第1期，2024年；郝亚明：《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2022年。
⑤董天佳：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国大百科全书》，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84060&SubID=95440。
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文明交融论》
⑦淮南子·卷11齐俗训诗解4四因制宜法因人情
⑧陆春梅，王希恩：《从“共同体”“中华民族”两个视角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广西民族研究》，第1期，2024年。
⑨巫达，孟凡玉：《秦朝“书同文字”政策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黑龙江民族丛刊》，第2期，2023年。
⑩《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211284。
⑪王峰明：《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本质规定和历史嬗变——与唐正东先生商榷》，《哲学研究》，第8期，2014年；马文保：《现状与问题：马克思生产关系思想研究》，《哲学研究》，第6期，2015年。
⑫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test/2008-08/20/content_1075279.htm。
⑬张巍，胡鞍钢，叶子鹏：《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新中国70年总结与展望》，《财经问题研究》，第1期，2021年；李春华：《文化生产力：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新视角》，《马克思主义研究》，第9期，2009年。
⑭向勇：《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价值旨归和逻辑进路》，《艺术百家》，第3期，2024年；李凤亮，周建新，花建等：《加快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探索与争鸣》，第7期，2024年；季为民，王惠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智库理论与实践》，第9期，2024年。
⑮李曦辉，王贵铎：《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2024年。
⑯樊浩：《人文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学”》，《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6期，2024年。
参考文献：
[1][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陈志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上[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2、2.
[3][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M].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0.
[4]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4).
[5]李春华.文化的“化人”与思政的“育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9).
[6]徐勇.无治理不成共同体：政治学的视角[J].理论学刊，2024(4).
[7][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33-73.
[8][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52.
[9][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28.
[10][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
[1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5.
[1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9.
[13]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N].人民日报，2013-9-10（07）.
[14]贺来.“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J].中国社会科学，2015(6).
[15]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8.
[16]钱穆.文化学大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4-6、4、6.
[17][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7、144.
[1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104.
[19][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176.
[20][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
[2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06.
[22][德]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07、407.
[23]石绍宾，王加华等.聚焦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3：185.
[24]梅杰.应急治理共同体的历史证成与路向诠释——以应急性对口支援为方法[J].湖南社会科学，2024(4).
[25]李甫春.当代商品经济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J].社会学研究，1986(4).
[2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
[2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58、191.
[28]高丙中.社团合作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有机团结[J].中国社会科学，2006(3).
[29][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
[30][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9.
[3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30.
[32]吴向东.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1).
[33]杨瑞龙.中国模式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J].经济研究，2023（7）.
[34]王汝良，侯传文.“文化”与“文明”综辨[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2-24（10）.
[35][英]泰勒.原始文化[M].蔡江浓，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
[36]邹广文.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叙事结构[J].哲学研究，2021(11).
[37][美]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5：3.
[38]孙正聿.马克思与我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82.
[39]李曦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科化的核心要件[J].经济导刊，2024(2).
[40][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0.
[4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
[4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1.
[43]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32.
（责任编辑：王启涛）
初审：高 婵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