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统一的经济体。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变中，经济基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其逻辑理路是，人们在“共同的经济生活”中的经济相依性、互补性为文化习俗等扩散、传播、相通创造了条件和机会，而中原农耕文明中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大一统”传统文化，影响并强化了各时期统治集团政见的一致性、共同性，执政者通过政治实践及国家制度建设推动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的融聚。从“自在”“自觉”到“自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经济基础上的利益联结实现了从“相依”“联动”“共富”到“共赢”的跃升。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走向现代化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基础、民心基础，在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的发展新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超越。
关键词：相依；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纽带；新超越
一、引言
中华民族是在漫长历史中各民族经过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具有多元一体特征的民族共同体。数千年来，各民族始终保持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经济联系，有力增强了国家整体实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1]从满天星斗散居于各地的起源时期，中华各民族之间就存在着内在联系性，并表现出相互吸收、交融的特点与统一的趋势。[2]古代封建时期，五方之民农、牧都有，游牧之民无宫室城郭，是为戎狄，华夏之民专事耕织，“为了防御游牧人的入侵，故筑沟建墙以居”[3]。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造就了先民们不同的谋生与物质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因为此，各民族之间因需求而衍生的各种形式的交往与碰撞具备了基础和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可见，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物质、交换等经济要素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中得到进一步廓清，“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5]这里的“交往方式”可以理解为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诸要素相结合构成了社会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这里的“社会形式”就是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文化、法律、艺术、宗教、制度等的形态和结构。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变化关系的论述，其核心即是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能够影响经济基础。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变中，经济基础为各民族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多重条件。在不同时期，人们因物质、经济利益等因素不平衡而引发交往联系的地点、规模、方式等不同，但涌动于经济联系之下的实然性结果却内含着一定的规律，“民族间经济交往，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和亲、贸易，都是合类性过程的具体历史形式”[6] 。人们在共同的经济生活中的经济相依性、互补性为文化习俗等扩散、传播、相通创造了条件和机会，而中原农耕文明中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大一统”传统文化，特别是“九州同贯”“四海一家”的天下观，进一步影响并强化了各时期政权建立者政见的一致性、共同性，执政集团通过政治抱负与政治实践及国家制度建设推动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的融聚。因此，经济基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纽带作用。
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在学术界和社会大众当中已有了相当程度的普及[7]，查览相关研究成果，不管是“原生民族论”，还是“建构民族论”，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性及其多重属性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即不同于历史上政治制度产物[8]的西方民族国家，也非想象的民族虚体[9]，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实体性，决定了多维层面的内在规定性及多重属性，即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学者们对其内涵也进行了深刻阐释。但是，这些阐释更多的是在单一向度内的深入根植，鲜有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多重属性间的横向关系作出澄清，以经济纽带为切入视角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尚属于研究的薄弱环节。那么，经济因素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机理和内在逻辑是什么？在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这是本文要重点回答的问题。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经济纽带维度：一个分析框架
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早在古希腊时期，城邦成为共同体的依托方式。亚里士多德基于对善和道德的追求来理解共同体，他认为“共同的善”是公民共同生活的价值取向，进而形成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有机联合体[10]。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体现持久而真实的共同生活的有机生命体，与机械的、基于利益联合基础上的现代社会不同，共同体的联合源自血缘的亲密结合、空间内的接近和精神的亲近，具体体现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11]三种渐进的形态。可以看出，人们对早期共同体的认识是，一种凸显人文价值关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生活方式。[12]然而，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商品和贸易日渐发达，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加快，专业化分工与合作逐渐打破了基于血缘地缘情谊的社群关系，相互不识的人们在一起从事着各种生产与交易活动，亲昵而温情的社群被冰冷的世界取而代之。[13]如何在这个个体主义盛行的时代重建并繁荣共同体成为彼时的“时代之思”[14]。马克思基于人在共同体中的地位、权利和发展机会的政治批判，做出“虚假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的思辨，他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5]可见，只有“真正的共同体”才能保障作为类存在的人基于物质条件的交往，才能兼顾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显然，人类以何种方式更好地共同生活[16]是共同体演进过程中人们探索的重要问题。滕尼斯洞察到，共同体变迁的动力来自人口的增长、技术的发展与改进、大宗贸易、大规模的战争、大企业的出现、大城市的崛起等要素。但共同体演化路径并非唯一的，我们需要在多重路径的张力中来理解、看待西方民族国家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流变。但可以肯定的是，由经济所引发的要素在人的合类性增长以及共同体变迁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17]。
（一）何为中华民族历史演进中的经济纽带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发生着纷繁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当中，“决定性的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8]。人们为了生活，首先要依靠食物、燃料、衣着、住房等自然产品，[15]但古代中国农牧业分工的经济结构和地域分布格局，迫使人们必须在物资上互通有无，所以分工与交换就为各民族间的交往联系打开了空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9]因而，确切地说，由物质生产所引发的分工及交换是各民族间交往联系的经济纽带。
马克思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5]中国古代各民族的交往与当时各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也与劳动分工和劳动产品结构种类密切相关。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5]几千年来，传统农业是先民们最重要的经济活动领域，农业一直是贯穿于中国传统千年史之经济基础[20]。自战国秦汉时期传统农业经济形态确立以来，越来越发达的农业及农业剩余支撑了历代集权王朝的经济繁荣与国力强大，即便是大国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霸的务实策略也是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层面强化农业的开发利用。因此，这种以种植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被不断强化，也为传统时代各种非农经济部门，如商业、手工业、纺织业等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土地是农业区扩展的刚性资源，随着农业区人口不断增加，人们对土地的需求大大增加，北部地区越来越多的宜耕宜牧地区被开发成农业区，南方许多可渔可农地带逐渐转化为以农为主。然而，拥有大量的畜群且迁徙不定的游牧部落也需要大面积的牧场，同时需要一定的农产品和生活物资，因而也需要扩展，这就与定居农业之间产生了矛盾和斗争。西周中期开始，戎狄东侵，在与华夏族的斗争中，一部分戎狄族融合到华夏族中，另一部分则迁徙到塞外，结束了中原地区华夷杂处的局面。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在分布上大致形成了以长城和黄土高原为界的分隔线，逐步形成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长期并存和互相斗争的局面。[21]
在欧洲历史上，大规模的蛮族入侵覆灭了罗马帝国，其后日耳曼人与当地农业民族同化，由游牧或半游牧的民族转化为定居农业民族，建立了农牧并重的经济结构，从此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分界和对立极少出现。而我国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长期分界并存正反映了我国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独特性。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存在差距，不同经济类型和生活习惯的群体之间形成交往与联系的需要增加。游牧经济虽然牧场广阔，畜群庞大，但这种经济形态单一且不稳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同时，由于居无定所，较难形成稳定的社会条件，种植业基础也很薄弱，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区相比，难以满足人口不断增加的生产生活需要，常常出现饥疫蔓延、物资匮乏的状况，这也是公元48年南匈奴附汉的主要原因。这样，以农为主的地区和以牧为主的地区在经济上就存在往来必然性和必要性，由此带来的财富转移并形成利益均衡，成为建立经济关系的动力，也是形成交往关系的客观规律。显而易见的联系模式就是贸易，当然这种贸易与希罗多德著名的“沉默贸易（silent trade）”不同。历史上，通过互市或朝贡的方式，游牧民族的牲畜和畜产品输送至中原地区，为中原地区的交通运输和农业耕作提供了动力，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而中原地区的农产品、手工产品、铁器、农具和生产技术也不断传入民族地区，不仅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且丰富了这些地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另一常见的联系模式就是掠夺与军事征伐。虽然这种武力入侵会给中原农耕地区带来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但这种外部冲击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中原政权重农保护政策，另一方面由于中原体制的内化能力，使征服者在融合的进程中被中原的经济和文化所吸纳，加入中华体系，分享中国的富足[22]。共同体一定离不开内部结构的有机关联与发展进程的动态延续，[23]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下，我国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形成了长期联系、相互依存的动态均衡局面。
（二）经济纽带助推共同体演进的机理和内在逻辑
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为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自秦汉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以来，中央政府始终根基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质和稳定器作用，以经济纽带将各地区各民族联结成一个整体。随着生产要素在各区域间的流动，农区与其他类型经济区域之间分工与合作日渐普遍，各民族逐渐突破原有血缘、地缘、宗教信仰的心理局限，族际间交往的区域与范围不断扩大，为共同体内政治、文化、社会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和契机。
1.经济交往促进文化相融
“文化固定论”和“文化虚无论”是论证文化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两种典型观点。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认为，在长期分析的情形下，文化和价值观没有独立的生命，其在经济条件和生产力之间充当了中间变量，仅仅起着将收入效应传递给生产行为的作用。[24]因此，西蒙实际上否定了经济增长中文化的作用，他认为价值观对新的经济环境做出反应存在较长的滞后期。实际上，他的隐含之意是，文化是由经济创造的，但不是由当代人创造的，而由前代人的经济生活创造的。埃里克·琼斯（Eric L.Jones）建议采取中间立场，他认为，文化与经济之间存在持续的相互作用（Cultural Reciprocity），可以将文化视为经济行为必须通过的成套过滤器；过滤器能够潜在地放慢经济行为，但是最终会因来自经济的反馈作用而改变。[25]显然，琼斯肯定了文化对经济的客观作用，但认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对称的，经济处于支配地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认为，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持续的互动关系，但他强调特定社会的经济现象必须在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路径之下理解。毋庸置疑，文化不是静态的，经济变迁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文化融合和跃迁，看待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不能躐等躁进，必须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语境下探赜钩深。
在《货殖列传》中，太史公司马迁阐析了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则及其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他提出，“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26]司马迁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的共性，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任其能、竭其力，其结果就是社会经济的自组织运行。两千年前，太史公就阐明了农、虞、工、商各守其业、分工合作、物畅其流、共享繁荣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法则。他也指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26]司马迁认为，没有物质经济基础，社会就很难建立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他用浅显的道理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经济与精神文化的关系。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每一种文化都代表了一种在当前的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均衡[25]，但是，在更多情况下，文化不会岿然不动，会随着经济发展不断经历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的演进过程。[27]
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经济重心开始逐步南移，而大运河的开通在畅通南北水运、扩大物资运输规模、促进商贸、加快信息传递的同时，使其不仅成为连接北方政治权力所在地与南方基本经济区的生命线[28]，为形成全国范围的市场打下基础，也为南北跨地区文化交流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传统农业和传统农业文化是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核心内容，也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富饶的土壤。1977年出土的西夏鎏金铜牛，其造型逼真、形象憨态柔和，这件青铜制品将中原地区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和党项族的民族特色有机结合，既为西夏社会从游牧经济转向农耕和畜牧兼营的经济形态提供了实物佐证，也见证了经济变迁中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2.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共荣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统一不同于波斯帝国的统一，波斯帝国是包容多样性的统一，而中国则是抽象的统一。[29]实际上，这一见解并非与历史相符。波斯帝国虽然建立了一个以波斯人为核心的统治中心，但并没有把具有多样性的各部分真正统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波斯既没有成为帝国的经济中心，也没有成为文化中心，中央集权统治之下的诸部分并未形成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稳固的共同体。因此，严格地说，许多古代帝国只是一个强国征服了其他国家的结果，而不是真正的有其民族和经济的必然条件的统一。[29]
有学者认为，维系共同体存续的核心要素都在于共同性。[30]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延续壮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同性的基因传承，它至少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秦以来郡县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的持久统一做了政治上的准备，二是以农为本、鼓励耕织的执政思想成为历代集权政府始终恪守的基本原则，三是包含“道”“天”“仁”“礼”“德”等一整套教义的儒学思想成为国家哲学，并通过经济交往广泛传播。这些共同性要素在中华民族形成一个日益加强的整体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传统时期，各地区之间虽然在地理空间上有间隔和区别，但是这些并不能阻断各民族相互间的往来联系，不能阻隔以中原为中心的各地区各民族的对流迁移，进而形成不同地区经济生活、风俗习惯、服饰建筑等的多样性和政治文化上的统一性。中华民族始终在包容多样与统一的趋势中演进。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最先繁荣起来的农业区。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农业区和南方农业区关系日益密切，到汉代形成了统一的汉人农业区。西晋王朝内部发生混乱以后，在南北相持的局面中，中原地区在政治上与北方畜牧业区形成一体，但在经济形态上和南方农业区基本一致。结果不是北方农业区被畜牧业化，相反，是入居中原农业区的少数民族被农业化和汉化了。中央政府通过土地、赋税等制度控制基本经济区，并用军事与官僚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28]强化中央治理权威。正是较为稳定的经济结构、利益分享机制、一体化治理及秩序主义的儒家思想，使各民族滚雪球般融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因此，虽然民族的凝聚或离散状况的演变更替，与政治制度的自身演变发展息息相关[31]，但古代中国在政治上统一的趋势以及各民族间联合和融合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客观经济条件作用的结果，因为国家的意志，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5]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纽带的历史演进样态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在漫长历史中形成、发展和巩固的文化共同体，也是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政治共同体，更是以经济联系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马克思在论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时指出，人们努力争取的一切，都同利益和财富有关。[18]太史公司马迁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以说，追求利益与物质财富是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而这一力量犹如一股潜流，牵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脉动。
（一）相依：自在时期共同体内经济互补共生与内生融合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32]自在发展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以来，由于铁犁牛耕的普及和推广，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形态得以确立，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成为先秦时期乃至其后社会形态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成为各民族间相互接触、渗透、融合的依托。马克·格兰诺维特认为，个体对利益的认知和行为选择不仅取决于当下的利益关切，还受到过去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33]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基于对人口、土地等资源的争夺，使得中原农耕民族与边疆游牧渔猎民族之间政治碰撞和军事征伐时有发生，南北朝、辽、金、元、清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南下问鼎中原，与此同时，人们基于物质条件的交往联系变得更加频繁，与之相伴的是中原文化对边疆地区的输出和扩展，并进一步影响边疆地区社会变革发展的历程。
首先，这一历史阶段统治集团自上而下推动创新与变革，不仅改变了边疆地区经济面貌，而且进一步促进内地与边疆地区政治文化的互鉴融通。秦汉时期大部分边疆地区处于氏族社会或者奴隶制社会等较低层次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低。伴随着中原与边疆地区的互动，少数民族吸纳中原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优长而实施经济制度变革，在原有的采集狩猎经济和游牧经济之外出现农耕、纺织、冶炼、制陶、采矿等新的生产部门，使边疆经济出现新的增长点，成为推动边疆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与发展的新动力。如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北地区大力推行屯垦，同时，推广铁犁、耧车、牛耕、代田法和区田法等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重视兴修水利灌溉设施，使西北边疆由以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农牧并重的经济结构演变。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等民族，在中原农耕经济的影响下模仿中原王朝建立较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从游牧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军事实力，建立强大的政权。
其次，王朝统治者通过政治统合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影响，引起边疆地区政治文化发生重大变化，推动边地一体化进程。历代王朝积累了丰富的治边经验，形成各种类型的政治统和策略和手段，包括征讨、占领、驻屯等军事手段和盟誓、朝贡、和亲、质子、羁縻等和平方式。如西晋武帝时期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招抚政策，北方出现了汉人与少数民族大量杂居现象，促进了民间经济文化的交往融合。唐代文成公主进藏，把中原的农具制造、种植、纺织、建筑、造纸、酿酒、制陶、冶金等生产技术传入西藏，西藏地区农产品加工、纺织、刺绣等生产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社会获得跨越式发展。清代雍正年间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改革，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废除原来土司的赋役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改土归流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历代中央政府还通过兴办屯垦、鼓励移民等方式，把中原汉人迁往边疆地区，给边疆社会植入稳定条件和大量拥有生产技能的劳动力，有效促进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汉武帝时期仅在西北即置屯田士卒60万，并设专门管理机构。隋唐时期除西北外，还在西南、川西、南诏等地区设置屯田，屯田土地达5万顷。
再次，这一时期持续而频繁的商贸往来，进一步促进中原与边疆地区文化交流和大一统政治认同。商贸往来不仅有朝贡方式的官方贸易往来，更有大量民间自发的贸易往来，这一过程也是中原文化向边疆地区大范围渗透、扩展的过程，推动汉人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融合。如秦汉时期以畜牧为主的匈奴人为了解决生产和生活的需求，用牲畜、皮革等物品与中原农耕民族的铁器、铜器、陶瓷、漆器、黄金、服饰、药物、丝织品等物资进行交换。西汉初开始与南越国互通关市，逐渐形成互市制度。东汉互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互市的对象包括乌桓、北匈奴与鲜卑。隋唐两代主要与西北边陲蛮夷互市。宋朝与契丹、渤海、党项等周边地区少数民族互市不绝。互市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农业、工商业、手工业发展及水陆交通线的建设。秦汉以来大量中原汉人南迁，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客家人南迁、汉人入藏、湖广填川、东北流民等，这些移民浪潮中伴随着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也使边疆地区逐渐接纳、认同并实践国家一统的治理模式。
（二）联动：自觉时期危机应对中经济自救与转型发展
至晚清时期，专制政府政治靡废，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愈发悲凄。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已是气息奄奄，处于全面崩溃的前夜[34]。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列强开始全面侵华，清政府软弱战无胜绩，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这一时期，国内各民族在反抗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和西方列强的殖民压迫中逐渐觉醒，形成了“自觉”的斗争意识。自1861年开始，晚清政府试图变法图强，推进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建设[35]，尤其是洋务运动后，共同体内经济联系愈发紧密，一体化联动趋势加强，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性、共同性并不因时局动荡而减弱，[35]各民族民众通过迁移、商贸、经济开发建设等活动进一步加深了解，中华民族在团结统一基础上逐渐从传统向现代国家转型。
首先，这一时期腹边一体化联动产生了一批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推动国内封建经济结构逐渐向资本主义近代机器工业体系转型。洋务运动后，逐渐深入、逐渐展开的对外商业活动促使传统农工结合体经济逐渐分解，国内政商界在“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驱策下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一批地主、官僚、买办商人转化成民族资本家。中国各地经济的差异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中国在地主经济基础上，必然有很大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生产物，须通过赋税或地租的方式转化为商品，所有这些条件，都会直接、间接拓展市场，[36]同时，伴随着国际资本进入、机器设备的输入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推行以及商工业市场分工扩大，各民族民众被更加深入地卷入到资源、技术、资本等要素一体化的大市场中，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产业工人。
其次，随着各地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推进，边地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开始改善。清末，全国陆续建成铁路9000多公里，除了西北地区外，东北、北方、华东、西南等地均有铁路线运营。1895年前，全国电讯交通“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37]，1919年北洋军阀在新疆安装无线电通信设施。1909年前，宁夏、新疆、西藏等地设立了邮政机构。[38]全国范围内交通通信网络的形成，为人口、物资、资本、信息等要素向边疆地区流动、形成腹边一体化发展格局创造了必要条件。如晚清时期开放边禁后，内地迁居东北地区从事农业开发的移民，运用中原先进生产技术提高东北地区农业产出水平，使东北逐渐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产粮重地。
再次，近现代商贸网络的发展使各区域间形成了经济互通的格局，进一步深化了各民族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辛亥革命的转捩作用不仅在于它推翻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更在于促动封建经济基础解体和变形。清末民初，传统农工结合体逐渐分解以及交通、货币、税制等方面逐步便利使新式商工业规模逐渐扩大[36]。农民大起义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由官业和民间自发的商品贸易使内地与边疆的农工商贸交流越发频繁，逐渐形成了全国联动的市场体系，为此后形成统一的现代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如西南地区很多群众都参与的“马帮”促进了南北地区的商品流通和文化交融。新疆养蚕业有了很大发展，南疆通过聘请内地专业人士，采用新技术，蚕桑业有很大发展，1909年南疆蚕丝产量增加到70多万斤。[39]
（三）共富：自强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利益整合与共建共享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胜利。此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使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各民族利益得到体现和保障，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得到统一，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统一经济体，这一属性判断不仅源于历史上中华各民族经济发展方式的互补性和经济联系的紧密性[40]，同时也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本质要求的规约[41]。
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体”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各民族在经济上互通有无，相互依存，各个不同的经济单元最终汇集成一体，在夯实经济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走向新的胜利[42]。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民族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了独立而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障碍被逐渐破除，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使农工商三次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各族人民在平等团结的社会政治构架中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果。王希恩先生认为，经济的高度社会化和一体化是民族内部聚合力最牢固的基础[43]。新中国成立以来，来自经济层面的纽带作用，在不断增强各民族共同性的同时，为共同体内政治认同、文化融合创造共同的价值基础。
一方面，按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本质要求，我国将改革作为第一驱动力，以持续的经济增长为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奠定基础。“每种的经济活动都渗透有社会的或政治的作用”[36]。为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44]，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出不同的战略部署和实施策略。建国初期，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国家优先在民族地区安排冶金、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资源重大项目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民族地区建立现代工业体系。1964年到1980年，党中央在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全面开展三线建设，投资2000多亿元，动员几百万人力，进行国防、工业、交通、科研和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变了中西部地区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运输、邮电通信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状况，初步构建了西部地区现代化工业体系框架。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做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等重大决策，实施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一系列区域性支持政策，边疆民族地区的市场规模、商品贸易、货物运输等快速发展，各族群众享受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网络物流等的均等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45]，科技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另一方面，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城乡和地区发展，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牵引，将边疆民族地区更广泛的纳入到统一经济体中。如南水北调、北煤南运、西电东送、西煤东运、西气东输、南粮北运等资源跨区域调配工程，形成全国各区域间合作与发展一盘棋的格局。尤其是青藏铁路、扎墨公路、独龙江公路等偏远地区交通线路的开通运营，彻底打开了边疆民族地区封闭隔绝的地理与心理空间，增强了边疆各民族对祖国的政治认同、情感相依。
（四）共赢：新时代经济纽带牵引共同体建设巩固情感共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新动力，民族地区发展也迎来了历史性变迁。但是，纵观国内外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形势复杂多变，由利益、资源、意识形态等因素引发的各种风险隐患棘手难测，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更要团结一致、凝聚力量，确保中国发展的巨轮胜利前进。[46]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民族建设是创造由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连接的共同体意识，这是任何外部力量无法达成的。[47]福山的这一观点强调了民族建设过程中历史经历、文化元素等内在因素对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键作用，但历史上很多欧洲国家民族建设是基于某一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文化群体，一些国家甚至强调单一民族的纯粹性导致排外或民族主义极端化现象。而观之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嬗递表明，经济互补相依为各民族互通以及“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1]提供了密不可分的牢固纽带。正是基于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对统一的内在价值追求及由经济奇迹造就的强大国家实力，各民族才可以在安全、稳定、统一的共同体内共享由“富起来”向“强起来”飞跃的荣光，共同体意识不断加强。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共同体的一致性是由其同质性、共同性所构成的[48]，与西方一些国家忽视族群多样性而突出强调建构同质性的民族国家不同，中国是包容多样而聚为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当前，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一致性目标进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运用三次分配协调机制分好“蛋糕”，把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各民族共同利益、提升人民共生质量作为共同体建设的重中之重。
首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为各民族“五个认同”、文化交融和精神融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民族地区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真正实现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49]。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12-2023年，民族地区生产总值从5.1万亿元增长至13.3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28109元增长至68904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5%以上①；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不断完善，航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极大改善了民族地区与区内外联系，成为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助力器；民族地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50]正在加速形成，2012-2023年，民族地区进出口总额从1003亿美元增长至2298亿美元，实现翻倍，年均增长10.7%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及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其次，经济发展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发挥重要的牵引作用。新发展阶段，国家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支持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全国统一经济体的形成为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场域和制度条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大内需”时代，国家支持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产业、民族特需商品、大数据和其他有优势的产业，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市场规模、商品贸易、物流网络等快速发展为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中，作为跨区域资本融通的平台，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促进了各地区企业资源整合与业务拓展，增强了地区间相互依存度。以“互联网+”为特征的各类数字平台为共同体内资源共享、政治参与、文化融通搭建了分众化、智能化、普惠性的便捷通道。可以说，新时代共同体内各民族间经济交往、文化交融和情感塑造的广度深度前所未有。
再次，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工具支撑。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能局限于意识形态上的建设，不能停留在价值层面上的应然抽象之中，而更应该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度探寻工具性支撑[51]。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对于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边疆民族地区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等，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和少数民族地域分布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多元化的利益与价值诉求、信息茧房、时空脱域、外部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等增大了聚合人心的难度。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不仅提高各族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52]。充分的在场感、认同感和参与感将使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的可持性发展新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超越。
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需要从中华民族诞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寻求理论答案。[53]追溯历史可见，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管子也曾经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见解。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华民族先民们，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对抗自然的能力加强及剩余劳动产品交换的需要，不断冲破地域、族群、语言等界线和限制，形成了各民族长期交往互动的格局。自在时期共同体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仅使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形成经济上的互补依存，更是造就了焕发异彩的春秋战国“轴心时代”，及秦汉以降“大一统”政制秩序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自觉时期各民族同胞在反抗专制统治、共抗西方列强的斗争中民族意识觉醒，晚清洋务运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边疆开发等推动形成内地与边疆地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为中华民族团结自救及族际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是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新生时期，中国共产党超越以往任何政治力量，建成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民族逐渐突破原有的血缘、地缘、宗教信仰等禁锢，使跨区域经贸协作、文化互鉴和族际流动成为常态。进入新时代后，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较为紧密的经济往来、较为发达的经济环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物质基础[54]，而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将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社会基础、民心基础，为各民族共同富裕和“五个认同”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将继续书写中国及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55]。
历史充分证明，各地区各民族只有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才能更好推动国家经济繁荣、更好实现自身经济发展。[1]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要继续发挥经济领域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牵引作用，以新型工业化并联式带动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数字化和科技发展，坚持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50]，以加强地区间的交流合作为契机，更好的融入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同时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三个意义”，既要夯实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更要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世界，在实现物的全面丰富的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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